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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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一

　　历时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到了顶峰，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得到空前绝后的发展。

但和伟大的创作实践相比，唐人的文学理论却显得滞后，没有令人瞩目的建树，不少唐人的文学观因循平庸，即或一些了不起的诗人，对文学的本质、作用等问题，要么保持沉默（如王维），要么一谈到文学就重弹儒家诗教的老调（如王勃）；或独尊“风雅”，标举“正声”；或强调教化，言志明道，而往往忽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追求。

这集中而突出的表现在对屈宋骚赋的贬毁上，即对“风”、“骚”两个传统取舍的偏执上。

有人即或在创作实践中深受屈骚的影响，继承和体现了屈骚传统和精神，但在理论上却极力贬毁屈骚，初唐王勃堪称这方面的典型。

除王勃而外，还有不少人对屈宋骚赋持非议否定态度。

与王勃操　同调的是杨炯、卢照邻，紧跟其后的是盛唐卢藏用。

唐人中抨击屈宋最烈者是中唐柳冕，与之同声的有肖颖土、梁肃、孟郊、李华、贾至、裴度等一批人。

白居易对屈原亦多贬斥若涩讥笑之语。

　　不过世间自有知音在，唐人中推尊屈宋褒赞楚骚的人也不少，清人乔亿在《剑溪说诗・又编》中说：

“唐代深于骚者，自青莲、昌黎、柳州、贞曜、昌谷而外，盖亦寥寥”。

此公所举，犹嫌未全，亦未尽妥，贞曜（孟郊）不能算深于骚者，而初唐史学家魏征、令狐德　、史论家刘知儿等人对屈宋都有正确评价。

尤其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诗圣杜甫更是潜心学屈，深得奥旨。

诗僧皎然及李德裕、牛僧孺、王茂元等人对屈原“抱忠没身”、“文横千古”都有崇高评价。

其次，晚唐的李商隐、杜牧、皇浦　以及皮日休等，对屈骚都有所继承或称誉。

至于赋诗寄意，嗟叹歌咏者，更大有人在。

只是唐人不好章句，不重义理，唯以文章是务，故唐人的楚骚研究成绩，前不如汉，后不及宋，既无“治骚”大家，亦无称世的鸿制专著，甚至连一篇论骚、评屈的专文也难举出。

但唐人在诗论、文评两大领域及诗文创作中零零散散，留下不少关涉屈骚的散金碎玉式的只言片语或零章俊句。

本文即根据这些片言短语及其创作实践，将唐人对屈宋的褒贬毁誉，作一评价，举其典型，别其高下，为了醒目，标以小题。

　　　　　　　　　　　　二

（一）　屈宋导淫靡之源

　　唐人中贬抑屈宋否定楚骚者，大都把精彩绝艳、哀怨忧愤的屈宋辞赋与六朝淫靡侈丽的文风视为源流关系，混而谈之，等而视之，一概加以否定。

首持这种态度的是初唐王勃。

在文学观方面王勃是承乃祖（隋未大儒王通），而有“出蓝”之色，都以杂文学观（与纯文学相对而言）为基础，以政教为目的，以六朝缘情体物之文为批判对象。

王勃在强调文学的经世教化作用时说：

文章乃圣人君子用以“开物成务，立言见志……甄明大义，矫正未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的不朽事业（《上吏部裴侍郎启》），“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

”（《平台秘略论・文艺》），力主以文章经国，反对以文章言情，为文必“甄明大义，矫正未流”将文风问题提高到关乎政治兴衰的高度加以论述。

注意文学与时代治乱的关系，重视文学的政教作用，固是其长，但纯视文学为政治工具，却不是在突出文学的作用和价值。

所以他在批判六朝文风时走上了西魏苏绰、隋人李谔的老路，大发“华文祸国”之论，忽视文学的审美追求，从抨击浮靡文风出发，把屈宋狠狠地责骂了一番，认为他们是倡淫靡之风的祸根。

这个意思在他的《上吏部侍郎启》中说得很明白：

　　　　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务，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庚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

他断言自孔子“微言”绝后，“斯文不振”慨叹周孔之教不行于后。

把楚辞以后，中国纯文学样式发展的历史完全描写为退化史、祸国史，猛烈地攻吉了从屈、宋至六朝的一大批作家，认为屈骚汉赋浇薄淫靡流毒后世：

“用之而中国衰，贵之而江东乱”。

简直把后世王朝衰败，国家动乱的帐，算到骚人头上去了。

本于这种认识，他呼吁唐王朝“激扬正道”把屈宋、枚马之流的“非圣之书”、“不稽之论”都“黜之”、“废之”，并表示自己决“不读非道之书”（《山亭兴序》）。

这正是乃祖王通尊道轻艺，重德轻文，否定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思想在孙子身上的遣存。

　　王勃的这种以儒家诗教为宗，否定骚赋持“华文祸国”之论，不仅偏激错误，而且同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是矛盾的。

　　《新唐书文艺传序》指出：

“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故王、扬为之霸”。

可见王勃（还有杨炯）一方面起劲地作“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的文学；一方面又提倡刚健、气骨，作反对屈宋以及六朝“缘情体物，雕虫小技”的文论。

王勃的那篇惹得高宗大发脾气并将其“斥出府”的《戏为文檄英王鸡》，就不惟“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简直就是助长“未流”的“浇淫”之作了！

这样的东西是难指望“激扬正道”的，不偷偷读点“非圣”、“非道之书”的人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王勃因为玩弄“雕虫小技”而被赶出沛王府，大概吸取了不少教训，说话行文不敢再“戏为”了，所以正而八经地评诗论文了。

但他“命途多舛”，一生倒霉，到虢州又几乎送掉一条命。

这种“殷忧明时，坎　圣代”的不幸遭遇，情不自禁地使他的创作每每“高谈胸怀，顿泄愤懑”，在《思春赋序》中他说：

　　　　仆不才，耿介之士也，窃禀宇宙独用之心，受天地不平之气，虽弱植一介，穷途千里，未尝下情于公侯，屈色于流俗，凛然以金石自匹，犹不能忘情于春。

……此仆所以抚穷贱而异惜光明，怀功名而悲岁月也。

岂徒　　幽宫狭路，陌上桑间而已哉。

象这种标耿介、抗流俗、怀功名、泄愤懑、悲岁月、吐不平的创作思想显然不是来源于《诗》的“言志”，而是《骚》的“发愤”、“衰怨”了。

所以王勃也马上说明自己的创作是受了屈赋的影响：

“屈平有言：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因作《思春赋》。

”看来他的创作受屈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他在《越秋日宴山亭序》里还曾说：

“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

又颇有点钦慕赞赏意味。

　　总的说来，王勃攻击屈宋，只是沿袭了儒家传统文学观，是孔子诗教，《诗大序》的回声，并没包含什么新东西。

对文学本身的规律和发展趋向并无真正的认识和发现。

但是这种不足，无意中由他的创作实践作了补救。

他的理论是蹩脚的，但他那刚健而有骨气的创作则是出色的。

他的理论属于儒，而他的创作通向《骚》。

他的一些诗歌创作“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艺苑卮言》王世贞）的特点，实际上与屈原的精神是一致的。

因此他的理论与其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及理论本身的矛盾，从对屈宋的批评与继承中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不过应该看到王勃批判屈宋等人或许只是借题发挥罢了，主要用心还是针对初唐艳丽纤巧、雕刻浮靡的文风而发，可说对当时“天下之文靡不坏矣”的风气起到了矫枉过正、补弊救偏的作用。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也是主张“宪章礼乐”，以歌功颂德为为文之旨归的。

他认为只有“玉帛欧歌”、“衣冠礼乐”才可称大雅。

因而对屈宋颇有微辞。

指责“屈宋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附马都尉乔君集序》）。

但他在此前的《南阳公集序》中又曾赞扬过屈宋“叙事得邱明之风骨”。

从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观点里，不难看出他和王勃一样，身处六朝余风甚浓的初唐文坛，急欲革弊，但又囿于儒家诗教旧说，对屈宋至六朝文风的评价，无论是肯定或否定，都没有认真将楚骚与齐梁之风区分开来，致把屈原之作看作“礼乐之道”的颠毁之器。

　　杨炯的屈宋观与王勃近似略而不论。

（二）　屈宋辞赋不虚美、不隐恶，有恻隐之美

　　有趣的是屈宋的抒愤、怨思之作本非述史记事之文，但却得到初唐文学家、史论家的首肯。

　　如令狐德　、魏征及史论家刘知几等，他们从进化史观出发较正确地指出了文学发展方向，肯定了屈宋的文学价值。

　　令狐德　说：

　　　　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之美。

宋玉，南国词人，追逸辔而亚其迹。

……时运推移，质文屡变。

譬犹六代并凑，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逐，一致之理同归。

历选前英，于兹为盛。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周书・王褒庚信传论》）　　　　　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魏征《隋书・经籍志集部序》）。

　　　　至夫游、夏以文词擅美，颜回则庶儿将圣，屈宋所以后尘……（《北齐书・文苑传序》）。

他们打破“风雅”、“正声”的偏见和崇经、征圣的窠臼，而主张“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将屈宋之作与“六经”、“百氏英华”并论，放在学习继承之列。

赞屈宋“宏才艳发”，“激清风于南楚”，有“恻隐之美”。

并不象王勃等人，认为六经之后，文学日益暗淡退化，屈宋是淫靡之源，把文学的政教作用与文学的审美价值对立起来，把淫靡之风同审美的追求混为一谈；而是认为文学在不断发展，“时运推移，质文屡变”由《诗》到《骚》是文学的进步。

称赞屈原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隋书文学传序》）功在不朽。

认为文体日繁，词采日富，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令狐德　等人认为政教作用与审美价值是统一的，词人文体繁变，词采华茂，风格多样，如同“得玄珠于赤水”“成万宝于秋实”（《北齐书・文苑传》），是文学上的进步和收获，并不妨碍文学的政教作用。

这些史家的文学思想与屈宋观比当时的一般文学家要正确得多。

　　史论家刘知几，更敢于冲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某些教条，慧眼观物，独抒已见，甚至公然“疑古”“惑经”“薄尧禹”而“讥周孔”，表现出力求创新的胆识。

他任史官达四十年之久，其见解往往与同僚、贵属“凿枘相违”，在深感“吾道不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的情况下，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颇近于屈原“忧愁幽思”“发愤以抒情”的。

《史通》不仅是杰出的史论专著，有些章节也可看作文学理论名著，他清楚地知道文史有别：

“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不能混为一谈。

但他又认为文史同源，可以互相影响，并致力于文史的结合以实现史的内容与文的形式的统一。

他以“史”的眼光来论“文”，主张文学作品必须有真实的客观的内容，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实录”。

“对贼属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张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直书篇》）。

同时，他又用“文”的眼光论“史”，以为“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对史的文学性要求很高。

　　刘氏就是凭着他的进步史学思想发现了屈宋作品史诗般的价值，他在《载文》篇中说：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

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子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

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也。

他称赞屈宋作品不隐君恶，揭露怀王、襄王氏庸无道的劣　迹恶行，是属于使淫君乱主“秽迹张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之类，是文史的统一，与历史上南史氏、董狐等有名的直笔史官一样，堪称“良直”。

表现了他对屈宋的尊崇。

　　刘知几不仅从内容、创作原则及社会作用上对屈宋推崇和肯定，同时还以“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工”的标准出发，认为屈原《离骚》开“自叙体”之先河，在《序传篇》中他说：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

案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阙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

《离骚》首章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曰伯庸。

……”刘认为这是自叙性、史传体之滥觞，后世的历史传纪是受《离骚》的影响。

　　他从“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史之为务，必借于文”的观点出发，主张史书要有文学性才能流传不绝。

而学习那厉精雕饰的“楚骚”可学到比兴之法，增强文学性；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

（《史通・叙事篇》）。

　　还说“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至于屈原《离骚》，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这类虚构、想象、注重文彩、讲究声律、“句结音韵，以兹叙事”都是可以的，只要不同于史传，混为“实录”就行了。

　　总之，刘知几以其进步史观对屈宋楚骚从“不隐恶”的内容，“自叙”体式，及“厉精雕饰”的文彩等方面都加以肯定和称颂，这不仅肇唐代正确的楚辞观，而且在客观上也是对历史上一些深诬屈原的恶论作了一次很好的批驳，具有拔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功。

只因刘氏以史论家蓍称，他的文学理论，楚辞观被史论成就所掩，未受到当时及后人的足够重视罢了。

　　（三）、“哀怨起骚人”

　　盛唐除殷　提出“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进步文学主张外，不少人对屈骚从形式到精神仍多持否定态度。

卢藏用说：

“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

地与初唐王勃、卢照邻一样坚持退化文学史论，仍将浮侈文风之源归罪于骚人。

　　也许由于盛唐文土们处于开元全盛之日，“群才属休明”，圣明时代的光明面，催人向上，他们“乘运共跃鳞”，奋发进取，欲建功业，因此一切怨刺、哀伤之作、乱世之音，似已失去依据，文坛呼唤复兴“大雅”，“正声”，故“颂美”之声日昌。

所谓“大雅”“正声”，就是卢照邻、卢藏用等人所谓的“宪章礼乐”歌功颂德的一套，亦即所谓“治世之音”，屈宋哀怨之作是乱世、亡国之音，自非颂美的“大雅”“正声”。

这点张九龄说得很清楚。

：

“《诗》有怨刺之作，《骚》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少府东阁序》）。

认为《诗经》中的“怨刺”之作和楚骚的“愁思”之文统统不属“大雅”，这正是许多唐人批判楚辞之“哀怨”的基本出发点。

李白对屈骚的评价也是从这儿着眼的，在复古主义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崇尚“大雅”“正声”，批判了从骚人开始直到建安以来的绮丽文学。

在《古风》（三十五）中说：

“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

说明“大雅”就是颂美圣明的歌声。

因大雅而想到周文王时代的文风，感慨这种文风久已衰微了。

这种感慨和叹惋在《古风》（其一）中作了进一步抒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淮陈？

王风萎蔓草，战国多荆　　榛。

……正声何微茫。

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　　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　　不足珍。

这首诗比较集中地表现了李白的退化文学史观，他认为诗歌的发展自周秦以来走着下坡路。

首先，他惋惜“大雅”那种颂美的诗篇久已没人写了，接着“王风”二句是说春秋的诗歌已空落，战国时（屈骚时代）诗歌创作园地更是荒凉。

“正声”二句，尽管刘熙载强为之解：

“盖有《诗》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骚也”。

但从上下文及全篇意脉来看，分明是说：

颂美的大雅正声坠绪茫茫，骚人的哀怨之作正意味着大雅正声的衰微。

这是对“大雅久不作”及“王风”二句的申说。

“扬马”二句又是对汉赋的贬斥，认为扬马的辞赋更是为绮丽的文风推波煽飚。

此后的诗歌虽屡有变化，但“宪章礼乐”，即“大雅”“正声”已经沦丧，而自建安以来的讲究形式华美的文风不足珍贵。

　　可以看到，李白是把大雅正声视为理想高标、“宪章”极则，对文学变迁历程的描写是“春秋以降，大雅不作，正声微茫，颂声崩沦，诗歌创作零落；战国骚人继起，发为‘哀怨’，‘颓波’渐兴。

扬马推波助澜，颓波大开；建安以来，文风绮丽，不足珍贵；陈梁以来，浇薄斯极”（《孟　本事诗》引）李白以批判“哀怨”、“颓波”、“绮丽”为目标，几乎全盘否定从屈宋到建安以后的文学，在他看来，文学的这种演变完全不是进化而是退化。

这实与王勃走到一路去了。

从《古风》（一、三十五）不难看出李白“好古遣近”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

这点前人早已指出：

“太白志存复古”（《艺概》）李白自己也很自信地说：

“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孟　本事诗》引），不过李白复古，旨在革新，与一般人有别，但其重古（正声），崇“雅”抑“骚”的倾向却是存在的。

　　唐人的诗论、《骚》评，常常自相矛盾，前后抵牾，言行见悖。

这种情况，此前已有王勃等人，而李白尤为突出。

李白不同于王勃的地方是他的思想驳杂，来源多途，不囿于儒学一家，求道学侠，特别是他吸收了道家精髓──崇尚自然的思想，加上他仕途不畅，在世很“不乘意”，又一生傲岸，“不屈己，不干人”致使他逐渐脱离儒家传统羁绊，纵情诗海，而变为楚之狂人。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予为楚壮土，不是鲁诸生”（《淮阴书怀》）。

所以他那愤世嫉俗、蔑视权贵、反抗黑暗、追求理想、不肯随波逐流、“胸中怀汤火”、“日为苍生忧”、“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爱国爱民思想，以及浪漫主义的激情，神奇的想象，神仙的缥缈……自然都有屈原精神、楚骚传统的影响。

李白在生活、创作实践的动态过程中逐步理解了屈原，虽然屈的“哀怨”不属“大雅”、“正声”，但自战国以后中国本就没有出现本过值得歌颂的王化之治，，文学中的哀怨、颓波和绮丽都是政治衷亡的反映，即或是“圣明”的盛唐，也有不圣明的地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就是他自己的感受，他终于明白：

“屈原憔悴滞江潭”的原因是由于楚怀王的昏庸：

“楚怀亦已昏”、“屈平窜湘源”（《古风》五十九）对屈的忠而遭窜表示同情。

并指出“屈平辞赋悬日月”，高度赞扬了屈赋与日月同光辉，永垂后世。

　　李白在艰难的人生之途，对屈原的遭遇有如身受，往往以屈原自比，在《赠别郑判官》中说：

　　　　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

　　　　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

落拓江南，犹如当初的屈原一样过着流放的生活，行吟泽畔，忧愁憔悴，正因这种生活境遇，使李白在感情上与屈原衔接起来了，加深了对他及其文艺思想的了解。

在《悲歌别》中他感慨万分地发出：

　　　　悲来乎！

悲来乎！

……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　　屈大夫。

对屈原的遭冤流逐，表现了无限悲悯，对昏君庸主不辨贤愚寄以愤慨。

李白这种发愤抒情之作，自然已不是《诗》的“言志”，更非“大雅”“正声”，实则“索其大雅正声，十无一焉！

”（白居易语）已是地道的《骚》之“哀怨”。

尤其是他的《拟恨赋》已正式脱离“大雅”“正声”颂美的轨道，而缘情体物，发为“忠怨”了：

　　　　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林。

　　听江风之　　，闻岭　之啾啾。

永埋骨于渌水，怨楚王　　　　之不收。

应该说无论在思想上或创作实践上，李白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接受屈的影响，直到叹惋：

“屈、宋长逝，无堪与言。

”（《七十二家评楚辞》）引屈宋为知音。

　　清人乔忆在《剑溪说诗》里指出：

“太白有似《楚骚者》”。

“太白乐府五言，约六百十余篇，体势多端，要不失《风》《骚》旨趣”。

“太白枕藉《庄》《骚》，长于比兴，故多惝恍之词。

”

　　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上李白对屈原有明显的继承。

象《梁甫吟》中的“以额扣关阍者怒”，就显然是从《离骚》的“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而来，李白借此以表现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冷遇及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实与屈子相同。

《古风》（十九）：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写自己对祖国的关怀和对人民的同情，不忍离去。

与《离骚》的：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显然有若干相似之处。

在语言方面李白也接受了屈原的影响，这在七言、长短句歌行中尤为明显。

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就全用屈赋的句法。

人说“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九歌》乐府之先声”。

“太白近《九歌》”（《艺概・诗概》）。

李白“乐府篇篇是楚辞”（清屈大均《乐石题太白词》）都是有见地的。

　　总之，李白认为屈宋的骚赋不属于“大雅”、“正声”，有所保留，但又充分肯定了屈原的高度成就。

在爱国思想、艺术创作方面受屈原的影响，继承了屈宋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

这种对屈宋的两面性以及实践和理论的矛盾，正好表明：

李白在口头上拥戴传统的传统文学观念，崇尚雅正，在行动上却是融汇儒道纵横，特别是“并屈、庄为心”，脱离了儒家诗歌的旧轨，气宇轩昂地走上了屈宋所开拓的积极浪漫主义长途。

　　（四）、“窃擎屈宋宜方驾”

　　在唐代，屈原最大的知音要算“诗圣”杜甫。

杜甫不仅称颂屈原的才华、创作成就，而且全面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政治思想、爱国精神和文艺思想，尤其是深得屈骚的“发愤抒情”、“忠怨”、“规讽”之旨，从而形成了自己诗歌壮志风逸“沉郁顿挫”的风格。

　　这两位诗坛伟人，相隔千里，一个是古典浪漫主义巨匠，一个是现实主义大师，分属不同流派。

故一般人都认为杜甫只是承《诗经》、“乐府”的传统而与屈宋关系不大，这正是长期杜甫研究中的一大误区。

其实，杜甫与屈原渊原关系之深，超过李白及其他唐代诗人。

或许只有柳宗元、李贺可稍与之并论。

　　屈、杜所处的时代都是由盛至衰的历史转变时期，二人出身遭际、性格品德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屈原忠君爱国“谒忠诚以事君”（《九章・惜颂》）、“恐皇舆之败绩”（《离骚》）；杜甫是“时危思报主”（《江上》），“恋阙丹心破”（《散愁》）、“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离蜀人日见赠》）；屈原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杜甫更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咏怀五百字》）；屈原指责当局“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夫求索”（《离骚》）；杜甫揭露朝廷“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咏怀五百字》）。

不难看出两位伟大诗人心灵的共振，意脉的融通。

真乃“何意千年隔，论心一日同”（《载叔论语》）。

人称杜甫“风流接楚辞”（元・马祖常《咏杜甫》）“上薄风骚”（《杜甫墓志铭序》元稹），都是很有见地的。

　　杜甫崇敬屈原，盛称屈原的非凡才华，誉屈原是旷世杰出的“英俊”（之）才（《最能行》），在《秋日荆南述怀》中，赞屈宋英名才华远扬：

“不必伊周地，皆知屈宋才。

”

　　杜甫对屈原含冤怀砂之恨，宋玉困厄不遇，都抱有深切的同情。

在《天末怀李白》中说：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汩罗。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李白因入永王李　幕府，被判为“附逆之罪”，长放夜郎，杜甫在秦州得知，认为李白与屈原一样是横遭冤枉，因而自然地将两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命运联系起来，写下此诗怜李吊屈，满腔义愤，骂魑魅，呜不平，既显李杜的浓厚情宜，更可见到屈原在杜甫心目中的地位及系念之情。

　　杜甫一生坎坷不遇，颠沛流离，晚年飘泊西南，落拓湖湘，贫病交攻，人生的困厄遭际，君昏政暗，国势日衰，“天下少安”的现实使他成了屈宋异代的知己：

“羁离交屈宋”（《赠郑十八　》）；身在蜀地，心怀汨罗：

“遥怜湘水魂”（《建都十二韵》）。

后来流离湖南，身临屈原沉身地，更是“迟迟　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郑覃二判官》），并且临秋兴感，抚景伤怀：

“摇落深知宋玉悲”（《咏怀古迹》），直到他困死旅途的前一年（769─唐代宗大历四年），在湘阴吊访“湘夫人祠”时，山乡日暮，楚水关情，不禁发出浩叹：

“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祠南夕望》）。

杜甫对屈原的敬仰悼念之情终生未曾去怀。

这种感情除了取决于诗人的世界观、生活境遇外，也来源于他一生对屈原的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来源于他正确的文学史观和批评方法。

　　我们知道，自初唐至杜甫一百多年来，不少人视楚骚为浇薄文风之源，而加以摒弃。

杜甫却以其卓识高见，针对时风偏见，明确表示：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戏为六绝句》）宣布自己对文学遣产的态度与“好古遣近”的复古主义者绝然有别，对待古人今人不厚此薄彼，一视同仁兼收并蓄，取其精华，特别强调了学习屈宋与齐梁文学清词丽句的必要性，但同时指出学习屈宋精采绝艳的辞赋艺术时，必然将其与齐梁日趋雕饰纤丽的文风区别对待；“别裁伪体”，看到二者在精神上的本质区别，应攀“屈宋”，不步齐梁的后尘，却又不废弃六朝文学的形式美。

应以“转益多师”为宗旨。

他认为文风之趋于绮丽，是文学演进的必然现象：

“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

”（《倡起》），他反对浮华文风，而不废弃对艺术美的追求。

作为现实主义大师，他不独“亲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