关于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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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讨

关于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讨

乔晓勤

　　处于我国北部边陲的内蒙古，在史前时代恰好处于中原的农业文化区与东北亚草原文化区的交界地带，因而本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不但可以建立区域性的文化发展谱系，而且具有相当的国际意义。

在研究草原地区游牧文化的起源及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关系方面，内蒙古的考古材料有独特的价值

。

　　在过往的四十年中，内蒙古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就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而言，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已有一定数量的细石器地点发现于内蒙古的东西部各地［1］，使日人滨田耕作的调查材料得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2］。

20世纪70年代开始，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发现和全面研究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辽河上游、内蒙西部黄河流域众多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发

现［3］，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本地区的史前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考古工作者曾结合历史文献，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与历史上的“鬼方”、“东胡”、“匈奴”等联系在一起［4］。

近年来在内蒙西部发现的朱开沟、老虎山等遗址的考古材料中显示出由距今3500年起，气候有明显地转向干凉的趋向，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些遗址的早期农业文化后来随气候变化转化成为游牧文化。

虽然如此，对于内蒙古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文化的发生问题，在考古学文献中还较少做全面分析。

而这一问题无疑是我们研究北疆考古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本文就此作些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按照人类学家的看法，畜牧业是人类的一种主要的生存方式。

畜牧生计是人类对大草原、山区、沙漠、或其他早期农业文化所不能适应地区的文化适应［5］。

而畜牧（pastoralism）主要是指人类驯化、管理牛、马、绵羊、山羊、骆驼、驯鹿等有蹄类的群居性家畜的生活方式。

早期畜牧业的基本特征是人类群体伴随寻找水、草而移动的畜群而有季节性的迁徙，鲜少长期定居。

由于移动性生活需要广阔的游牧圈，所以与农业社会相比，游牧社会的人口密度明显较低。

畜牧业主要有四种类型，即：

1.冻土牧民。

2.草原牧民。

3.沙漠、沙漠绿洲牧民。

4.热带干草原牧民。

其中的第二类型以马、绵羊为主要家畜，其次是牛和双峰驼，第三类型主要有骆驼、山羊这两种驯化动物，而绵羊的比重也很大［6］。

　　游牧文化是欧亚大陆北部高原的主导性文化，从黑海北岸一直到蒙古高原都是这一文化的分布区。

在详细讨论实际的考古材料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游牧文化生成的基本条件和方式先进行一些简单的讨论。

在自然生态条件方面由黑海经高加索山脉到里海，再进入天山山脉。

阴山山脉一线，基本处于北纬40°以北，由此向北跨越约20个纬度，分别到勒拿河、叶尼塞河、伏尔加河中游一带是欧亚大陆游牧文化的主要分布区。

这一广阔地域的主要地貌单元包括山脉、高原草原、沙漠，其间又有一些大小河流、湖泊等。

处于这一文化带上的蒙古高原现今冬季的平均气温在-10～20℃之间。

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下。

干燥指数线在1.5～2之间。

本区内的主要植被是各类耐寒的草本植物和灌木。

自更新世末以来，以有蹄类为主的哺乳动物在这一地区有广泛分布。

这种基本生态条件在整个上述欧亚草原地带有普遍的相似性。

　　就世界范围的考古材料来看，游牧文化的产生是与人类驯化动物以获取更大量可靠的食物资源的尝试有关的。

在更新世晚期的近东，人类的狩猎活动越来越集中于鹿、羚羊、野羊这样一些有蹄类动物上。

跟随这些动物的逐水草移动，人类开始了季节性的群体迁徙。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野羊为这一地区的人类提供了大量的肉类和皮毛，这一阶段人类的狩猎活动涉及各种年龄和性别的动物。

从大约公元前9000年开始，人们的狩猎出现了某种选择性，这一时期的人们食用未成年的野绵羊，占其所猎取羊总数的50％，同时，所猎的雌性动物的比例下降。

这说明当时人类已知将雌畜保留下来用以繁殖的知识，到公元前7000年时，人类已可以将绵羊由其原自然居住地带到约旦河谷驯养了［7］。

值得注意的是，近东早期的动物驯化往往是和植物栽培结合在一起的，而在欧亚草原地带作为单一适应形式的畜牧业大量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以后［8］。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专门化的畜牧业发生于农业进一步集约化。

灌溉系统的出现，以及相应的人口增长，社会组织化加强之后，畜牧业的专门化是社会生产分工进一步精密化的产物［9］。

另一方面，畜牧业从农业中游离出来后，其有效发展的区域是那些不适宜于农业的干凉草原地带。

在人类总体的适应方式中，畜牧业是一种有用的策略，它可以把绿草和灌木这类人们不能直接利用的能源转变为可资运用的食物产品：

奶、血、肉。

　　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大量游牧部落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后的事。

导致农耕、畜牧混合型经济向单一畜牧业转化的重要动力之一是气候的变化。

在这一地区，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气候逐渐转凉。

到公元前2000年中叶，曾出现过一段气候变暖的时期，而到公元前1200～前500年期间，再进入一个新的清凉、干燥期［10］。

人类在欧亚草原及邻近地区生计方式的主要转变即发生于这一个阶段。

从上述有关游牧文化的概述中，我们也许能初步归纳出游牧文化起源的一些规律来。

1.游牧文化最初的发祥地多位于草原和农业区域的交界地带或邻近地区，在那里畜牧业发生之前曾存在过一种持续较长时间的农耕、畜牧混合型文化（这一阶段单位畜群的规模相对较小）；2.游牧文化产生于特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下，单纯的畜牧业产生后即向先前人类未曾开发的高纬度草原地带移动，并逐步形成在较广大地域内较低密度的（通常处于季节性流动的）人口结构；3.游牧部落不断以和平或冲突的方式与其相邻的农业群体发生联系。

但游牧文化一旦形成，则较少重新转化为过去混合型文化的张力，农业文化也不具备向不适于农耕的干旱草原地区扩张的能力。

因而，在长时间内游牧文化都处于与农耕文化平衡发展的状态下。

内蒙古与游牧文化相关的早期发现是一系列的细石器地点。

包括：

东部海拉尔的西山岗、满洲里的扎赉诺尔以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及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细石器地点，以及西部包头转龙藏、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托克托县、呼和浩特二十家子等地点。

主要的石制品是用玛瑙、燧石、石英为原料经过间接打击和

压制加工制作的石器。

器形包括镞、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石片和石核等。

当时的研究者指出，这些细石器遗存或属于“狩猎兼营畜牧”群体或属于“畜牧—狩猎为主，而兼有部分农业”的群体［11］。

由于这些石制品多为表采，缺乏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和碳十四断代数据，所以其时代属性不甚明了。

但正如佟柱臣先生指出的，细石器是在我国的草原、沙漠地区以及与其邻近的地带，在有石英、玛瑙、燧石等石材的条件下，一定技法一定形式而反映在工具上的一种含意［12］。

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本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早年被统一归入“细石器文化”范畴的一批细石器遗存分别被归入阴山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不同的新石器文化系统之中。

在这些新的考古文化范围内的细石器遗存有了明确的年代归属，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这类遗存的源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如内蒙东部的兴隆洼文化中，出土有为嵌粘在复合工具凹槽中的压削长条形小石片。

该遗址的碳测年代是5290±95B．C。

赵宝沟文化的碳测年代之一为4270±85B．C，该遗址中出土了细石器的石片、石核。

内蒙西部阿拉善遗址的第二期出有镞、刮削器、钻刻器、石叶、石片、石核等细石器，三期又新出细长柳叶形镞及镶石片刃的有柄骨刀。

二期、三期的碳测年代分别为4790±70B．C及4330±80B．C［13］。

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现的细石器通常与篦纹陶或“之”字形纹陶器共出，陶器器形以直口筒形罐为主，少见或不见伴生大型打制或磨制石器。

近十年来，在内蒙东西部各个聚落遗址中发现的细石器一方面与裴李岗至龙山阶段中原的新石器文化在时代上是平行的；另一方面细石器与表现出定居农业鲜明特色的一组陶器、石器共出。

例如，内蒙西部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的老虎山遗址中，包含有种类比较丰富的细石器，体现出农业文化区（或者说农业文化区边缘地带）内多种文化因素的存在［14］。

这种农耕、畜牧、狩猎的混合型经济通常是游牧民族形成前的文化特征。

我们尚未有关于上述遗址中驯化动物的详细资料，但从这些地方自然生态景观来看，当时可供放牧的地方当比中原地区要大。

　　朱开沟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揭示出由农牧混合型文化演变为游牧文化的大致时间和过程。

在朱开沟遗址的五段文化中，磨光石器、陶器都能找出前后承袭的演变序列。

第一段的时代属龙山文化晚期。

而第五段文化中商式青铜戈与草原系鄂尔多斯青铜器共存［15］。

第五段所处的时间恰是欧亚大陆气候全面转向干凉，斯基泰—塞种人游牧文化开始兴起的阶段，两者应不是偶然的巧合。

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草原青铜文化当是兴起于邻近黄河中上游以北，与农业文化圈相接的草原地带，然后再向其他地区扩展。

田广金先生曾指出，“商代晚期以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逐渐向东、向北扩散，向北直至西伯利亚”［16］。

这一结论当是与游牧文化兴起、扩展的实际过程相吻合的。

　　游牧部落形成后，有向周围地区扩展的需要，而这种扩展通常指向那些气候更寒冷、先前较少有人活动的高原草原地带，并逐步形成不同群体的游牧圈。

一个群体可能会相对固定的在一定的范围内随季节迁徙，也可能有较长距离的群体“移民”。

在内蒙古地区，早期的游牧部落大概是从黄河沿岸地带逐步向北移动，进入阴山山地和阴山以北的草原地带以及锡林郭勒、呼伦贝尔两大草原。

除上述海拉尔、满洲里、新巴尔虎左旗早年有一些细石器地点的发现外，上述地区除岩画外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较少发现，而在春秋时期，当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进入鼎盛期以后，历史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文化遗物则广泛存在于蒙古高原各地。

这也许反映出游牧文化扩散的范围和速度在这一时期才达到一定的规模。

同时，早期游牧适应仍处于一种不能完全与农业民族分隔开的依存状态下。

当气候骤然变化或流行病危及畜群时，能否及时获得必要的食物资源对早期游牧群体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另一方面，当农业社会已经逐步跨入金属的文明时代时（如中原的商代），游牧部落更需要在与农业社会交往过程中获取诸如金属冶炼这样的关键性技术的知识。

　　在讨论游牧文化起源时，我们同时还要考虑在某些地区由当地早期狩猎—采集群体直接转变到畜牧经济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在气候因素影响下，不同地区独立地由农牧混合型经济转为单一畜牧经济的情况，蒙古境内的考古发现即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例子。

在蒙古东部的东方省与肯特省，发现了一系列由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的史前文化遗址。

这些遗址中不但出土了一系列如石锄、石磨盘、石杵这样的农业工具，还出土了大量驯化的马、牛、羊骨，以及打制刮削器、切割器、锛形刮刀、镟、动物雕像等与畜牧、狩猎密切相关的文化遗物［17］。

体现出处于北纬47°～50°的这一地区史前文化是一种较典型的农牧混合型文化。

至公元前2000年末、1000年初时，在蒙古境内发现了大量鄂尔多斯式的青铜短剑及动物牌饰，表明当地经济已进入一个转型期。

稍后石板墓又成为克鲁伦河流域重要的文化遗存，蒙古史前文化在总体上的演变规律是与内蒙古地区这一阶段的文化发展相一致的，这种变化甚至具有更广泛的地域相似性［18］。

　　苏联南西伯利亚的史前文化呈现出另一种演变的线索。

在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及阿尔泰地区，公元前3000年下半叶至公元前2000年初出现了一种包括红铜制品和金银饰物的铜石并用型文化——阿凡纳谢沃文化。

该文化的墓葬中常见绵羊、牛、马等家畜的遗骨，表明当时已进入早期畜牧阶段，但渔猎、采集仍很重要。

以制陶、制骨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在该文化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与之相比，除有一些房址的发现外，农耕的迹象并不十分明显。

这一文化代表着游牧文化直接脱胎于狩猎—采集经济的演变方式。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游牧文化形成的区域性及构成方式的多样性。

　　史前狩猎—采集群体与后来的游牧社会在黄河中上游以北地区留下的主要的考古遗物是阴山山脉一线与阴山以北阿拉善至乌兰察布草原一带的石刻岩画。

除在乌兰察布盟达茂旗境内的哈达图山岩画地点有伴生的刮削器、石镞等细石器及石片外，各地岩画地点均鲜少发现与之同期的其他文化遗物。

考古学家只能根据岩画本身的图形内容及刻划风格来对其时代进行大致的判断。

盖山林先生曾将阴山岩画分别归入三个时期的作品：

1.石器时代（距今10000～3000年左右）。

2.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距今3000年～公元最初几个世纪）。

3.历史时期（公元6～19世纪）［19］。

而将乌兰察布岩画划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中古时代、元代及以后几段［20］。

概括起来，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在整个岩画中所占比例不大，它们应属于史前时期较分散地分布于内蒙各地的采集—狩猎群体的文化遗迹。

这一时期的岩画中已明显地反映出人类狩猎的对象较集中于岩羊、北山羊、驯鹿、马鹿等有蹄类动物。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是各地岩画的鼎盛期。

在阴山山地，乃至向西的贺兰山、祁连山、阿尔泰山都有岩画发现。

由这些山地向北，在蒙古境内的德勒格尔—穆连和特斯河谷及戈尔诺—阿尔泰加兰加什河谷到西伯利亚、中亚细亚也有岩画分布。

内蒙境内从阿拉善右旗到乌兰察布的达茂旗亦有大量青铜时代的岩画发现。

关于这些岩画的创造者，一部分可能是当地早期的狩猎—采集群体的后裔，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则应是由南方迁徙而来的新近分化出的牧人。

各地岩画图形与鄂尔多斯青铜器某些主题图案的相似性，强烈地暗示出这些草原青铜文化的最初发祥地，我们也许有把握地说，至少在欧亚草原地带的东部，草原系青铜文化的出现是这一地区游牧部落与中原文明长期接触的产物。

青铜冶炼技术这种文化特质通过群体迁徙、交流的方式得以在流动性甚强的草原诸游牧部落中广泛传播，从而孕育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古代强大的游牧民族。

　　我国北方的游牧文化就其总体而言，发生于北纬40°左右古长城一线中原农业文化区与蒙古高原的交界地带。

这一地区有相当于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定居农业群体而其文化内涵中又有细石器这样一类中原农业文化中不广泛存在的因素。

体现出相当时期内本地文化中农牧（亦包括狩猎）混合型经济的存在。

当龙山文化晚期开始，气候趋向明显干凉时，原有的农业文化区向南后缩，单纯的畜牧经济在不适于农耕的蒙古高原普遍展开，与此同时，游牧部落也与农业文化保持相当的联系，属于中原文明的一系列重要文化特征被不断引进到草原地区。

草原地带的岩画和细石器等文化遗存代表着这些地区史前文化的存在。

这些规模较小，分散各地的狩猎—采集群体中的一些后来转化为游牧群体，但他们并不构成青铜时代游牧民族的主体。

　　在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文化起源问题时，我们还需要在本地区新石器时

代遗址中（尤其是那些包含不同时期文化层的遗址中），仔细收集反映古生态环境及文化演变的植物和动物资料，找出人类早期驯化动物的证据及这些动物的分布区域。

着重探寻形成中和形成的游牧文化的特点及移动路线，以及他们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全面揭示我国北方畜牧业发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复原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中一个重要地区的文化全貌。

　　注释：

　　［1］［11］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

　　［2］K.C.Chang“TheArchaeologyofAncicntChina”，YaleUnivPress，1986.

　　［3］［13］文物编辑委员会：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4］［16］田广金、郭素新：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5］威廉·哈维兰著：

《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6］江孝男等著：

《文化人类学百科辞典》，青岛出版社，1989年。

　　［7］GrahameClark“WorldPrehistory”，CambridgeUnivPress，1977.

　　［8］［10］VladimirN.Basilov“NomadsofEurasia”，NaturalHistory MuseumofLosAngclcs County，1989.

　　［9］F普洛格著：

《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俞伟超：

《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1983年1月。

　　［12］佟柱臣：

《试论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14］田广金：

《凉城县老虎山遗址1982～1983年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第4期。

　　［1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17］《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8］童恩正：

《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9］盖山林：

《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6年。

　　［20］盖山林：

《乌兰察布岩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来源:

《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