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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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系
周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系
（一）
文怀沙先生在《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一书代序“宝学悬解”中讲：
“宝鸡在文化、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显示出它是华夏文明根系中重大的一脉、源流中宏大的一支。
”如果说，上古神农氏时代古陈仓的炎帝、姜炎文化还属“多元”发展的“华夏文明根系中重大的一脉”的话，那么，继姜炎文化之后而兴起于宝鸡的周秦文化则是中华文明的主根系。
文怀沙先生讲：
“宝鸡文物之盛，奠定了周秦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颇大解释空间。
”本文通过介绍宝鸡出土青铜器的特点，阐述其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以及眉县杨家村窖藏的突出贡献，旨在说明周秦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奠基作用。
宝鸡青铜器的特点
宝鸡是我国出土周秦时期青铜器重要地点之一。
与长安、洛阳等到地相比较，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有显著的特点：
一是出土青铜器历史悠久。
《汉书·郊祀志》记：
西汉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美阳得鼎献之”；《宋书·符瑞志》载：
“汉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车驾西巡至槐里,右扶风禁上美阳得铜器于岐山,似酒尊”。
这两件铜器在陕西乃至全国也是西周青铜器出土年代最早的器物。
二是出土青铜器的范围广。
宝鸡地区以扶风、岐山两县北部的周原遗址为中心，以及眉县、凤翔、麟游、陇县、千阳、金台、渭滨、陈仓等县区，从古至今都有出土周秦青铜器的记载。
在一个地区，有如此大范围，集中出土周秦时期青铜器，这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极少见的。
三是出土青铜器的数量大。
历史上，北宋吕大临《考古图》中，有出土地点可考者达90余器，半数以上出自陕西，其中有10器以上出自岐山、扶风。
从1820年到1949年，100多年间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达数百件。
据统计，仅周原遗址,汉代以降，已出土西周青铜礼器千余件，是著名的丰镐遗址的3倍。
约占全省西周青铜器数量的三分之二左右。
解放后的37年间（1949~1985年），陕西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约3400余件，其中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达2500多件，约占73.5℅，这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三是青铜器窖藏多、一次性出土数量大。
就西周青铜器出土的形式而言，以窖藏为主，墓葬次之。
据不完全统计，宝鸡百年来共发现周秦时期青铜器窖藏150多个，仅周原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共发现青铜器窖藏130多个，这是其它省、市没有的。
如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秋，扶风县任家村窖藏，出土青铜器120余件；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夏，扶风上康村窖藏，出土青铜器百余件；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冬，扶风县任家村窖藏，出土西周青铜器百余件。
1949年以后，周原铜器出土情况记录比较清楚，在54批有铭青铜器的出土中，属窖藏31次，墓葬出土22次，分别占总数的57.40%和40.74%。
窖藏出土批数超过墓葬出土批敷，这是周原遗存的特征，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西周遗址。
最为著名的有：
1975年，岐山县董家村窖藏，出土西周青铜器37件；
1976年，扶风县庄白村窖藏，出土西周青铜器103件；1974年到1981年，宝鸡弓鱼国墓地共清理发掘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358件，其中礼器190件。
2003年，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西周青铜器27件。
2006年11月8日，扶风五郡窖藏又出土西周青铜器27件，其中两件平底大口尊“王周生尊”，属第一次发现。
“周原是西周青铜器宝库”的美誉，又一次传遍海内外。
四是大量青铜器艺术精品散藏在国内和世界各地。
国内著名博物馆所藏，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师鼎、善夫山鼎、梁其壶，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大盂鼎、禹鼎、驹尊、虢季子白盘，天津博物馆的克镈，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散氏盘等。
还有一些青铜器精品被美国、日本、法国、丹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博物馆或个人收藏。
著名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先生讲过：
“世界上凡有博物馆的地方就有宝鸡出土的青铜器”。
五是出土青铜器为考古断代提供一批标准器。
在眉县杨家村窖藏未发现前，国内有纪年的青铜器只有60多件。
标准器有38件：
天亡簋、利簋（武王）；周公方鼎、康侯丰方鼎、禽鼎、禽簋、冉皿 鼎、柬鼎、鸣支士卿尊、卿簋、卿鼎（成王）；大盂鼎、小盂鼎、成王方鼎、作册大鼎、宜侯矢簋、鲁侯熙鬲（康王）；作册瞏卣、作册折尊、觥及方彝（昭王）；刺鼎、班簋、遹簋、长卣盉（穆王）；墙盘、墙爵、师食凡 鼎、十五年走昔曹鼎（共王）；匡卣（懿王）；害夫簋、害夫钟（宗周钟），王祀害夫钟（厉王）；毛公鼎、吴虎鼎、杜伯盨、克钟、克镈（宣王）等。
其中周原出土的有15件，占39.47%。
其中，⑴天亡簋因有“丕显考文王”句而知其必为武王时标准器，在利簋未出土前，是惟一一件。
（2）小盂鼎因有“帝口（谛）周王、武王、成王”句而说明它是康王时标准器。
其铭末纪年为“二十五祀”，另有大盂鼎铭末纪年为“二十三祀”。
这两器清楚地表明康王在位年数不会少于25年，对于确定成王、康王在位年数具有重要意羲。
（3）微史家族铜器窖藏所出作册折尊、觥、方彝说明折的活动时间主要在昭王时，所以器铭显示的纪年“十九年”应为昭王十九年。
（4）墙盘是共王时标准器，本器虽无纪年，但有助于推定其他铜器的年代。
（5）周厉王害夫簋、钟的出土，为厉王时铜器断代提供了标尺。
（6）克钟、镈铭曰：
“王在周康刺（厉）宫”，此时厉王已经去世，器物当作于宣王之世。
⑺毛公鼎则是学界公认的宣王时标准器。
⑻逨盘记述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及时王的文治武功，逨鼎有铭“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是为宣王时标准器。
六是出土青铜器级别高。
目前全市馆藏青铜器计15000多件，经2006年国家文物数据库建设初步鉴定，属国家珍贵文物多达10719，约占青铜器总数的71℅，其中一级374件、二级文物1303件、三级文物9042件。
这在国内是其它博物馆无法相比的。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虽然是地市级馆，仍然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同家重点博物馆，这足以说明宝鸡青铜器在全国文物博物馆界的重要地位。
七是出土有铭青铜器多。
西周青铜器作为礼器的重要特征，是在器物上铸有记事体的长篇铭文。
宝鸡作为周王朝的发祥地和宗庙所在地，许多重大的册命、祭祀等活动都要在这里举行。
所以，两千多年来在宝鸡特别是周原范围内出土了大量铸造有长篇铭文的西周青铜器。
从1820年到1949年，100多年间宝鸡出土了数百件西周青铜器，其中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114件之多。
1949年以后，周原总共出土西周青铜器410件，其中277件有铭文，占67.56，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如果加上1949年以前周原出土的有铭青铜器112件，那么迄今为止，周原出土的西周有铭青铜器至少在389件以上。
389件铭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据专家统计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有铭铜器38件；90年代发掘的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有铭铜器不过50余件；洛阳北窑西周贵族墓地出土有铭铜器也不过38件，其中还包括相当一批兵器。
出土西周有铭铜器较多的地区是陕西长安县的丰镐遗址，但也不过百件左右。
更重要的是389件有铭铜器中，50字以上的长铭铜器就有72件，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鲜为人知的西周史实。
建国50年来，宝鸡地区出土周秦青铜器近2万件，其中有铭青铜器60多批，总计约500件。
宝鸡地区出土周秦青铜器铭文总数达18900多字，其中周原出土铜器铭文字数共13299字。
八是有铭青铜器占窖藏器物总数比例大。
周原出土31批窖藏铜器共273件，204件有铭文，占74.72%。
其中几父壶窖藏出土铜器39件，28件有铭文，占71.8%；伯多父盨窖藏铜器9件，8件有铭文，占88.9%；庄白1号窖藏出土铜器103件，75件有铭文，占72.8％；散伯车父器窖藏，出土铜器19件，14件有铭文，占73.7%；董家窖藏，铜器37件，30件有铭文，占81.1％。
而眉县杨家村窖藏西周青铜器27件，件件有铭文，达100%。
周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系
（二）
宝鸡青铜器的历史价值
宝鸡出土周秦青铜器中，许多都是宗庙重器和王器，不仅铸造精良，而且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极高。
文物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纵观宝鸡出土周秦青铜器铭文，正是一部周、秦历史。
一．印证和补充了历史文献：
1．大盂鼎铭文291字，内容与《尚书·酒诰》相对照，记载周康王讲述商人纵酒是商王朝亡国和周王朝兴起的原因，歌颂文武二王的盛德。
第一次记载了周王对诸侯贵族的册命仪礼，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武、成、康三王都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封建，铭文的“授民授疆土”，就是赏赐奴隶和土地，说明了西周社会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
2．大丰簋又称天亡簋，
铭文78字，其中“王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大）室”，记载武王克殷后举行祭祀先祖，昭示西周开国。
大丰簋当是周朝建立后祭祀文王时所作，与临潼出土的利簋等是西周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器物。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3．毛公鼎铭文497字，是历代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最长的一篇，与《尚书·文侯之命》和《诗经·韩奕》极为接近。
主要记述周王室对毛公厝的册命，嘱咐他要对王室尽忠效力。
为研究西周册命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馆。
（毛公鼎铭文）
4．何尊铭文122字，记载了西周成王五年向何宣示的诰命，讲述武王伐商后向天祭告以及营建洛邑的历史事件。
西周初期营建洛邑的史实在其他史料中有过记载，但是否年份确实，学术界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何尊铭文恰好印证了这件事，从而解决了西周初历史研究的疑案之一。
“中国”一词也最早见于何尊铭文当中。
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5．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文物丰富，揭示一个失载的周初封国之迷。
弓鱼国当为长江流域巴人的一支，后沿汉江，翻秦岭，来到渭水流域，因参加周武王伐商，立有战功而受封于今宝鸡市区，与当地氏羌文化融合，建立弓鱼国兴邦百余年，后史书失载。
宝鸡地区是周人的发祥地，同时又是周族同西北、西南地区许多部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宝鸡弓鱼国墓地发掘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揭示了商周时期不同部族、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
6．冉土方鼎又称“周公东征鼎”，铭文35字，记载周公东征，歼灭东夷、丰伯和薄姑之后，归祭周庙，行饮秦之礼。
周公赏给冉土贝币一百朋，用作此鼎以纪念。
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7．虢季子白盘铭文111字，记载子白进击征伐猃狁斩敌首500个，获俘虏50人，周王赏赐战车、弓箭、大钺。
虢季子白盘铭文既是西周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又是壮丽优美的史诗。
盘铭具有韵律，句式工整，语言洗练，读起来朗朗上口。
其书法颇有新的艺术风格，结体有着大篆发展演变的韵味，应该说就是籀文。
字体刚劲，笔势匀称，纵横成行，矞皇茂隽，向为书法界研习。
8．冬戈簋铭文134字和冬戈鼎铭文分别记载战斗前周王授命将军冬戈率兵抵御淮戎和战斗后周王对将军的奖赏。
对研究西周历史、地理、淮戎分布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淮戎又称淮夷，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成康时期，周王朝以武力控制了淮夷，迫使淮夷各国向周王朝缴纳布帛贡赋，提供劳动力。
但是，淮夷人民不愿接受周王朝的压迫剥削，不断进行反抗，也屡遭镇压，伯冬戈诸器就是研究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现分别藏于扶风县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
9．盠驹尊铭文92字，记载周孝王在斤文地参加隆重的“执驹”典礼，接受马官升新驹于马闲，并赐给盠两匹马驹。
这和《周礼》、《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等文献记载“执驹”相符。
同时，可以订补史书对对秦国历史记载的错误和不足。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10．旟鼎铭文28字，记述某年八月初吉，王姜将原赐给师栌的三田土地收回，转赐给旟。
反映了西周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特征。
由于事关西周土地制度，所以器物一出，即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
当时，学术界正在为西周中期土地所有制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而争论不休。
考古学界的两位泰斗，郭沫若认为西周中期土地仍为国王所有，而范文澜先生认为这时的土地已可以交换。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将大旟鼎铭文拓片调去研究，很快写出研究文章。
大旟鼎铭文的释读，澄清了事实，支持了西周中期土地仍为国王所有的观点，从而为两位学者的学术之争画了句号。
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10．师才食鼎铭文197字，是反映西周实行宗法分封，世卿世禄制和“德治”的珍贵资料。
文中多处提到“德”，这种“德治”思想是从商朝奴隶主阶级那里沿袭下来的。
他们认为维持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就要加强德治。
铭文反映西周中晚期，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所占主导地位。
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11．墙盘为西周恭王时器铭文284字，被誉为“青铜史书”。
记述了周文、武、成、康、昭、穆、共等七位周天子的重要史迹，其中文王受天命，武王挞殷、成王肇彻周邦、昭王伐荆楚等与古文献相互印证。
而微氏家族世代为周的史官，与文献中武王灭殷，微子启降周的记载相符合。
所述微史家族7代人的历史，为研究西周家族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现藏宝鸡周原博物馆。
9．大克鼎铭文290个字，前半部分记述克对祖父的颂扬与怀念和周王铭记着师华父的伟绩，提拔克担任王室膳夫；后半部分记载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史和乐队等。
。
12．大克鼎是周孝王时铸造，此时，奴隶制社会已经渡过了鼎盛时期，开始衰落，但是像克这样的大奴隶主依然受到周王的重赏，所赐田地横跨陕西西部与甘肃东部，可见他仍然在祖先的庇荫之下享受着各种特权。
现藏上海博物馆。
13．王周生尊铭文112字，它与传世的五年、六年王周生簋正好完整地反映周厉王五年正月，王周生家族大量开心私田及超额蓄养奴仆被人告发，王周生送礼请召伯虎母亲出面说情，被从轻处理的详细经过。
现藏扶风博物馆。
14．卫盉、卫鼎、亻朕匜皆为西周中晚期时的裘卫所作。
卫禾铭文132字，记载了裘卫以瑾璋虎皮交换矩伯寺土地的经过。
而五祀卫鼎和九年卫鼎五祀卫鼎共207字，是一为田地交易后重新勘界的记录。
九年卫鼎195字，是林土交换的契约。
而亻朕匜器盖合铭，全文154字，记述了牧牛因5名奴隶而与其上司发生诉讼，执法官伯杨父对此案进行裁决。
该铭文被认定为我国最早的法律判决书。
上面田地、林地的转让和交易，否定了周天子对天下之土占有的绝对权利；上司与下属为五个奴隶而发生诉讼，表明了奴隶制在厉王时已经处于土崩瓦解边缘。
现藏岐山县博物馆。
15．禹鼎铭文207字，记载了周厉王对南方各国，特别是对鄂的一次重大的战争，关系西周晚期之史实，弥补了文献记载之缺佚，对于西周史之研究，尤其是对于周代江汉地区历史之研究，具有不可忽视之重要意义。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16．散氏盘是又称作夨（zhi）人盘。
铭文357字。
内容为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
是研究西周西周晚期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馆。
17．害夫簋，内底铭文124字，是周厉王为祭祀先王所作的一篇祝词。
是厉王十二年作器即在国人暴动之前的公元前867年，尽管厉王“经雍先王，用配皇天”，祈求保护其家、其位、其性命，正好反映出当时时局的动荡和朝不保夕的局面。
害夫簋的出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当时王朝内部鲜为人知的史实。
作为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害夫簋的价值弥足珍贵，无可伦比。
现藏扶风博物馆。
18．函皇父鼎铭文35字，记函皇父为王周女员作器。
函皇父鼎是商周时代为数不多的作器者姓名见于史料的青铜器之一。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是西周时代著名的政治诗篇，作者记叙了当时日食、地震等灾变，控诉周王无道、政治混乱，以致招来天谴。
诗中记录了几个当时把持朝政的要员，第一个就是“皇父卿士”，即函皇父，鼎铭明确地记录了这套礼器的种类和数量，为研究当时的礼仪制度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19．“取火于日”——阳遂。
阳遂，史籍记载是人类社会早期的取火用具，千百年来一直没有实物证实。
1972年扶风县刘家沟发现1件像杯盖的圆形凹面铜器，平均直径8.8厘米，厚0.19厘米，除锈后重95.47克。
专家认为为这可能是史书上记载的阳遂。
经西安光学仪器厂检测，结论是：
镜面呈球面形，其曲率半径为198-200毫米，这是一个聚光的理想的数据。
至此，数千年的科学之谜终于破解了。
专家们认为，此器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的祖先在3000年前能发明和制造出阳遂，是世界奇迹。
周原阳遂的发现不但有助于我们认识西周社会生活，而且为中华科技史添上了一笔鲜艳夺目的重彩。
20．秦公鎛铭文135字，与6件秦公钟铭文相同，记载了秦国先祖受命、受国之事，并记述了文公、静公、宪公、武公的文功武略。
该器物群的出土，对秦国历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也对秦国曾建都于阳平的地望考察提供了线索。
由于该器物组合较为完整，铭文重要，被誉为秦始皇祖先文物。
同时出土6件秦公钟。
这组编钟，音色异常的纯正清亮，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声音。
这是因为秦公钟外形是扁圆的，形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共鸣箱，形成了两个共振模式。
秦公钟奇特的双音效果，与它高超的制造工艺分不开的。
21．“雕梁画栋”的前身——金釭。
1973年凤翔姚家岗雍城遗址出土的铜构件共计64件，表面纹饰精美豪华，作工考究。
此构件即是汉代文献中所记载的“釭”、“金釭”。
金釭是为我国古建雕梁画栋的前身。
它的出土，为研究春秋时期秦国建筑艺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周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系（三）
眉县杨家村窖藏的学术贡献
一．冰释了许多历史疑难
宝鸡出土青铜器不但印证和补充了文献关于周秦历史记载和不足，而且解决了学术界多年争论的问题。
除上述提到旟鼎铭文对西周中期土地所有制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作了结论等外，集中冰释了许多重大历史疑案的青铜瑰宝，当属2003年1月19日，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27件西周青铜器。
眉县杨家村窖藏吉金在我国文物窖藏出土史上，其青铜器数量之多、形体之大、铭文之长，内容之重要、保存之完好，都是极为罕见的。
特别是每件器物均铸有铭文，字数共4048字，专家认为是“21世纪第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其中,逨盘铭文记述了单氏家族8代人在西周王朝12个王世中的名称、官职和事迹，是建国以来出土青铜器铭文最长的一件，被誉为“中国第一盘”。
27件青铜器中的四十二年逨鼎铭文280字、四十三年逨鼎铭文314字、逨盘铭文372字，其内容，除对西周历史研究有载史、佐史、证史的重要作用外，其内容澄清了一些历史疑难，改写了西周考古的许多说法和结论。
1．第一次从出土文物中证明了《史记》所载西周诸王世系的正确性。
逨盘完整地叙述了文、武、成、康、邵（昭）、穆、龚（恭）、懿、考（孝）、彳屖（夷）、刺（厉）及时王（宣王）11代12王的名号、位次和有关事件，是记载历代周王名号最多的一次发现。
铭文还记载单氏家族8代与周王11代12王的对应关系，对估定西周积年总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对汉代以来古籍传本有关西周诸王记载的正名，逨盘铭文是为重要依据。
西周各王名号中“考（孝）王”第一次出现于青铜器铭文中。
史籍所记孝王，逨盘记为“考王”，昭王逨盘记为“邵王”，恭王记为“龚王”，夷王记为“彳屖王”，厉王记为“剌王”等，说明在对先王的谥号上与史籍记载有别，而且都不是贬义。
3．西周诸王号不是生称而是死谥。
长期争论的关于文、武、成、康等“号”是死谥，还是生称的问题，逨盘的出土后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号应该是死谥。
4．对研究单氏家族及中国的家谱发展史有重要意义。
逨鼎、逨盘铭文记述了单氏八代即单公、公叔、新室仲、惠仲盠父、零伯、懿仲敱、龚叔到逨的家族谱系，从单公夹辅文王、武王的记述，改写了宋代罗泌《路史》关于成王幼子臻封“单”的记载。
5．记载了单氏家族是西周王室倚重的主要支柱力量。
逨鼎、逨盘铭文记述了单氏家族辅佐历代周王平定天下、辅理朝政的功绩：
第一代先人单公辅佐文王、武王平灭殷商后，治理新占有土地；第二代先人公叔辅佐成王管理国家；第三代先人新室仲帮助康王处理政务；第四代先人惠仲盠父辅佐昭王、穆王讨伐楚国；第五代先人零伯辅佐共王、懿王；第六代先人懿仲辅保孝王、夷王；第七代先人龚叔辅佐厉王；第八代即在世的的逨本人以讨伐戎狄有功受赏赐，后加官职掌监察。
从逨所作器包括这批器物以及1955年、1985年所出土盠方彝、盠驹尊和逨钟等，充分证明了单氏家族位高重，功绩卓著。
6．改写了关于成王幼子臻封“单”的记载。
宋代罗泌《路史》记载周成王幼子臻是否为第一代单公。
逨盘铭文记述了单氏八代即单公、公叔、新室仲、惠仲盠父、零伯、懿仲、龚叔到逨的家族谱系。
从单公夹辅文王、武王的记述，可确知第一代单公与文、武同时。
7．昭王“南行”是一次巡视活动？
还是一次战争？
史籍记载昭王南征或南巡，这到底是一次巡察？
还是一次战争？
千年来看法不一。
《史墙盘》铭文记述为“广能楚荆”，不甚明确。
这次逨盘一出，里面记载的是“扑伐楚荆”，说明是一次战争，因而有了定论。
8．逨鼎铭文“月相”与历谱有相合，也有不合。
月相指月球盈亏圆缺的各种形状。
西周时人们是“观象授时”，西周金文中，除记年月、干支（日）等时间外，有时会出现“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计时名词，根据古典文献的记载，它们是古人描述月相的词语。
金文中的月相把一个月分成4段时间，为共存的年、月、日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条件，对重建我国有确切纪年以前的年表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天文学对月相的描述分为新月、上弦、满月和下弦。
其中新月和满月与中国农历（夏历）中的朔和望对应。
为了弄清夏商周三代纪年，科学家经多年研究，形成两套办法，一是按一批青铜器标准器构建了一套“金文历谱”，二是用现代天文学方法编出了一套“合天历谱”，“合天历谱”更接近于西周历法的原貌。
这次，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四十三年逨鼎铭文中月相“既生霸”与历谱相合,但四十二年逨鼎铭文中月相“既生霸”与各历谱均不相合。
这既支持了西周历法研究，也提出了新的的问题，同时也提供了检测细化的重要资料。
二．检测了“断代工程”关于“共和”纪年的结论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迄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共和”是单独纪年，还是应归入厉王或宣王？
1996年5月16日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
其中“西周列王世系表”将“共和”作为单独纪年。
对此结论，有专家曾讲过要由出土文物来检测。
“共和”疑案由来是：
《史记·周本纪》记载：
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胡逃往彘（今山西霍县），共和行政。
14年后厉王胡死于彘。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周厉王三十七年开始记载，中国历史至此有了确切纪年。
但是“共和行政”有两种说法，1、据《史记》记载，周厉王为“国人”所逐以后，大贵族“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14年。
2、据《竹书纪年》记载，厉王被逐以后，由大贵族“共伯”执政。
又据《吕氏春秋》说是共伯和执政。
“共伯”是封爵，“和”是人名。
“共和行政”末年，由周厉王之子姬静继位，是为周宣王。
那么，“共和”是单独纪年？
还是应计入厉王王年或算入宣王王年中。
这是两千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的重大问题。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还有，史籍记载西周初年，成王年幼，周公姬旦摄政。
但史学界也有周公称王一说，而争论不休。
这次，眉县杨家村窖藏逨盘铭文清楚地记述了从文王、武王到厉王及时王即宣王等12王的世系位次。
在武王或成王之后没有周公纪年，厉王之后沒有提到“共和”，这充分说明了周公称王一说难于成立，“共和”不是西周世系的单独纪年。
综上所述，宝鸡之所以被誉为青铜器之乡，正是因为这片热土，素以周秦青铜器出土时间早、数量大、窖藏多、重器多、价值大而名闻海内外。
尤其是，2003年，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印证了文献所载、弥补了史籍缺佚、澄清了史学疑难和检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使宝鸡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在新世纪之初达到崭新的高度。
宝鸡的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周秦历史文化，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做出巨大贡献，有力地证实了青铜器之乡——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是中华文明的的主根系。
刊《宝鸡社会科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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