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企业改革发展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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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大企业改革发展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大企业改革发展方向: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问：
邵主任，最近三年，企业家对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满意度提升较快，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数据显示，2007年比2006年和2005年分别高8％和9.8％。
从国企整体效益情况来看，2007年达近年最好水平，吸纳就业的情况也首次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很多国企在2008年都有增加从业人数的计划。
请问您对近年来国有企业发展的状况满意吗?
邵宁：
应该说，国有企业已经开始走出了低谷。
从国资委统计数字也能看出，近年来中央企业变化非常大，效益的改善程度也非常明显。
最近这三年中，中央企业每年销售收入增长大概是一万亿元，每年实现的利润增长一千三百多亿元，每年上交的税收增长也是一千亿元左右，势头非常好。
尤其是近几年中央企业的职工人数由降转升，说明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实现了发展。
问：
目前国企发展的形势的确喜人。
同时，在刚刚提到的企业经营者对我国各项改革的评价中，发现垄断性行业改革的满意度排在最后，也反映出企业经营者对垄断行业改革的迫切期待。
我也观察到社会上有一种议论，虽认同目前国企所取得的良好业绩，但认为国企有这么好的形势，是因为有垄断的因素在里面。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邵宁：
我认为这几年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改善、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的关键性因素有两个：
一是长期改革和结构调整效果的积累，二是非常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如果说是垄断因素造成的效益改善，那么十年前国有企业的垄断程度比现在还要高，但十年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是很差的。
实际上，破除垄断、引入竞争一直是这些年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以电力体制改革为例，发电领域组建五大发电公司后，市场竞争明显促进了这些公司加快发展、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成本和消耗，从而推动了电力工业的整体发展。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发电领域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主要得益于竞争机制的引入。
另外，垄断的概念不能笼统地讲，需要针对具体的行业，进行具体的技术经济分析。
问：
也就是说，有些行业垄断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邵宁：
比如说，在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除中储粮等少数几家政策性公司外，真正处于垄断地位的是两个“电网”――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
这两家电网公司在其经营区域内是垄断的，相互之间是一种比较竞争状态，有两家就可以比较。
那么两家电网公司之间有没有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
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不太可能，因为在同一区域建设两个电网是不经济的，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所以对这样的企业，我们不应该去指责其垄断，而是应该加强有效的监管。
一方面是政府的监管，供电价格、服务标准、成本控制、员工待遇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监督，从消费者的角度对供应商进行评价，如果达不到政府规定的服务标准，消费者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
目前的状态是对这种自然垄断的行业我们的监管往往不太到位，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向应是切实强化监督措施，而不是仅仅去指责其垄断的性质。
问：
是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属于这种情况?
邵宁：
不是，有些行业更适合寡头经营，也就是说有限竞争。
比如石油石化行业社会上的说法也很多，现在实际上炼油项目已经放开了，石油销售环节我们已经看到壳牌公司的加油站了，真正没有放开的是石油开采。
石油开采能不能放开?
我感觉不能。
石油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放开了大家都去开采，对资源的利用很可能是非常不经济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浪费的，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已经很多了。
所以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国家石油公司的模式，对这种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国家控制，更何况我们这样一个石油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
这几年国家原油价格上涨，石油石化企业利润较高，外界有一些议论。
实际上，这种情况应从两方面看。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几家企业最大的责任是保证国内的油品供应，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企业有足够的后备储量。
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增加企业后备储量的成本是水涨船高的。
记得几年前中石油在非洲买了一个规模不很大的油田四分之一的操作权就用了22亿美元。
所以，高油价背景下石油公司就应该是高盈利、高投入的状态，否则不能够保证持续发展。
如果中国的石油公司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开发和购买后备资源了，对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可能将是十分不利的。
问：
现在社会上对电信等行业的议论比较多。
邵宁：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基础电信业务应该说适合于寡头竞争性质，国外电信运营商在一个国家也仅有非常有限的几家。
一般地讲，固网之间很难引入竞争；移动通信要建设全国性的网络，需要非常大的投入，网络数量过多也是不经济的。
我国电信增值业务已经放开了，移动通信的基础业务目前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相互竞争。
目前的问题是竞争格局不太均衡，下一步电信改革肯定要解决形成一个比较均衡、比较有效的竞争格局的问题。
还有民航。
民航这个领域实际上已经完全放开了，甚至放得过开了。
民航这个行业资金高度密集，一架飞机动辄上千万、上亿美元，而且它的技术要求、安全性要求特别高。
像这样的行业，就适合几家比较大的航空公司去竞争。
中国的航空公司实际上太多了，有些航空公司规模有限、并没有几架飞机，这显然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对垄断问题，不能只局限在概念上的讨论。
需要深入到行业层次进行具体的技术经济分析，研究怎样改革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对企业的发展有利、对消费者有利，而且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还需要权衡。
问：
您的解释非常有意义，人们很难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您认为国有企业这两年发展得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
邵宁：
其实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
体制方面的、结构方面的、内部机制和管理方面的、社会负担方面的等等，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这几年国有企业的市场表现比较好，除改革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年、包括今后一段时间，客观上存在着一个有利于国有大企业发展的“空档”。
前几年艰难的结构性调整使国有经济从不具备优势的中小企业层面退出了，困难的国有企业通过破产消化掉了，剩下的优势国有企业就利用这个“空档”发展起来了。
这个所谓的“空档”具体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的民营企业也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向现代化大公司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很快。
但民营经济本身的成长也是一个过程，有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有一个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问题。
中国民营经济目前总体上还处于发
展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家族企业阶段，还未达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完全股份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私营经济的层次。
家族企业有很多优势，也存在不少先天的不足，一般来说比较适合中小企业的经营，而在经营、管理大企业时其企业文化、管理水平往往不太适应，这种实例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民营企业要适应现代化大生产，成为大企业大集团，还需要一个阶段的发展和改造。
二是国外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发展，尤其是并购活动并不是很顺利。
国外跨国公司的体制、管理是完全满足经营大企业要求的，但其在中国的发展会有一个逐步适应中国国情、逐步实现本地化的过程。
尤其是这几年在外资并购国内大企业方面，社会舆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得这种并购面临很大的困难，如“凯雷并购徐工”的案例。
由于在规模经济要求较高的产业领域，民营企业的成长还需要一个过程，外资的拓展又不是很顺利，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有利于国有大企业发展的“空档”，而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又恰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这几年国有大企业发展较好的外部原因。
这种状况也说明，这几年国有大企业发展较好有天时、地利的因素，我们并不能以为国有企业自身已经很好了，实际上国有企业需要解决的内、外部问题仍是很多的。
加快国有大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是双重任务，一个是国家所有者的组织问题，第二个才是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性问题促进国企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一是股权多元化，二是治理结构的完善，三是进一步推进结构的优化、合理配置资源、现在国企经营状况改善了，利润多了，有条件向股东分红了。
要使国企经营者市场化。
问：
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邵宁：
重点就是发挥出资人的作用，加快国有大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
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1994年百户试点就开始了。
这方面工作的内容一是推进企业改制，实际到2000年初的时候，国有重点企业的改制面已经接近80％，国有大企业改成公司制的已经相当多了。
二：
是抓规范运作，企业改制完成以后得依照《公司法》规范运作，当时朱瑜基总理还要求我们写了一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企业管理“基本规范”的书，以便对照操作。
虽然十几年前在国有大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当时大家都感觉，效果好象不像我们预想得那么好。
这和中小企业改革完全不一样，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以后企业脱胎换骨，马上就不一样了，而国有大企业从工厂制改制成公司制，换了一个牌子好象变化不多，而且有些企业明显就是翻牌公司。
所以，那时候不少人怀疑现代企业制度到底能不能解决国有大企业的问题。
问：
那您认为，为什么会效果不尽如人意呢?
原因是什么?
邵宁：
改革不配套、出资人不到位，还是这个问题。
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是从国外引进的。
公司制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非常有效的企业制度，这个制度具体地讲起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使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度分开。
因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是多元化、社会化的，所以投资人必然不懂企业经营和管理，因此需要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这样一个层层的委托代理关系把投资人和经营者隔开，使经营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权把企业经营好，投资人不能随便干预；
第二个作用是保证控制权掌握在所有者手里。
因为资产是所有者的，不是经营者的，最后损失由所有者承担。
所以，必须保证股东有充分的信息，股东必须监督到位，而且股东必须有权去撤换不称职的经理人。
如果再概括一下，公司制及其治理结构实际上是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的一套制度安排，很微妙的一种关系，要分开但又不能断开。
1994年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概念的时候并没有提出所有者的问题，西方对公司制的研究也不涉及所有者的问题，至多是客观描述所有者的形态和行为。
西方为什么不研究所有者问题，因为西方是私有制，它的所有者是天然到位的，所有者对自己的资产天然是有关切度的，所以西方对公司制的研究只关心一个问题，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
这套制度引入中国以后，就有一个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
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在国有企业里面建，这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国家所有者是不是到位的问题，国家所有者对国有资产到底有没有关切度的问题，这可不是天然到位的。
所以，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际上是双重任务。
第一个是国家所有者的组织问题。
你得让它到位，得让它对国有资产有关切度。
第二个才是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问题。
而且这第一重任务还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再分析一下前一段国有大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就会发现问题出在改革不配套、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
尽管企业改成公司制了，也建立董事会了，但董事会全是内部人，实际是经营者团队，出资人没有代表、没有话语权，这样的改制不会有结果。
这种情况中央企业是最典型的。
在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前，中央大企业没有人给下达经营指标，利润应该达到多少、销售收入应该达到多少，没有任何人给提出要求；没有人给经营者定薪酬，当然也没有人考核他，薪酬都是经营者自己定的，胆子大的可以定得很高，要求自己严格的就很低。
像这种连基本要求都没有的情况，企业改制不会有效果的。
所以，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的情况下国有大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不会有效果。
这并不是说现代企业制度不行，而是不具备条件，不具备出资人到位的条件。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以前我们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是比较窄的，原先我们理解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于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现在看不完整。
现在的理解应该是，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于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的改革加上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这可能还比较完整。
前一段由于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公司制改革效果不明显，这一段改革实际是有后遗症的。
后遗症是很多方面对现代企业制度没有信心，对搞好国有大企业没有信心。
该用的招都用了，大企业该改制的全改制了，改完以后该不行还不行，该出事还出事。
到底国有企业有没有搞好的可能性呢，大家信心不足。
所以，对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方向，就出现了非常大的争论，认识差异非常大。
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前提是国有资产出资人到位，没有出资人的企业是做不好的。
只有出资人到位，才有可能从企业发展的角
度，去完善考核、选任、激励、约束等机制。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后，在中央企业改革发展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法律法规建设、清产核资、业绩考核、薪酬管理、经营者选任、内部改革、分离办社会职能、结构调整等。
这些措施是出资人到位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补课的性质，因为原先没有出资人，基本的考核指标没有、国有资产的家底也不清楚。
这些基础性工作对于中央企业资产的规范化管理和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都是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的。
问：
关于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薪酬问题，是社会上议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制定政策的标准是什么?
邵宁：
国资委成立之前薪酬是经营者自己定的，畸高畸低，高的有100多万，低的10几万、甚至几万的都有，关键是没有章法，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不一定高，规模小、效益差的企业未必低。
国资委成立之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格局，需要做的事情是对薪酬体系进行规范，并与业绩考核结果挂钩。
当然，规范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规范过程中有压的，也有长的。
目前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2004年中央企业一把手，平均年薪税前39万；2006年大约是税前50万多一点。
有人认为国资委定的太高了，你们的依据是什么?
当时国资委规范中央企业薪酬制度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现成的格局，只能按照这个格局去规范，这是一个因素。
同时我们对民营和外资的薪酬水平进行了调查，因为社会上没有这个统计数字，我们请了两家知名的人力资源顾问公司，分别对十几家大的外资企业和十几家大的民营企业进行调查统计。
最后结果是这样的：
外资企业在本地聘中国人当总经理的，低的80几万，高的400多万，平均年薪165万；大的民营企业聘的总经理低的40多万，高的200多万，平均年薪108万。
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格局不去正视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对人才市场流动情况大概是这样一个估计，国有企业不能只讲钱，国有企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业平台，国有企业应该也有比较好的企业文化，与给外国人挣钱、给老板打工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收入差距有一个限度。
我个人估计限度大概是这样的：
经营层的老总们，上限大概是多两倍，如果国有企业给40万，民营企业给120万，有可能拉不走他；对一般的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大概上限是0.5倍，在国有企业给10万，外面给15万他可能不走，但是要给到20万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中央企业的薪酬水平从市场的角度判断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还要控制以后的过快增长。
有些人讲问题不在于高低，问题是这批人根本没有市场化，这的确说的是对的。
但是要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市场化，又涉及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
我们不知道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什么时候启动，如果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薪酬制度必须停在这里等的话，也许相关改革真正启动的时候，国有企业的人才已经流光了。
这些方面的基础性措施到位之后效果是很明显的，虽然每一项工作都有需要完善的一个过程，但是导向是非常清楚的。
中央企业这几年变化也非常大，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大家现在比较认真的在做企业了，希望把企业发展好。
所以，这几年整个国有企业包括中央企业，效益的改善程度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初步成效很明显，但是国有大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改革发展任务仍然是非常艰巨的，中央企业许多方面的工作，尤其是改革方面是滞后的。
问：
艰巨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邵宁：
第一个是体制方面。
现在中央企业主要还是一把手负责制的领导体制，这不是一个科学、合理的体制。
从机制的角度看，市场化程度不高，大锅饭仍然存在。
中央企业现在高端人才的待遇低于市场水平，低端人才高于市场水平，最后的结果是高端上留不住人才、低端上降不下成本。
结构布局仍然不太合理，企业组织结构也有问题。
有一些中央企业是原先某一个部门所属的一批工厂、研究机构堆在一起的，上面成立一个集团公司。
集团公司实际是空壳，下属企业每年还要交管理费，这样的集团对下面的管理、调查能力都很弱，实际是虚的，需要进行调整。
社会负担现在减轻一些了，学校交出去了，公检法交出去了。
但很多中央企业还办着社区，管着离退休人员，负担仍然很重。
尤其是东北地区的一些企业，办社区的负担非常沉重，整个社区、职工宿舍都是企业在维持，所有的维修、水暖电气的改造，都是企业在负担。
中央企业直接的竞争对手是国外的跨国公司，与这些企业相比，我们的管理、技术、营销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与中央要求的成为有知名品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尤其是这几年有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国外的产业跨国公司和基金联手收购中国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它们收购的目标都是最优秀的排头兵企业，出的价钱非常高，有时候我们都感觉它怎么能出这么高的价钱呢。
后来发现产业集团和基金联手以后，盈利模式有变化。
联手收购好的企业后，马上运作境外上市，境外上市后基金公司的股权就变现退出了，留下产业集团继续经营这个企业。
由于基金的收益主要从资本市场上取得，这样就可以出更高的收购价格。
这样的收购对地方政府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因为它出的价钱很高，地方政府可以收回一大笔钱；对企业经营者也有很高的吸引力，因为这样的收购往往许诺给经营团队股份，所以经营者也有积极性。
跨国产业公司和基金联手进入中国收购，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和冲击将会是非常之大的。
这几年国有企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效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这种局势面前，我们觉得仍然是危机很大，改革还需要加快。
问：
近年来中央企业的合并重组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主要依据什么思路?
效果如何?
邵宁：
布局和结构不尽合理在中央企业仍然很突出。
中央企业中有一些并不很大、也并不重要的企业；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企业，但存在种种问题，我们没有解决问题的资源。
国资委成立之后，我们推进了中央企业的合并重组，过度分散的状态有所改变。
原来是196家，铁道部交我们2家共198家，现在是155家。
但合并重组的力度是非常的有限，企业的合并重组仅仅是现有资源的重新组合而已。
要做到中央要求我们的，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集中，我们还远未实现。
要实现中央的要求、加快中央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必须要有体制创新，必须要有手段。
体制和手段创新有两个方面。
第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所谓预算就是有收入有支出。
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的收入可能是这样几项：
产权多元化企业的分红，小股东要分红，国有股东也要分红；独资企业集中一部分利润，我们以前企业不向出资人上交收益，这是不合适的；出售资产的收入。
支出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对重要的企业补资本金，这体现出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的加强；还有处置困难企业的成本，这是保证平稳退出的条件。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立之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财务上才可能实现。
不重要的企业可以卖出一部分股份，甚至把整个企业卖掉都行；集中一部分资金该进的该保的国有资本金也能够进去。
这样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做到。
第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也在进行试点。
原先我们的国有企业都是混合体，每个企业都会有一块主业资产，但同时都有一堆包袱，跟主业没关系的辅业、富余人员、不良资产等等。
以前的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但是后来发现中央企业很多都是产业集团，产业集团在它的本行业是内行、是专家；但它做资产处置、人员安置不内行，推的较慢，做完以后也不经济。
所以，我们就考虑对中央企业的辅业资产、不良资产进行专业化处置，从2006年开始进行托管公司的试点。
你是搞产业的，你就专心搞你的产业发展，你的不良资产、你的包袱交给国资委，国资委委托资产经营公司帮你处理，这样结构调整就能大大加快。
问：
您认为在国企改革的各项措施当中，哪些是促进国企健康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邵宁：
第一个是股权多元化，充分引入市场的机制。
这几年国有大企业、中央企业在股权多元化的方向上迈出了很大的步子。
由于控股权方面的问题，多元化的主要方式是重组上市。
从改革的角度讲，国有企业到资本市场上市实际上是把市场的机制、市场的约束引入到国有企业内部，市场的监督会强制企业的运营规范化并且有很高的透明度，投资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要求会对经营层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市场的约束往往比大股东的约束还要有效。
第二个是治理结构的完善。
目前国资委正在推进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工作的试点，目的是通过规范的董事会运作在企业内部形成制衡的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防止出现重大决策失误。
19家试点企业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一言堂的局面被打破，决策质量明显提高。
虽然治理结构的完善不是一个短期性的任务，但把企业的发展建立在一个制度化的基础上，而不是过度依赖个人，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
第三个是进一步推进结构的优化，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
我在前面已经讲了，当前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还没有完全到位，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要进一步加快结构调整，需要制度的和手段的创新，估计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真正建立后，工作的进程将会加快。
问：
“国企上缴红利”这一政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是国家财政的考虑还是来自民间的压力?
邵宁：
按说企业都应该向股东分红，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前几年没有分红，主要原因是当时国有企业太困难，没钱分。
而且当时还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国有企业有利润你要分红，那么国有企业亏损了你补不补?
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人都希望离国有企业远一点，避之唯恐不及。
这就像是一个病人，无法承担正常的劳动。
现在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了，利润实现得比较多。
一是有条件向股东分红了，另外国有经济的调整也需要有一定的资源和手段。
病人身体基本康复，可以下地干活了。
在未来，技术成熟的制造业将取代劳动力产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能够把这些产业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整合好，就能够与发达国家竞争，在技术比较成熟的产业，企业都开始向外走了。
销售收入不能代表竞争力，对企业的要求首先是强，一是站得住，二是赚得着钱，这才是真的竞争力。
问：
现在全球化越来越加剧，您认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什么地方?
您觉得企业要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应该在哪些方面着重下功夫?
邵宁：
应该说在前一段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随着本币的升值，要素成本提高，这方面的竞争力会被削弱，但是保市场份额问题不大，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太不均衡。
今后中国的竞争力会逐渐向高层产业转移，制造业尤其是一般机电产品制造业，将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产业。
几年之前，国务院要求我们研究提升国际竞争力问题，我们调研了一些企业，发现有两个企业非常典型，一个是振华港口机械有限公司（简称振华港机），一个是中集集团（简称中集）。
这两个企业的共同点是在一个具体的行业中，它们是世界最大的、竞争力最强的。
中集在集装箱领域，振华港机在港口机械领域都控制了三分之二左右的国际市场份额，是全球的老大，这就是国际竞争力。
这两个企业有共同的特点，一个是都属于机械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方面我们是有比较优势的。
第二个都是技术比较成熟的产业，技术进步已经不太快了，比较成熟了，我们比较容易掌握。
第三个特点，它们的客户都是有限的，所以对营销能力的要求并不太高。
中国企业从这样的产品突破是有道理的。
我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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