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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真理

“道”与“真理”

[摘要]中国哲学从先秦时期开始即以探求“道”为要务，而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那么以熟悉“真理”为目标。

“道”与“真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但二者并非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求“道”的取向与求“真理”的取向别离阻碍了中西文化的进展，使二者之间产生了各有所长的特色与区别。

有趣的是，在东西方哲学的交汇进程中，一方面中国现今世哲学在西方哲学的阻碍下慢慢同意并确立了“真理”观；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专门是后现代西方哲学中却显现了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观并事实上向中国的“道”观靠拢的现象。

或许，在中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中，咱们能够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真理”观或“道”观。

[关键词]道；真理；先秦哲学；古希腊哲学；

一、“道”与“真理”的细微区别

“道”是中国哲学中具有全然、终极意义的概念。

对“道”的不懈探求，是自先秦诸子以来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

先秦诸子各家各派都在探讨“道”，都在论说自己对“道”的明白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自不用说，以孔、孟为代表的初期儒学也把探求“道”作为高贵使命。

孔子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

”[1]（《里仁》）“坚信勤学，守死善道。

”[1]（《泰伯》）又说君子应当“志于道”，“谋道不谋食”。

孟子也说：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2]（《滕文公下》）其他各家人物也都谈论、探讨他们所明白得的“道”。

尽管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所谓“道”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不同，但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把探讨“道”作为学术的目的，以为不管天地自然仍是人类社会，都有其“道”；不管做人仍是办事都应当知“道”、有“道”、守“道”、从“道”、顺“道”。

先秦诸子们对“道”的热切探求，与古希腊哲人探讨“真理”的态度很是相似。

古希腊哲人多数把“真理”看做是熟悉追求的目标。

柏拉图以为，真正的哲学家“确实是那些喜爱明白真理的人”[3]。

亚里士多德以为哲学的对象确实是“适用于一切存在物的”真理。

尽管关于究竟什么是“真理”有不同的观点，如柏拉图以为真理是某种超验的、永久的理念，亚里士多德以为真理是思想和物的符合，但总的来讲，他们都以为“真理”是人们的知识应当追求的目标，也是人应当服从的规律。

因此，咱们能够归纳地说，古希腊哲学是以追求“真理”为宗旨，而中国先秦哲学那么是以探求“道”为宗旨。

那么，先秦哲学中所谓“道”，是不是就完全等同于古希腊哲学中的“真理”呢？

人们的确很容易产生这种联想并如此去明白得。

如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守死善道”，就通常被阐释为执著追求真理、至死坚持真理的精神。

显然，在这种阐释中，“道”那个概念已经被不言而喻地等同于“真理”。

在现代人的学术论著中，也往往用“普遍的原理”、“客观的规律”一类来源于西方哲学真理观的术语来讲明中国前人所谓“道”。

但是，深切认真加以比较那么能够发觉，尽管中国哲学中所谓“道”与西方传统哲学中所谓“真理”不无相通的地方，但二者并非是完全对等的概念，其间有着细微却很重要的不同。

这种细微不同恰恰显示出中西两种哲学传统各自的特色。

把“道”与“真理”完全混为一谈，乃至完全用西方的“真理”概念来讲明和替代中国的“道”，那么既混淆了中、西两种哲学传统的不同，也遮蔽了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特色。

那个地址且以孔子、孟子所谓“道”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谓“真理”为例，作一些比较，以强调说明“道”与“真理”的不同，并探讨这种不同关于两种文化传统的深远阻碍。

“道”与“真理”的细微区别，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从语源上来看，“真理”与“道”的本义并无一起的地方。

“真理”（truth）的意思来源于“真”（true），意指真实地符合某种事实或实际情形。

而“道”的本义是指“路”，路是由人走出来并供人走的，引申为比较抽象的意思那么指某种途径与方式，也是供人运用的。

尽管作为哲学概念的“真理”与“道”，跟它们语源学上的本义不完全等同，但二者之间仍然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

“真理”强调的是客观的“真”，而“道”强调的是能够让人照着走，能够供人运用。

“道”从源头上来讲，与“真”并无必然关系。

其实初期儒家经典里从来不讲“真”，《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乃至于全数“十三经”中都竟然没有一个“真”字。

“真”字是到了《庄子》书里才突然多了起来，但庄子所谓“真”与“真理”也不是一回事[12]。

能够说初期中国哲学典籍中并无完全相当于古希腊哲学所谓“真理”的概念。

二、“真理”是被人发觉的，而“道”却是由人建构起来的。

在古希腊哲学中，作为知识对象的“真理”，是“事物不变的本质”。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永久事物的原理常为最真实原理（它们不仅是有时真实），它们无所赖于别的事物以成其存在，反之，它们却是别的事物所由成为存在的缘故。

”[5]因此“真理”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只能尽力去熟悉“真理”，发觉“真理”，却无法改变“真理”，更不能制造“真理”。

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却不同，孔子说：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1]（《季氏》）孟子说：

“夫道假设大路然，岂难知哉？

”[2]（《告子下》）庄子也说：

“道，行之而成。

”[4]（《齐物论》）“道”是由人“弘”出来的，由人“行”出来的。

也确实是说，这世界上本来没有“道”，“道”是由人建构起来的。

因此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语汇中，“道”往往是归属于人的，如“尧舜之道”、“文武之道”、“夫子之道”、“圣人之道”、“先王之道”等等。

3、“真理”从概念上来讲具有唯一性，而“道”却能够是多元的。

尽管呈此刻人们知识中的“真理”老是具有相对性的，不同的哲学家，不同的学派所认定的“真理”具体内容也是有不同的，可是“相对真理”老是相关于概念中那个绝对、唯一、不变的“真理”而言的。

因此从概念上来讲，“真理”应当是唯一的。

但在孔、孟的概念中却并非只有一个绝对、唯一、不变的“道”，而是有不同的“道”，如“圣人之道”、“君子之道”、“杨朱、墨翟之道”。

它们彼此之间可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但都不失为一种“道”，乃至还能够“道并行而不悖”。

孟子乃至引述孔子的话说：

“道二：

仁与不仁罢了矣。

”[3]（《离娄上》）仁与不仁，都能够是“道”。

而在亚里士多德们看来，若是甲是“真理”，那么非甲必然是谬误，排中律乃是最确实无误的原理。

因此“真理”的反面只能是谬误，不可能有正确与谬误都是“真理”，或不同的“真理”能够“并行而不悖”的情形。

4、“真理”追问“是”与“不是”，“道”追问“可”与“不可”。

在古希腊哲人看来，一种熟悉之因此为“真理”，是因为它符合其所表达的那个客观对象，那个对象或是客观事物，或是客观的理念。

符合的确实是，不符合的就不是。

亚里士多德说：

“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

”[5]因此追求“真理”确实是要追问一个客观的“是”与“不是”。

而孔、孟之“道”却不太讲这种“真理符合论”意义上客观的“是”与“不是”，而是偏向于寻求在特定条件之下，主客体之间、和主体间的“适”与“不适”，“当”与“不妥”，“可”与“不可”。

孔、孟之“道”讲“时中”，“时中”确实是要依照不同的时刻、地址、对象、环境来决定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能够的，什么是不能够的。

如孔子的为官之“道”即是“能够仕那么仕，能够止那么止，能够久那么久，能够速那么速”[2]（《公孙丑上》）。

因此，“道”不是某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在知识上的对应物，而是由人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适当的关系。

以上的分析比较意在说明“道”与“真理”之间有重要区别，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但这并非意味着否定“道”与“真理”之间也有相通的方面，例如都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等。

因为本文的重点在于谈“异”，因此“同”的方面就不多说了。

二、求“道”的文化与求“真理”的文化

以追求“真理”为导向的古希腊哲学，与以追求“道”为导向的先秦哲学，对后来中、西文化的进展都有着深远的阻碍，形成了各具特质的两大文化传统。

哲学作为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对整个文化的进展显然有着重要的阻碍。

而求“真理”与求“道”的不同，对后来中西文化不同特点的形成和进展也有微妙的阻碍，以“真理”为取向的文化与以“道”为取向的文化，各自都有一些利弊长短。

归纳说，二者的不同表此刻如下三个方面：

一、以“真理”为取向，使适于自然科学与技术进展的科学理性精神趋于发达；以“道”为取向，使适于社会伦理学说和人文艺术进展的实践理性精神趋于发达。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客观的、外在的，“真理”也具有客观外在性。

研究自然科学确实是要找出那个客观的“是”，“真理”也确实是那个客观的“是”。

这种客观的“是”从理念上来讲是不搀杂人为因素的，不以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也可不能因人的主观需要而改变。

因此研究自然科学，须以认定“真理”存在的信念为前提。

而社会人文领域尽管也有一些客观的规律，但那个地址所谓客观只是对个人而言的客观。

而对“我”而言的客观，其实往往是由许多其他的“我”的主观组成的。

因此，就人类社会和人文领域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任何规律都已经包括了人的实践行为和意识活动的介入，都离开不了人为的因素。

若是没有人的实践行为和意识活动，社会人文领域本身就不存在，固然也就全然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人文领域的客观规律。

因此在社会人文领域其实并非存在古希腊意义上的“真理”，有的只是先秦儒家意义上的“道”；没有绝对外在于人的客观的“是”，只有主客体互动情境中“合内外之道”的“可”。

二、以“真理”为取向，易于培育一往无前的进取心，但也易于形成独断；以“道”为取向，易于形成兼容并蓄的宽容，但也容易流于圆滑散漫乃至于相对主义。

认定了有一个客观的不变的“真理”，并相信人最终能够熟悉或取得那个“真理”，故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比如一个人认定了山顶上有金子，因此悍然不顾，尽管拼命往山顶上攀登。

而求“道”的人却仿佛只是到山中来旅行，只求找一条路，既能够看到好风光又能躲开危险一步一步走稳走好。

求“真理”的人一旦自以为找到了“真理”，便容易形成独断，否定其他人的学说，而且只有在否定了其他人以后才能确证自己所发觉的为“真理”，因为“真理”是唯一的。

故追求“真理”为取向的学术史，较多呈现为对前人历史的否定与批判，不断用新的“真理”取代旧的“真理”。

而求“道”的人往往并非绝对否定他人的“道”，擅长在不同的“道”之间求同存异，专门对前人的“道”怀有十分的敬意，擅长接着前人走出来的“道”继续走。

故追求“道”为取向的学术史呈现出返本开新、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特点。

但其流弊那么是容易形成熟悉上一味允许“见仁见智”不同的散漫，行为上“无可无不可”的圆滑，乃至于走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

3、以“真理”为取向更关注于最终目标，为了达到最终目标乃至不择手腕；以“道”为取向比较重视进程本身，关于最终的结果有时倒不十分计较。

追求“真理”因为最终目标明确，而且目标具有终极价值，因此为了达到那个目标不吝采取一切手腕。

比如撒网打鱼，目的只在于取得鱼罢了。

而求“道”的人却仿佛姜太公以直钩钓鱼，愿者上钩，是不是能钓到鱼无所谓，重要的是“钓”的进程本身。

崇尚“真理”的文化往往以最终结果论成败，故易于刺激人悍然不顾奋力追求，因此使得社会整体上在“进展”、“进步”的历程中表现出比较高的效率。

崇尚“道”的文化那么往往能“不以成败论英雄”，一个人若是因为坚持“求之以道”而未能达到、或未能像其他人那样快地达到某个既定的目标，是应当取得同情与赞赏的。

因为他即便没有成功，也已经“得道”，“得道”确实是“有德”。

换句话说，“道”与其说是某个最终目的，不如说是通往那个目的的整个进程本身。

但也正因为对进程本身的关注甚于对具体结果的关注，求“道”的文化在“进展”、“进步”方面，面对以数字为手腕的量化衡量标准恍如显得效率不高。

三、中西哲学交汇中的“真理”与“道”

上述关于“道”与“真理”之不同的比较只是将其不同的方面突出来讲的，并非否定二者也有相通或相同的方面。

事实上任何关于不同文化不同的比较得出的结论，都不难找出一些例证来加以驳难和否定。

这并非奇怪，因为不同文化彼此之间的不同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毕竟同属于人类文化，相同的方面会更多。

尽管如上所述，“道”与“真理”不完满是一回事，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对“道”的探求中，也并非完全不包括对“真理”的探求，“道”有的时候也包括有近似于“真理”的意义。

如先秦道家高作中有时会用夸张的描述把他们的“道”神话为“先天地生”的“常道”或“恒道”；汉代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6]（董仲舒传），试图将“道”说成是永久不变的东西；宋儒在对儒家之道的探求中体贴出“天理”二字，强调“天下只有一个理”[7]（）。

专门是近、现代以来受到西学东渐阻碍的中国哲学，更是成心识地确立并非断强化着“真理”的观念，以至于在哲学乃至一切学术研究中，都坚信有“真理”并以发觉真理作为无庸质疑的目的。

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哲学却显现了一股以反西方传统哲学为特点的“后现代”思潮，这种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确实是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真理”观的颠覆。

通过这种颠覆以后，西方哲学家对“真理”的明白得，在笔者看来实际上是向中国古代哲学对“道”的明白得靠拢了。

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检讨，试图跳出西方传统哲学的藩篱，显示出今世西方哲学进展的一种新转向。

几千年来的西方哲学以发觉终极实在，成立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为己任，而后现代主义却举起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大旗，从全然上否定了作为世界基础而存在的终极本体及其绝对真理，提倡多元性、不确信性、无序性、矛盾性等。

他们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对传统“真理”观所假设的那些不证自明的、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观念或概念进行解构，否定“真理”具有离开人的思维和实践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性。

在西方传统哲学家那里，真理本身同人的目的、需要和爱好等毫无关系，人们必需不带任何成见去研究问题才能发觉真理。

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真理并非是被发觉的，而是被构造的。

“人类利用他们所制造的语言来组成语句，从而制造了真理”[8]（），“真理也是人类所造”[8]（）。

这不由令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哲学所谓“人能弘道”、“道行之而成”。

在后现代哲学家看来，“真理”作为被人们构造出来、发明出来的应付环境的一种信念，其价值并非在于这种观念同某种与人的目的无关的实在是不是符合，而在于它同人们已经持有的信念是不是会发生冲突。

一个信念只要与其余的大多数信念不发生矛盾即是真的，用罗蒂的话来讲：

“所谓‘客观真理’，恰恰只是咱们当前有关如何说明发生的事物的最正确观念之谓。

”[9]换句话说，“是”与“不是”的意义已退居第二，重要的在于“当”与“不妥”，“可”与“不可”。

在在后现代主义和阐释学者看来，哲学的目的已经“是维持谈话继续进行，而不是发觉客观真理”[9]。

因为成立在熟悉与对象“符合”基础上的真理并非存在的。

不是熟悉，而是“存在”才有资格背负真理之名。

如海德格尔所说：

“真理就全然没有熟悉和对象之间相符合那样一种结构”[10]（263）。

新阐释学在“语言本体论”意义上提出了“对话”、“视界融合”、“协同性”等等新概念，以作为熟悉之客观性的替代，这事实上等于是宣告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和真理观的终结。

而“真理”成了一种在人与人的“对话”、“视界融合”和“协同性”中“建构”起来的东西，那它事实上就已经再也不是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真理”，而接近于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在人的“言”与“行”中诞生的“道”了[13]。

因此能够说，在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真理”被颠覆以后，中国先秦哲学意义上的“道”的价值反而显现了出来。

或许，在以后全世界化语境下的哲学建构中，不管是中国传统哲学意义上的“道”，仍是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真理”，都应该在自我反思和彼此沟通中扬长避短，寻求视域融合。

在中西哲学的交流与对话中，从头建构起人类哲学新的“道”观或“真理”观。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0.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1.

[3][古希腊]柏拉图.国家[A].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C].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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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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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班固.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7][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

中华书局.1981.

[8][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和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9][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10][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刻[M].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11]刘文旋.新说明学及其后现代性[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

（2）.

[12]徐克谦.论庄子哲学中的“真”[J].南京大学学报，2002

（2）.

[13]徐克谦.论作为道路与方式的庄子之“道”[J].中国哲学史.2000（4）.

“Tao”and“Truth”

Abstract:

ItisthemaintaskofChinesePhilosophytoexplore“Tao”sincethePre-Qintime,whileWesternphilosophy,whichbeganfromancientGreece,considersfinding“Truth”asitsultimategoal.Althoughtherearesomecomparablesimilaritiesbetween“Tao”and“Truth”,theyarenotexactequivalencestoeachotherandshouldnotbemixedup.Therearesomesubtledifferencesbetween“Tao”oriented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Truth”orientedtraditionalWesternculture.Interestingly,whileChinesemodernphilosophygraduallyacceptedandestablishedtheconceptofWestern“truth”,thepost-modernwesternphilosophywasabouttounderminetheirtraditionalconceptof“Truth”andinsomewhatmarchtowardsChineseconceptof“Tao”.ItispossiblyforChineseandWesternphilosophytoreachafusionofhorizonsandconstructanewconceptof“Truth”or“Tao”byexchangeandcommunication.

Keywords:

Tao;truth;Pre-QinPhilosophy;AncientGreece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