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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全记录下

抗美援朝战争全记录(下)

朝鲜裔部队及其干部回国史实

实际上,朝鲜裔部队及其指挥员的回国,在历史上是经由了多个批次阶段的。

一、第一批返回朝鲜人员。

在历史上,第一批返回朝鲜国内的,当属金日成所率领的中共东北委员会特别支部局朝鲜工作团(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抗联将士和由金武亭任总司令、朴一禹(王巍)任政治委员兼副司令、朴孝三、金雄任副司令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朝鲜义勇军的一部(一个团)。

其中,当时跟随金日成回国的,主要有金策、朴德山(金一)、崔贤、安吉、崔春国、吴白龙、吴振宇、朴成哲、林春秋(很可能还包括崔勇进、李永镐、徐哲等人)等朝鲜裔抗联干部。

我在前文中提到金光侠也是朝鲜工作团随行人员之一,是不对的,也属没有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辩析而导致的失误。

实际上,金光侠的回国时间很晚。

最早踏上朝鲜国土的,是金日成朝鲜工作团的成员。

时间是1945年9月19日。

此前,由于抗联在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战争中遭受重大牺牲,损失惨重,退入苏境内的全部抗联部队仅约千余人。

统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

而抗联是以中国东北将士为主的抗日力量。

据此来看,教导旅中的原朝鲜裔部队的人数应当很少。

金日成所率领回国的,主要是以教导旅第1营为主的朝鲜裔部队。

而该营系由原朝鲜人民革命军余部及第1路军直属队余部中的部分朝鲜裔官兵组成。

组建时兵力不足200人。

同月,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朝鲜义勇军一部随军区第16军分区部队出关,挺进东北,于6日进驻沈阳。

另部义勇军也于同月,从太行山八路军前方总部出发,会合延安军政干校朝鲜裔干部数百人,于10下旬进入东北。

史载,因当时的驻朝苏军封锁中朝疆界,拒绝作为八路军正规部队之一的朝鲜义勇军部队入朝,而只允许金武亭率该军部分官兵回国。

金武亭受命,率领部分官兵开赴朝鲜。

而义勇军主力遂由朴一禹、金雄率领,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斗序列。

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纪念日,朝鲜义勇军云集沈阳,召开大会,编组支队并正式开始扩军。

原拟编组七个支队,实际编成第1、第3、第5和第7等四个支队。

有史记载的,其中,第1支队编组兵力5000人,第3支队兵力3000人,第5支队为6000人,第7支队不详。

由金武亭率领,取道中国东北入朝的,是由1000名朝鲜裔干部战士编成的一个团。

该部主要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原朝鲜义勇队)的官兵。

从史料中所反映的迹象判断,朴孝三、柳新大约也是在此时同批回国的。

因为他们从此即在中国的史料中失去了记载。

朝鲜义勇军这个团的回国,较之金日成等回国略晚。

时间应为同年11月以后。

二、第二批返回朝鲜人员。

可以算作第二批,于较晚些时候回国的有:

姜信泰(即姜健。

时任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吉东军区司令员。

约于1946年5月后回国)、金雄(东北民主联军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即原第1支队司令员。

1946年,率部参加东北剿匪。

约于同年或稍晚时回国)、朴勋一(时任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吉东军区朝鲜义勇军第7支队政治委员。

约于1946年或稍晚时回国)等人。

朴一禹大概也是在此时回国的。

而原朝鲜义勇军部队的领导责任,则落到了方虎山、崔仁等人的肩上。

在有的史料中,称姜信泰即姜健参加了东北人民解放战争。

这是不准确的。

东北人民解放战争起始于1945年10月,此时不过才打了个开头。

他在回国前,担任的是地方军区司令员,而非野战部队。

所负为守土之责,而非作战之份。

且其回国时间较早,因此,上述说法未免有几许牵强。

三、第三批返回朝鲜人员。

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吉东分区警备第1旅(原朝鲜义勇军第5支队)第2团两营官兵计1200人,奉命被抽调“送回朝鲜”。

金光侠,时任吉林军区延边军分区司令员。

估计当是在此时,率领该部官兵回国。

由他所率领的这支部队,可以被视作是第三批入朝回国人员。

四、第四批返回朝鲜人员。

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日益深化,东北全境渐获解放。

但其友邻朝鲜的局势却日趋紧张。

在此情况下,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服役的两师朝鲜裔官兵,奉命携带全部装备,回国支援朝鲜人民军。

他们是:

由原朝鲜义勇军第1支队(李红光支队)扩编的第166师,和由原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一部(松江军区独立第8团)等为基础,扩编而成的第164师。

卢哲用:

1948年4月,任中国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宁军区独立第4师参谋长。

王子仁:

即崔仁。

1948年11月,任东北野战军第166师副师长。

李德山:

1949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第50军第16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方虎山:

1949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50军第16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上述四人所率之该两师部队,可被视作是真正参加了东北人民解放战争。

他们是从中国第四批入朝回国人员。

同时,他们也是成建制入朝的我军最大规模的部队。

其中,独立第4师即后来的第166师。

根据史料,我们已知李德山、方虎山所率之第50军第164、第166师是同期同批赴朝的。

而依据上述任职判断,则卢哲用、王子仁(崔仁)也应是在这一批,跟随部队入朝的。

这两个师入朝的时间是1949年7月20日。

其时,两师兵力为:

第164师10821人,第166师10320人。

两师合计,共计为21141人。

至此,以原朝鲜义勇军第1、第3、第5支队为基础扩编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裔部队,陆续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五、第五批返回朝鲜人员。

当第四批朝鲜裔部队开赴边境入朝时,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尚有一支部队没有回国。

这就是正在参加南下入关作战的第四野战军第43军第156师。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改称第43军。

军长洪学智,政治委员赖传珠,副军长杨国夫、李作鹏,副政治委员刘其人,参谋长雷震,政治部主任邓飞。

该军第156师师长邓克明,政治委员钟人仿。

据史载,该军变更番号后,奉命参加入关作战。

时,第156师全师兵力共计为11000人左右。

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湘赣战役、进军广东、解放广州和广西追击作战等战役。

可谓功绩卓然。

1950年1月,四野司令员林彪致电在苏的军委主席毛泽东,称16000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

中国方面据此进行了研究,对朝鲜裔部队回国一事表示了首肯,并与朝方进行了联系。

金日成派遣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金光侠少将重返中国洽商此事。

同月,留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致电四野林彪司令员和朝鲜方面,同意朝鲜师回国,部队由朝鲜来人就地改编,4月间更换夏装回国。

当月28日,林彪即接到通知,金日成已派人赴武汉接收部队。

从林彪致电毛泽东到金日成派人赴武汉接收部队,其间仅经历了短短一个月的功夫。

不难想见,正在积极进行发动战争准备的金日成首相,其当时的心理是多么的急不可耐。

因为他知道,他是多么地渴望着这支经历了战火垂炼的百战劲旅!

4月18日,这最后一个朝鲜师最终踏上了朝鲜国土元山港。

6月26日,朝鲜祖国解放战争正式爆发。

朝鲜战争中朝高层矛盾、分歧及其解决

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通过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中俄双方档案材料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至少是毛泽东本人)早在战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

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前,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始终拒之门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态,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来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

在4月10-25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美国不进行干预,其次是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

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

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

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

尽管毛泽东对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电报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在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攻占了台湾以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以充分的支援。

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

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人亲自参战,中国将派出部队帮助北朝鲜,还问是否需要向中朝边境调一些中国军队,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弹药。

金日成对这些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

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来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泽东对发动战争的认可。

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在会谈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见的。

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

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

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

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

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

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

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

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

周还说,目前在东北已集中了3个军12万人的兵力,希望苏联能够提供空军掩护。

7月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

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

“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

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

临行前周恩来指出:

“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

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

“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

据柴成文回忆,当他7月10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

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

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

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

尽管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曾在中国工作过,此时常到使馆吃中国饭,但显然是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他也从不谈及内部的军事情况。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

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

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

“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限期完成。

8月19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来华帮助修订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尤金院士长谈,其中特别谈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仅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

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美军,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

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

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讨论战争形势,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汉城和南浦-平壤这样的主要枢纽地区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

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领导人置若罔闻。

究其原因:

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

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

“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

”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

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

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

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

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

金日成的回答是:

“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在当时的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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