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西南交通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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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西南交通大学
目录
百日维新2
金田起义5
京师大学堂6
孔子改制考7
时务报8
太平天国革命9
天朝田亩制度12
天京变乱13
维新变法14
戊戌政变17
新学伪经考19
洋务运动20
中外纪闻22
资政新篇23
总理衙门25
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战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掀起维新运动，得到翁同和等帝党官僚的支持。
他们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
在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冲击中，反对变法维新的亲俄派奕訢、李鸿章等受到舆论的谴责，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由于外交的一系列失败，不得人心，也不得不暂时保持沉默。
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在维新派的鼓动下，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紧支持变法维新，并向慈禧表示：
“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
慈禧大怒，但碍于“清议”，只得表面答应不干预光绪办事，暗中却和心腹策划废掉光绪的阴谋。
光绪帝在得到慈禧太后的许可后，于1898年6月11日发布“明定国是”诏，决心变法。
光绪帝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章京：
满语译音，管事的意思。
文职如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办理文书的官员称章京行走：
清政府特有的称呼，凡进入皇宫、皇帝书房、军机处、总理衙门等，叫行走。
）、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人为军机章京，负责起草变法的上面诏书，“参与新政”。
新政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失败止，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经济方面：
振兴农工商业，在中央设农工商局，各省设分局，推动农业、工商业的发展，鼓励私人兴办各种工商实业，组织农会、商会等民间团体，奖励各种发明、创造，许其专利；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开办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
第二，政治方面：
准许士民上书言事，官府不得阻抑；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淘汰各衙冗员，整顿吏治；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许自谋生计。
第三，军事方面：
裁减绿营；军队改用洋枪、洋操，加强训练；筹款添造兵轮战船，扩充海军实力，增加水师、学堂学生名额，培养海军人才；允许私人兴办兵工厂，制造枪炮。
第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选，讲求实学；广设新式学堂；提倡西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各地设中、小学堂，取消各地书院、淫祠，改为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民间创办报纸、学士；禁止妇女缠足等。
尽管光绪帝的诏令与维新派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维新派为之奔走呼号，梦寐以求的立宪政体，在光绪帝诏旨中只字不提。
康有为再三强调要设的制度局，更是没有消息。
但新政给予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裁撤旧衙门，奖励农工商业，在政治上给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提供了参政的机会。
同时变法对于宫廷的政治积弊、官府的陈规旧俗、庞杂的官僚机构、传统的典章制度等都有所触动，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倡西学，创办新式学堂，办报纸，开扩了人们的眼界，有利于思想解放，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具有积极性和进步性。
由于新政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洋务派和顽固派竭力阻挠。
在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之下，新政期间发布的二百多道改革上谕，真正贯彻下去的并不多，大多成了一纸空文，未生实效。
维新运动兴起后，帝国主义曾密切注意它的动向。
当时英、美、日和沙俄的矛盾很尖锐，沙俄支持西太后，英、美、日则拉拢帝党和维新派。
英、美两国因为有影响甚大的教会传教士作工具，同维新派的关系尤为密切。
英教士李提摩太，美教士林乐知、李佳白等侵略分子等热心赞助变法。
但他们并不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而是妄图把中国变为由英美一手控制的半殖民地。
1898年，正当维新运动高涨的时候，李提摩太就向维新派提出：
“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页）他还向光绪帝提出一个名目《新政策》的意见书，要清政府成立由八人组成的《新政部》，作为推行新政的领导机关。
这八人中要“半用华官，半用西人”，而西人又必须是英人或美人。
此外，中国的铁路、宣传、教育也须聘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来经手办理。
日本也不甘落后。
1898年，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进行活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
维新派看不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把英、美、日看作“友邦”，把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看作“同志”，幻想采用“联英制俄”的政策，压倒沙俄支持的后党集团。
甚至建议光绪帝请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当清政府的顾问。
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这样模糊，这就决定了“百日维新”不可能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的措施。
对于封建主义，百日维新也没有触及到它的根本——封建的剥削制度。
康有为自己也承认“吾向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旧”。
以为这样就可以堵住顽固派的嘴，“怨谤自息矣”。
但这恰恰助长了封建顽固势力抗拒新政的气焰。
在变法过程中，新旧两派的斗争空前激烈，而帝党和后党的斗争更为激烈。
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四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帝发出三道谕旨：
罢黜翁同和，驱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今河北）总督，兼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军）三军。
慈禧太后的目的在于孤立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
继而从6月16日至24日，又迫令光绪帝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
后党完全控制了京城防卫。
然后又宣布太后与皇帝定于10月19日赴天津阅兵，遂即发生了届时将废掉光绪帝的传闻。
针对后党的各种反变法措施，帝党亦有抵抗。
光绪帝在不断发布新政诣令的同时，一面引进新人，一面打击阻挠新政的守旧官员。
但是，在慈禧太后挟制下的光绪帝并无多少实权，不得不时时注意向后党让步。
如令庆亲王奕劻等管理八旗骁骑营，负责大学堂工程；户部尚书王文韶管理铁路，直隶霸昌道端方等筹办农工商总局，等等。
此外，他还命人将每日重要奏章呈送太后阅示，并先后十二次亲往颐和园向太后汇报和请示变法事项。
然而，这种种妥协丝毫未能缓和帝后矛盾。
从9月初罢黜礼部六堂官起，帝后党争趋于白热化。
内务府满族亲贵环跪于慈禧太后面前，谓皇上妄变祖法，请求训政。
怀塔布、杨崇伊等陆续到天津谒见荣禄，密商废主之事。
在袁世凯启程进京后，荣禄立即调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外围长辛店。
政变有一触即发之势。
9月14日，光绪帝为选拔一批维新人—士担任新政顾问赴颐和园就此请示慈禧太后，遭到严斥。
他预感帝位难保，于次日赐杨锐密诣，命杨锐、林旭、刘光弟、谭嗣同等人要速筹议良策。
9月18日有为、谭嗣同以袁世凯曾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由谭嗣同连夜去京郊法华寺对其游说,使其能利用其军权保护皇帝。
谭嗣同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光绪帝，诛杀后党。
袁世凯佯作答允，但狡猾的袁世凯在权衡了帝党与后党力量后，仅隔一天，即向荣禄告密。
荣禄又密报慈禧太后。
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诬指康有为于京师煽动人心，光绪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党羽，即请太后“即日训政”。
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匆赶回皇宫。
9月21日，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
并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
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
变法失败。
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位维新志土惨遭杀害，称“戊戌六君子”。
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
百日维新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
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的武装起义。
鸦片战争后，列强凭借其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在中国开商埠，设租界，倾销大量商品和鸦片，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加上清政府横狂暴敛，地主阶级的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广大农民饥寒交迫，大批手工业者流离失所，纷纷揭竿而起。
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洪秀全于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
次年春，他们前往广州及附近各县和广西贵县开展活动。
9月，冯云山入桂平县紫荆山区，在贫苦农民中逐步发展会员。
他们宣传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人是“天生天养”，“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人人都是平等的，凡拜上帝的人，“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
”与上帝相对立的是阎罗妖头，所有神佛都是“阎罗妖徒鬼卒”，凡供奉阎罗妖和神佛的皇帝、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贼，都是“妖”，都是“天所不容而所必诛者”，拜上帝会捣毁偶像和庙宇，教人只听上帝命令，“不从清朝法律”。
1847年8月，洪秀全来此相会，共同制订拜上帝会的各种仪式和“十款天条”，扩充组织，这样逐渐形成以紫荆山为中心的根据地，1849年和1850年会员发展到上万人。
反清起义时机与条件日益成熟。
1849年7月，洪秀全重返紫荆山区，同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领导核心，准备武装起义。
1850年约6月间，洪秀全通告会众赴桂平县金田村团营，先后赴义的除紫荆山区群众外，有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陆川、博白等地会众及其他群众共两万人左右。
各地会众在向金田村汇集的过程中，与清朝军队和团练多次发生战斗，连续击败来犯之敌。
12月27日，在平南思旺圩大败敌军，迎洪秀全往金田。
1851年1月1日，又在桂平蔡村江获胜，斩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
11日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洪秀全称天王（一说3月23日于武宣东乡登极），封其长于为幼主，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持，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
同时，建立初期官制，清除内奸，整顿军纪，颁行天历，发布简明军律五条：
一、服从命令；二、分男营女营；三、秋毫无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起义后两天，全军东出大湟江口，从此揭开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序幕。
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
1893年7月“百日维新”期间，在北京开办了我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
l998年6月11日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令指出：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
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皆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按照这一精神，同年7月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之一。
清政府派孙家鼐负责学堂事务。
京师大学堂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培非常人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为宗旨，招收官员、官僚子弟及各省中学堂毕业生入学。
课程强调“中西并重”，最初计划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十科。
戊戌政变以后，学堂为顽固派所把持，实际上只办了诗、书、易、礼四个班，春秋两个班，每班仅十余人，其性质与旧时书院无甚差异，“兢兢以圣经理学沼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学堂停办。
1902年复校，增设预备科（政科、艺科）和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和医学实业馆，毕业学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
这年4月30日，师生200多人，举行声讨沙俄侵略我国东北的集会，推动了全国拒俄运动的发展。
1910年改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
1912年5月改称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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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
书名。
康有为著。
共二十一卷，1898年由上海大同泽书局刊行。
19世纪末，腐朽的清朝统治者不顾时代的巨变，仍旧顽固地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守旧教条，拒绝改革变法。
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新，就必须打破顽固守旧的沉闷空气，以解放被禁锢的思想。
1892年（光绪八年）康有为开始编著《孔子改制考》。
在书中康有为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大改革家，认为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为了按照自己的理想实行改制而假托古人的言论创作出来的，他牵强附会认为自己的变法理论正是对孔子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杨，从而把自己的大部分改革要求假托在孔子名义下，以此证明变法维新完全合乎“圣人之道”，避免顽固守旧派的非议。
在书中康有为用资产阶级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春秋公羊派的所谓“通三统”、“张三世”之说。
“通三统”是说夏、商、周三代不同，当因时变革；“张三世”学说，指认“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认为人类社会必然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有序不乱地向前发展，愈变愈进步。
依照这种进化史观，康有为强调了当时中国必须由“据乱世”通过维新进入“升平世”的必要性，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必然性。
他还认为人民应该有“自主自立”之权，把陈涉、项羽比作汤、武，向封建专制挑战。
这种历史观尽管不科学，却肯定了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思想奠定了基础。
《孔子改制考》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梁启超把它的刊行比作火山大喷发、大地震，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对儒家思想的动摇和改造，在客观上打击了当时封建政治势力，因此遭到顽固守旧派的迫害。
此书先后几次被查禁毁版。
但该书不敢从根本上批判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儒学，并企图用推尊孔自为中国历史上的大改革家，作为变法维新的护身符，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理论上软弱性。
时务报
时务报：
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
戊戌维新期间，维新派很注意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和出版报纸，以加强宣传工作。
上海强学会被封闭后，上海强学会会员黄遵宪（曾任驻美、新加坡领事）“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倡始”，遂与汪康年一起筹划办报，并邀请梁启超参加。
遂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9日在上海由黄遵宪、盛宣怀、邹凌翰等捐款创办。
每10日出版一册。
每册约20余页，总理汪康年，主笔梁启超。
并请张坤德、郭家骥、日人古城贞吉分任英、法、日文报纸译事。
理事黄春芳。
载有论说、上访、奏折、中外杂志、域外报译等，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为宗旨。
《时务报》出版后，接连刊载了许多批评封建政治、鼓吹变法维新的文章，特别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古议院考》、《论中国之将强》等，文章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反复强调变法的必要，见解新颖，文字生动，很受读者欢迎。
有人称赞它使“草野为之歆动”，“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兴，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
报纸的销数从开始时的约四千份，几个月内猛增到10000多份，最多时达17000份，创造了当时国内报纸发行数的最高纪录。
当时反对变法的胡思敬也说：
“自《时务报》出，每旬一册，每册数千言，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所欲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行销至万—已千余册。
”故有人说，维新派的议论得以盛行，是始于《时务报》。
《时务报》的风行，是主笔梁启超也因此“名重一时”。
它对维新思想的传播，维新运动的活跃，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时务报》初创阶段，由梁启超一人承担编辑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1896年冬天后，《时务报》编辑力量得到加强，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先后任撰工作，还有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王国维也在《时务报》工作过一段时间。
但《时务报》在经济上主要是靠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捐助，张之洞以报中论说太新，频加干涉。
经理汪康年本来曾是张之洞的幕僚，他经常秉承张之洞的意志，因此和梁启超发生意见分歧。
1897年冬，梁启超辞去《时务报》主笔职务，到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时务报》便由汪康年一人主持。
不久戊戌变法发生，1898年7月26日，光绪皇帝下渝，“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康有为还未及接办，官报还没有办起来，戊戌维新就失败了。
汪康年即擅自改名为《昌言报》继续出版。
《时务报》于1898年8月8日终刊，共出69册。
太平天国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
1851—1864年（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伟大农民战争。
鸦片战争后，列强凭借其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向中国倾销大量商品和鸦片，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加上清政府横狂暴敛，地主阶级的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广大农民饥寒交迫，大批手工业者流离失所，纷纷揭竿而起。
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洪秀全于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率众约二万人在广西桂平金田发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称天王。
9月太平军克永安（今广西蒙山），正式建号为“太平天国”。
起义军称太平军，下诏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建立初期官制，清除内奸，整顿军纪，颁行天历。
1852年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攻桂林，6月破全州，冯云山牺牲于蓑衣渡附近。
后入湖南，连下道州（今道县）、郴州（今郴县）等地。
9月围长沙，萧朝贵中炮牺牲。
继取益阳、岳州（今岳阳），进湖北，据汉阳、汉口。
1853年1月占武昌，队伍增至五十多万人。
2月沿江东下，夺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势如破竹。
3月19日占领江苏南京。
遂定都南京，改称天京。
定都后，1853年太平天国颁发《天朝田亩制度》。
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制定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办法，规定农民的收获物除自用外，均缴“国库”，力图实现“有添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还规定男女同样分田，“天下婚姻不论财产”。
这一土地纲领虽未实施，但太平天国对农民夺回土地、不交或少交地租的行动加以保护，有些地区发“田凭”，确认其土地所有权；有些地区勒令地主富豪多交赋税，减轻贫苦人民的负担。
在废除私有财产的原则下，太平天国实行过圣库制度。
规定所有资财归圣库总管，个人不得私有。
军民生活由圣库统筹，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得领俸饷，生活供给大体平均。
天京人民全部生活，包括医药、儿童教育（设娃崽馆）、养老（设养老馆），全由圣库供给。
与圣库制度相辅而行的是手工业者分别实行“诸匠营”、“百工衙”制度，以手工业官营形式代替个体生产，产品由政府统一分配。
《天朝天亩制度》的另一重要内容——乡官制度，是根据《周礼》的理想社会组织建立的基层政权构架。
乡官分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各级。
两司马是最基本单位，管25家，其中设立一国库，婚娶、弥月、丧事都由国库供给，鳏、寡、孤、独、残疾也由圣库给养，设一礼拜堂，每日教育儿童，礼拜日讲道理，处理争讼、赏罚和保举等事。
文化上，毁孔庙，禁儒家典籍，对之要“尽行焚除”，不得买卖、收藏与阅读；提倡“文以纪实”，反对浮文典故。
对外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否认不平等条约，禁止贩卖鸦片，反对外来侵略，主张与各国友好相处，反对民族压迫。
严禁输入，对走私贸易商船加以制裁。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同时派兵北伐与西征。
北伐军由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
北伐军以两万余人孤军远征，长驱六省，血战两年。
但因孤军深入而失败。
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西征军由胡以晃、赖汉英等率领，1853年5月溯江而上，先后克安庆、九江、汉口汉阳、庐州（今安徽合肥）、武昌等地，并分兵入湖南；1854年曾国藩的湘军崛起，西征军一度受挫。
但1855年春，石达开、罗大纲率部相继反攻湘军水师于湖口、九江，再克武汉，稳定了局势，把曾国藩困在江西南昌。
1856年4月、6月，太平军相继摧毁驻扬州一带的江北大营和驻孝陵卫一带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肘腋之患。
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全国人民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南方有福建、上海的小刀会（天地会支派）起义，广东佛山有三合会起义，贵州拱厅（今台江）有苗族起义，安徽亳州雉河（今涡阳）有捻军起义，云南大理有回民起义等，形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反清起义高潮。
太平天国从胜利发展到衰败的转折点是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天王洪秀全着意加强王权，个人权威思想恶性发展，对韦昌辉、石达开等起义首领也遍加打击。
东王杨秀清总理天国事务，往往利用天父降托特权挟制洪秀全。
1856年8月，杨秀清居功自傲，认为攻破江南大营后外患已除，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等回京（一说无密诏）。
9月初，韦昌辉从江西带兵到京，先后残杀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众两万余人（一说四万多人），扩大事变。
韦又不满石达开的劝阻，竟欲加害，逼使石达开缒城出逃，起兵讨韦。
11月，在平定韦昌辉之乱后，全朝迎石达开到京辅改。
但洪秀全对石心存“疑忌”’“不授以兵事”，石达开于1857年5月底率精兵良将二十万左右负气出走，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1863年6月，在四川大渡河边紫打地（今安顺场附近）被清军包围，全军覆没。
韦昌辉的屠杀和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天国实力遭受极大损害。
与此同时，清兵乘机反扑，夺去武汉、九江等地，加强和重建江北、江南大营，围困天京。
洪秀全任陈玉成、李秀成等为主将，率军迎战。
于1858年9月再破江北大营，11月在皖北三河歼灭湘军李续宾部。
次年5月，后由香港抵京的洪仁玕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
他提出《资政新篇》，主张加强中央领导，反对“结盟联党”，提倡敦厚风俗，革除腐败风气，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采用新的刑法制度，坚持独立平等的外交原则。
这个统筹全局的政纲具有进步意义，得到洪秀全的批准，但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和战争环境，无法实现。
1860年5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乘胜进军苏南，占苏州，直逼上海，同美国侵略分子华尔的洋枪队与英、法侵略军作战，并向浙江推进。
后又再次西征，谋取武汉未成。
1861年9月，安庆失陷。
浙江方面却有进展，继5月夺取金华后，11月又克绍兴，12月占宁波、杭州。
次年春，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部从庐州出发，远征西北。
5月，陈玉成撤出庐州，至寿州（今寿县）被俘，后殉难。
同年，太平军再攻上海，杀法国侵华舰队司令卜罗德于南桥（今奉贤），后主动撤出宁波。
此时，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中英混合军，称“常安军”。
1862年9月，太平军击毙华尔于慈溪（今慈城）。
1863年春，又击杀“常捷军”首领、法国侵略分子勒伯勒东、达尔第福等于绍兴。
1864年6月，洪秀生病逝，子洪天贵福继位。
7月19日，曾国荃所部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失败。
李秀成从天京突围后被俘，写“自述”数万言，提出“收齐章程”，旋被处死。
11月，洪天贵福与洪仁玕在南昌就义。
西北太平军回救天京不果，败于安徽霍山黑石渡。
赖文光率余部与捻军结合，l865年5月，于山东曹州（今菏泽）高楼寨杀清亲王僧格林沁，歼其所部。
次年l0月，捻军在河南分成东、西两部。
赖文光所部东捻军转战河南、湖北、山东各地，1868年1月败于扬州。
梁王张宗禹所部西捻军回山东，1868年8月在往平覆没。
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太平天国运动未能克服农民阶级自身的弱点，制定不出坚定正确而切实可行的纲领和政策，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能长期维持严明纪律，无法正确处理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认识不清列强的侵略实质，终于在中外敌人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但这次历时十四年、纵横十八省、攻克六百多城池，把历代农民战争推向最高峰，全面冲击封建制度，严重动摇清朝统治，迎头痛击外国侵略势力，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精神，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纲领性文件。
1853年（咸丰三年）下半年颁布，1853年重刻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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