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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中举
《儒林外史》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１８世纪中叶，我国文坛出现了两部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两部书的作者吴敬梓和曹雪芹有着相近似的生活经历，又都不约而同地用白话小说的形式，把自己大半生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或直接或间接地写了出来。
最终二人皆死于穷困潦倒之中。
当吴敬梓的灵榇运往南京时，金兆燕曾题诗说：
“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
”（《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棕亭诗钞》卷五）的确，《儒林外史》一书为吴敬梓赢得了不朽的身后名，它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标志着我国古代讽刺小说艺术发展的新阶段。
第一节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创作
科第兴盛的家族科举失意与觉醒取材于现实士林
吴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字敏轩，号粒民。
安徽全椒人。
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晚年又自号文木老人。
吴敬梓出身于一个“科第家声从来美”的科举世家。
曾祖一辈，兄弟五人，四人中进士，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
祖父一辈，族祖父吴晟是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进士，吴是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殿试第二名，俗称榜眼。
但到了父辈逐步中落，父吴霖起，拔贡，曾为赣榆县教谕，是个清贫的学官。
《儒林外史》所写人物，大都实有其人。
吴敬梓取材于现实士林，人物原型多为周围的亲友、相识相知者。
如杜慎卿、马纯上、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牛布衣等等。
杜少卿则是作者的自况。
他的主要事迹与吴敬梓基本相同，而且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时间顺序安排的，如杜少卿在父亲去世后的“平居豪举”，借病不参加博学鸿词的廷试、祭泰伯祠等。
作者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撷取适当的素材，通过想象虚构，加以典型化，取得了很大成功。
《儒林外史》是饱含着作者的血泪，熔铸着亲身的生活体验，带有强烈的作家个性的作品。
《儒林外史》的版本历来有５０回本、５５回本、５６回本等歧说。
但５０回本、５５回本均未见。
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１８０３）卧闲草堂的巾箱本，５６回。
除《儒林外史》外，吴敬梓还有《文木山房集》四卷，清乾隆年间刻本，收入他４０岁以前的诗文，近年陆续发现《文木山房集》以外的诗文三十馀篇。
据金和、沈大成的记载，吴敬梓的儿子吴良在其父身后编定有１２卷本《文木山房集》，可惜至今未发现。
至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还有“《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
第二节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
命意在批判科举科举扭曲的社会和文人科举派生的“名士”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除了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外，正文从明宪宗成化（１４６５～１４８７）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为止。
其实，小说展示的是１８世纪清代中叶的社会风俗画。
它以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题材，对封建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
小说开篇第一回，就借王冕的故事“敷陈大义”，“隐括全文”。
作者借王冕之口痛斥八股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一味追逐功名富贵，从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使“一代文人有厄”。
作品在标举了王冕这个不受科举制度牢笼的榜样后，作为强烈对比，紧接着描写了两个把科举作为荣身之路的可怜又可笑的人物——周进和范进。
周进应考到６０岁，还是个童生，只好到薛家集去教书胡口，却受尽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
偶然路过的举人王惠更加飞扬跋扈，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身份；大吃大喝，却让周进陪在旁边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
王惠走后，“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
鲜明的对照，让周进去回味，去仔细咀嚼。
后来，周进连村塾教书匠这个饭碗也丢掉了，只好替一伙商人去记账。
因此，当他进省城参观贡院时，大半生没有取得功名所郁积的辛酸悲苦，所忍受的侮辱欺凌一下子倾泻出来，“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
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他中了举人、进士，做上了国子监司业，奚落过他的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
范进考了二十馀次，到５４岁还是童生。
进考场时“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
由于周进同病相怜的赏识，考取了秀才并又中了举，脆弱的神经经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竟然发了疯，半天才清醒过来。
范进中举之后，他的丈人胡屠户、乡绅张静斋以及邻里，立刻从鄙薄变为谄谀。
先前胡屠户骂范进是“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却说“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
“一向有失亲近”的张静斋也连忙送银子，赠房产。
只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范进的母亲为这瞬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惊讶、困惑、欣喜，以至“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归天去了”。
通过周进、范进的悲喜剧辛辣地讽刺了这种弄得人神魂颠倒的科举制度。
这种制度并不能选拔人才，周进、范进科举的失败和成功完全是偶然的。
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了八股举业，结果造成了精神空虚，知识贫乏，以至范进当了主考官竟然连苏轼这样的大文豪都不知是何许人。
同时，着力描写周进、范进命运转变中环绕在他们周围人物的色相，深刻地表现了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物的毒害，及造成的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
科举制度和八股时文的毒害还侵入了闺阁之中。
鲁小姐受其父鲁编修的教育，信了父亲说的八股文做得好，“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别的“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的昏话，从小就读经书，习八股。
自己不可能去参加科举，只得寄希望于丈夫，不料丈夫对八股时文却“不甚在行”，鲁小姐非常伤心，新婚燕尔却愁眉泪眼，长吁短叹，以为“误我终身”。
后来又把举业梦寄托在儿子身上，４岁起就“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
在不顾品行而疯狂地追逐功名富贵的社会环境里，人性发生了扭曲和蜕变。
作者用５回篇幅描写了匡超人如何从一个纯朴的青年而堕落成无耻的势利之徒。
匡超人出身贫寒，在流落他乡时，一心惦记着生病的父亲，“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侍奉，禽兽也不如”。
但是，他逐步发生了变化。
先是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惟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后又受到衙吏潘三的教唆，做起流氓恶棍的营生。
社会给他这样三条路，他巧妙地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
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可是当他侍奉久病的父亲，敬事兄嫂，亲睦乡里，表现出人性的纯良时，他只能是个卖豆腐的小百姓；而当他变质之后，他却拥有了荣耀和幸福，“高兴长安道”，洋洋得意了。
这是一个造成人品堕落的社会，因而只有人品堕落的人才能在这个人生舞台上得到施展。
科举是求取功名的桥梁，少数幸运者一旦功成名就，就要用无厌的贪求来攫取财富，压榨百姓。
他们出仕多为贪官污吏，处乡则多是土豪劣绅。
科举制度实际上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
王惠由举人而进士，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
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
”为了实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发财梦，他把原任衙门里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换成了“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戴着科举功名帽子的在乡士绅，则成了堕落无行的劣绅。
严贡生就是一个典型。
他利用自己的特权和与官府的关系，无耻地讹诈和欺压百姓。
一口新生小猪误入邻家，他声称寻回来“不利市”，逼人买下，待邻家养到一百多斤了，一次错走进严家来，他又把猪关了不还，还把来讨猪的邻居打折了腿。
一纸并未付款的借约当时未还，后别人来讨还，他竟索要利银。
他为儿子娶媳妇雇了两只船，立契到后付船钱，他却挖空心思设计了一个圈套，剩下几片云片糕，故意丢在舵工顺手的地方，诱使舵工吃掉，上岸时诈称那是他花几百两银子买的“药”，要写帖子把舵工送到衙里打板子，船家只好求饶。
他在臭骂一顿之后赖掉船钱扬长而去。
如果说通过严贡生主要揭露利用科举功名欺压百姓的劣行，那么，王仁、王德这一对难兄难弟则充分暴露了这些“代圣人立言”的道学儒生的虚伪。
当王仁、王德的妹妹病危时，妹夫严监生请他们来商议将妾赵氏扶正的问题。
他们先是“把脸来丧着不则一声”，当严监生每人送一百两银子后，他们“拍着桌子道：
‘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
’”他们又拿了严监生的五十两银子，“义形于色地去”操办将赵氏扶正的宴席了。
他们根本不顾骨肉亲情，是“忘仁忘德”、虚伪势利的小人。
作品除了写以科举作为荣身之路的八股迷，戴着科举功名帽子的士绅之外，还写了寄生于举业文事的八股选家马纯上的赤诚与愚昧。
马二先生是个正派人物，他古道热肠，乐于助人。
他与匡超人萍水相逢，却怜才助贫，赠送银两、衣物，让他回家侍奉父母；对蘧公孙，虽是初交，却不惜罄囊为之销赃弥祸；对骗过他的洪憨仙，仍捐资为之装殓送殡。
他真诚地用毕生的精力投入举业文事。
他对八股情有独钟，无怨无悔，据他自己说：
“小弟补禀二十四年，蒙历任宗师的青目，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不胜惭愧！
”他热心地宣扬八股取士的制度，认为“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他全身心地投入八股文的选评，希望能帮助年轻人去争取功名富贵。
马二先生痴迷于八股文，结果变成了一个麻木愚昧的人。
他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他那套文思定势取消了他鉴赏美景的能力，所以游西湖时，对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浑然不觉。
他的才华枯萎了，头脑里除了八股文那些套语之外，已经没有其他词汇了，所以游了半天西湖，搜索枯肠，才说出一句“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
”的套话。
通过马二先生的形象，作者展示了一个被科举时文异化了的读书人的迂腐熏人的灵魂。
科举制度的派生物就是产生了一批沽名钓誉的所谓“名士”。
他们或因科场败北，或因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取得功名进入仕途。
于是这些不甘寂寞的“聪明人”就刻诗集，结诗社，写斗方，诗酒风流，充当名士。
他们表面风流潇洒，骨子里却忘不了功名富贵。
这群名士的丑恶行径，构成腐败社会的文化奇观。
作者通过莺ㄕ湖边、西子湖畔和莫愁湖上的庸俗闹剧对他们作了抉肤剔骨的描绘和讽刺。
已故中堂之子，现任通政之弟娄三、娄四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
在京师闲得无聊，返回故里，在江湖上访士求贤，想博得战国时信陵君、春申君求贤养士的美名，于是一伙“名士”聚集在他们周围，凑成了一个莺ㄕ湖聚会，“席间八位名土，带挈杨执中的蠢儿子杨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数。
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
真乃一时胜会”。
作者通过聚会前后的介绍，揭示了“名士们”的滑稽丑态。
杨执中是个呆子，就像他手里摩弄的炉一样是个待价而沽的“古董”。
权勿用被杨执中吹捧为有“经天纬地之才”的高人，后来杨执中的儿子偷了权勿用的钱，两人吵架，杨执中骂他是疯子。
权勿用被人告发，衙役“把他一条链子锁去了”。
更可笑的是“侠客”张铁臂半夜从屋檐上滚下来，提一革囊，声称是仇人的脑袋，吓得二娄心胆皆碎，骗走五百两银子，并谎称可以用药水顷刻间化人头为水，二娄信以为真，又设“人头会”，请“名士们”来欣赏。
众人齐聚，张铁臂久等不到，革囊已臭了出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个猪头。
从此二娄“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闭门整理家务”，名士们也作鸟兽散了。
西子湖畔聚集着一帮斗方名士。
以医生兼名士的赵雪斋为首，还有冢宰后嗣胡三公子，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冒充秀才的盐商支剑峰等人，他们高谈阔论，拣韵联诗，附庸风雅，攀附权贵，讨些残炙冷饭来慰藉内心对功名富贵的欲求。
他们羡慕赵雪斋：
“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
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这就道出了他们当名士的真实目的。
但是，“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到底差一个进士。
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
流露出这帮标榜“不讲八股”的名士们内心深处的悲哀。
“莫愁湖高会”的导演是杜慎卿。
他出身于名门世家，不但外表温文尔雅，而且颇有才气。
他对朝政发些不同流俗的议论，赞扬永乐夺位，批评方孝孺迂阔古板。
看不起萧金铉之类的斗方名士，也不屑于做假名士那些冒充风雅的“故套”，颇有点真名士的风度。
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了他精神的空虚无聊和虚伪做作。
他顾影自怜，“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要徘徊大半日”。
他一面称隔着三间屋也能闻见女人的臭气，一面却迫不及待地纳妾。
他表面声称“朋友之情，更甚于男女”，实际上是酷好男风。
季苇萧跟他开了个玩笑，给他介绍了个“美男”。
他“次早起来，洗脸、擦肥皂，换了一套新衣服，遍身多薰了香”，兴冲冲地去拜访，结果“只见楼上走下一个肥胖的道士来……一副油晃晃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满腮胡须，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
这种期待中产生的反差，令读者捧腹大笑。
他还想出一个不同于假名士们俗套的“希奇”办法，召集了全城一百多个做旦脚的戏子来表演，品评他们的“色艺”，“好细细看他们袅娜形容”。
这次莫愁湖高会，不但满足了他的好色渴求，也为他招致了风流倜傥的美名，使“这位杜十七老爷名震江南”。
如果说匡超人是中科举之毒而堕落变质的话，那么，牛浦郎就是由羡慕名士而颠狂痴迷。
牛浦郎是市井小民，也没有读多少书，但是自作聪明，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他偷了店里的钱买书读，要破破“俗气”。
后又偷甘露寺和尚珍藏的牛布衣的诗集，从中看到一条不费力气可以出名的路：
“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
何等荣耀！
”于是就冒名行骗，以诗人牛布衣的身份骗取县官的信任，与官员往来，以此抬高身价，侮辱长辈，叫他的妻兄当仆人。
后来他与另一个骗子牛玉圃相遇，两人互相利用，又互相算计，闹出一幕幕闹剧。
他是个“自己没有功名富贵而慕人之功名富贵”的“鸡鸣狗吠之徒”。
《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
对于理想的文人应该怎样才能赢得人格的独立和实现人生的价值，吴敬梓又陷入理性的沉思之中。
第三节理想文士的探求
杜少卿形象的人文内涵“真儒”与实学思想金陵市井奇人与理想人格
吴敬梓描写了一批真儒名贤，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
作者理想的人物是既有传统儒家美德又有六朝名士风度的文人，追求道德和才华互补兼济的人生境界。
杜少卿是作者殷情称颂的理想人物。
他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
朝廷征辟，但他对朝政有着清醒的认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好”。
他装病拒绝应征出仕，“好了！
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
这就背离了科举世家为他规定的人生道路。
杜少卿傲视权贵，却扶困济贫，乐于助人，有着豪放狂傲的性格。
汪盐商请王知县，要他作陪，他拒不参加，“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陆官”！
王知县要会他，他说：
“他果然仰慕我，他为甚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
”但到了王知县被罢官，赶出衙门，无处安身时，杜少卿却请他到家来住，“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县知县，而今他官已坏了，又没有房子住，我就该照应他”。
对贫贱困难的人，他平等对待，体恤帮助；杨裁缝母亲死了，无力殡葬，他就慷慨资助；给领戏班的鲍廷玺一百两银子，让他重操旧业，奉养母亲。
杜少卿既讲求传统的美德，在生活和治学中又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
他遵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
因此，他对父亲的门客娄老爹极为敬重，“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
但是，他敢于向封建权威挑战，对当时钦定的朱熹对《诗经》的解说，大胆提出质疑，认为《溱洧》一篇“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
对《女曰鸡鸣》的解释是，提倡独立自主，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
对当时盛行的看风水、迁祖坟的迷信做法，他极力反对，认为应“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
他不受封建礼俗的拘束，“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使“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他尊重女性，反对对妇女的歧视与摧残。
他笃于夫妻情爱，别人劝他娶妾，他引用晏子的话：
“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姣且好也。
”他反对纳妾，说：
“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
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
小弟为朝廷立法：
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
”虽然他的主张还受着封建孝道的影响，不很彻底，但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的见解了。
对敢于争取人格独立的沈琼枝，他充满了敬意。
沈琼枝是读书人家的女儿，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作妾，她设计裹走宋家的金银珠宝，逃到南京卖文过日子，自食其力。
人们都把她看作“倚门之娼”，或疑为“江湖之盗”，但杜少卿却说：
“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
”
他尊重个性，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
友人到他家聚会，“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各随其便”。
他和六朝文人一样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他对妻子说：
“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
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
”在名士风度中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的光彩。
杜少卿表面上狂放不羁，但是仍然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
真儒们以道德教化来挽救颓世，赢得他的敬重，虽然他的家产几乎已经耗尽，但仍然捐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
他的理想和追求并不为凡夫俗子所理解，被骂为“最没品行”的人，要子侄们在读书桌上贴一纸条，“上面写道：
‘不可学天长杜仪”’。
杜少卿在那样的社会里，只能陷入苦闷和孤独，他在送别虞博士时说：
“老叔去了，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
”
杜少卿较之传统的贤儒有着狂放不羁的性格，少了些迂阔古板；较之六朝名士，有着传统的道德操守，少了些颓唐放诞。
他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又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性解放色彩，与贾宝玉同为一类人物，不过传统思想的烙印更深一些而已。
庄绍光出身读书人家，少有才华，十一二岁就会做７０００字的长赋。
年近四旬，只闭门著书，不肯妄交一人。
后被荐举，皇帝两度召见，有重用之意，但他深知朝廷的腐败，慨叹“看来我道不行了”，“恳求恩赐还山”。
大学士太保公“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遭到他的拒绝。
于是，太保公找借口让皇帝不要重用，只是允其还山，并把玄武湖赐给他。
还乡之后，地方官吏纷纷来拜，“庄征君穿了靴又脱，脱了靴又穿”，恼怒之下，连夜搬往玄武湖，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吴敬梓的社会改造理想深受颜李学派的影响。
颜元曾说：
“如天下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
垦荒，均田，兴水利。
以六字强天下：
人皆兵，官皆将。
以九字安天下：
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
”（李恭《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儒林外史》正是主张以“礼乐兵农”的实学取代空谈性理的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问取代僵化无用的科举时文。
迟衡山说：
“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的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
”作品里写了两件大事，一是祭泰伯祠，一是萧云仙重农桑、兴学堂的政绩，用以体现作者的社会理想。
庄绍光、迟衡山等真儒名贤，因“我道不行”而“处”而不出，但是，他们没有忘记社会责任，渴望能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
他们倡议集资修建泰伯祠，以礼让天下的泰伯作为道德典范，借此习学礼乐，“成就些人才”，“助一助政教”。
于是由大儒虞博士主祭，演出了一场鼓乐喧天的祭祀大典。
接着又写了文武兼备的戍边将领萧云仙在青枫城带领农民垦田植树，兴修水利，开办学堂，开启民智，具体实施“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
吴敬梓改造社会的理想与时代进步思潮相呼应，具有鼓吹政教，提倡实学，反对浮言，谋取事功的意旨，但是却披着古代“礼乐兵农”的外衣。
他的社会理想是走托古改制的路子，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基础，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书中笼罩着幻想破灭的悲凉情绪。
曾几何时，传闻天下的泰伯祠就墙倒殿斜，乐器祭器尘封冷落，“贤人君子，风流云散”。
萧云仙武功文治，轰轰烈烈，到头来却被工部核算追赔，破产还债，他的“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在探求理想的同时，对封建文化作了进一步的反思，其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礼教和社会习俗。
王玉辉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极深的迂拙夫子。
当了３０年秀才，考不上举人，进不了官场，却立志要写三部“嘉惠来学”的书，宣传封建礼教和礼仪。
他不仅不惜以残年之力进行说教，而且身体力行。
当女儿提出要以死殉节时，他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大加鼓励：
“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
你竟是这样做罢。
”当他得知女儿从夫自尽的噩耗时，还仰天大笑：
“死的好！
死的好！
”这里，没有坏人引诱，也没有法律规定，却是顽固的封建礼教的毒害，使王玉辉的女儿自觉从容地绝食而亡，使王玉辉不自觉地成为“以理杀人”的帮凶。
真儒名贤的教化不能挽救日下的世风，追逐功名富贵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遍及社会各个角落。
五河县追名逐利、奉承谄媚的恶俗，汤公子和陈木南嫖妓的丑态，妓女聘娘官太太的迷梦，假中书的闹剧等等，充分揭露了社会的乌烟瘴气、卑鄙龌龊。
作者既看到社会改造理想的难以实现，又不忍放弃对社会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
他又把目光转向社会的底层，写出一群远离科举名利场，不受功名富贵污染的市井平民的形象。
修乐器的倪老爹，看坟的邹吉甫，开小米店的卜老爹，开小香蜡店的牛老儿等等，他们朴实善良，相濡以沫，古风犹存，充满人间真情的温馨。
当真儒名贤“都已渐渐消磨了”的时候，作者在全书末尾写了“四大奇人”。
季遐年，既以写字为生，又以写字自娱；王太是围棋高手，又是安于卖火纸筒子的小贩；开茶馆的盖宽，画一手好画，但不攀附权贵；做裁缝的荆元，弹一手好琴，以此自遣。
他们自食其力，多才多艺，安贫乐道，高雅脱俗，过着“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自在的日子。
这“四大奇人”，是知识分子高雅生活“琴棋书画”的化身，是作者心造的幻影，是文人化的市井平民，是作者为新一代读书士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体现作者对完美人格的追求。
但是，幻影终归是幻影，因为“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荆元悠扬的琴声“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婉转”，令人“凄然泪下”。
第四节《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
长篇结构的新形式叙事艺术的新特点讽刺艺术的新成就
《儒林外史》是有着思想家气质的文化小说，有着高雅品位的艺术精品。
它与通俗小说有不同的文体特征，因而其叙事方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中国乃至世界近代长篇小说传统的结构方式是由少数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为轴心而构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故事格局。
《儒林外史》是对百年知识分子厄运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小说，很难设想它还有可能以一个家庭、或几个主要人物构成首尾连贯的故事，完成作者的审美命题。
如果那样，就有可能把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种种行为集中在几个人身上，造成某种箭垛式的笑料集锦。
《儒林外史》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的独特形式。
它冲破了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互相勾连、前后推进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写出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
作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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