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人文精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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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与人文精神

湖湘文化与人文精神

有人说，湖南人会打仗、会读书、会养猪。

又有人说，湖南人霸得蛮，吃得苦，不怕死。

湖南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性格和人文精神，为什么会富有这样的性格和人文精神？

湖湘文化一直是湘人的骄傲。

那么，到底什么是湖湘文化，其源流与发展情况如何，它的精髓是什么，湖湘文化如何与时俱进呢？

1、什么是文化，有没有湖湘文化，什么湖湘文化。

“文化”是一个经常听到或见到的语词。

从小我们就听到像“学文化”、“这个人有文化”、“文盲”等说法。

这些场合使用的“文化”，其实是“文字”、“知识”的同义词，与我们要谈到的“文化”基本上是两回事。

如果让我们来对“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说清楚“文化”一词的基本概念空间是什么，估计大部分人都是模糊的，其原因就在于“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是相当模糊的。

在古代中，“文化”一词，主要是“文治”和“教化”的总称，也就是“文”与“化”某些义项的复合义。

较早见到“文”与“化”联系在一起的古籍是《周易》：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的“文”是指“文明”，“化”是指“教化”。

意思是通过文明以教化天下，已经有了相当浓厚的文化意味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的意义不断发展。

文化包涵的内容非常丰富，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经验、感知、知识、科学、技术、理论以及财产、制度、语言、教育等等，都属于文化现象。

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等一切社会的生活、行为、思维、风俗、语言方式、和情感模式、等级观念、角色地位、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概括起来，文化就是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精神、物质、社会文明的总和。

到底有没有湖湘文化呢？

学术界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湖湘文化只是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就是属于楚文化，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

证据有三：

一是先秦时期湖湘地区从属于广义的“荆楚”地域这一历史事实。

二是在战国时期，湖湘部分地区曾经一度被纳入楚国的版图，并且曾经有一些楚人进入并生活在湖湘的部分地区，后来在湖湘地区挖掘出许多楚人墓葬，出土了不少楚人殉葬品；三是湖南一直没有设置行省，湖湘士子参加科举的乡试，一直均要前往武昌，直到清朝雍正时期，才在湖南长沙单独举行湖南乡试。

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

是混淆历史事实视听的一叶障目的观点，或者说是并不真正懂得历史；是对文化实质的误解，将文化与知识等同起来，或者说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文化。

狭义的荆楚，是指西周之后的湖北江陵、荆山一带；广义的荆楚，范围很广，北起湖北荆山，南至湖南衡山。

从远古到先秦时期，整个南方被视为蛮荒之地，湖湘地区生活着各种“蛮”族，既没有形成方国，也没有建置具体有效的行政建制，因此没有对这一地域命名。

由于在“荆州”附近生活的楚人是当时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且建立了方国，他们的势力又曾一度进入湖湘，因此往往将这一广袤地区统称“荆楚”。

其实在商周乃至先秦时期，在荆楚这一广袤地区生活着许多不同的古老民族或部族，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族源和历史发展的方国，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特质。

怎么能以点代面地把在短短的数百年时间内由一个幼小部族和方国发展起来的楚民族及其文化对其他民族及部族的历史文化进行完全掩盖呢？

此其一也；虽然在先秦时期，湖湘部分地区曾一度被纳入楚国的版图，以及曾经有一些楚人进入并生活在湖湘的部分地区，但楚国的军事势力一度“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建立黔中郡。

未必就可以因此将湖南湖北都称为黔地？

更何况楚国的黔中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随后秦国进攻楚国，楚国被迫迁都于钜阳、寿春，都在现安徽境内，最为有意思的是，为了缓解面临亡国危机却又仍然在醉生梦死的楚国王侯贵族们的思乡情结，楚国将历次所有新建的都城全都命名为“郢”。

至此，楚国其实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灭亡只是迟早的事了。

被放逐湖湘、流浪于沅湘流域的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也就是在痛感故国沦亡、“哀故都之日远”、“民生之多艰”，而投汨罗江以死殉志的。

随后湖湘地区就被秦朝统治。

根据这些史料，楚国对湖湘部分地区的有效统治仅仅只有百余年的时间。

楚国将湖湘的部分地区纳入其版图，只能表明楚国的军事、经济、文化曾经影响过这些地方，但要据此认定湖湘之地就已经完全被楚文化所覆盖，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须知，受到影响和被同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中国人民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始终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装虽然穿在身，但心依然是中国心，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谁能说中华文明就因此已经被西化了呢？

台湾被日本侵占了50多年，日本人有意识地在台湾地区进行强迫日化，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都为炎黄子孙，台湾地域文化始终都保持着纯正的中华文明的传统特质，难道说台湾曾经一度被日本侵占，就成了大和民族的文化不成？

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最强盛的时候，楚国的版图一度扩展到现在的贵州、江西、河南、安徽、江苏甚至山东，莫非因此就可以将黔文化、徽文化、越文化甚至齐鲁文化都归结为楚文化的一个分支呢？

至于在湖湘地区挖掘出一些楚人墓葬，更不能作为断言楚文化成为湖湘文化主流的证据，因为楚人或者作为征服者，或者作为流寓、迁徙而来的贵族、商人，显然要比湖湘地区原住居民具有更加优越的经济条件，具有厚葬的物质条件。

且这些墓葬大多都在湘、沅等流域交通便利地区。

持此论者，其实是对基本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无知，是对文化理论、文化特质的无知。

更何况，先秦时期的楚民族，自身还只是一个正在发育成长的民族，在中原各国看来，他们也只不过是南方的蛮族之一，其本身还在不断接受着中原各地区、各民族、各诸侯国文化的影响，他们是否有能力并且自觉地对被其占领的周边部族或民族进行文化的同化，也是值得怀疑的。

从广义来看，湖湘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的复合体，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

它是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生活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各种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总和。

2、湖湘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环境与背景。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到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和历史环境的影响。

一是自然环境。

湖南是位于中国南方的一个内陆省份，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在先秦的诸多古籍中被记录为中国专属名词“五湖四海”中的“五湖”之一，它是古代中原进入湖南的必经之地，如传说中的舜帝南巡及娥皇、女英二妃千里追寻，都必须途经洞庭湖；又因湖南域内四大河流之中最大河是湘江，早在汉代就被人称为“湘”，至唐代，“湖南”（洞庭湖之南）、“湖湘”（洞庭湖、湘江）的称呼便络绎而出。

钱基博先生曾经就湖南自然地理环境对湖湘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发表过独到而精辟的述评，他认为：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

其地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

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抑自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

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

义以淑群，行为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仁者乐山，智者乐土。

湖南的山水润育了钟灵毓秀的湖南人。

再加上夏日高温，冬日酷寒，温差大，雨量多，水患频繁。

在这块土地上讨生活，必然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也会练就顽强拼搏的精神，因此民性多流于倔强。

二是人文环境。

湖南自古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据2005年统计，至今居住着41个少数民族。

历史上汉文明的中心在中原一带，长沙一带是少数民族勃发兴旺之地，其盛况颇类似当今的云、贵、川诸省，不过后来因汉文明的扩张而继续向西南退缩了。

长期与苗、瑶、侗、壮、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相互影响和联姻，后代的湖南人无疑继承了其强韧、犷悍的遗传基因、血统与习性。

三是历史背景。

湖南自古便是兵家必争、战火频繁的重灾区。

元明清初之际，湖南灾祸连年，据传，元朝末年，红巾军首领陈友琼在湖南称王，准备进军湖北，军至岳阳，因后方发生兵变，怒而血洗湖南，为祸惨烈。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流寇四起，张献忠入四川，大肆杀戮，湖南受到波及与牵连，深受其害；不久三藩之乱兴起，吴三桂自云南起兵，一路东进，在湖南境内与清兵对峙，湘人饱受荼毒，长沙县志记载了：

“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凄凉景象。

饱经刀兵战火，对湖南人的性格和民风影响深远。

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外来人口移入湖南，新移民面对陌生的自然环境，必然滋生一种从头开始的精神力量，而人口的重新组合，又融合出开拓进取的新的湖南精神。

3、湖湘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

史前时期，湖湘地区就有远古人类活动，被称为中国农业文明始祖的炎帝神农氏墓葬在湖南炎陵，中华文明的始祖舜帝虞姚氏墓葬在湖南宁远，就是生动的证明。

湖南韶山，相传是舜帝南巡时，曾经奏韶乐于此而得名。

（《书·益稷》曰：

“箫韶九成，引凤来仪。

”）进入夏商周时期，湖湘文化开始萌芽，这一时期，一方面承袭于远古土著人类在湖湘大地继续创造和发展着本土文化，一方面是中原文化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途径不断地对湖湘文化产生影响。

长沙与湘潭之间的昭山，相传因周昭王南巡到此，盘桓多日，后殁入山下深潭，故潭名“昭潭”，山名“昭山”。

湖南出土大量殷商时期的青铜器，样式形制风格虽然与中原所出土的接近，但具有自身独特的地域特色，式样更为精美，形制更为庞大。

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大地主要生活着越人、蛮人、濮人、巴人和楚人。

湖湘文化一方面本土文化持续发展，一方面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进入初步发展阶段。

秦汉至隋唐时期湖湘文化继续发展，到宋元明清至近代时期，湖湘文化蓬勃发展。

宋王朝建立不久就逐步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并着力经营南方。

宋神宗熙宁五年开发梅山，新置了新化、安化两县，史称“开梅山”。

南宋时期，北方的广大疆域沦陷于金人之手，湖南更是成为南宋王朝所倚重的地区，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潭州任湖南安抚使期间，长沙成了重要的练兵基地，建立了一支当时最精锐的地方部队——飞虎军，就在现在的营盘街。

湖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都来过湖南。

湖南出现了周敦颐这样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本土学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创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念、以理学为学术特征并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的湖湘学统，成为了湖湘学派的奠基者。

两宋时期中国学术史上的“濂”、“洛”（程颢、程颐，因居洛阳并在洛阳讲学而得名）、“关”（张载为首，因在关中讲学而得名）、“闽”（以朱熹为首，因主要在福建讲学而得名）四大理学学派，二程曾求学于周敦颐，成为其弟子；闽派朱熹曾多次来湖南交流讲学。

清王朝虽然也是个由关外人入主华夏的少数民族，但励精图治，加强了民族融合，出现过康乾盛世，这一时期对湖湘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积极举措主要有单独建立湖南省的行政建制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湖湘文化的特色彰显于世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还是在晚清经近代进而延续到现代。

湘军的兴起，彰显湖湘士子“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拯危救世、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二、湖湘文化的精髓

近年来，湖湘文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推动了湖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和分歧。

仅就对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而言，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为典型的有二种。

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

（周伯华《中国经济时报·大力弘扬湖湘文化优秀传统》2006年3月7日）对这两种概括，我们倾向于后者，因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经世致用”只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并不能凸显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经世”最早出自《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即“经国济世”，强调要志存高远，胸怀天下，求解治国之道；“致用”出自《周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即“学以致用”，要求积极入世、致力社会实践。

“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思潮和精神，发端于宋代，形成于明末清初，以王船山、顾炎武为代表，后来的维新运动也是从中汲取精神资源。

从本质上说，“经世致用”是儒家文化实用主义特征的概括。

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强调入世，在孔子看来，“学”最终要落实在“行”的层面上，而且“学”也就是“行”，“行”中之“学”才是真正之“学”，“学而时习之”，才会真正体会到“乐”的勃发。

历代儒士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对经世致用的最好注脚。

湖湘文化，作为儒家文化地域化的一个分支，必然带有儒家文化这一本质特征，如果将其作为湖湘文化的特征，很显然，不能从本质上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实事求是”是儒学本来存在的一种治学方式，它仅是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治学选择。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以朱程理学为代表的心学，抽掉了儒家的求实、革新精神，湖湘学派的代表王船山提出“实事求是”的学术主张，正是对朱程理学歪曲儒家学说的历史性反正。

实际上，王船山所做的就是洗尽“实事求是”身上的历史尘埃，为湖湘学派寻找治学上的理论依据，注入儒学继续前行的动力，并不能说这就是反映湖湘文化特色的固有特征。

如果将儒学本来存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式，上升为湖湘文化的独特品格，最起码有两个不妥。

一是仍然有将儒学的共性特征个性化之嫌；二是“实事求是”在现代已被赋予新的内涵。

以1941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及至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层面，更具有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以此概括湖湘文化，事实上是有硬性嫁接之嫌。

1、“心怀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情操。

爱国主义是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而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必然逻辑。

早在远古时期湖湘地区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活劳动，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文明成果，但由于地处蛮荒又一直没有建立方国，因此倍受歧视和欺凌，这是湖湘人民爱国的内在情结。

同时，爱国又是湖湘人民的优良传统。

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

他在担任楚国左徒期间，积极向当政者提出了不少改革内政、修明法度、发展经济、联齐抗秦的主张，这些虽然对楚国的社会发展有好处，但损害了贵族们的利益，楚怀王听信谗言，将屈原放逐。

面对残酷的现实，屈原不愿同流合污，报国无门，回天无力，最后投江自尽。

南宋时期，随着湖湘学派的创立与传播，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当时，宋金交战、国家危亡、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湖湘士子坚决主张抗金，反对妥协投降，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品质。

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胡宏父子上疏朝廷坚决主张抗金，其弟子直接投身抗金斗争之中，南宋末年，元军南下攻打长沙，长沙军民包括潭州书院、岳麓书院的数百名学生义无反顾地投入守城战斗，坚守半年之久，最后矢尽粮绝，壮烈殉国。

明末清初，湖湘士民和各书院的学生积极投身抗清救亡斗争之中，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眼看明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最终绝食于岳麓山。

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挺身而出，毅然举兵于衡山，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后，埋头著书，完成“六经责我开生面”的重任，以寄家国之仇，终身不作清王朝统治下的臣民。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更加发扬光大。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和使命；二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焕发出一种百折不挠、勇于献身的精神；三是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御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有机地结合起来。

2、“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创新品质。

敢为人先，意味着开拓创新、求新求变，是勇敢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统一；勇于担当，意味着接受并承担责任。

湖湘文化中涌动着一种通变求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王船山针对“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思想，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趋时更新”的主张，这些思想影响了一代代主张因时因势进行变革的湖湘人士。

魏源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明确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国图强御侮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要把人才送到国外去培养的人。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出使欧洲，实地考察西方，并且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人。

谭嗣同提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从嗣同始！

”以自己的鲜血唤起民族的觉醒。

湖南人依靠“敢为人先”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使湖南成为风云际会之地，开全国风气之先，整体上推进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伟大进程，以至有俗话说：

“半部中国近代史，竟由湖南血写就”。

3、“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顽强风格。

这是湖湘文化作用于文化个体的集中体现。

用“百折不挠”来概括湖南人独特的群体性格，是对湖南人这种中国绝无仅有的“霸蛮、血性”等特征的提升。

湖湘文化孕育了一大批为追求理想信念而坚忍执著，严守民族气节而舍生取义，战胜困难而刚烈雄健的湖湘精英，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

最为突出的有——曾国藩一介儒生，“屡败屡战”、“打落牙齿和血吞”，打出“无湘不成军”；左宗棠抬棺西行，以赴死的决心和勇气，收复新疆，寸土不让沙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身处逆境，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8000湘女上天山，以嫩弱之躯像胡杨和红柳一样扎根边陲，成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抗日战争中，湖南作为战略要地，牺牲最为惨烈，抗争也最为决绝。

在总共16次重要的战役中，有6次决战在湖南。

日寇的铁蹄从沈阳、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横扫而下，一路留下侵略者得意的嗜血的狂笑，没有想到在湘楚大地上，其披靡之势成为强弩之末，一步一步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长沙四次会战三次大捷，湖南境内的其他几次会战都异常悲壮；常德会战，57师师长率领8000勇士血洒疆场，拚完最后一兵一卒；衡阳保卫战，第10军军长率部坚守孤城47天，在一溃千里的豫湘桂战役中犹如南天一柱；湘西雪峰山会战，是中华民族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歼敌三万余人，大获全胜。

湖南这种英才辈出的现象，既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式的使命感和“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般直冲云霄的豪气，又是湖湘文化“筚路蓝缕”、奋发图强的深刻写照，是湖湘文化在湖南人身上打下的文化烙印。

既能恰当地反映湖湘文化的传统特色，又有很深厚的历史依据。

4，“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意识。

这是对湖湘文化开放意识的集中概括，以此来概括湖湘文化精髓，一是就其文化成因来考虑的。

湖南虽然北有大江相阻，其它三方均是群山环绕，号为“四塞之地”，但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东连西进之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各种文化交相汇合、相互激荡之地。

湖湘文化在这三湘四水之间，撷南北文化之长，促进南北文化相互交融，从而既拥有中原文化的顽强坚毅和现实价值取向，又有南方文化的灵性飘逸与浪漫激情的双重品性。

在西学纷至沓来，中西文化激烈对撞的历史时期，这种交融而生的文化，展现出“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特性，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清醒，率先开始近代转型，保持了文化自身的尊严。

二是从文化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言说的。

湖湘文化充分汲取外来文明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也反过来使影响者受到自己的浸润。

接收外来影响方面，湖湘知识群体有接收外来文明的自觉，如，魏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大力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谭嗣同著《仁学》熔铸古今，萃取中西；毛泽东等人探索并成功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革命理论等等，都是湖湘文化开放特性作用的结果。

对外影响方面，如屈原的《离骚》既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壮，又有“驾飞龙兮北征，?

吾道兮洞庭”的激越，其他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无不烙上了湖湘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印记，也彰显出湖湘文化的对外辐射力。

可以这样认为，“兼收并蓄”既总结出湖湘文化的发生成因，又能从根本上概括其发展取向，这正是精髓之所以成为精髓之所在。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既成的地域文化事实，必然有其相对固定的地域文化形态和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而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又必然拥有中华文化的共同特征。

当然，湖湘文化博大精深，这两种概括肯定也有值得斟酌之处。

5、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湖南近代人才群体。

尽管如此，早期湖南人在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却没有相应的作为和表现。

在中国7000年文明史的长廊中，湖南和湖南人一直表现相当平淡和沉寂，“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登堂入室、有据可查的名人寥若晨星，知名的仅有发明造纸术的蔡伦，书法家怀素、欧阳询，学问家周敦颐、李东阳数人。

据统计，《二十四史》中记载的中国名人，湖南人仅占0.9%左右，《中国历代名人词典》收录历代名人3755人，鸦片战争前，湖南人仅有23人，也不足1%，大大低于全国水平。

人文传统远逊于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湖南人物，罕见史传”。

公元850年（唐大中四年），湖南士子刘蜕考中进士，打破了湖南此前无人上榜的记录，被称为“破天荒”，汉语成语“破天荒”即源于此。

然而，近300年来，湖南人忽如睡狮梦醒，在中国的政治、军事、文艺、学术各个领域异军突起，名冠中华，誉满全球，“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右者”的省份，造就了令人眩目的“湖南人现象”。

近代湖湘第一批人才群体以陶澍为先祖，贺长龄、贺熙龄、唐鉴、汤鹏、魏源、邓显鹤、欧阳中鹄、罗尧典等团聚呼应，形成全国瞩目的湘籍经世派，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出了湖南人“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先声。

第二批人才群体以曾国藩为统帅，以胡林翼、左宗棠为首领，彭玉麟、罗泽南、郭嵩焘、刘蓉、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等一大批书生出身的人才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纵横驰骋，锐不可当。

湘军及湘籍士子之盛，“200余年中所未见”。

据罗尔纲的《湘军新志》统计，湘军将领官至督抚者达27人之多，总督14人，巡抚13人。

《清代七百名人传》曾对清代714位名人进行分析，若按地域归类，湖南名人51位，居全国第四位。

若按清后期分段单独统计，湖南人则占了绝大多数。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湘军的声威与霸气，豪气干云。

湘军的成功，极大地激励了第三批湖南人才群体，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蔡锷、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姚洪业、蒋翊武等，他们大多未曾博得显赫的功名，但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历史更迭、风云变化的大潮中，痛快淋漓地展现了湖南人的牺牲血性与无畏气概。

维新运动中，湖南得风气之先，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

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05年夏在日本参加筹备会的共79人，居首位的是湖南籍志士，计20人。

后正式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湖南籍志士为157人，再居各省之首。

浏阳人谭嗣同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成为第一个变法流血者，新化人陈天华，曾以《猛回头》、《警世钟》闻名，在日本投海自杀，以生命警醒国民，益阳人姚洪业，在上海黄浦江投江殉志，以示湖湘子弟“尽掷头颅不足瘁”的精神；澧县人蒋翊武领导武昌起义，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28岁时在桂林从容就义，孙中山先生给予其“开国元勋”的赞誉。

杨度曾以《湖南少年歌》表达湘人的决绝与倔强：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辛亥革命中，湖南人影响之大、牺牲之惨死无出其右。

长沙市岳麓山便安葬着32位辛亥志士，是全国仅有的一座辛亥革命山。

第四批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群体，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新中国的缔造者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5大书记中，湖南人有3位，占60%；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人，占30%；十位大将中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6人，占60%；57名上将中有19位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