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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定义和学科性质
第一章医学的定义和学科性质
第一节定义
医学，与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相关，因而受到广泛的重视。
似乎人人对医学都很熟悉，然而给医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却并非易事。
中世纪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Avicenna，980一1037），即伊本·西拿（lbnsina）在其名著《医典》中，曾经给医学定义如下：
“医学是科学，我们从中学到（a）人体的种种状态，（i）在健康时；（ii）在不健康时；（b）通过什么方式：
（i）健康易于丧失，（ii）丧失健康时使之恢复健康。
换言之，医学就是如何维护健康的技艺和健康丧失后使之恢复健康的技艺。
”
阿维森纳作为杰出的医学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以惊人的洞察力和概括力，在将近一千年前，能给医学作出如此深刻而有预见性的解释，是值得重视的。
这个定义，出现在基础医学、预防医学远未形成之前，便包含了实际上属于基础医学（“人体在健康时的种种状态”的内容，概括了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心理学等，而“人体在不健康时的种种状态”便概括了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诊断学等）和预防医学（“健康易于丧失”）的内容；这个定义，既指出了医学的科学性，又指出了医学的实践性（“技艺”）；这个定义立足于“健康”而不是立足于“疾病”来揭示医学，只用了“健康”、“不健康”、“恢复健康”、“维护健康”这些措辞，是卓有见识的，避免了把医学囿于治病的狭隘观点（当然，治病毫无疑义的也包括在阿维森纳的定义之中）。
现在流行的一些医学定义，或者失之于片面（只把医学看成一门科学，甚至只把医学看成一门自然科学，或者强把阶级性列为医学的本质属性；等等），远不及阿维森纳的定义正确，或者只不过是以现代语言，述说着阿维森纳的医学定义中所包含的内容而已。
当然，这些下定义者也许并不都知道阿维森纳的医学定义，只是与阿维森纳的“所见略同”的暗合。
这正好说明医学的内涵和外延古今中外有其共性的一面，因此医学的本质是不以时代、国别、下定义者意愿为转移的。
当然，我们并不以引用阿维森纳的定义为满足。
下面给出一个更为简短明了的医学定义：
医学是认识、保持和增强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促使机体康复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
第二节学科性质
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种”，或者认为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
在图书分类学中，常把医学列为“应用科学”的一种，就医学是利用生命科学等学科来防治疾病的实践而言，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它却把基础医学（大部分学科属于生命科学）从概念上排斥于医学之外，因而也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
早在上一个世纪，杰出的病理学家魏尔啸（R.Virchow,1821--1902）在其《科学方法和治疗观点》（1849年）一文中。
已经提出“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的著名论断。
但是，人们往往还只是把医学看成纯粹的自然科学。
对当代西方医学颇有影响的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特（H.E.Sigerist，1892--1957）曾经深刻地指出：
“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曾经不只一次地使医学听众感到震惊。
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
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
使某个机体康复。
而且它的目的还要使人能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
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
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医学团体和社会。
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
”（《享利·西格里斯特论医学史》，1959年版），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表达方式上由于突出强调了医学的社会科学性质，而没有恰当的论述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反而不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近年，我国著名理论家于光远在《关于科学分类的一点看法》中提出“很明显，医学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两大科学门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科学。
因为医学的对象一方面是作为自然界物质的人，另一方面这个人又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的，他的健康和疾病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有些疾病甚至完全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引起的。
”这一论断兼顾了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社会科学性质，是比较全面和准确的。
当然，这是就整个医学来说的。
就医学的每一具体分支学科来说，它们各有特点，有的自然科学性强，甚至完全属于自然科学，例如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解剖学、外科手术学、放射诊断学，等等；有的不可忽视其社会科学的性质，例如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性医学,等等，有的几乎纯粹属于社会科学，如卫生事业管理学、医学经济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等等，正确认识医学的学科性质，在进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现时代，是有其迫切而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忽视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或者忽视医学的社会科学性质，都会损害医学科学的发展，损害卫生事业的发展。
重视医学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重属性，则将会推动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第三节医学模式
模式是指概念模式，医生利用概念模式来组织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近年来国内外医学界对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Mode1）与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o--medicalmodel）进行着广泛讨论。
不少人认为生物一医学模式现在存在内在的严重缺陷，同时更不适应现代医学的进展，必须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也有少数医学家提出过整体医学模式（HolisticmedicalModel）。
这个讨论不仅是对另一个理论概念的兴趣，而是涉及到许多实际工作必须作出相应改变的重大实践课题。
关于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先导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1948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开头便写道，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
这就明确地把人类的健康与生物的、心理的及社会的因素联系在一起。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学教授恩格尔（G.L.Engel）1977年在“Science”（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需要新的医学模式：
对生物医学的挑战”，在理论上对此作了更正确的扼要的论述，他尖锐地批评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他说：
“这种模式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躯体）变量来说明。
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病患（illness）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
生物医学模式不仅要求把疾病视为独立于社会行为的实体，而且要求根据躯体（生化或神经生理的）过程的紊乱来解释行为障碍……任何不能如此解释的障碍都必须从疾病范畴中排除出去。
”而且“这种模式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它的局限性易受忽视。
简言之，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
在科学中，当一个模式不能解释所有的资料时，就要修改者摈弃这个模式。
而教条则要求不一致的资料勉强适应模式或对这些资料干脆排斥不管。
”
生物医学模式是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近百余年以来一系列重大科学进展的辉煌成果。
人们把哈维建立血液循环学说作为近代医学的出发点。
哈维把实验方法引入了生理学和医学的研究，从而把立足于科学实验的近代医学和前此的原始的、巫术的、经验的等古代医学区别开来。
此后，人类在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上，获得了一系列成果。
以对疾病的认识来说，莫干尼作过许多尸体解剖。
他把疾病定位在器官，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和它相应的一定器官的损害，魏尔啸作过许多显微镜观察，把生物学中的重大成就细胞学应用于医学，进而把疾病定位在细胞，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是局部的、细胞的损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和发展，使对疾病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到生物膜，深入到蛋白质、酶和核酸的结构与功能的分子水平上。
一系列“分子病”的发现，使“分子病理学”应运而生。
从对疾病的认识来说，以巴斯德和科赫为代表的微生物学者们，在18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发现了大多数传染病的病原体。
在本世纪上半叶，各种维生素和激素等相继发现，从而确知了许多营养缺乏病和内分泌疾病的特定病因。
近三十年来，人类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已查明有三千多种疾病属于遗传性疾病，可在染色体上或基因上找到病因。
从治疗手段来说，本世纪内抗毒素血清疗法、砷剂驱梅疗法、磺胺药、抗生素、驱虫药等种种特异疗法相继发展；即便从外科手段来说，某种病施用某种手术也具有一定的特异性。
新近的进展诸如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等就更有一定的特异性了。
所有这些立足于生物科学的成就之上的医学进展，使人类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因此人们一再强调生物科学（“基础医学”的大部分学科都属于生物科学）对于医学的决定性意义，并且创用了“生物医学”（Biomedicine）这个术语以表达这种密切的关系。
于是，“生物医学模式”便成为进展迅速的现代医学的标志和核心。
毫无疑问，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在当前和未来的医学发展中，仍然起着主要作用。
生物－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和生物医学模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包容关系，即生物医学研究乃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即便对于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学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对于精神状态及其疾病的防治研究，也需要从神经生理学、神经化学、神经病理学等生物医学领域进行工作。
然而，从整体来说，必须把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或发展成生物一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而不能仅从生物学的一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的健康与疾病以及社会的医疗保健措施。
为什么直到最近这些年才突出地强调医学模式的这种转变呢？
似乎可以从必要性与可能性两方面来分析。
从医学本身的发展和医疗保健的客观社会需要来说，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缺乏病已经不再是威胁生命的主要疾病，它们在“疾病谱”和“死因谱”中所占的地位已显然不重要，相形之下，与心理性、社会性因素有关的疾病却显著增高，以目前前三位死因的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来说，都包含有心理紧张、吸烟、环境污染等心理、社会因素在内。
至于公害病、交通事故、自杀、吸毒、酗酒、饮食过度、因犯罪率升高和“家庭瓦解”以及其他种种心理社会原因而引起的心因性疾病的广泛发生，更主要是来自心理-社会因素。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以系统论作为它的概念框架，主张应该在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中来研究人体或人。
各层次之间既有横向的相互作用，又有纵向的相互作用。
纵向的相互作用就是下向因果性和上向因果性的结合。
医学模式的转变对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卫生事业的组织管理、医学教育以及整个社会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以心血管病为例，近期召开的世界性心脏病理学会议上就曾广泛地讨论过应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范围从分子水平到心理学、社会学。
这些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研究社会一生物决定人的健康和发病机制，弄清社会的、生物的以及物理化学因素在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地位和比重。
高血压、冠心病的风险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因素、生物学的内分泌、代谢、调节、遗传等因素，两者又是有密切关系的。
至于影响心脏病人的求医和转归，社会、心理因素则更占有重要地位。
由此从预防的观点、战略的观点解决高血压、冠心病，不能不对个人行为、个人性格、紧张状态等给予极大注意。
单纯生物学的观点是不能对高血压、冠心病有深刻的了解的，对其防治对策与措施就更不全面，谈不到有更好的效果与效益了。
苏联心脏病学家米亚斯尼柯夫甚至谈到预防高血压要注意培养一种抗高血压素质、善于保持坚强的毅力、精神，和在争论中的客观性和自我控制，善于保持理智的最佳化的情感。
当前医学的任务要更多注意保持与促进健康，医学和其他学科的成就已经提示我们，在看到人们认识人体本身以及依靠社会改革与行政手段改造世界所显示出的潜力时，扩展我们的视野是多么重要。
根据以上观点更好地研究健康和疾病防治与社会、文化、经济、心理的关系，加强社会医学、环境医学、疾病流行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卫生经济学、卫生事业管理学等的研究，从更高的层次，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组织我们的学科工作就成为迫切的问题了。
医学模式的讨论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医学教育的改革。
国内外医学界对于医学教育现状就有不少议论，认为人文科学、预防医学在医学生培养计划中不受重视。
医学生的视野过于狭窄，他们的主要精力是利用生物医学成就去对付住院病人。
这些工作是重要的，但这仅是推动医学前进、促进人类健康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
因此在当前生物医学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刻，生物医学模式的内在缺陷就成为医学前进的束缚。
第四节现代医学
如果对现代医学做－个鸟瞰，便会发现医学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即从未出生的胎儿到风烛残年的老人；从矫健有力的运动员到气息奄奄的垂危病人；从太空到海底，凡有人生命存在以及人到之处，就有医学研究的课题。
现代医学已经形成了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构成十分庞大而复杂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最吸引人们注意的是救治病人方面的成就。
例如对许多传染病找到了特效药（用一些抗生素治疗细菌性感染），脏器移植手术挽救了许多垂死的病人的生命。
1984年9月，美国有一位四年前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妇女贝苗·斯柰恩（23岁，因左心室内有一0．9千克重的瘤子而进行这一手术，心脏供给者是一位因车祸而丧生的男青年）顺利地娩出一个3千克重的女婴。
许多自身脏器无法恢复正常功能的病人，因人工脏器的出现，可以靠着人工脏器过着接近正常人的生活，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的例子当推一位美国老人克拉克，他在自己的心脏已完全丧失功能之后，靠一颗人工心脏生活了112个昼夜。
还有，电子计算机处理的X线断层扫描，可以取得人体任何部位的横断面，连神经系统的灰质与白质都清晰可辨，只要把这横断面连续地叠加起来，便可毫无创伤地得到人体内部结构的立体图象，如同把人体剖开一般……所有这些在本世纪上半叶还属于科学幻想的事情，现在都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这些“奇迹”的光芒如此夺目，以致容易使人以为它们可以代表现代医学的成就与水平。
其实这种看法如果不是错误的话，至少也是十分片面的。
上面我们所谈到的成就只属于应用医学——“临床医学”中的一部分。
即使在“应用医学”中，也还存在着对人类贡献毫不逊于临床医学的“预防医学”。
如果说临床医学是以消除患者的病痛为主要目的的话。
那么，预防医学的目的却在于保护未患病的人群，减少或不使患者出现。
预防医学要保护的不是个别人，而是组成社会的人群，它所采用的措施常常不局限于医生的个人活动，而需依靠社会的力量。
例如自来水的设施与卫生监督，控制了大部分水源性流行病的发生，食品卫生监测以及粪便与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大大减少了消化道传染病的发生，各种港口检疫制度的实施，防止了许多烈性传染病的蔓延等。
食品卫生、充分的营养条件、减少空气和水源污染等措施，都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来实现，所以，有时把预防医学称为：
“公共卫生学”或“社会医学”。
防患于未然与亡羊补牢相比，当然前者是上策。
因此预防医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例如，某地在某次疫情中，霍乱病人无一漏诊、误诊，治愈率达到90％，当然这说明临床医学的水平很高，但毕竟不如采取预防接种和隔离措施，根本不让霍乱疫情在该地发生或蔓延为好。
又如自从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了最后一例天花病人以后，两年内未再发现新的天花病例，由于天花病毒在常温下的存活期不会超过一年半，也不可能有隐性感染的带病毒者，因此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这是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传染病。
显然，即使把天花的病死率降低到零（在大流行中是不可能的），也会留下麻脸的后遗症、远不如消灭天花对人类的贡献大。
“千村薛苈人遗矢，万户萧蔬鬼唱歌”的悲惨局面，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已经—去不复返了，据估计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在近半个多世纪来延长了将近一倍，体质也不断增强，对此临床医学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更多的还应归功于预防医学。
尽管预防医学对人类的贡献这样巨大，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原因很简单，防患于未然的功绩是减少或消除疾病发生的可能性，人们不大容易感觉到抽象的可能性的大小，但是临床医学救治病人的成绩却可以给人们以十分具体甚至切身的感受；故世上名医的事迹常被人们传诵，而预防医学中的名家却往往只为学术界人士所了解，并不为社会上更多的人所熟悉。
预防医学的代表人物在许多民意机构中往往远少于临床医学工作者，重治轻防的思想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实际上临床医学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中的作用相当于一支司防御的地方部队，只是在疾病已经侵犯人体时奋起保卫人的健康与生命，而真正御敌于“国门之外”以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野战部队，却是预防医学。
预防为主的思想尽管古今中外都在宣传，但在许多国家直接用于预防医学的卫生经费，仍常常低于临床医学的经费。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马勒博士访问我国时曾指出：
发达国家中大部分卫生经费用在只有15％人口受益的项目上，如脏器移植、人工器官等，但对占85％大众的需要只投入了少量的资金。
这一批评显然是中肯的。
对于我国，由于卫生经费十分有限，尤其应当从全局来考虑社会效益问题，不应盲目地学习发达国家的一些不合理的做法。
上面我们谈到了应用医学的两大组成部分，但这还不是应用医学的全部内容。
近三十多年来，在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中，对精神及肉体有永久性残疾的病人进行训练及必要的治疗，尽可能恢复其原有的功能或部分功能，使他们能参加社会活动或能自理生活，做到“残而不废”。
于是这部分工作从预防医学及临床医学中独立出来，并建立了“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的发展可以减轻家庭与社会的负担，改善病残者的处境，把过去属于医学科学以外的社会福利或慈善事业逐渐变成医生的职责之一。
例如美国1975年会计年度报告宣布，州联邦职业康复计划曾使325，000名病残者得到康复并受到雇用，其中115，746名为严重病残者。
例如一名因膀胱癌扩散侵及骨盆产生难忍的剧痛病人，于1964年实行腰椎4一5以下半体切断术。
这位只有上半身的病残人经过康复研究所的治疗与训练，安装了假体外套，学会使用轮椅车。
接着，为他制造了能够帮助训练自己站起来并进行活动的全假体。
最后对他进行驾驶训练，通过了驾车测验，获得了驾驶执照，并已存活12年之久（见世界康复基金会主席美国的H.A.腊斯克所著《康复医学》第四版；陈述主译，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
康复医学是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应用医学的组成部分。
不过还有些问题，如聋哑盲人的职业训练等是否应归入康复医学，尚未解决。
目前，在发达国家已建立起不少康复中心，并请医师、理疗师、作业疗法师、社会工作者、语听治疗师、护士、职业顾问、心理学者和假体专业人员组成的“康复综合小组”，发挥各类专业人员熟悉的专业技术，以满足病情日益加重的病人的需要。
有人为了强调康复医学的重要性，提出康复医学应在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之后，并列为应用医学的第三位。
从预防——治疗——康复的连贯性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发达国家中医师过剩，可以抽出大量医师成为专门的康复医生；但是，如果照搬他们的经验，在缺医少药的国家也建立有大批医师参加的“康复中心”，并使之专业化，恐难实现。
但是“普及康复医学的知识，应是每位医师的职责，而不应只是从事康复医学专家们的职责”，这种观点可能更为现实。
应用医学中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包括在特殊情况下（如高山、太空、海底等）保护人体健康的“特种医学”，以及专门为刑事案件服务的“法医学”在内。
“康复医学”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特种医学。
所有的应用医学都必须以人体的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及其规律作为依据（当然不排除一些未被基础医学阐明，但行之有效的经验）。
在现代医学中专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科群统称为“基础医学”。
基础医学在性质上属于基础科学，它在很大程度上与生物学，特别是动物学、微生物学有很密切的联系。
因为人在生物学分类中属于动物界，人的存活与疾病同动物，特别是同哺乳纲与真兽亚纲的动物有许多类似之处。
事实上，基础医学经常利用动物作模型来研究生命和疾病的物质基础，借以阐明人体的许多现象。
甚至用动物试验来检验各种治疗措施，作为对人体实施前的准备，从而减少为了验证某些新疗法而让病人付出的不应有的代价。
按理说，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实际上基础医学的出现比应用医学（除特种医学外）晚得多。
自从人出现之时就有伤病伴随，人类不得不在对生命和疾病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试探各种解除病痛的方法，医学最初就是在这种盲目的摸索中偶然取得的经验的总结。
依靠这种盲目的摸索与偶然的发现，医学的进步当然是十分缓慢的，许多谬误的见解和不正确的治疗方法流传几千年得不到纠正，成功经验的积累也很缓慢。
那时的医学主要是临床医学，直到十七世纪以后，随着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才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实验研究方法。
之后，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基础医学的主要学科才逐步成熟，并成为现代医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群。
所以基础医学有时也称为“实验医学”。
科学实验的方法一旦被引进医学研究中，医学就开始加速其发展的步伐。
与十八世纪相比较，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医学发展速度真可谓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如果说十七世纪以前医学的进步速度是以世纪为单位计算，到了二＋世纪中叶就需要以十年为单位来计算。
而目前则要求医生每年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跟上医学发展的惊人速度。
这一突飞猛进的局面的出现，与基础医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中看出来。
一般地说，这一奖金总是奖给对医学进步做出最大贡献的研究工作者。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四十年中，除了三次之外，获奖者都是在基础医学方面取得研究成果的人，这就强烈地提示出基础医学对整个医学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基础医学已经成为推动医学进步的主要动力。
基础医学的内容过去曾是单一的生物科学，但是人不仅有生物属性，还有社会属性。
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主要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城市中），不再直接暴露在大自然中，因此人的健康与疾病愈来愈多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即使是大自然的影响也要通过社会环境才能作用于人，例如严寒可以把人冻死，但只有当人在室外衣着不足以御寒时，才会发生冻死人的情况。
又如，结核病的为虐，常常是在居住条件恶劣，营养不良时才造成严重的后果。
卡介苗推广后，结核性脑膜炎、粟粒性结核这些凶险的疾病就少见了。
疾病谱与临床相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车祸、酗酒、自杀、营养过剩、工业污染等等危害人们健康的因素带来了许多不能用单纯的生物科学解释的疾病。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弄清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单纯依靠生物科学已经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了。
因此，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人文科学也开始成为应用医学所需要的基础学科。
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医学院校的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增加人文科学的比重。
现代医学，不论是基础理论部分，还是各个应用部分，都离不开相应的工程技术。
例如，没有显微镜的发明与制造，就谈不到在细胞水平上对生命与疾病进行研究，也就无从建立组织胚胎学与细胞病理学这样重要的学科。
化学工业的发展为医学提供了大量不可缺少的试剂与药物，特别是生物制品的出现，全面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如酶制剂对于基础医学，抗生素对于临床医学，各种疫菌在预防医学中的作用等等。
伦琴（W.K.Rontgen，1845－1923）1895年发现了X射线后，才使放射诊断学有可能问世。
居里夫人（M.S.Curle，1864一1934）同她的丈夫一起发现了镭、铍等能发生蜕变的元素。
同时，她又是世界上第一位放射性元素的受害者。
然而，更重要的是她是世界上第一位创议用核蜕变产生的放射线治疗肿瘤的人。
现在的核医学实际上就是在居里夫人发现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的。
应该说，各种工程技术已经成为向医学源源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手段的坚强后盾。
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这方面的情况有了不容忽视的变化。
在此以前，工程技术人员对医学做出的贡献是他们发展自己学科中的副产品，他们研究的直接目的并不是推动医学的发展。
现在，除了制药工业对医学发展的重要性已为人们熟知以外，还出现了一大批以满足医学的需要为目的的工程技术人员，如许多人工器官的研制，放射性同位素在基础医学及临床医学中的应用（核医学），光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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