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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静学是指社会制度间的关系。
在孔德的观点中，社会的各部分息息相关，就像生物体一样，各部分协调运作。
虽然他认为社会秩序是稳定的，但他仍注意到社会动学，或曰社会变迁的过程。
对孔德而言，研究社会动学的原因有二：
一则因社会动学可以引起改革，一则因社会动学是研究社会结构崩溃和重建引起的自然变迁的最佳工具。
孔德的观点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理论也有强烈影响。
他认为人必须摆脱中华民族主义而赞同直接的经验。
应该把社会看作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社会研究的目的是把社会现象从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领域中解放出来，以便将它们隶属于在自然科学中建立起来的同样一些科学规律的研究之下。
孔德的著作中，有两个主题自始至终一直贯穿他整个社会学发展过程。
其中之一是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上；
另外则为将科学实际地应用社会改革上。
孔德也相信由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可以用来增进社会的福祉。
孔德希望社会是由实业家和银行家统治，这些人受社会学家的教育和指导。
孔德一生行为怪诞，而且晚年几度被认为是疯子，他在某个时候曾自信地指望教宗让位给他。
赫伯特·
斯宾塞
生平简介
斯宾塞（1820一1903），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进化论的早期倡导者，英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有影响的主要成就在于对知识进行了综合，并提倡个人优先于社会，科学优先于宗教的观点。
他的代表作是《综合哲学》，这部完成于1896年的多卷本综合性著作论述了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原理。
其他著作有《社会静力学》（1850）、《进化的假说》（1852）、《社会学研究》（1873）。
他认为，科学与哲学支持并促进了个人主义和社会进步，把哲学视为具体科学的基本原理的总结，是取代中世纪“神学大全”的“科学大全”。
他从发展的角度思考科学的统一，他的整个框架实际上是由生物物种进化观暗中支撑的。
在《综合哲学》的第一部《第一原理》中，他认为科学和秩序均以现象为研究对象，即都是研究有限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和可分类的东西。
在社会学或社会哲学方面，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首次反思了人类社会，提出了普遍的进化框架，他认为社会进化是不断个性化的过程，这种个人主义是打开斯宾塞全部著作的锁匙。
虽然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再读斯宾塞的书，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他是最有名望的哲学家之一。
在他的“综合哲学”中，进化论是关键的成分，的确是斯宾塞普及了“进化”这个词，而且是他使公众相信进化本质上是进步的过程。
虽然人们常常将“适者生存”这句话与达尔文主义联系起来，但是这个词却是斯宾塞发明的，其实他并不太关注科学的细节。
在他看来，进化只是宇宙进步的一个方面，而且他确信在进化中拉马克式的机制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达尔文式机制所起的作用。
虽然人们将斯宾塞看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领袖（Hofstadter，1959），但是他的社会哲学与进化机制之间的联系却是脆弱的。
不过他的哲学的确产生了一种建立在个体成功导致进化必然进步观点上的道德观。
斯宾塞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最初是工程师（Spencer,1904;
Duncan,1911;
Greene,1959b;
Peel,1971;
Kennedy,1978）。
他成为记者之后才将他的新哲学汇总在一起。
《社会静力学》（Spencer，1851）详细论述了功利主义的模式，并且为他带来了名声。
早在1852年，斯宾塞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支持拉马克的进化论，而且大约在同一时期，他开始将冯·
拜尔的胚胎发育概念改造成从普遍到特定结构的发育概念。
他确信所有的自然过程都存在发育的图景，对于这种发育他称作“进化”。
1855年，他发表了建立在进化模式上的心理学研究成果。
1857年，他以一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了关于进步哲学的设想（重印于Spencer，1883）。
1862年，《第一原理》作为综合哲学的第一部分问世，1864年他又发表了综合哲学在生物学中应用的论著。
斯宾塞将宇宙最终目的的问题划到“不可知”的范畴中，哲学家不能对这个问题说三道四。
而对于物质世界，则必须完全从自然法则的角度来理解；
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部分是不可毁灭的物质和永恒的力。
为了解答这些自然法则产生出来的是否仅仅是随机的运动方式，或者自然的变化是否是向着意义的方向进行，斯宾塞引入了他的进化思想，即进化是结构复杂性增加的过程，进化呈现出一种从同质性向异质性变化的趋势。
他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物质的法则决定了所有的变化都必须遵循这样的过程。
最初原始生命形态的出现，就是物质不断使自身变得组织化趋势的必然产物，正是由于这种趋势，原始生命向着更高组织化水平进化。
斯宾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进步论者：
他认识到生命进化经历了分支化的过程，并且认识到每一个分支都是不断进步的。
因此，进步是缓慢和不规则的，不能被视为向着一个特定目标的创造计划的展示。
不过从长远的角度看，进步是必然的：
进化必然逐渐地将生命推向更高的组织状态，并导致新特性的出现。
智力将不断提高，直至出现像人这样的类型，才能启动一个新的社会进化时期。
由于斯宾塞发明了“适者生存”这个词汇，人们可能会很容易认为斯宾塞支持生物学的选择论。
然而，事实上，他相信拉马克的用尽废退式遗传是动物进化的主要基础（Freeman，1974）。
他也否定个体之间的竞争在最早期的社会进化中起过什么作用，而是相信最初的复杂社会是沿着严格的军国主义路径建立起来的。
只是在较后的阶段，在各个企业自由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了现代的工业社会。
这些社会的组织水平更高，通过结合许多个人的创造力--每个人都追逐自己的利益--这种社会进步的更快。
即使这样，自由企业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淘汰社会中的弱者，而是鼓励他们付出更大的努力，以期使他们的厄运得到改善。
虽然斯宾塞的整个哲学只不过是将选择机制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但是我们不应该落入圈套，将斯宾塞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对于传统的道德哲学来说，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边沁的功利主义已经明确了重新确定道德的道路，即只是从道德在创造幸福的价值方面来判断行为。
一种好的行为要能够有助于幸福，而不是顺从由上帝制定的某些更高的道德律。
某种程度上，在法律的保护下，个人应该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工作；
每个人的自助，就是在帮助社会。
这时斯宾塞已经采纳了这种个人主义，并将其作为一种进化情况。
人类的天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还没有出现一种最完美的社会组织。
种族的进化决定了个人的心理状况，随着社会局面的不断改变，个人的心理状况也必须不断改变。
当个人成为他所在所社会中最适应和富有创造力的成员时，他就是幸福的，而道德家的目的就是要表明绝大多数个人如何能够达到这种状况。
没有必要教授人们一些绝对固定的、基于过时社会形态建立的法则，那个时候宗教还很强盛，而是应该教育人们如何适应他们所在社会的目前变化。
道德家必须向人们说明如何去适应，使人们充分相信这样做是在推动种族向着一种更高的状态进步。
从某一方面看，斯宾塞的哲学扬弃了传统意义上的道德。
个人无需遵循先验的伦理原则，相反，必须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
由于我们无法预言未来的进步路程，所以个人所知道的只能是如果自然令他获得成功，他就是“对的”，如果他惨遭不幸，他就是“错的”。
那些受到失败惩罚的人，应该得到鼓励，以便在将来作出更大的努力。
从原则上看，这完全是一种伦理自然论：
我们受我们自己利益的驱使，并且要心安理得地认为自然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
斯宾塞自认为是个道德哲学家，他对进步的信奉意味着他的伦理体系实际上与传统宗教价值的粗陋方面并不相同。
自然奖励成功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就是新教伦理的发展。
于是，自由主义基督徒通过提出上帝在此岸和彼岸奖励有用的行为，就可以适应斯宾塞的进化伦理（Moore,1985b）。
所以，进化伦理学与传统道德之间的分歧并不像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的那么大。
斯宾塞仅仅是将中产阶级最初试图以宗教来进行辩护的道德价值自然化了。
这时的观点认为自然界代表上帝来奖励开明者的节俭和进取的美德。
斯宾塞的哲学按照拉马克早先的立场来确定自然物体。
斯宾塞和拉马克都认为进化当然就是进步，并且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代表了一种实质上由同一力量驱使的生物等级的延续。
斯宾塞认为，自然经历这种过程，而且是它的本质，而拉马克则认为，人类已经可以看到进步的目标，因此可以加速向这个目标发展。
那些斯宾塞的反对者们的宗教信仰有助于使得他们将更加传统的道德观转变成进化的道德观，而且他们和斯宾塞都相信进步的发生和宇宙结构呈等级序列的观点。
然而，达尔文的理论最为详细地抨击了等级序列和进步的概念。
分支式进化使得人们很难说清楚一种类型会比另一种类型高等或低等，尤其面对表面上“低等"
的类型生存了很长时间的情况时，更是如此。
自然选择的作用是导致适应，而不是进步，而且生物之所以可以开辟新的途径，则全凭机遇。
这种观点即使表面上被接受，19世纪后期的许多进化哲学也会变得没有什么价值。
只有很少的思想家认识到进化的无方向性。
或许那些提出没有方向便保证了人类的自由的人，最富有想象地利用了达尔文主义。
一般说来，我们认为选择学说是一个决定论式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个体无法决定成功还是失败。
然而必然进步的学说本身也是决定论式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认为，组织化的等级序列决定了未来的发展之路。
达尔文主义通过倡导抛弃等级序列的关系，从根本上动摇了所有的发展都必然走向或离开某个目标的观点。
约翰·
杜威（Dewey，1910）提出，这种观点要求我们在哲学中探讨新的问题。
达尔文告诉我们，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因为并不存在预先确定的发展模式。
对于查尔斯·
皮尔斯和威廉·
詹姆斯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来说，自由的概念也是重要的（Weiner,1949）。
他们俩人都发现利用达尔文主义可以摧毁整个决定论的思想。
大自然天生具有创造力，进化并无限制，这样便保证了人类的自由。
皮尔斯还将进化看成“宇宙合理性”的发展，尽管理性的规则产生于原始的非拟人化的混沌。
这里重新引入了进步的思想，但是仔细看来，这种思想并不认为存在按照最终目标预先决定的结构。
进步是可能的，但是无需认为进步必然走向某一个方向，因为生命有创造自己未来的自由。
迪尔凯姆，
□mileDurkheim（1858～1917）
又名涂尔干。
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
生平和著作 1858年4月15日出生于法国孚日省埃皮纳尔一个小城镇的犹太教教士家庭。
幼年曾学习希伯莱文、旧约和犹太教法典。
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
1879年，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2年毕业。
1882～1887年，在省立中学教书。
其间赴德国一年,学习教育学、哲学、伦理学,深受W.冯特实验心理学的影响。
1887～1902年，在波尔多大学教书，并在那里创建了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
1891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
1898年，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
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一批年轻社会学家的团体──法国社会学年鉴派。
1902年后执教于巴黎大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位反战学者的学术研究，他的儿子和许多学生死于战场,他受到极大的刺激。
1917年11月15日在巴黎去世。
主要著作有：
《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 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的特征和特殊的决定因素。
它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持久。
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是先行的社会事实造成的。
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了人们的意识。
这种“强制”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
迪尔凯姆认为，一切社会的观念都具有这种强制力；
人类大多数的意向不是个人自己生成的，而是在外界的引导、熏陶和压迫下形成的。
社会高于个人，社会事实无法用生理学、个体心理学以及其他研究个体的方法来解释，而必须用社会学的方法、观点解释。
他说，宗教、道德、法律、社团、协会、语言，以及服装样式均属社会现象，都是社会学特定的研究对象。
他还把社会事实分为“运动的状态”和“存在的状态”，前者指与思想意识相关的现象，亦称“团体意识”；
后者是社会上一切组织和有形设置。
迪尔凯姆注重研究前者。
劳动分工论 社会秩序是迪尔凯姆一生学术研究的主题。
19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动荡不安。
他一心要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回答现实问题,帮助社会维系整合,达到安定。
他的3部主要著作《社会分工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都紧密围绕着秩序和整合的主题，分别回答社会团结和整合靠什么达到，社会整合与个人是什么关系,团体意识对社会和个人起什么作用3个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
特别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同一团体的成员们采取同样的谋生手段，保持同样的习俗，信奉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大家同属一个集体，而不会离心。
这种团体基本上是从“相似性”中生成的社会，即所谓“同质”的社会。
该团体的首要任务是使成员们尊重团体的信仰和各种传统，即维护共同意识，维持一致性。
在近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在意识、信仰上的差异也日益增大。
但是社会没有瓦解，人们也没有分离，这是因为古代维系团体的共同意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社会分工使每个人在消费上依赖于其他人。
分工使社会像有机体一样，每个成员都为社会整体服务，同时又不能脱离整体。
分工就像社会的纽带，故谓之“有机团结”。
迪尔凯姆认为，民族越进化，其成员间的差异越大。
这种趋势甚至反映在体质上。
从大脑容量上看，同一种动物的脑量相互差别小，而人与人的脑量差别大；
就人类而言，土人与土人相比，其脑量较之文明人更为接近。
文明人在其他方面（如服装、思想）的内部差异也很显著。
因此，近代社会是差异的社会，又是有机团结的社会。
迪尔凯姆否认社会分工的产生是为了创造更多财富的观点。
他强调，一个事物的功能，并不是产生出这一事物的原因，原因在功能之前。
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增加财富，但这要在分工出现后与分工前的对比中才能显示出来。
他认为造成分工制的原因是人口密度过大。
人口的增加最初迫使一些人迁徙到其他地方，当无路可退时，他们被迫改换行业，分工制也就随之出现。
他重视研究社会事实的功能，是功能理论的先驱之一。
同时在方法论上，强调区分功能与原因，这对功能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迪尔凯姆在早期著作《社会分工论》中还批判了传统社会中的共同意识，认为这种共同的信念接近于宗教，带有强制性，并渗入到一切社会生活中。
他预言，共同意识和宗教维系社会的功能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
成熟期的迪尔凯姆在继续研究人类社会的整合问题时，放弃了《社会分工论》中贬低共同意识的思想，转向强调共同意识和宗教的社会作用。
自杀论 在《自杀论》一书中，迪尔凯姆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
他把自杀划分为4种类型，即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
认为利己型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
社会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
如教徒的生活目标是宗教信仰。
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个人与家庭、宗教和社会相脱离，从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
迪尔凯姆指出，利己型自杀多发生在基督教教徒、自由职业者、未婚者、离婚者中间。
利己型自杀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
犹太教、天主教、英国公教都有更强的整合力量，而基督新教在规定教徒生活目标上缺乏强制力；
独身者、离婚者比有家室的人较少地负有义务；
从这些脱离了社会义务和束缚的人们中产生出更多的自杀者。
利他型自杀产生于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
迪尔凯姆以欧洲军队为例说明利他型自杀。
在军队里，士兵被训练得不看重自己的价值，使他们感到被一种“社会价值”所扼杀，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因而军人的自杀率高于普通百姓。
失范型自杀由社会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
迪尔凯姆认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
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
他占有的越多,欲求的就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
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
社会形成了一套等级秩序。
不管这个秩序是基于世袭还是个人成就，正常社会中的秩序总是被大多数成员接受的。
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他就欣然地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
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
迪尔凯姆把工商业者在经济危机中的自杀现象视为此种类型的例证。
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
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类型的自杀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他没有对此作详细的讨论。
迪尔凯姆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3个命题：
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
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
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
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
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3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宗教和知识社会学 迪尔凯姆宗教研究的对象是澳大利亚原始部落中的图腾崇拜，他的研究目的却是为了“理解现今的人”，为了说明宗教的社会功能，说明一种共同意识对于社会秩序建立的必要性。
迪尔凯姆批判了早期人类学家对宗教起源的两种解释：
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论。
他说，这种解释说明不了为什么在对于自然、生理现象的误解露出破绽后，宗教还能持续下去，直到今天。
他认为，宗教不是要给人们一种对于物质世界的描述，而是服务于社会。
图腾是民族的标志、旗帜，图腾原则就是民族本身。
人们崇拜图腾实际上是崇拜他们所属的那个团体，图腾是团体的象征，犹如国旗之于近代国家。
“神圣性”历来是解释宗教的关键。
迪尔凯姆认为宗教的神圣来自社会，它不过是被实体化、人格化了的团体力量，即道德力量。
他认为，社会力量以一种心理方式作用于个人，迫使人们服从它，甚至违背人们的自然倾向。
人们感到了身外存在的这种力量既是强制的，又是需要依赖的。
他们对之敬畏，又不能充分理解其性质和来源，便萌发了某些观念来象征这些力量，这些观念就是宗教。
这些神圣象征物（即宗教）的功能不仅在于帮助人们感到社会实体的存在,更在于维系社会,促进其整合。
迪尔凯姆认为，澳大利亚民族的团结不是来自共同的血统和习俗，而是来自共同的名称、标志、仪式，即共同的图腾崇拜。
取消了民族的象征物──图腾,民族就不能存在。
他认为,宗教象征以其突出的神圣色彩加强个人对社会的隶属关系。
社会对于个人，就像神对于其崇拜者一样，没有了这种至高的神圣性，便不可能有社会生活。
迪尔凯姆分析了原始宗教中的多种仪式，认为它们起着维系社会、使之一体化的功能。
他指出，不仅原始社会需要宗教的这种功能，“社会生活在其每一方面，在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要靠一个大的象征体系才成为可能”。
这一点是他晚年思想中的最大转变。
在解释宗教起源时，迪尔凯姆同时建立起他的知识社会学的思想。
“团体意识”和“团体表象”既是他解释宗教起源的钥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他认为，一切感受来自个体经验，一切理性并非与生俱来的、超验的，而是属于“团体表象”，来自“团体意识”，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
理性又分思维中的概念、范畴,伦理中的道德、宗教。
这些均产生于团体生活,不是源于个人的心理机制。
在完全孤独的个人生存中，为了生理需要的满足,凭感觉就足够了,并不形成时间、空间等概念。
在动物式的个体生活中，客观的时空并未消失，但它们不可能把握作为一种思维范畴的时空概念。
只有团体生活才需要形成概念、范畴和类别。
迪尔凯姆并不否认“范畴”、“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只是强调没有团体生活就不可能也不需要认识这些实在。
因此他认为,一种道德思想不可以简化为一种功利目的,理性不可以简化为个人经验。
学术贡献 迪尔凯姆提出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阐述了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结构、功能和因果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学研究的实证规则，充实了由A.孔德开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构想，使社会学方法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他运用统计方法对自杀现象的研究，用人类学资料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宗教研究，是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范例，从而结束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长期脱节的状况。
迪尔凯姆丰富、精深的社会学思想，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斯·
韦伯
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
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齐美尔）。
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生平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
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
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
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
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
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
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
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学术
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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