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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通胀的货币政策。
其中，降低税率和减轻纳税人负担是“里根经济学”的核心。
里根认为，“税率低则国库盈；
税率高则国库空”。
要想国民富裕、国家富强，应该从减税开始。
只有降低所得税率，人们收入增加了，才会更多地去消费、去储蓄、去投资，才能刺激生产。
生产规模扩大了，就能克服“滞”；
市场供应增加了，就能克服“胀”，从而实现无通胀的经济增长。
同时，“我们不只是希望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而且还要通过减税来减少政府开支、压缩政府规模、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里根，1991）。
（二）美国的财政赤字和高利率。
以“里根经济学”为基础的，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在里根总统的任期内，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
1980~198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上升到3.3%，失业率降到6%，平均通胀率大幅降低到4%。
但是，由于国防费用和社会福利费用的不断增加，里根政府关于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1980年，里根入主白宫时，美国私人部门的盈余和政府部门赤字尚能大体保持平衡，两者抵消仍能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其净储蓄额还能为政府的过度开支提供融资支持。
1980年以后，美国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持续缩小，政府支出不断扩大，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
198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79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2.9%。
1985年，里根总统第一届任期结束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为212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5.2%（见表1）。
在里根政府实施减税计划、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美联储则通过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
1979年夏天，保罗·
沃尔克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上任之初，他就连续三次提高利率。
当时，美国的官方利率达到两位数，明显高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
市场利率高达20%左右，比主要发达国家大都高4个百分点（见图1）。
表1 美国财政赤字变化情况 亿美元
财政年度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财政部公布赤字
790
1280
2080
1850
2120
2210
图1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的中央银行贴现率（1979~1985年）
（三）美元持续升值与巨额贸易赤字。
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启动了“美元利率上升→美元升值→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过程。
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增加了美元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升值。
1979~1985年2月，美元与其他10个发达国家货币的比率上升了73%，美元对这些国家的汇率甚至已经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的水平（见图2）。
图21973-1987年美元对日元和马克汇率的波动（年平均值）
美元升值使美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1980年，美国贸易赤字为150亿美元，1982年增加到360亿美元，1983年增加到670亿美元，1984年增加到1130亿美元。
巨额的贸易赤字使美国从1981年的拥有1410亿美元国外净资产的债权国，转变成1985年的拥有1110亿美元负债的债务国。
在4年时间里就发生了高达2500亿美元财富的转移。
到1986年末，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
对于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贸易赤字是过度投资的必然结果，而过度投资又是巨额预算赤字造成的。
着名经济学家马丁·
费尔德斯坦当时担任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一再向里根解释，只减少贸易赤字、不减少预算赤字不利于国民收支平衡和国民经济运行。
但是，里根政府始终没有把削减预算赤字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保罗·
沃克、行天丰雄，1996）。
1985年初，美元涨风席卷了整个国际货币市场，美元汇率已经达到了极端高价。
盛极必衰，从1985年2月起，美元开始走低。
由于美元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贸易计价货币，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元的贬值过程也就是非美元货币的升值过程。
因此，也是从1985年2月起，世界主要国家的非美元货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升值，日元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也开始走强，并从此进入了一个持续升值的通道，后来的“广场协议”只是加快了日元的升值进程。
（四）日本的1985年。
在日本历史上，尤其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与破灭的过程中，1985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发生了一系列足以影响日本历史、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
“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只是其中的一环。
1.日本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加快。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和金融都曾带有浓厚的“封闭”和“管制”色彩。
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了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日本政府逐步放宽了利率限制，修订了《外汇与外贸管理法》，开放了日本金融市场，并积极拓展日本银行海外业务。
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揭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国际化的序幕。
2.随着日本经济国际化步伐加快，日本政治国际化进程也在加快。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行动；
扩大国际影响、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其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理想。
1983年，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日本的“大国思维战”战略，并把对美关系作为这一战略的基石。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后来的“广场会议”和“卢浮宫会议”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日本均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3.1985年前后，日本还酝酿着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即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舆论更是指责日本政府封闭市场，输出失业。
这些舆论给了日本政府以强烈的震慑。
1985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也就是说，1985年的日本，同时面临着三个非常重大的战略转变：
（1）由“管制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2）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
（3）由“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
显而易见，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变革集中在同一个年份，本身就缩小了宏观政策的回旋空间。
当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问题、国内经济目标与国外经济目标问题、国内政策协调与国际政策协调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增加了宏观政策选择和调整的困难。
（五）日本贸易盈余的积累。
1985年前后，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与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贸易盈余的积累。
从1964年开始，日本出现了贸易盈余，并逐年扩大，由此引发了长期的日美贸易冲突。
1980年以后，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激化、贸易摩擦升级。
198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76.62亿美元，1985年为461.5亿美元，5年时间增加了5倍。
（六）“中曾根主义”。
1982年，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内阁首相。
1983年，他提出了日本的“大国思维”战略，从此日本进入了“中曾根主义”时代，即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提升国际地位，改善国际形象，以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理想。
早在1964年，日本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时，日本政府就提出，“日本只有争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直接参与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
1983年和1984年，中曾根在七国首脑会议上反复强调，日本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稳定增长，维护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体制，通过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并通过稳定外汇价格，扩大世界贸易。
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这些讲话均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阐述日本立场的，大国思维跃然其中”。
（七）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受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和出口衰退的影响，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
1985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美日贸易决议案》和《紧急贸易及促进出口法案》，提出凡对美出口超过从美进口额65%的国家，将对其进口产品一律征收25%附加税。
日本首当其冲。
1985年9月，里根总统首次援引《贸易法》301条款，授权对日本进行贸易报复。
从本质上讲，贸易保护主义是与“里根经济学”相矛盾的。
长期以来，里根一直坚持贸易自由主义立场，强调“自由贸易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贸易越自由，就越利于经济发展，在美国与海外贸易伙伴之间，再也没有什么比自由贸易更重要”（里根，1991）。
但是，许多文献都表明，1985年前后，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已经在美国国会中形成。
包括美国国务卿乔治·
舒尔茨、美国财长詹姆斯·
贝克在内的里根内阁成员，纷纷要求里根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十多年以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
沃克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曾对他的决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托他转交给詹姆斯·
贝克的。
信中说：
“我越来越担心美元的不断升值，同时也担心美元升值将给国内和国际经济带来的后果。
虽然，我不赞成政府过多地干预外汇市场，但是，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尤其是从最近市场波动和市场条件恶化的情况看，我们不得不考虑采取新办法，即我们应该干预。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不稳定的均衡，我们的巨额预算赤字和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是通过融入海外资金来弥补的。
在财政赤字、经常账户逆差和国外资本流入这个因素中，前两个因素，即财政预算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不容易被改变，但第三个因素，即国外资本的流入则很容易发生逆转。
如果美国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就有可能使市场丧失对美元的信心，从而引起国外资本大量流出，这将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带来灾难（沃克和行天丰雄，1996）。
众所周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
舒尔茨一直坚持自由浮动的汇率政策，反对政府干预汇市。
作为公认的货币主义者，他坚持用市场机制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
他曾反复强调过，美国贸易赤字的原因在于美国储蓄不足和宏观经济政策失效，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造成的（沃克和行天丰雄，1996）。
但这次有很大不同，乔治·
舒尔茨对美元持续升值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更重要的是他还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舒尔茨认为，日本的过度储蓄和美国的储蓄不足是两国之间贸易结构性失衡的根源，它导致资金由日本大量流向美国，从而抬高了美元汇率水平，因此，他主张日本增加投资和消费，以解决美日两国贸易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尽管舒尔茨关于结构改革的建议是一项长期战略，并且超出了货币政策范畴，但是，他要求日本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思想，为后来詹姆斯·
贝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行动铺平了道路。
作者:
王宇来源:
《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67期
四、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与破灭
（二）
（八）“国际经济协调”和詹姆斯·
贝克。
“国际经济协调”是指在无法保证协调参与国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合作，寻求最佳政策组合，以提高参与国的福利水平。
1973年以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方主要国家实行本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协调双边汇率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从1976年起，在牙买加体系下，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协调，尤其是多边汇率政策协调，主要通过七国首脑会议或七国财长会议的形式进行。
1975年，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的第一次七国首脑会议，标志着以大国会议方式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开始，不过，这次会议主要强调各国内部事务管理的重要性，没有讨论国际经济协调问题.1978年的德国波恩会议，第一次提出，七国政府应该联合行动，共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这次会议是国际经济协调的真正开端。
1982年，法国凡尔赛会议建立了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五国财长会议制度。
1986年，加拿大和意大利加入，成为七国财长会议。
其中，1986年的“广场会议”是汇率政策协调的典型例子；
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增加了包括利率、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等在内的有关宏观经济指标内容，成为利率政策协调的一个典型例子。
1985年初，詹姆斯·
贝克成为第二任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
他是一个强硬、务实的政治家，主张采取实用性贸易政策来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
为了降低美元汇率，减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他要求召开五国财长会议，并提出了就多边汇率问题进行联合行动的“国际经济协调新措施”。
二、泡沫经济的形成
（一）“广场协议”。
如前所述，从1985年2月起，美元开始走低，日元等非美元货币开始升值。
当这一过程真正启动后，詹姆斯·
贝克便开始向世界主要国家寻找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以防止美元过分贬值。
詹姆斯·
贝克希望通过增加日本和德国GNP的途径来增加美国的出口，从而把解决贸易失衡的一部分责任分配给其他国家。
德国最初反对这一建议，认为全球性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以及极度紧张的美日贸易关系，欧洲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但是，欧洲国家最终都同意了美国的建议。
1985年9月，应詹姆斯·
贝克的邀请，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下调的决议。
这就是着名的“广场协议”（PlazaAgreement）。
该协议指出：
“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一致认为，应当充分发挥汇率调节外部失衡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汇率必须更好地反映基本面”。
“其他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进一步有秩序地上升是可取的，当这样做确实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时，五国将通过密切合作来达到这一目的”（保罗·
沃克和行天丰雄，1996）。
这里，“广场协议”之所以强调“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下调”和“其他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进一步有秩序上升”，是由于当时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的过程已经开始，为了避免美元的过分贬值，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广场协议”强调美元的有秩序下调，日元的有秩序升值。
前美联储主席保罗·
沃克后来回忆说，“在广场会议上，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当时日本的大藏大臣、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前日本银行行长行天丰雄后来解释说，“日本政府对当时美国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压力感到惊慌，准备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缓解对美贸易关系”（保罗·
尽管“广场会议”是应美国财长詹姆斯·
贝克的邀请召开的，但中曾根政府，尤其是竹下登的态度对“广场协议”的签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广场协议”没有公开发表，但还是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了强烈的“政策宣示效应”，“广场协议”签订时，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为217，1986年年底为200，1987年年底为123。
此外，美日两国的长期利差也从1985年9月的5%，下降到1985年底的4%，进而下降到1986年夏的2%。
（二）“日元升值萧条”与“平成景气”。
1986年，日本出现了因日元升值引发的经济衰退，史称“日元升值萧条”。
日元升值使出口下降并拖累了经济增长。
当时日本的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到1986年的-4.8%，实际经济增长率从1985年的4.1%下降至1986年的3.1%。
但是，由于日本经济正处在上升期，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乐观。
同时，日元升值也发挥了降低消费品价格、增加居民实际收入的作用，使民间消费支出明显上升，并带动了投资增加，从而拉动了国内总需求的快速扩张。
并且，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加快了结构调整步伐，开始了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伺“内需主导型”的转变。
1986年底，日本经济恢复增长。
1987年，日本经济再次出现快速增长，截至1991年10月，日本经济出现了51个月持续增长的局面，史称“平成景气”（见图3）。
图3日本GDP增长率变化情况（1981-2001年）
对日本经济危机更主要的是由于“债台高筑”这一主因引起！
从20世纪70年代田中首相开始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就酝酿起了！
就是利用日圆的低利息大举借债搞基本建设（当时日本基础建设落后，也确有必要），国民也大举借债买房和股票。
20世纪70-90年代初房价走高10倍，仍然有人买；
日经225指数达40000点，还有人买。
国家债务5万亿美圆，是GDP的125%，国家实际已经破产，国民债务也大约在这个数字上下。
结果经济危机总爆发！
有代表性的是大和银行倒闭，几百万中产阶层破产。
房价跌到最高值的1/5，日经最低6500点（是最高峰的1/6）。
即使到2008年还没有完全缓过来，日经指数大约仅14000点左右。
内部经济泡沫膨胀总是和债务有关系。
单纯指责广场协议和日圆汇率是不公平的。
日本经济也不能说是欧美政治经济压制下的压跨的！
欧美政治经济压力确实存在，但问题出在自己。
日本的GDP只有美国的1/2，债务却差不多（美国是57000亿）。
美国资源丰富，又是世界科技军事强国，日本根本没法比！
日本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国家破产！
日圆兑美圆从79贬值到144，也解决不了问题！
从去年开始的日圆涨势（最高到96）使日本出口受阻。
我以前说过，日圆维持在110以下一年，日本将出现负增长。
二季度的数据公布出来，果然如此！
中国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首先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过热。
目前每年基本建设投资数额过大，约为GDP的50%！
这是从1999年一直无法降低的数字，因为各级地方政府都在争着上项目，这是业绩的最容易显示的数据。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远高于GDP的增长率，至少以年25%-30%的水平增长。
这是最大问题，直接涉及债务的激增和金融的稳定！
例如，房地产借贷银行的总债务高达35000亿，个人买房的按揭规模也非常可观。
房地产在如此高的价位，无论如何是撑不住的，一旦出现大规模停止还贷款的事情（象深圳），将给银行沉重打击，导致大量新呆帐。
国家是否有能力象美国政府支持房地美、房利美？
不得而知。
应该回顾一下，我国四大银行1998-1999年呆帐率曾达30%。
后来中央专门成立四大投资公司来剥离银行的呆帐，从1999年-2003年向银行和其他国有金融机构总注资50000亿（财政部一位司长言论），就这样才挽救工行、中行、建行，还剩下个农行没有注资，另外需要8000亿RMB。
而四大投资公司剥离来的银行的呆帐，经营得并不尽人意！
将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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