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明代江南住宅建筑的形制及藻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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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明代江南住宅建筑的形制及藻饰
谈明代江南住宅建筑的形制及藻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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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风俗观念的鼎革
明初的朱明王朝在内、外诸多方面采取了坚决和严苛的国策经略及举措:
对外强化防御———在北疆处分地守御，设置九边;开凿和疏浚大运河，所谓“漕运乃国家重计，……军国之需尽仰给于东南”。
此举虽重在政治、经济、交通等，但国防的作用也无可忽略———南方地区的物资、谷物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首都，以奠定帝国统治的稳定性基础，“谁能不意识到如此大胆的一个概念的政治经济效果———在一个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的国家里有这么一条南北流向的人工河道”?
对内着力于肃正纪纲，整饬法度，恢复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力图移风易俗。
面对凋敝的社会和经济，朱明王朝采取了重本抑末、力倡节俭和严禁奢靡的基本国策。
然农业是一种高度依赖于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且其发展已趋于饱和或极限的生存型经济———研究者估计明朝直辖耕地约五六亿亩，全国平均亩产仅约30—35公斤，平均产量有限;如若扣除赋税和日常开支等项，力耕者净收入并不宽裕。
在贬商抑末中，蹈循“……钱法不通而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于民”之径，禁榷专卖和控制工业，将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割开;同时，强化集权，从严吏治，对儒生采取高压、禁锢、杀戮并用的策略，对江南尤课以重税、打击富户和强行迁徙等一系列残酷手段。
据顾炎武引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
“……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
……余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也。
”在苏州府约67490余顷田亩中，抄没竟达16638顷，占总数的近四分之一———通过强权、展示暴力意志恫吓文官、藉助专制等，在物质匮乏、缺乏交流和重农抑商的江南，士、农、工、商四民们大多循规蹈矩，如曩昔苏州“尊卑贵贱，悉有定制，奢僭之习，为之顿革”。
在重税、地狭和人稠的多重压力中，农民被迫兼营副业，“江南寸土无闲，一羊一牧，一豕一圈，喂牛马之家，鬻刍豆而饲焉……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舍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薮共争，谁能余隙地”。
或贸迁业贾，“东洞庭……编民亦苦田少，不得耕耨而食。
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锱铢于四方，以供吴之赋税，兼办徭役”。
还有的从事手工业生产等，以应对重赋及生齿日繁之难。
江南社会因明初的集权统治一度呈现出单纯、质朴、萧瑟和沉穆的面貌。
迨至正德、成化后，渐显松弛迹象，及至隆、万的活跃和反弹———在中晚期社会变动和仰末政策的偏转中，与明初形成了逆向的态势:
工商业经济经历了官营在明初占主导地位、私营在中后期占绝对优势的此消彼长、错位明显的过程，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构成和力量;“金花银”的推行促进了田赋的货币化，“一条鞭法”将徭役折银征收等，因基本废除了丁税，使农民的人身控制得以松懈，生产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自“弛用银之禁”后，海外白银又不断流入，货币流通量得以扩大。
彼时，苏州“（城西）金阊一带，比户贸易”;晚明杭州“若末作之人，负贩之流，百结蓝缕，饔飱不继者，何多胜数”。
江南商贸的繁荣，导致移民从四面八方不断地涌入并快速增长。
如元时仍为一小市的震泽镇，居民数十家而已。
然至明成化年间已猛增至三四百家，遂由市而镇。
弘治间镇市“有巡司、寺观，居民亦千百家，自成市井”;至正、嘉间已发展为“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的大镇。
四方人群的集聚也改变了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和结构。
如苏州“为江南首郡，财赋奥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成为首屈一指的“大都会”。
还有人口已达百万的杭州，“吾杭为东南江海重藩会区，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富、贡赋之重、山川清淑、人物英明、宫室城池之壮、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
万历时，“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珠玉象犀，南金大贝，珠儒雕题，诸蕃毕萃，既庶且富”。
杭州所产商品不但畅销海内，而且如丝绸等还飘洋过海，输往日本、朝鲜、吕宋和暹罗等国。
与此同时，外埠商品货物也源源不断地通过运河输入杭城。
在贸迁业贾的洪流中，地域性商帮逐渐形成。
历经数十年的艰辛努力，类如苏州洞庭等商帮强势崛起，他们足迹遍布四方，贸迁天下，经营的空间十分广阔，一如邑人王鳌所云:
“（洞庭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
”
就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看，生产力快速发展暨物质和生产模式的变革和发展，势必会波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市井文化也得以萌动和发展，映现在价值观变迁上的就是崇本抑末、重农固本的传统观念开始晃动，商贾和商业地位的逐渐提升、贵义贱利标尺的变易暨拜金观念的滋长臻于明显，以至于“满路尊商贾，愁穷独缙绅”。
事实上，不惟商人从事经营，一些士大夫亦参与其间。
如官至吏部尚书的仁和（今杭州）人张瀚，祖上“以沽酒为业”，后购绸机“织诸色苎幣，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东林党顾宪成之父“曾试为酒人、豆人、饴人、染人，渐能自衣食”，后“再迁泾就廛于市”;高攀龙父兼营高利贷，“纤啬治生产，米盐琐悉一切躬亲之，以其赢与里中交质为一息，卒之日积千余金”。
所以松江人何良俊有云:
“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工商业者，三倍于前矣。
”且“逐末者多衣冠之族”。
其中最典型的当数徐阶———身为内阁首辅居然与民争利!
与拜金等相关联的是社会向奢风尚开始弥漫，如在衣和住方面，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之类的秩序和训诫———明初在江南创下的伤痕逐渐得以愈合，于是，“世庙以来，则江南彬彬盛矣”。
这里的“盛”，自然也包括此地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渐趋或恢复到了原先的轨迹，住宅建筑中出现了大型化和奢华的现象，缙绅文士和商贾们纷纷竞营规模化宅第。
例如《名山藏》卷102就记载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前后的变化，曰:
“当时人家房舍，富者不过工字八间，或窖圈四围十室而已。
今重堂窈寝，回廊层台，园亭池馆，金翠碧相，不可名状矣。
”以苏州为启领风气之先的一股富风侈尚，蔚然涌动，鼓荡而成主流，引得众人“群相蹈之”。
正如王士性所指出的那样:
“姑苏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
二、住宅建筑的形制
与衣冠而治的舆服制度一样，建筑及其装饰方面的等级制度是历代统治阶层试图创设理想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物化形态。
《明史》中详尽地记叙了百官宅第的各类“注意事项”，对各级官员宅第等级有着详细的规定，提醒众人要谨守要义:
“三十五年，申明禁制……六品至九品厅堂梁栋只用粉青饰之。
”对于黎民百姓，则要求更为苛刻谨严，“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
三十五年复申饬，不许造九五间数，房屋虽至一二十所，随其物力，但不许过三间”。
这些礼制等级涉及开间、结构、材料、色彩、纹样、形式等房屋建筑的方方面面，无一疏漏。
在苛严的等第制约中，明初房屋普遍趋向俭素，鲜有越僭之例。
历经洪、永的苛严，正、景的变通，成、弘的宽大和隆、万的松懈等，士大夫们有感于朝禁的松弛，以治生为急务的思绪得以蔓延。
如廖纪有关士风日下之言可信的话，那么，士风变化则以1506年明武宗朱厚照登基为界，前后似可分为两个阶段。
闽人谢肇淛较为细致地交代了大兴土木的缘由:
“缙绅喜治第宅，亦是一蔽……及其官罢年衰，囊橐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
”“缙绅喜治第宅”作为常态可以此时为始———年青或中壮年时，历仕朝廷，掌管王事，或家什未立，或岁月无情，兼及朝政无常、宦官当道，于是，弗论囊橐盈虚否，迨及年衰返乡之际，经营终老以颐养天年便成为颇为普遍和现实的想法和举措。
江宁人顾起元转引同代王丹丘《建业风俗记》所载曰:
“（南京）正德已（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
”这种百年间的嬗变在吴江县亦差可仿佛，“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登，衣饰器皿不敢奢侈。
若小民咸以茅为屋，裙布荆钗而已。
即中产之家，前房必土墙茅盖，后房始用砖房，恐官府见之以为殷富也，……万历以后，迄于天（启）、崇（祯），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
明中叶后包括建筑在内纲纪渐趋松驰，一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等的制度限定，更兼“正统十二年令稍变通之，庶民房舍架多而间少者，不在禁限”的宽松，由是，“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入”。
故正、嘉时上海人唐锦称“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
浇风日滋，良可慨也!
”
士大夫的宅第有一部分来自于帝王的赏赐。
如嘉靖赐顾炎武先祖顾章志第于千墩（灯）蒋泾南岸，光禄寺卿顾正心赐第位于府治南、城隍庙西，门楼龙额金书，特命“嘉义”，制极壮丽。
其他还有如松江徐光启、钱机山和顾正心的府第等。
除少量的赐第外，主要还是以自建为主。
大学士申时行在苏州城内的宅第共八处:
衙前、百花巷等各四宅，分名金、石、丝、竹、匏、土、革、木。
庭前俱植白皮松，阶沿皆用青石。
厅内“赐闲堂”匾为神宗万历所赐。
通常江南士大夫的厅堂以五间居多，厅前设门屋，俗名“五厅三泊暑”———意为可于此障炎蔽暑，如王锡爵府之门屋。
除了如申氏于闹市中外，致仕者多抉择于幽僻之所，欲娱情于山水或市镇之中。
张岱曾谈及杭州昭庆寺沿西湖向西、片石居一带的閟阁精舍为“韵人别墅”。
青莲山房又谓包氏北庄，也即包涵所的别业。
他曾于天启甲子年（1624年）在杭州一名为岣楼山房的处所闭门隐居了七个月之久，该山房“逼山、逼溪、逼弢光路，故无径不梁，无屋不阁。
门外苍松傲倪，蓊以杂木，冷绿万顷，人面俱失”。
除了历史记载外，江南一带遗存的明代建筑较为丰富。
我们不妨以曹察昭嗣堂、赵用贤故居、彩衣堂、张溥故居、王锡爵故居、保素堂、吴一鹏故居、惠和堂、明善堂、遂高堂、会老堂、瑞霭堂、凝德堂、敦裕堂、玉燕堂、朱宅、鸿寿堂和徐渭故居等业已确证的明代住宅实例为对象，具体讨论江南明代中晚期住宅建筑的形制和“僭越”的量化成分。
以上18处按时间论，当首推位于昆山市周庄镇北市河东缘的玉燕堂———始建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50年）———也是目前所知的明前期建筑的遗存。
其余有确切年份的有苏州惠和堂（王鳌故居）约建于孝宗弘治至熹宗天启年间（1486—1625年），曹察故居建于嘉靖七年（1528年），吴一鹏府第建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常熟彩衣堂约略建于嘉靖至崇祯年间（1521—1644年），太仓王锡爵故居约建于穆宗隆庆至万历前期（1566—1590年），常熟赵用贤故居建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张溥故居建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5年），东山镇人民街敦裕堂建于天启至崇祯年间（1621—1644年）。
以上9处建造年份确切，且明前期、中期、晚期各具。
其他9处即苏州东山镇凝德堂、遂高堂、明善堂、会老堂、瑞霭堂，太仓保素堂、同里镇朱宅、黎里镇鸿寿堂和（徐渭故居绍兴大乘弄青藤书屋）大致建于神宗万历至思宗崇祯年间（1571—1644年）。
曹察故居，又名昭嗣堂，位处今无锡市硕放镇香楠村。
曹察，字明卿，号晴峰，硕放人。
嘉靖七年（1528年）中进士，官至汀州（今属福建）知府，此府第为其中进士后所建。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曹氏后裔改第为祠，以供祭祀。
昭嗣堂坐北朝南，前后三进，中轴线上自前（南）至后（北）依序为照壁（河对岸）、门厅、大厅、大堂（昭嗣堂）、牌坊、后堂与后园，建筑面积约665平方米，昭嗣堂气势轩敞，面宽七开间达26米，进深十一架共14米，顶高8.4米，硬山顶，居中的三间草架略高、左右两间屋顶略低———形似明代官帽。
堂内梁柱等木构庶几咸为名贵的金丝楠，用料粗硕且装折考究。
如在堂中脊桁下用斗承三层抱梁云、山雾云等雕镂样，还有斫云纹的枫拱、镂缠枝莲纹样的雀替、扁作月梁，覆盆卷杀柱顶、荷叶墩梁垫等。
堂中抬梁架、脊桁、荷叶墩等大小构架（件）均髹饰青绿叠晕、棱间装饰包袱锦彩类彩画等，绚丽而精致。
常熟市虞山镇南赵弄10号赵用贤故居和翁家坊翁心存故居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为三落（路）建筑群。
不过翁居系翁同龢3岁（道光戊子年，1828年）时由乃父翁心存购得。
明时全宅的格局已不复可考。
现宅院占地广6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现存大小房屋90余间。
除彩衣堂外，其他均为清代修扩建。
坐北面南的彩衣堂位处第三进，面积235平方米。
五架梁并前轩后廊九架椽屋、三开间宽14.98米，进深14.3米，硬山五脊顶，扁作梁架。
赵用贤（1535—1596年），字汝师，号定宇，明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
赵氏廷杖归里后，致力于藏蓄图书、校刊刻印。
撰有《松石斋集》、《三吴文献志》、《国朝典章因革录》等。
赵宅坐北朝南，现存中路共三进房屋，包括门屋、前厅、后堂，以及前厅东缘的书厅“脉望馆”。
建筑面积1400余平方米。
前厅面阔三间10.4米，进深十檁10.73米。
“脉望馆”面阔三间7.1米，进深4.52米，明间结构为抬梁式、硬山屋顶，坐北朝南，长窗（隔扇门）上下，前为天井。
位于太仓市城厢镇现新华西路57号的张溥故居，原为其伯父、崇祯工部尚书张辅之的府第，始建于天启年间。
现存共三进，硬山顶，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
张溥（1602—1641年），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人，官至庶吉士，一生著述宏富。
故居原第一进为门厅，惜于20世纪60年代拓宽道路被拆除。
第二进为正厅，面阔三间，宽8.53米，进深12米。
抬梁式结构、五架梁带前轩，前后檐廊，屋顶内设有草架构造。
正厅两侧为两层东、西小厢楼，面宽占梢间，进深浅于正厅，前后均设有蟹眼天井。
与苏南其他明代建筑大致仿佛的是，因后堂楼与院子为主人及其家人居住生活之用，故于第二进与第三进之间设有一道二门和高矗的墙垣。
第三进为二层的堂楼，上下二层通高7.7米，底层一楼高3.25米，二层楼高4.45米，进深10.1米。
第三进的堂楼面阔五间，居中堂屋，两侧为内房，两翼次间和梢间用板壁分隔，以作起居之用。
梁架也为抬梁式、五架梁、前后檐廊，柱上用一斗。
楼前天井石板铺敷，两侧也为两层东、西小厢楼。
楼通高6.6米，楼下檐廊，楼房抬梁式、五架梁，平梁上以覆莲座蜀柱，柱上亦用一斗。
厢楼、堂楼之间用过楼相连贯，另外，堂楼与后一进即第四进后楼、后厢楼等也贯通、连接为一体。
第三进和第四进之间现存高墙一道、砖刻门楼一座，保存较为完好。
第四进后楼为女眷居处，底层一楼与前进用高墙而阻隔，但二楼通过过楼可与前进相通。
第四进后楼前天井及两侧东、西厢与前进差可相似。
再后为一高6.2米的墙垣以作围合和收尾。
吴一鹏为明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官至大学士、吏部尚书。
其宅建于嘉靖十一年（1529年），位于山塘街西侧东杨安浜，东临山塘河，北靠广济路，南濒杨安浜河，坐北朝南，东南两面临水，交通条件和地理位置十分便利和优越。
五落五进的宅第占地5800平方米，现存较完整的是正落和西落。
在以中轴为主的平面格局中，第一进和第二进系四开间楼居，以作门厅、茶厅之用。
第三进正厅“玉涵堂”面阔三间，进深三檩，梁呈扁作，鼓蹬青石，东西两侧山墙作砖细墙裙。
厅前青石地坪，砖雕门楼与正厅相对，门楼边侧千金墙上呈斜置45度角铺贴磨细方砖。
第四、五进为内厅和堂楼并以厢楼连接。
内厅前设“福生有基”砖楼，门楼内为家眷生活起居之所。
正落的东侧另设一间库门直通内宅，即僻（备）弄。
西落第二进为四开间楼厅，厅前两廊将前院分成两小院———东侧小院横向沟通正落茶厅。
第三、四进为楼厅，其中四进楼厅平面为前宽后窄的梯形，与第三进楼厅组成走马楼。
总观吴宅，空间规模宏敞，平面格局规整有序。
位于东山镇上湾村的明善堂，平面布置也界分主次两条轴线:
主轴线上依序为将军门、天井、正厅（明善堂）、天井、五开间楼厅（已毁），次轴线布置门厅、天井、内厅、天井、内厅，在轴线东侧另布置书斋、花厅等。
正、次轴纵向之间有甬道和横弄相连，书斋、花厅等与主轴平行房间旁侧铺以僻弄。
建筑群的平面组织规整中含变化，建筑形式丰富多样，反映出乡居宅院因地制宜、正中求变、富有环境意趣的居处空间特质，且内外森然有别，藻饰沉穆、朴质中含富丽。
东山镇敦裕堂正南向，四周砖墙包绕，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
中轴线上依序有照墙、墙门、轿厅、大厅、堂楼、后堂等，其间均设天井、库门、塞口墙相隔。
左右有僻弄、厢房、书楼等相连，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
周庄镇北市街的张厅原名怡顺堂，为明中山王徐达之弟徐逵后裔于正统年间修建的宅第，旧名怡顺堂，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主体构架和形态保护较为完好、明代年份最早的宅第之一。
该宅约于清初易主张氏，改名“玉燕堂”，俗谓张厅。
宅院占地1884平方米，坐东朝西，一落七进，第一进轿厅（门厅）;第二进为前厅，有左右两厢，四周设廊并辅以木构围栏;第三进主厅（玉燕堂）前轩后廊，后进为茶厅等。
后窗临河，宅后设门跨河有廊迈越小河“箸泾”。
南侧有僻弄贯穿前后。
1985年余初访，见宅内数7户住家挤占，第一进至第四进的厅堂被围合分割成若干住居“单元”，空间甚为逼仄，难以一窥全貌，唯有幽暗深邃的僻弄和跨泾廊道（屋）以及楠木立柱尚属完整，现玉燕堂已恢复旧貌。
将其与明善堂结合起来看，无疑，前者方正、肃穆和简约，后者渐趋“向奢”，藻饰工艺精致，似乎暗合了明代不同时期江南住宅建筑变迁的风尚和痕迹，但总体上似乎尚未“广侈华丽”。
上述18处府第宅院，规模宏微不一、差异明显。
平房者为玉燕堂、昭嗣堂、徐宅三处。
除王宅和朱宅主体已毁外，其余12处为楼居（部分）。
占地面积迈过2000平方米的为吴宅、明善堂、惠和堂、翁居和敦裕堂5处，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有玉燕堂、吴宅、明善堂、惠和堂、赵居、翁居、鸿寿堂等7处，超过400平方米的有昭嗣堂、张居、保素堂、会老堂、遂高堂、瑞霭堂等8处，建筑面积少于100平方米1处———徐宅———前后（南北）仅两间，建筑面积仅约36平方米，堪称“寒舍”!
由此可见，房屋规模、面积的宏微、大小等与户主官阶、地位高低关系密切———正德户部尚书王鳌之惠和堂、吏部尚书吴府、万历内阁首辅王（锡爵）府、崇祯工部尚书张辅之府等气象壮穆，万历吏部左侍郎赵居、知府昭嗣堂等格局明晰，主从分明。
府第中设置园林的有玉燕堂、明善堂、会老堂、翁宅、曹宅、徐宅6处。
从宅院分布地理状况看，城居6处，即太仓张、王宅和保素堂，常熟赵、翁宅，苏州吴宅和绍兴徐宅。
除徐宅为绍兴府、曹宅为常州府（时无锡县为常州府辖）辖外，余复皆属苏州府所辖。
位处市镇的计3处（玉燕堂、朱宅、鸿寿堂），位处乡村8处（惠和堂、明善堂、遂高堂、会老堂、瑞霭堂、凝德堂、敦裕堂和曹宅）。
除曹宅外，其余7座咸集萃于洞庭东山，使东山成为明代建筑遗存数量最集中的区域。
除了地处太湖一隅、距府、县治所较远等交通、地理因素外，这里也是洞庭商帮和王鏊等众多官宦的故里。
历史上商贾富贵之家较少延续长久，这在当时即有所记载，如“（松江）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皆积至十余万。
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然不五六年间，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
张翰也说道:
“（杭州）余所闻先达高风如沈亚卿省斋、钱都宪江楼，皆身殁未几，故庐已属他姓。
至如近者一二匠巨姓，虽位臻崇秩，后人踵事奢华，增构室宇园亭，穷极壮丽，今其第宅，皆新主矣。
此余所目睹。
”叶梦珠在述及明季上海望族时对其盛衰无常亦是感慨不已。
至于位处太湖一隅的洞庭商故里，虽亦不乏溢耀向奢者，但历史上素以“讳富”、“隐富”而闻名，故田宅易主之例较其他地区鲜少。
三、建筑结构和藻饰
明代江南住宅的结构以“柱柱落地”的穿斗架为主，立柱直接承托檩条，由立柱、穿枋、斗枋、纤子和檩桁条等构件组成。
为保证柱的稳定，以穿枋统穿诸柱，排柱架上再施若干斗枋、纤子纵向穿柱，连接各榀柱架，再于檩条上安板椽、铺敷瓦片以成屋面。
厅堂也参用抬梁式结构。
如前述吴宅玉涵堂、明善堂高敞宏阔的正厅空间等。
稍间或其他则做穿斗式，显示着因“屋”制宜的灵活性。
厅堂抬梁大多用连四界，承大梁，支两柱。
苏地以用料之异而谓不同的名称:
扁方料者为厅，圆料者为堂（俗称圆堂）。
明代的金柱多圆作，两端略呈收分状的棱形，形态十分优美。
其柱头亦常有覆盆形卷杀，上施栌斗和丁头拱。
抬梁式的梁均为扁作，以虚拼为多，凝德堂、瑞霭堂及惠和堂的大梁皆依此法;梁背呈弓形即月梁式。
抬梁与山架梁之间多用斗拱与荷叶墩，山架梁上施斗拱和替木，以承脊檩。
其间也嵌“山雾云”，与“抱梁云”一道构成脊檩两翼优美的造型。
穿斗架咸为圆作，梁架以露明梁架式为主。
月梁端下的梁垫以枫拱居多，梁桁下用“机”的短木枋支撑。
脊桁两侧藻饰山雾云。
房屋的天花和轩顶形式丰富。
计成谓天花为仰尘。
卷篷，为轩梁上的弧形木条顶棚，两端下弯，居中高平无脊，也称为卷棚顶（苏南也称翻轩）:
“卷者，厅堂前欲宽展，所以添设也。
或小室欲异人字，亦为斯式。
”此外，《园冶》中也指出了轩的功能及其成因:
“轩式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宜置高敞，以助胜则称。
”认为轩的主旨在于取其空敞而又居高，意欲使厅堂前宽敞而添加。
如复水重椽斜式天花和前廊轩顶形式:
前者根据实际需要增设部分非承重的假椽和望砖，即由苏州胥口镇“香山帮”创造的点草架，从而构成各种天花顶棚样式，后者在厅前顶部以弯椽组成如鹤颈轩、骑廊式楼下轩和船篷轩等各式轩顶天花，构筑于廊步两柱之间。
苏式做法通常是设轩梁，梁背设置两个坐斗以承托荷包梁，增润雅观。
为避免产生压抑或不适感，取轩或重椽的构造形式屏蔽屋盖结构或可降低空间高度，且观之宛如屋顶之椽望。
从空间构成和人的感知方面看，厅堂内轩廊可增加室内纵深度，横向平添左右通道，室内顶面直曲变化多端，丰富且华绮，厅堂外轩廊强化了天井与厅室的中介和过渡性，亦具遮阳蔽雨之功。
同时，建筑立面造型因之前后（上下）有异，使轩廊及室内进一步增润了通透性和景深。
或分成前后对等的两部分，形成鸳鸯厅，抑或分成连续相等的四轩而成“满轩”———厅堂皆因轩廊的增设而使之愈加恢宏高敞，空间更具变化感和仪式感。
建筑屋顶方面以硬山式最为普遍，另有少量悬山顶。
硬山式的屋脊分为两类:
一类以筒瓦覆盖成浑圆状（鳗鱼脊），两端饰瓦哺鸡或扁担头，其式属明。
另一类是以板瓦（蝴蝶瓦）立排，中留空隙，植“千年运”或“龙头葱”类，两边辅以“甘蔗”、“哺鸡”或“回纹”等图形，使屋脊和屋面产生动感。
其脊顶按形式分有雉毛、纹头、甘蔗、哺鸡等类。
厅堂、花厅等正脊处多以砧瓦叠砌，两侧做成有纹头或哺鸡的脊形装饰，附属屋舍的正脊以蝴蝶瓦竖向斜铺，显得主从有序，层次分明。
当房屋界梁一致时，两桁高度自下而上，按一定的规制逐渐加高，因此屋面坡度高，形成曲线形屋面，此法变为举架（举折）。
屋顶的曲线通常包括建筑的檐口、屋脊和屋面。
建筑两向坡顶相交而生屋脊。
横亘于顶部者为正脊，它既为建筑物最高的轮廓线，又是坡面接合的节点。
由坡面交搭形成若干条线形的屋脊，其断点和屋脊之间的交叉点在结构上至关重要。
从屋顶瓦件两个向度相交处的安全、牢固和防水等因素考虑，通常在屋脊处用砖瓦等材料构件“封死”，或用瓦钉将盖瓦固定。
建筑围护结构和界面主要由承重或非承重的墙体承负，最普遍的应推砖墙。
基于御寒隔热的考虑，薄砖以立顺砌和立丁砌法交互插接形成空斗墙，外皮用白灰浆或煤浆抹面，形成素（黑）墙。
墙垣因内外、方位有别而形式多样。
界墙为宅院之间的分隔墙，通常高大、直矗，体量庞大，两侧立面山墙因其庞大的面积和防火阻燃、开窗设牖等功能性构件，也受到住户的重视。
通常，苏、松等地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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