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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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五
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五）
作者：
少华
来源：
《党史文苑·纪实版》2014年第11期
少华
百丈，南下的拐点
分手时，毛泽东与张国焘把话都说得决绝。
张国焘预言：
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饿死”。
毛泽东断言：
“南下是绝路！
”
当时，多数人不相信毛泽东的话，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指战员。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为两军合而后分感到担忧，私下问陈昌浩：
“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
”
陈昌浩非常自负地说：
“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
”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然对张国焘另立中央非常不满，但对于南下作战的前景感到乐观。
这种乐观来自对川军屡战屡胜的胜绩上。
遗憾的是，他们看扁了川军。
川军是支善于“变脸”的军队。
他们愚昧，有时又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他们怯弱，有时又充满血性；他们意志薄弱，有时又具有山藤般的坚韧；他们松散，有时又能团结得如同磐石。
一切都依时间、地点、对象的不同而改变。
决定川军怯弱或凶悍的，是对手对川地的态度。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战略上取北上态势，四川军阀采取尾随战术。
他们保持与红军一天行军距离，旨在把红军和尾随红军的蒋军送出川境，现在红四方面军去而复返，张国焘还提出“赤化全川”的政治口号，这样就逼出了川军凶残血性的一面。
10月20日，张国焘下达《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彻底消灭遭受重创的杨森、刘文辉两部川军，进而迎击最强大的川敌刘湘。
天芦名雅战役出奇顺利，助长了红四方面军对川军的蔑视心理。
陈昌浩撰写《天芦名雅战役之胜利与我们当前紧急任务》，总结了川敌八个缺点，结论是：
“红军具有足以夸耀人类而震骇敌人的强大的战力”，“苏维埃的四川，苏维埃的中国为期不远，只在我们决死去争取”！
这时，徐、陈手中所能集中的兵力不到20个团，处于以一敌三的劣势。
他们不太清楚，如今的川军已非昔日的“双枪将”（鸦片枪和钢枪），四川军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蒋介石采取“一箭两雕”的战术，尾追红军进入四川，一方面逼迫川军与红军作战，一方面乘机削弱和收服地方军阀势力。
四川已经成为蒋介石的“一统天下”，政令一致，军法森严，不再有错综复杂的军阀矛盾可供利用。
蒋介石还发布训令，将重庆行营前方指挥权、全川军事处置权包括入川中央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刘湘，旨在将前方与后方、中央军与川军无缝对接，全力对付南下红军。
其二，川军按照统一军制进行整编。
整编后的川军，总计为80个团，虽然在名额上缩减三分之一，但充实建制、补充武器，精神面貌和战斗力焕然一新。
其三，川军背水一战。
刘湘发表谈话称：
“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共匪入川。
要晓得，我们不是打仗，而是保家卫国。
”从11月2日起，他亲临设在邛崃的总司令部坐镇，发布手令：
“有临阵退缩，畏缩不前，或慌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各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得有连长枪决，连长以下得由营长枪决，营长以下得由团长枪决，团长以下得由旅长枪决，旅长以下得由师长枪决，师长得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由总司令部查明依法严惩。
”
其四，经过整编后的川军战役战术水平有显著提高。
现代战争讲究空地配合，刘湘进口德国先进战机，聘请德国教官训练飞行员，使其飞行技术和作战能力发生质变，成为川军对付红军的杀手锏之一。
在川军整体实力全面提升的同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火速向川西前线靠拢。
11月12日，薛岳亲率其第一纵队吴奇伟部由南充出发，第二纵队周浑元部自甘南出发，加上原先就在泸定一带的第五纵队的李韫珩（李抱冰）部，中央军总兵力达到6个师。
蒋介石将这6个师作为预备队摆在二线，目的有二，一是逼迫川军向前，二是随时顶上去与兵锋渐钝的红军进行二次决战。
这样，南下的红四方面军以不到20个团的兵力，要与80个团的川军血拼；即或取胜，还要与蒋介石6个主力师的中央军决一死战，其取胜希望微乎其微。
接着，红四方面军又发起了天（全）芦（山）战役，仍旧是“战若雷霆，奔若怒马”。
但是，敏锐的徐向前隐隐滋生了一丝不安。
问题就出在摧枯拉朽的“胜仗”上。
南下以来，红四方面军节节胜利，但是打的都是击溃战。
以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为例，红军击溃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只毙俘敌人3000余人，相当于每旅被歼一个营，均未伤筋动骨。
天芦战役中，徐向前铆足了劲想打歼灭仗，反复强调集中兵力紧盯敌军主力，他把目标锁定在刘湘的两个王牌师，特别是郭勋祺的“模范师”上。
捕捉“模范师”的任务落在善于攻坚的第四军身上。
他们在天全作战的第一阶段，打得有声有色，先是许世友派突击队迂回敌阵与正面部队夹击攻克城外据点，接着王近山巧扮川军智取天全城。
但是，在第四军击破“模范师”一个旅之后，未能乘胜追击，而是用一天两夜巩固阵地，等到再发起追击时，郭勋祺率部早已撤至安全地带。
徐向前、陈昌浩怒不可遏，当即发出电报斥责：
志（亮）、仕（友）、建（安）、世（才）：
（甲）郭师全退，你们见敌不追，失此千载一时之机，真军事上之盲子，革命之罪人，一误再误，酌先予你们各严重警告一次。
四台台长拒不收报，大误军机，先予警告，如敢再犯即以军纪制裁。
昌、向
徐向前素以儒雅著称，对部下呵护备至，即使有批评，也很讲究方式方法。
他有句口头禅叫“响鼓不用重锤，闷鼓敲破牛皮也没用”。
但是，这封电报一口气点了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第四军军长许世友、第四军政治委员王建安和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4位爱将的名字，指责中的痛彻之意、愤恨之情溢于言表，这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并不多见。
徐向前的愤怒是有道理的。
“模范师”不仅是刘湘的王牌主力，而且是川军的精神支柱，如果能全歼这支部队，可令川军震怖，使其防线出现巨大豁口，即使在追击中打残这支部队，迫使其退出战斗序列，对于红四方面军百丈大战也有极大帮忙。
后来正是因为郭部在天全战斗中全身而退，后又死守黑竹关，顶在最前面，使得百丈大战迟迟打不开局面。
红军攻占名（山）邛（崃）通道，标志着川军将红军阻击于天（全）芦（山）以西崇山峻岭之间的企图破产，刘湘发表紧急通电，惊呼“南路紧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急调主力唐式遵第二十一军、潘文华第二十三军、王瓒绪第四十四军前往名山，统归“南岸剿匪总指挥”潘文华指挥。
潘文华（1886—1950），号仲三，四川仁寿人，早年因穿房越脊、擒拿格斗名列川军前茅，人赠外号“潘鹞子”。
潘文华匆匆将指挥部搬到百丈关附近的大塘铺。
这时，第一○四师师长李家钰率部经百丈准备到西昌布防。
潘文华拦住李家钰说：
“你不能走。
”
李家钰问：
“为什么？
”
潘文华说：
“前面有红军过不去。
”
李家钰说：
“不是有你们挡住吗？
”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潘文华如实相告，“名邛一带现仅有郭勋祺的模范师和杨国祯的教导师，这两部都遭受红军重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曾等部还在途中，如果你一走，这里防线可能一击即溃。
”
李家钰有些犹豫。
他是从邓锡侯部分离出来的一支部队，是川军中最小的军阀，如果留在名山就意味着拿全部家当与红军血拼。
潘文华激道：
“后面是你的家乡蒲江，难道你能让红军端了你的老家？
”
李家钰被他说动了，下令全师4个旅就地布防。
李家钰师临时加入名山防线，与杨国祯的教导师、郭勋祺的模范师相为依托，形成鼎足之势。
从11月19日开始，川军增援部队全部赶至黑竹关及其毗邻一线，总兵力增至20个旅共计80个团，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发起总攻，战场形势逆转，红军由出击转为堵击。
决定红四方面军南下命运的决战拉开序幕。
总攻在拂晓打响。
川军依仗着强大的火力，在飞机的空中支援下，以团为单位发起轮番攻击。
从黑竹关到百丈关20余里的弧形战线上，刀光血影，战火弥漫。
百丈一带，地势开阔，视野清晰，便于大兵团展开。
川军发挥人数上的优势，整团整营成建制地投入进攻。
蒋介石下令空军参战，数十架战机轮番轰炸或扫射红军的前沿阵地。
炮火连天，弹片迸飞，硝烟蔽日，敌我双方的战士扭打在每一个山头、每一道深沟、每一片树林、每一座村落。
红四方面军与川军激战七日，尤其是19、20、21日连续三昼夜的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
红军死亡近万人，川军伤亡达1.5万人。
对于拥有20万兵力的川军来说，1.5万人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对于总人数只有8万的红军而言，近万的伤亡代价可谓触目惊心，尤其这些指战员都来自方面军最有战斗力的三个主力师——第八十、第二十五、第七十三师。
11月下旬，参加百丈大战的红军部队陆续转移阵地。
第三十、第九军撤出百丈地区，向西后退一线，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第四军转移到青衣江以北；在西面大炮山的第三十三军则继续巩固阵地，与李抱冰部相持。
在遭受敌重兵压迫和堡垒封锁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继续南下或东出都已不可能。
这意味着红军南下作战遭受失败。
这一仗成为红四方面军由盛而衰的历史拐点。
1988年10月，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从战役指挥者的角度，总结了自己的三大失误：
第一，对川敌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第三，战役的选择失当。
“凡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
”
百丈取胜后，刘湘并没有挥军穷追，而是力排众议，采取了缓攻的战略。
缓攻的实质，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前提下，将红军交给反常的寒冬、永久的饥饿和出没无常的袭击。
很快，红军指战员就感觉到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何等残酷。
在三个月的相持期，红四方面军由7万人减至4万，战斗和非战斗减员达3万余人，相当于三个百丈大战的损失。
红四方面军由8万锐减至4万。
张国焘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用了三个月，战争就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言，他的寒冬到了。
林育英妙手弥补“两个中央”裂隙
川康边境，红军遭遇百年未有的严寒。
比风雪更令张国焘寒彻入骨的是党内军内骤然陡增的怀疑和反对。
首先，是与陕北红一方面军大战连捷的鲜明对比。
红一方面军9月单独北上后，一路斩关夺隘，11月初进入陕北苏区，与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合，在直罗镇歼敌一个师，然后挥师东征入晋，消灭阎锡山部队5000余人，扩充新兵8000余人，总兵力由分手时不到1万人猛增一倍。
徐向前兴冲冲地来找张国焘：
“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大胜仗，咱们出个捷报，发给部队，鼓舞鼓舞士气吧！
”
张国焘冷冷地看着徐向前，撇撇嘴：
“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
”
徐向前碰了一鼻子灰，转身就走，心里直冒火星。
张国焘最重要的助手——陈昌浩开始怀疑南下路线的正确性。
他不同意向战士们封锁消息，下令在红四方面军的《红星》报上公布直罗镇大捷的消息。
红四方面军将士窃窃私语：
“张总政委不是说，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陕北吗，怎么他们全军都到了陕北？
”
“我们南下吃了大亏，看来还是毛泽东计高一筹。
”
“我们也应该北上！
”
不满的情绪令军事将领胆子也壮了，军中出现了红四军军长许世友咆哮总部事件。
在南下作战中，红四军损失惨重。
据朱德回忆，“因为张国焘那不正确的办法，扯上扯下损失了部队有三分之一以上，譬如四军、三十军一两万人，损失到剩下四五千人。
有些是打仗死的，有些是困难中逃跑了”。
情绪低落的许世友来到任家坝方面军总部，询问下一步行动计划。
张国焘非常敏感：
“世友同志是不是有情绪呀？
胜负乃兵家常事，不要太在意一时一地的得失。
”
陈昌浩回答：
“有行动自然会下命令，问这么多干！
”
许世友被呛得火起，声音陡提八度：
“成天呆在这个死地方，走又不走，打又不打，想干嘛？
你们是怎么指挥的！
”
军事上的不满还引发了对另立中央的怀疑。
团队的政工干部问第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基层连队战士提问这样做是否符合党章，怎么回答？
”
郑维山避开话题，然后他请教军政委李先念：
“张国焘成立个中央，怎么比我们成立支部还简单？
”李先念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他又找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
“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呢？
一国不能有二主嘛！
”陈昌浩无言以对。
……
这正是张国焘担心的事情。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击破，如果将帅离心、官兵逆反，那离瓦解就不远了。
更令张国焘不安的是，共产国际这时也插手干预了。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给朱德发来一封电报，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
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
共产国际来人了？
巨大的惊疑涌上张国焘的心头。
这是他最畏惧也是最没有把握的事情。
为什么手握雄兵、强横无忌的张国焘如此畏惧共产国际？
一直冷眼旁观的徐向前有段精彩的分析：
张国焘虽然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据我观察，他是做贼心虚，骑虎难下。
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
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
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
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
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
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半个月后，林育英正式致电张国焘：
请转四方面军张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
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
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林育英
16日9时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第一反应是全面“揭露”和“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所谓“机会主义”错误。
他列举了六大“罪状”：
（甲）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
（乙）防御路线代替进攻路线。
（丙）在过去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和全国抗日反蒋运动中，都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
（丁）机械的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力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
（戊）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因此对川陕赤区的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
（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
后来又将党北进攻的路线曲解成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
张国焘自称“党中央”，以此试探林育英和共产国际的反应。
8天后，他等到了林育英第二份电报，明确指出：
国焘、朱德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
并认为中共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
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的。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
兄等与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这封电报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点：
第一，通篇电报都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用的是明确甚至是命令语气；第二，电报明确把陕北称为中央，把一方面军称为中央红军，把张国焘及他的第二中央称为“兄处”。
这表明，在共产国际眼里，至少在共产国际特使林育英眼里，陕北是正统，张国焘是不被承认的“冒牌”。
为了让张国焘好下台，张闻天代表陕北方面表示张国焘等可以在取消第二中央的前提下成立西南局，暂时与中央保持横的关系。
张国焘意识到自己输了，但是不甘心输得连块遮羞布都不剩，他还力求与毛泽东打成平手，于是在“急谋党内统一”的旗号下，提出两个方案：
一是由共产国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争执双方一起商量，重组新的政治局；二是争执双方均直属代表团，陕北称西北局，川康称西南局。
见张国焘仍然幻想与中央分庭抗礼，林育英对他的提议没有立即答复。
张国焘不仅在林育英那里遭受冷落，在红四方面军也倍受孤立。
在林育英公开表态支持陕北方面后，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徐向前等高级将领群起做工作，主张先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问题，待日后坐下来可以慢慢解决。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制定《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决定筹措粮草，伺机北上。
至此，张国焘南下计划完全破产，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
他自己后来承认：
“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居于劣势。
”
取消“中央的名义”后，张国焘作出这样解释：
“我们反对错误路线成立临时中央是对的，现在既然陕北同志们已回归到国际路线下，我们就应当一致起来，向敌人奋斗。
过去我们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现在为着党的一致，甚至采取让步，撤销临时中央这也是为着原则。
”
红四方面军将士提出疑问：
“成立第二中央，张总政委正确；撤销第二中央，张总政委也正确。
那究竟是谁错了呢？
”
张国焘给出的答案是：
谁都没错！
大牌政客斗不过老牌“军阀”
处于下风的张国焘，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就是他有与红二、红六军团进行联络的唯一密码，可以借用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影响并指挥这支主力红军。
这正是毛泽东最为顾忌的地方，因而一再要求张国焘上交密码。
1936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张国焘：
“请将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
”
张国焘拖了20天，然后洋洋得意地回答：
“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完全可以帮助他，勿念。
”
后来，周恩来搬出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两人联名致电张国焘：
“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
”
这次，张国焘索性不予理睬。
在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死扣上，朱德发挥了关键作用。
张国焘一生精明，把毛泽东当做自己最大的对手，不曾提防憨厚老实的朱老总。
《老子·德经》云：
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朱德就是这样的人。
他生性温和，但意志如钢；他精华内敛，谦逊之中含有过人的韬略和一招制胜的伟力。
1936年春，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北上向红四方面军靠拢。
张国焘只知道两军会合可以增加他的军事力量，但没有考虑到两军会合也可能削弱他的政治力量。
张国焘仗着自己兵强马壮、权高势大，摆出了一副主人的架势，等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三巨头上门拜谒。
朱德却放下架子，主动带先头部队远出迎客。
6月3日，红六军团军团部和第十六师率先在理化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师会合。
22日，朱德闻讯日夜兼程赶到玉隆，他与军团领导人交谈不到数句，就觉得出了问题，立即有针对性地说明情况。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曾以沉痛的心情回忆过这段插曲：
当六军团六月二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
张国焘与中央决裂了，责任在中央。
我盲目地相信了。
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地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
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时，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
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书此永志不忘。
接着，朱德又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表示要坚决同张国焘作斗争。
6月30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率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刘伯承又亲自前往迎接。
朱德激动地说：
“好哇！
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
”
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
“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着和中央会合呢！
”
朱德又说：
“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
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朱德的话里藏有丰富的潜台词。
刘伯承补充道：
“中央不在这里，中央在前面。
”
贺、任、关惊愕地望着朱德和刘伯承。
朱德介绍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由会师到分手的情况。
他说：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电台作了调整，与你们联系的电台调到了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接管了。
换句话说，你们一年来都在跟张国焘打交道。
”
任弼时长叹一声：
“唉，我们还蒙在鼓里哩！
”
朱德、刘伯承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彻夜长谈，就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进行研究。
朱德给贺龙出主意，要他向张国焘要求支援，最好能把原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现改编为三十二军）要过来。
刘伯承提醒贺龙等人注意斗争策略：
“对张国焘这个家伙不能冒火，冒火可能导致分裂。
”
朱德、刘伯承及时说明情况，使红二、红六军团从一开始就分清了是非界线，如同打了一剂“预防针”。
同时，也引发了任弼时、贺龙等人对张国焘的戒备和思考。
7月1日，张国焘抵达甘孜，两个方面军领导人会面。
“一别十年，云清，可想死我了。
”他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亲热地叫着贺龙的表字，脸上带着满面笑容。
“十年前在南昌时，你只是个‘中央代表’，现在可不得了，听说成立了一个什么临时中央，你还当了‘总书记’？
”贺龙半开玩笑地刺了一句。
张国焘红着脸说：
“已经撤销了，已经撤销了。
”
当天晚上，张国焘在与任弼时的谈话中提出：
调换红二、红六军团首长，特别是调换政治领导。
他要任弼时离开，由他给两个军团委派新政委。
“两军刚刚会合，现在就动干部不太合适。
”任弼时顶了回去。
张国焘见话不投机，转而与任弼时商量第二天开会师大会的事情。
任弼时还向他索回了与党中央联系的电台密码。
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召开会师大会。
主席台上，张国焘起身准备讲话，贺龙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
“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
贺龙“军阀”出身，向来就是胆大包天的人物。
张国焘有点怵贺龙耍“军阀”，起身宣布由朱总司令讲话。
贺龙看到张国焘不敢公开讲话，心中暗笑。
他后来透露说：
“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吓唬吓唬他嘛，是他心里有鬼嘛！
”
毛泽东、党中央早就领教过了张国焘拉拢、分化、瓦解的功夫，为防止出现不利局面，果断地于7月5日下令：
以二军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团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委；罗炳辉、袁任远分别任三十二军军长、政委。
红二方面军的成立，使得贺、任、关三巨头与张、徐、陈三巨头取得平等的军事地位。
7月上旬，贺、任、关回访张国焘。
贺龙亲自安排住房和警卫。
1961年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他说：
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
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
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
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
整个住所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
警卫人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
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子，我贺龙人少，搞上小圈子，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
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
张国焘在两军领导人会面后，先是派周纯全来传话，提出：
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
任弼时回答：
“唯有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一致。
”
趁红二方面军首长回访时，张国焘亲自出马，提议召开两个方面军党的会议。
关向应说：
“我看开这样的会议不现实。
”
张国焘咄咄逼人地质问道：
“说清楚，怎么不现实？
”
关向应尖锐地说：
“开会自然要作个报告吧？
由谁来作报告？
大家能够达成一致吗？
”
“这话有理。
”贺龙一旁帮腔道，“国焘作报告，我不同意；弼时作报告，你大概也不同意，怎么开？
”
张国焘退让一步：
“那就开两军联席会议，我和弼时都作报告，这下总行了吧？
”
任弼时也不含糊，回答说：
“联合起来开会，我们不反对，但是丑话说在前头，不能以多数压少数，把你的观点强加给二方面军。
”
贺、任、关“铁三角”分工很明确，关向应冷面相向，立足于守，重点是稳定内部，不准张国焘插入一兵一卒；贺龙立足于攻，笑吟吟地缠着张国焘要兵、要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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