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高职教育体系与教育效益效率关系初探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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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职领域的办学效率存在若干明显特征，而这些特征都对教育效益增进还是递减产生重大影响。

二、服务型体系增进效益服务型——以效益为内涵

教育效益观经历了从规模效益到内涵效益的转变，尤其是高等教育，如何提高教育效益，使之达到最大化的程度，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础问题。

高职的发展本身就是教育效益优化的结构调整。

高职教育效益优化则是高职适应性发展到相当水平的进一步深化。

教育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生均投入成本合理，换言之是一定的教育投入应有合理的数量产出。

在学校规模不变，性质不变的情况下，过多的投入会造成生均成本过高。

当然，怎样才算合理要综合考察地区经济水平，社会和个人对教育的期望与经济承受能力等很多复杂的因素，怎样才能达到合理水平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二是提高产出的质量。

如果教育投入不能直接或间接为提高教育质量服务，这样的投入就没有经济效益；

如果教育投入不能合理地保障和提高产出的质量，它的经济效益就不高。

三是产出是否适应社会的需要，所受的教育能否充分发挥作用。

其中一个指标是专业人员能否充分对口就业，包括专业对口和程度对口，能否充分运用其所学的知识及体现其通过教育提高了的各种素质。

确实，教育效益增进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规模不能为教育带来最佳的经济效益。

基

于对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基于对经济发展前景和未来教育收益的乐观，现时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愿意并且在实际上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这就形成了强大的教育需求。

“教育需求，是指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教育供给是指某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的教育机关提供给学生受教育的机会。

”[1]

问题是，如果任由教育供求的矛盾在教育发展中自发地起作用，就有可能造成教育资源投向不合理，从而影响教育投入的经济效益。

教育供求的矛盾不但直接扯动对教育的投入，而且直接左右投入的资源配置。

由于教育本身的特点，教育市场不是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不能完全按市场供求关系去调节，而有赖于政策干预导向。

如果完全任由教育供求矛盾去调节教育资源的配置，新增加投入的资源，必然大部分流向重点高校，当前，这种强大的教育需求主要表现为对高校学位的需求，而对层次较低，而且不能提供学位的高职院校，社会缺少主动投入资源的动机，尽管高职院校所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在客观上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所急需的。

因此，效益内涵尽管经历多次变化，但是，以效益为内涵的目标一直没有达到。

因此，近年来服务型教育体系建设的理念逐渐被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适用人才的培养热情，促使地方高校在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旗帜下快速发展。

市、地一级的地方财政、当地大型企业成为办学资源的背景，就在于看到了对高校的投入会产生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回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率几乎可以完美兼得，完全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所以，我们认为，服务型教育体系全面优化了效益机制，首先是保证了教育投入的公益性。

在此同时，各类教育对象自身的目标也得以实现，学生通过自己的教育投入，在知识、技能等方面全面提升了就业竞争力，实现了教育效益的私益性。

而学校，尤其是国家财力投入不多的高职院校，也在服务型教育体系建设中，吸引政府、社会多方办学资源，使自身的教育文化以及办学条件逐步完成效益积累。

2、服务型——以效率为机制

计划经济时代教育基本是由政府出钱包办的。

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政府仍然是教育的投资主体。

因为在教育、医疗等优效型公共物品的消费面前，人人具有平等的权利。

因此对这些产品给予政府投资是必要的。

但是问题在于，政府的投入是不可能满足教育的全部需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有选择地把一部分事关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作为投资重点。

普通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目前所得到的政府财政经费，是远远满足不了办学需求的。

据调查，江浙一带的高职院校几乎没有一个学校的办学经费不是以学费收入为主的。

内地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可能稍有不同，但估计政府拨款也不会超过50%。

基于上述现实，高职院校被动地开展了办学效率革命。

除了机构精简，后勤剥离等良性的改革之外，还出现了普遍的师资、教学设施、设备紧缺等不良现象，这在上一轮教学评估中集中地反映出来。

缺少必要师资和教学设施、设备，必然意味着教学质量的不能保证，必然意味着人才规格的下降。

所以，至今社会对高职毕业生的评价不高，甚至与中职没有明显的区分度，这直接影响了就业率，全国高职毕业生就业率低于本科高校30个百分点，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这个事实的结果就是就业期望值居高不下情况下的效率进一步递减。

从理论上讲，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总体规模并未超过社会需求。

供方情况是每年一、二百万的毕业生，需方情况是，高级技工仅占%的7000万产业工人群体急需调整结构，可以认为是一个供方市场。

问题在于，现实的就业期望值与现实的就业方向难以匹配。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意识的存在形式之一，是对一线劳动岗位的轻视，尤其是需求量最大的制造业的一线岗位，目前的主体仍是农民工。

高职人才培养方向受到这种社会意识的抵制，加上本科独立学院等办学形式的出现，生源被大量分流，使得高职院校在办学效率的源头上，出现严重的现实和潜在危机。

　　教育的效率标准，是经济学研究教育时本身的标准。

它研究教育发展过程是否有效率，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合理等问题。

我们认为，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教育是处于一种效率十分低下，教育貌似公平而实际十分不公平的状况的。

首先是高校的办学体制单一，政府统包教育。

一方面办学经费十分紧张，另一方面又把高校办成小社会，非教学人员往往占到50%以上；

其次是教师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鼓励，导致缺乏教学积极性，师生比很低；

三是专业设置远离社会需求，缺乏外部效率，学生靠计划分配就业，学习的内在动力不足。

如此等等，造成了教育效率低下，十分类似改革前的国企。

其结果是招生数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高考录取率极低，大量优秀学子圆不了大学梦，造成最大的教育不公平。

高校扩招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外在标志。

经过8年的努力，高等教育效率问题似乎已经根本解决，甚至普遍出现如前所述的师资、设备、设施紧缺的现象，高职院校则更是这样。

过犹不及，这种现象从另一方面违背了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呈现一种畸形的发展态势。

究其根源，也是办学资源不足带来的对效率的片面追求。

对于解决问题的思路，服务性教育体系的构建可以通过服务经济、社会，获取更多的办学资源，并在更多的社会引导和监控下保持健康的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

目前，在服务型教育体系构建中，许多努力措施都是必要而且是有效的。

争取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充分注重教育的经济效益。

总体教育投入不足，将是教育发展中一个要延续很多年的问题。

唯此，更要注重教育投入的经济效益，这就需要教育行政决策部门在投入教育资源时，能够从全局考虑，如何投入才能最有利于教育整体的发展；

从更深层次来说，还要考虑怎样的投入，才能最有利于宁波经济的发展。

这就需要对经济发展对各级各类人才需求的状况有一个较准确的判断与预测，使教育的发展，尽量迫近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正确引导教育需求，避免或减少恶性竞争带来的人力资源浪费。

上述的专业不对口，高才低就的现象目前比较普遍，这是一种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这样的教育体系无疑是不经济的。

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让教育的受益者承担合理的教育投资。

从用人单位来说，使用一个大学生应比使用一个中学生要承担更多的费用，而且差距要适当拉开，从而减少或避免用人单位招工时盲目追求高学历。

对受教育者来说，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大学阶段，收取一定合理的学费，也是减少盲目追求高学历的一种办法。

从而使各种学历的人都能较大程度地“人尽其才”，提高教育的经济效益。

加强和完善学校教育成本的核算，避免盲目扩大教育成本，使投入与效益成合理的正相关。

多方设法提高学校资源的利用率，是提高学校经济效益的有效途经。

在某些地区，三教统筹，提高学校师资、设备的利用率已有不少好的经验，要认真研究、借鉴。

此外，提高某些专业的覆盖面，尤其是生源不足的专业，扩大其招生覆盖面也是一种提高其经济效益的好办法。

让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更富于弹性。

能对市场需求作出较为灵活的反应，专业设置更易调整，课程体系更活，从而使职教体系更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政府部门，尤其是计划、科技、经济、劳动、人事等部门，应及时向教育部门通报有关经济现状及发展预测的信息，在教育发展与投资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应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给教育部门以具体的指引，以保证教育投入能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

3、服务型——教育效益、效率评价体系

台湾有学者认为：

“教育的效率问题，在教育产业化进程中始终是动力和标准。

在教育效率的选择中有三个原则：

一是受教育者的机会应该优先给予能够得到较高学习效果的人。

因为当教育层次提高时，能够从该层次得到学习效果的人数相对降低。

二是教育机会应该优先给予学习动机强烈的人。

因为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有很大的相关系数。

三是教育投资应该选择报酬率最高的部门。

因为报酬高，表示该种教育的市场需求大。

”三原则的说法，其实质是为了教育的效率而必须注重教育的选择性的问题，教育要有效率，必须有优先观念与选择性。

从表面看，教育的选择性愈强，就愈难兼顾教育公平，但实际上，我们分析上述原则，就会发现教育效率选择并非一定有违教育公平。

因为，首先教育资源的有限性是一个国际性的命题，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所以对生源类型的选择已成为被社会接受的现实，高校招生1—5批次的理论依据就在于此，这种选择的理论基点就是教育效率；

其次，高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也已经是所有高校的共识，高职院校在这方面一直是先行者，无论是处于主观还是客观缘由，有限的教育投资的选择方向总是基于效率的，服务型教育体系提出的本身，就立足于高等教育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率的平衡点上。

因此，对这个体系的宏观评价，就是是否偏离了这个平衡点。

至于其他评价指标，目前当然很不完善，需要在宏观评价原则的统领下逐步形成。

这是一项带有创新意味的办学评价，尽管国外已有较长的实践历史和成功经验，但毕竟中外在国情、体制方面差别甚大，我们必须在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指导下，建立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教育体系评价体系。

经济和教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础。

服务型教育体系，它无疑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效益评价研究领域，拓展了教育学和经济学的视野。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

他在1918年3月主编的《学生杂志》中提出了“如何可费最少精力而举最大效果”的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被确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在1979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建立我国的教育经济学。

1980年8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工作交流会，于光远、许涤新、董纯才等着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在会上倡导建立我国的教育经济学。

毫无疑问，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但也应看到，随着21世纪的来临，知识经济的崛起，我国教育经济学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而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教育经济学也将会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任务。

根据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从国家经济、科技、社会诸方面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探讨教育事业发展全局的总任务，以及为实现总任务所要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方针、战略目标和措施已经成为教育下效益评价的最终目标。

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教育效益、效率研究，将为这一研究打开一个广阔的视野。

参考文献：

[1]（《教育经济学》，吴超林、温见海着，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荏怀义等《教育问题研究》台北国立空中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杨葆昆主编：

《教育经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王善迈：

《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厉以宁：

《教育经济学》，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