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民粹主义研究前沿 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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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民粹主义研究前沿
周凡
尽管列宁在1912年所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称作民粹主义的纲领并把孙中山称作“中国的民粹主义者”，[1]尽管有学者断言毛泽东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民粹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2]但是，民粹主义无论作为概念术语、作为社会思潮、作为政治运动抑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初并不起源于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让中国人了解了民粹主义——中国人最早就是通过马列主义知道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
世界最早的民粹运动发生在俄国，而且，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无例外地遭遇过、思考过、探讨过、回应过俄国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问题。
在19世纪晚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民粹派和其他民粹主义运动不能说服民众加入他们的事业之后才获得长足发展的，因此，就俄国当时的情况而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俄国民粹主义的失败;但是，俄国民粹主义的失败并不等于民粹主义的销声匿迹。
自俄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轰轰烈烈的民粹主义运动以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现象，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从来没有彻底断绝过、消失过。
一如保罗•塔格特所言，“民粹主义是间歇性的插曲，它不时强劲地迸发并带来激进政治变革的潜能，遽然之间，它又消退殆尽;然而，民粹主义并非全无效验，在其极盛时，它总会使政治的内容和基调发生结构性变化，哪里有代表民意的政治，哪里就有作为极具潜力的运动和政治观点的民粹主义”。
[3]就在俄国民粹主义日渐衰竭并濒于消亡之际，美国在19世纪晚期爆发了著名的“人民党（PopulistParty）”运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利用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而随着纳粹主义的覆灭和冷战时代的到来，民粹主义在1950-1960年代成为拉丁美洲政治的主流。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国际范围内此伏彼起、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欧洲持续升温，所谓“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声浪日壮，欧洲各国中右政党和极右势力纷纷抬头。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欧洲新民粹主义在政治生活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2001年11月，丹麦“联合人民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2002年5月，法国民粹主义组织“人民阵线”的领导人勒庞入围第二轮总统选举;同月，荷兰右翼民粹政党“富图恩名单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2005年6月，法国、荷兰的民粹政党发动了拒绝《欧盟宪法条约》全民公决。
2008年4月，意大利新民粹主义组织“意大利力量党”的领导人贝卢斯科尼成功利用民众对中左政府的不满情绪，与同为民粹政党的全国联盟和北方联盟结盟在议会选举中再度获胜。
这一切都使得“民粹主义论题成为当代欧洲的关注中心”并迫使西方民主政体“认真对待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
[4]民粹主义的当代回潮与复兴极大地激发人们对民粹主义的兴趣与探索欲望并由此带动了关于民粹主义学术研究的迅速增殖。
一
19世纪中后期，俄国和美国开创了世界上两个典型意义的民粹主义形式。
俄国民粹主义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思潮，它的核心内容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在村社的基础上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者推崇农民，仇视资本主义，以虚无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态度看待国家政权。
美国19世纪晚期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农民激进主义运动，它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垄断资本和金融权力以及两党体制对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控制，它旨在动员基层农民在国家机器和政治体制规范运作之外寻求一种表达政治愿望与利益诉求（主要是土地所有权）的激进方式，因此，美国“人民党”的民粹主义并没有俄国民粹主义那样的理想主义成分和空想主义色彩，更没有俄国民粹派那样的强烈革命冲动和鲜明的社会主义追求。
关于19世纪俄美所开创的这两种民粹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国外学术界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关注与探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要超过对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革命，也因为在这个历史时段，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具有很强的实际影响力，所以人们对作为一种激进革命思潮并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切关联却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的俄国民粹主义投以探究的目光，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0年代以降，国外学术界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研究明显减少而对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兴趣却日益增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尚有数不多的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学术著述，比如，詹姆斯•比林顿（JamesH.Billington）的专著《米海洛夫斯基与俄国民粹主义》（1956）、弗兰克•温吐利（FrancoVenturi）的《革命的根源：
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史》（1960）、阿瑟•门德尔（ArthurP.Mendel）的《沙皇俄国的发展困境：
合法马克思主义与合法民粹主义》（1961）、理查德•沃特曼（RichardWortman）的《俄国民粹主义的危机》（1967）等，而1970年代后，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研究越发稀少，[5]但正是俄国民粹主义研究的这一衰微时期却见证了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研究的蓬勃兴起。
二十世纪50年代以降，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研究之所以兴盛起来，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民粹主义自19世纪晚期“人民党”运动以来，并没有长时段处于空缺状态，而是几乎每隔三十年左右就出现一次较大规模的具有相当影响的民粹主义运动的爆发：
1930年代有休伊•朗的“共同财富计划”，1960年代有乔治•华莱士式的民粹主义选举动员，1990年代有罗斯•佩罗代表的20世纪美国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
每当美国社会出现明显的发展困境、危机与转型，民粹主义总会随之而起;正是由于民粹主义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间歇性的出现以及它对美国政治进程的有力的干预和塑造，美国民粹主义才成为众多学者和理论家瞩目与研究的对象，这就是说，人们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学术兴趣始终受到现实政治问题的驱动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它并不像俄国民粹主义由于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被清洗一空而成为空悬式的纯粹学术史或理论发展史的考察。
谈及美国民粹主义研究，人们通常会提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秘密的痛苦》（1956）[6]中对美国民粹主义的经典论述，而这部著作在当时主要是针对1950年代大行其道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中夹杂的民粹主义成分和道德主义因素进行的深入剖析——麦卡锡不是靠法律而是依仗舆论，不是运用民主的程序而是引发激烈的情绪狂热和激起恐慌心理的煸动性宣传使自己长期居于不受挑战的地位。
大众与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希尔斯分析民粹主义的基本路径,他认为，当大众对政治精英垄断权力、财产、教养与文化不满并产生怨恨的时候，民粹主义就可能爆发，因此，民粹主义是人民不满现状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在希尔斯看来，民粹主义者利用民众的情感习俗，以激动人心的语言把道德义愤巧妙引入政治领域中的做法不仅是美国民粹主义的特有表现方式，也是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共有的特征。
多年来，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研究主要在四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对民粹主义区域史或地方史的研究，比如，瓦尔特·纽金特（WalterT.Nugent）对堪萨斯州民粹主义的研究、乔安妮·惠勒（JoanneE.Wheeler）美国中西部民粹主义起源的研究，卡雷尔·比卡（KarelD.Bicha）对美国西部民粹主义的研究、斯蒂文·哈恩（StevenHahn）对美国南部民粹主义的研究、詹姆斯·赖特（JamesE.Wright）对科罗拉多州民粹主义的研究;二是关于某一历史时期的民粹主义运动的研究（断代史研究），比如，希克斯（J.D.Hicks）对19世纪末农民联盟和人民党运动的研究;三是以著名民粹主义人物为主体的研究，比如，海尔（W.I.Hair）对休伊•朗的民粹思想的研究、莱舍（S.Lesher）对乔治•华莱士民粹思想的研究，四是对美国民粹主义的总体性研究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较为著名的有：
麦克纳（GorgeMckenna）的《美国民粹主义》（1974）、古德温（LawrenceGoodwyn）的《民主的诺言：
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1976）、卡津（M.Kazin）的《民粹主义的说服力：
美国的历史》（1995）。
2000年以来，对于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在以上四个方面均有新作面世。
在地方史方面有克兰顿（O.GeneClanton）的《共同的美德：
堪萨斯的民粹主义及其为正义和平等而斗争（1854-1903）》（2004）[7]、莱斯特尔（ConnieL.Lester）的《田纳西州的农民联盟、民粹主义和进步党人的农业（1870-1914）》（2006）[8];在断代史方面，波斯特尔2007年的新著《民粹主义视野》（2007）是迄今为止关于19世纪晚期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最详尽的全景式总览[9];在人物研究方面，有杰伦（TedG.Jelen）的《佩罗现象及其超越》（2001）[10]、詹姆·亨特（JameL.Hunt）的《玛丽昂·巴特勒与美国民粹主义》[11]，罗勒尔（LloydRohler）的《乔治•华莱士：
保守的民粹主义者》（2004）[12]、里斯约德的《民粹主义者与进步党人》[13];而在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方面，有安东尼·亚当（AntonyJ.Adam）等的《美国黑人民粹主义》（2004）[14]、乔·克利奇（JoeCreech）的《义愤：
宗教与美国民粹主义革命》（2006）[15]以及谢尔·奈特（CherKrauseKnight）的《公共艺术：
理论、实践与民粹主义》（2008）[16]。
与上世纪后半叶相比，最近几年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其一，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宏观的总括性的研究基本上停滞下来，对美国民粹主义的性质、起源及其生成的制度背景的分析不再是学术关注的重心，而微观的、局部性研究跃居主导地位;其二，虽然美国民粹主义从政治上说是一种土生的大众抗议运动，但是，它的激进性一直被美国稳定而成熟的两党制政治结构所平抑，也正因如此，新近的研究对于民粹主义的消极性、危险性和破坏性并不看重，而多倾向于捍卫“民粹情绪积极作用”[17];其三，人物研究不再以生平与事件的介绍为主，而是以范例的形式来揭示美国民粹主义的某些主题与话语形式，一如迈克尔•李（MichaelJ.Lee）指出的那样，虽然美国民粹人物各异，焦点、内容亦不相同，但美国民粹主义还是有着共同的生成形态与“论辩架构（theArgumentativeFrame）”甚至在其演变上总是呈现规范性的“四阶段（FourStages）”程式[18];其四，美国民粹主义研究由政治领域向文化、艺术、宗教、法学、环境保护[19]等边缘领域的蔓延趋势明显加强，这种研究态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民粹主义的实用主义特质与一定程度的中性化倾向。
二
在全球范围内，19世纪俄美的民粹主义通常被称为第一代民粹主义，而第二代的民粹主义是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
如果对于美国来说，“民粹主义是一幅幅贯穿于政治生活的装饰图案”[20]，那么，对于拉丁美洲来说，民粹主义则是其现代发展进程中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的基本色调。
民粹主义不仅出现于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而且一直就是拉美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
拉美国家不仅有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组织和民粹主义的政党，而且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党领袖本身就是极有魅力的民粹主义者——从20世纪上半叶的瓦加斯、庇隆、阿连德到90年代的梅内姆、科洛尔、藤森，再到目前的库奇纳、莫拉莱斯、卢拉、查韦斯，民粹主义不仅始终被国家当权者所运用、操纵而且一直就是拉美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转变的驱动力量。
一如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ErnestoZedillo）所言，“不论是权威主义的还是民主主义的，不论是右翼的还是左倾的，民粹主义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拉美政治中最具渗透力的政治意识形态”。
[21]
对拉美民粹主义的研究开始于1960年代，像迪·特亚（TorcuatoDiTella）、奥克塔维尔·伊安尼（OctavioIanni）、弗朗西斯·韦福特（FranciscoWeffort）、吉塔·约内西库（GhitaIonescu）、欧内斯托·盖尔纳（ErnestoGellner）都是因1960年代的拉美民粹主义研究而闻名的学者。
1970年代，学术界对拉美民粹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比如，尼耶克尔克（A.E.VanNiekerk）的《民粹主义与拉美的政治发展》、梅勒（JamesMalloy）的《拉美的威权主义与法团》、拉克劳（ErnestoLaclau）的《走向民粹主义理论》、赫尔马尼（G.Germani）的《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都是在这个时期面世的。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关于拉美民粹主义研究的势头有所衰减，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民粹主义在拉美的再度复兴，民粹主义研究重新活跃起来。
研究拉美政治的著名学者肯尼斯·罗伯茨（KennethM.Roberts）新近在一篇论述拉美民粹主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由于拉丁美洲拥有了深入了市场改革，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地区的民粹主义到1980年代是寿终正寝了，可是，近些年来，与先前明显的不同的新式民粹主义运动日益成为政治的焦点，因此，关于民粹主义的意涵及其与政治经济的关联的学术探讨再度被开启了”。
[22]
最近几年，关于拉美民粹义研究，引起广泛关注与好评的重要著述有迈克尔•康尼夫主编的文集《拉美民粹主义》（MichaelL.Conniff:
PopulisminLatinAmerica,TheUniversityofAlabama,1999）、托勒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诱惑：
厄瓜多尔的经验》（CalosdelaTorre:
PopulistSeductioninLatinAmerica:
TheEcuadorianExperience,OhioUniversityPress,2000）、德默斯等编著的《神奇的变种：
拉美民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JolleDemmers,AlexE.FernándezJiberto,andBarbaraHogenboom:
MiraculousMetamorphoses:
TheNeoliberalizationofLatinAmericanPopulism,Palgrave,2001）、阿拉哈尔主编的《加勒比海的卡里斯玛：
对领导权、合法性与民粹主义政治的反思》（AntonAllahar：
CaribbeanCharisma:
ReflectiononLeadership,andPopulistPolitics,L.RiennerPublishers,2001）、埃尔纳与海林格主编的《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政治：
阶级、两极化与冲突》（SteveEllnerandDanielHellinger:
Class,Polarization,andConflict,LynneRiennerPublishers,2003）、卡里翁主编的《藤森的遗产:
秘鲁选举中威权主义》（JulioF.Carrión:
TheFujimoriLegacy:
TheRiseofElectoralAnthoritarianisminPeru,2007）。
一些知名的拉美民粹主义研究专家也纷纷撰文对近年来拉美民粹主义的新动向与新发展作出理论回应，比如，肯尼斯·罗伯茨发表了《委内瑞拉政党制度崩溃与民粹主义复活之间的社会关联》（2003）、《拉美民粹主义、政治冲突与基层组织》（2006）、《拉美民粹主义的复兴》（2007）[23i];库尔特·韦兰德发表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民粹主义》（1999）、《澄清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拉美政治研究中的民粹主义》（2001）[24];斯蒂芬·埃尔纳发表了《查韦斯和藤森的各不相同的民粹主义变体》（2003）、《激进民粹主义的革命道路与非革命道路：
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运动的诸种方向》（2005）[25];詹姆斯·彼特拉斯发表了《拉美的策略：
阶级的直接行动与民粹主义的选举政治》（2005）[26];斯蒂芬尼·卢梭发表了《妇女的公民权与新民粹主义：
藤森执政时的秘鲁》（2006）[27];若泽·祖克特发表了《查韦斯的布道式的政治》（2008）[28]。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新研究成果表明，学术界对拉美民粹主义探索出现了多学科并进的繁盛景象，康尼夫主编的论文集《拉美民粹主义》的作者大部分是历史学家，德默斯等主编的《神奇的变种：
拉美民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的作者包括了政治理论家、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以及经济学家，而托勒本人则是一位社会学家。
虽然多样化的研究分布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但是关注的核心问题却共同指向拉美民粹主义最新演进与当代转型上。
上世纪90年代前，拉美民粹主义通常被区分为两个阶段，而如今，这种二分法已被早期民粹主义、经典民粹主义和新民粹主义这样的三分法所取代。
在分析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拉美经典民粹主义时，传统的思路是把它看作是20世纪30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拉美国家从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向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模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应激性社会政治反应，体现在经济政策上，就是倡导进口替代的依附式发展战略、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施雄心勃勃的扩展性的经济计划、刺激消费、增加资本积累、通过国家干预实现再分配，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对拉美经典民粹主义的分析一个突出特征是强调它的经济背景、经济根源与经济特征，这种分析范式的极端状态就是把拉美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具有确定内容与阶段特征的经济政策。
然而，随着1990年代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拉美民粹主义这些传统的经济特征逐渐被取代，无论是阿根廷的梅内姆还是巴西的科洛尔抑或是秘鲁的藤森，这些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并具有民粹主义风格的总统并没有表现出对干预型国家的依重，反而实行紧缩性政策——削减政府开支、裁减国家公务人员、提高税收、抑制通货膨胀、扩大私有化。
这些与经典民粹主义大为不同甚至正相对立的经济政策严重损害了经典民粹主义的群众基础（主要是蓝领工人），可是，这丝毫不影响这些仍被称为民粹主义者的领导人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并在议会选举中连连胜出。
正是这种新的历史变化使人们不得不反思拉美经典民粹主义概念的适用性并尝试对民粹主义进行新的理论探讨。
针对拉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民粹主义新变化，肯尼斯·罗伯茨阐述了一种扩展民粹主义外延的概念策略，他在1995年发表的《新自由主义与拉美民粹主义的演变》一文中提出所谓“亚类型（subtypes）”说。
他认为，“完备（full）”的民粹主义概念应该同时具备以下五方面的特征：
1、个人化的、家长式的领导方式;2、异质性的跨阶级的政治联盟;3、绕过体制性干预和有组织的活动（如政党）直接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4、无定形的折衷的意识形态;5、运用广泛的再分配和庇护主义的经济计划;不过，在政治实践中，这五方面的特征并不一定同时汇集在某一种民粹主义形态上，而是或多或少地归属于不同亚类型上，换言之，某一概念只要具有以上某一特征或某些特征，就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民粹主义概念。
[29]就像库尔特·韦兰德正确指出的那样，肯尼斯·罗伯茨的这种“辐射性”的民粹主义概念“使多领域的不同观念具有最宽泛的适用性”并为“不同的理论探讨方式提供了一种概念妥协”，但是，这种方式只是从术语上“统一”了不同的民粹主义类型，而没有根本解决民粹主义内涵上的不一致和混乱状态，“辐射性概念（radialconcept）促成的只是伪一致（pseudo-consensus），它不过是用术语的一致掩饰了意义的不一致而已”。
[30]
库尔特·韦兰德与肯尼斯·罗伯茨一样关注拉美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联姻”[31]，但他的方法与肯尼斯·罗伯茨明显不同。
库尔特·韦兰德从方法论的高度区分了澄清民粹主义概念化的三种策略：
即累加式（cumulative）、辐射式（radial）和再界定（redefinition）。
在拉美民粹研究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是累加式的民粹主义定义，这种定义方式是流行的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逻辑附属物。
1990年代以来，辐射式民粹主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累加式概念的局限性，它以鲜明的反“本质还原”的理论姿态展现民粹主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并以其最大的包容性认可了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但是，这种认可并没有合理地分析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嫁接的基本原因，并且辐射性概念也没有完全祛除经济主义的阴影，比如，肯尼斯·罗伯茨甚至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藤森称为“经济民粹主义者”，由此，库尔特·韦兰德提出重新界定拉美民粹主义概念。
所谓重新界定，就是把民粹主义定位在一个单一的领域（即政治领域）之中从而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策略。
在库尔特·韦兰德看来，当个性化的领导人将自己的统治建基于尚未被体制化的大众的支持的时候，民粹主义就会出现。
这意味着，民粹主义概念的核心不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而是一种政治控制和权力行使方式。
由于不是凭借制度建设和层级化的程序操作来掌控权力，而是依靠大量的追随者和广泛的民众的支持来扩大影响、争得权力、塑造独具特色的政治空间，所以拉美民粹主义才呈现出浓郁的“卡里斯马式（charismatic）”政治风格。
库尔特·韦兰德认为，他对民粹主义的这种重新界定可以从容地解决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融通”问题。
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与新自由主义兼容，根本原因在于两者之间存有内在的结合点：
其一，两者都具有抵制并绕过组织化中介的“直接性”，民粹主义直接诉诸民众，而新自由主义直接诉诸市场运作;其二，两者都反对国家干预，都倾向于增加个人化的领导人的权力容量和推动力。
可以说，韦兰德的界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罗伯茨定义的缺陷，罗伯茨本人在2007年发表了《拉美民粹主义的复兴》一文中也表现出对韦兰德的政治性的民粹主义概念某种认可，他认为，这种聚焦于政治性质的概念化方式具有两个主要优势，首先，“它没有用那些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都不是政治现象所固有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属性将民粹主义概念压得完全变形，例如，它承认政治动员的民粹主义样式并不必然与特定的财政政策、再分配策略或国家的经济干预与利益介入相关联”;其次，“这种概念界划使得对不同案例与时段的民粹主义现象围绕其重要的政治维度进得比较分析变得更加容易可行，比如，对于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的种种民粹主义现象，通过辩识其政治上的类同性从而可能获得概念上的清晰把握”。
[32]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罗伯茨定义还是韦兰德的界划，主要涉及的是1990年代以降拉美“民粹主义的新自由主化”问题，他们所使用的“新民粹主义”概念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的简称。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并不能囊括拉美民粹主义的所有新“变体”，因为，进入21世纪之后，拉美地区出现了一种有意抵制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民粹主义新潮流，这一新浪潮的“弄潮儿”便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阿根廷总统库奇纳、玻璃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巴西总统卢拉，其中尤以查韦斯（于1998年12月当选总统并于1999年2月首次就任总统，2006年12月，他以62·57%的选票第三次当选总统）最令世人瞩目。
查韦斯执政以来积极推行“玻利瓦尔革命”、实行大刀阔斧的反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2005年以来，他公开宣称自己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并加快了在委内瑞拉建立“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步伐。
拉美最新一波的民粹主义领袖重新将民族主义引入政治之中并力图将国家置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只有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抵制和反抗金融资本家、成为新自由主义传声筒的媒体、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精英以及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政府，这种民族主义的语言以及对国家利益的强调使拉美民粹主义在一定意义回归了拉美古典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但其政治动员方式又与古典民粹主义有所不同。
仅仅就此而论，把查韦斯指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也显然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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