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成公七年扈之会及相关问题新探兼谈如何对待《史记》与《左传》的不同之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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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晋成公七年扈之会及相关问题新探兼谈如何对待《史记》与《左传》的不同之处
论晋成公七年扈之会及相关问题新探——兼谈如何对待《史记》与《左传》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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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学者研究春秋史乃至先秦史最重要的史书。
它记载了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大事，成为后人理解春秋历史最重要的依据。
《史记》中春秋部分的内容也是春秋史研究的重要参考。
因此，对《左传》和《史记》中的史事进行考证非常必要。
对同一史事的记载，《史记》往往会与《左传》有矛盾，而且《史记》自身也有矛盾。
学者虽然发现了问题，也试图解决，但因为史料的不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新材料往往能对问题的解决起到推动的作用。
不过，新材料的记载虽然会带来新的认识，但是新材料也不一定正确，其可信性需充分论证。
如何判断哪一种记载更可信?
在研究春秋历史时，当这些材料互相矛盾时应如何处理?
这是历史研究者常常遇到的问题。
本文试图综合《左传》、《史记》、清华简《系年》中的材料，对晋成公七年扈之会及相关史事梳理考察，以此说明如何判断史料的可信度以及如何处理《史记》与《左传》的不同之处。
一、梳理《左传》《史记》的说法
扈之会及相关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600年，这一年是晋成公七年、鲁宣公九年。
其记载见于《春秋》《左传》《史记》。
先来看《春秋》和《左传》的记载。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于扈。
晋荀林父帅师伐陈。
辛酉，晋侯黑臀卒于扈。
……
（冬）楚子伐郑。
晋郤缺帅师救郑。
（《春秋》宣公九年）
会于扈，讨不睦也。
陈侯不会。
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
晋侯卒于扈，乃还。
……
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
晋郤缺救郑。
郑伯败楚师于柳棼。
国人皆喜，唯子良忧，曰：
“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
”（《左传》宣公九年）
据此，我们可以得知其具体的史事是，晋国在该年九月邀约诸侯在扈地会盟，以讨不睦。
由于陈依附楚国，陈侯没有参加，晋国的荀林父就率领诸侯之师伐陈。
晋成公在扈去世，军队就返回了。
该年冬天楚庄王因为厉之役的缘故伐郑，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
关于“厉之役”的具体所指，《左传》中并没有提到。
再来看《史记》，其中多篇都涉及晋成公会诸侯于扈、晋郤缺救郑等历史事实，但是与《左传》颇有不同。
（晋成公）七年，成公与楚庄王争强，会诸侯于扈。
陈畏楚，不会。
晋使中行桓子伐陈，因救郑，与楚战，败楚师。
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据立。
（《晋世家》）
使桓子伐楚，以诸侯之师伐陈救郑。
成公薨。
（《晋表》）
（郑襄公）五年，楚复伐郑，晋来救之。
（《郑世家》）
伐郑，晋郤缺救郑，败我。
（《楚表》）
楚伐我，晋来救，败楚师。
（《郑表》）
这五处记载初看起来非常纷乱，但仔细分析的话可分为两类，《晋世家》《晋表》为一类，《楚表》《郑表》为另一类。
《郑世家》则太过简略，无法判断属于哪一类，但也不影响我们的讨论。
两类的差别在于：
首先，《晋世家》《晋表》说救郑的是荀林父，《楚表》则说是郤缺。
《郑表》虽然没有提及晋的统帅是郤缺，但其行文格式与《楚表》完全相同，推测也是指郤缺。
其次，《晋世家》《晋表》提到伐陈，《楚表》《郑表》则没有提到。
第三，从内容上分析，也是《晋世家》和《晋表》相合，《楚表》和《郑表》相合。
《晋世家》说晋成公于扈会诸侯的时候陈因为畏惧楚国没有参加，晋于是使中行桓子（荀林父）伐陈、救郑、与楚战。
《晋表》虽然没有交代扈之会的背景，但是它说晋使荀林父伐楚，率领诸侯之师伐陈救郑，这与《晋世家》的“晋使中行桓子伐陈，因救郑，与楚战”是吻合的。
《楚表》和《郑表》记叙的都是楚伐郑，晋郤缺救郑，败楚师，因此，表达的意思相同。
将《史记》这两类说法与《春秋》和《左传》对照，可以发现，《楚表》《郑表》这类的说法与《春秋》和《左传》宣公九年冬天楚伐郑、晋郤缺救郑相同。
《晋世家》《晋表》这类却与《左传》对宣公九年九月扈之会的记载不一致。
据《左传》，晋因为扈之会陈国未参加而伐陈，并没有救郑伐楚之事。
也就是说，晋为扈之会伐陈与冬天楚伐郑、郤缺救郑为两事。
但是据《晋世家》《晋表》，扈之会陈国没有参加，晋因此派荀林父伐陈，伐陈是为了救郑，并与楚发生战争。
二、列举学者对问题处理的代表性意见
《左传》与《史记》对于该事记载有差异的现象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
清人梁玉绳根据《左传》来衡量《史记》的说法，认为《晋世家》的“伐陈，因救郑”有误，是把《左传》九月的伐陈与扈之会后冬天的楚伐郑、晋救郑混为一谈：
宣九年《春秋》：
“九月，晋荀林父伐陈。
晋侯卒。
冬，楚子伐郑，晋郤缺帅师救郑。
”则伐陈者桓子，而救郑者郤缺也。
此晋《表》与《晋世家》并以救郑为桓子，误一。
考《左传》陈不会晋于扈，故伐之。
郑为楚伐，故救之，判然两事。
此晋《表》与《晋世家》合伐陈救郑为一役，误二。
又《传》称郑败楚师于柳棼，晋未尝伐楚，亦未尝败楚。
乃此晋、楚、郑三《表》及《晋世家》皆言晋伐楚，与楚战，败楚师，虚诞不实，误三。
郑《表》败楚或属郑，说尚合。
按照梁玉绳的说法，司马迁不仅将《左传》九月的伐陈与冬天的救郑混为一事，还将救郑的郤缺误作荀林父。
笔者不禁要有疑问：
《史记》的记载是否如此“虚诞不实”呢?
司马迁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如果《晋世家》《晋表》有误，为什么《楚表》“楚伐郑，晋郤缺救郑，败楚”则是正确的，能够与《左传》对应呢?
与梁氏相比，当代学者杨伯峻先生的态度则较为审慎，没有遽断《史记》为非。
但是限于材料，他也没有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他将《晋表》“使桓子伐楚。
以诸侯师伐陈、救郑”对应《春秋》和《左传》扈之会晋伐陈，指出：
《年表》云：
“使桓子伐楚。
以诸侯师伐陈、救郑。
”伐楚事不见《经》、《传》。
救郑者为郤缺，亦非荀林父。
不知司马迁何据。
对于《晋世家》的记载，杨先生在《左传》“晋侯卒于扈，乃还”下引用其前半段伐陈的说法：
《晋世家》云：
“七年，成公与楚庄王争强，会诸侯于扈。
陈畏楚不会。
晋使中行桓子伐陈。
”
这说明他认为《晋世家》对应的是《左传》的扈之会晋伐陈。
而在《左传》的“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下他又引用了《晋世家》伐陈救郑的说法：
《晋世家》云：
“晋使中行桓子伐陈，因救郑。
与楚战，败楚师。
”若如其言，则救郑者为荀林父，非郤缺;败楚师者，为晋，非郑。
与《传》异。
这些解释让读者很难明白《左传》和《史记》的对应关系。
可以说，限于文献，单凭《左传》《史记》无法对这种纷乱的情况作出清楚的解释。
三、据清华简《系年》重新考察相关史事
清华简《系年》为我们重新考证传世文献提供了新的材料。
《系年》共二十三章，记载西周、春秋以至战国的史事，可以补充纠正《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内容十分重要。
其中第十二章记叙的正是扈之会及相关史事：
楚庄王立十又四年，王会诸侯于厉，郑成公自厉逃归，庄王遂加郑乱，晋成公会诸侯以救郑。
楚师未还，晋成公卒于扈。
整理者已经指出，当时郑君为襄公，简文作“成公”，疑因下涉“晋成公”而误。
简文说的是，楚庄王十四年（也就是鲁宣公九年），庄王在厉地会诸侯，郑襄公自厉逃归，楚庄王因此出兵伐郑。
晋成公会诸侯以救郑，楚师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晋成公卒于扈。
《系年》的发表，让我们明白了《左传》“厉之役”的真正所指。
《左传》宣公九年和十一年两次提到“厉之役”，但都没有具体的说明。
宣公十一年只说在厉之役时郑伯逃归：
厉之役，郑伯逃归，自是楚未得志焉。
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
杜预将“厉之役”理解为在厉地的战役，清人齐召南已提出质疑。
笔者曾著文指出，《左传》的“厉之役”实际上是指《系年》本章楚庄王在厉地会诸侯一事。
“役”字在《左传》中除了常训为战役、战争外，还可以特指会盟之事。
例如《左传》中戏之役、萧鱼之役、蜀之役、鄫衍之役、发阳之役、黄池之役等，《左传》此处的“役”指的正是会盟之事。
弄清楚《左传》“厉之役”后，有一点需要指出。
据简文，楚因厉之会郑伯逃归之事伐郑，《左传》恰好也说“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学者易将简文楚庄王伐郑、晋成公会诸侯救郑的内容与《左传》楚伐郑、晋郤缺救郑对应，《系年》的整理者就是如此处理。
但问题是，从时间上看，《系年》楚伐郑是在晋成公去世之前，而《左传》楚伐郑是在晋成公去世之后，两者是矛盾的。
笔者认为简文应该与《左传》的扈之会对照。
因为从简文“晋成公卒于扈”来看，简文“晋成公会诸侯”的地点也是在扈，这与《左传》的扈之会是一致的。
《系年》《晋世家》《晋表》说扈之会的最终目的是救郑，《左传》只提到扈之会伐陈，哪一种说法更可信呢?
笔者支持前者的说法。
首先，通过前文对“厉之役”的探讨可知，《左传》两次提到“厉之役”但都没有解释。
由此看来，《左传》的作者对厉之会的具体情况可能并不清楚。
《左传》此年对史事的记载有模糊缺失之处，那么它在记叙扈之会时没有记载楚为厉之会伐郑以及晋伐陈的目的是救郑是完全可能的。
而简文对厉之会前因后果的交代合情合理，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叙述也很清楚。
相比而言，《系年》的记载更合理。
其次，如果认为《左传》扈之会只是伐陈，与楚伐郑、晋救郑都无关的话，那就完全否定了《系年》《晋世家》《晋表》的说法。
这种否定不但找不出证据，还说明司马迁犯了低级错误。
扈之会的最终目的是救郑，并不否定《左传》伐陈的说法。
只是伐陈是晋国的行动之一，《左传》的记载不完备。
首先，《春秋》经传都说晋会诸侯伐陈，应该有据。
其次，《晋世家》比简文丰富的地方在于提到扈之会时陈不参加，晋派荀林父伐陈。
这正是《左传》扈之会整个事件的内容。
简文省略晋伐陈是很正常的，因为《系年》全文都是以晋楚齐秦这些大国的重要历史事件为中心叙事。
综合《系年》《左传》《史记》对扈之会的记载，与扈之会有关的史事应该是：
楚庄王十四年会诸侯于厉，郑襄公自厉逃归，楚庄王伐郑，晋成公因此于扈会诸侯以救郑。
陈畏惧楚国，没有参加会盟。
晋派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因救郑。
楚师未还，晋成公卒于扈。
上文分析的是楚因为厉之会郑伯逃归而伐郑，晋举行扈之会以救郑，其中扈之会发生的时间是鲁宣公九年九月。
《左传》还明确记载该年冬天楚伐郑、晋救郑：
“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
晋郤缺救郑。
郑伯败楚师于柳棼。
”《楚表》《郑表》显然是引用这个说法。
这是楚第二次伐郑，当时正处于楚庄王争霸时期，晋楚两国对郑国的争夺非常激烈，伐郑的频率很高。
《左传》宣公十一年说“厉之役，郑伯逃归，自是楚未得志焉”，表明楚自厉之会以来没有让郑真正服从。
说它第二次伐郑仍然是由于厉之会未得志的缘故，是可以讲通的。
四、三种文献之间记载的解释
楚在鲁宣公九年有两次伐郑，第一次是楚庄王因为厉之会郑伯逃归而伐郑，晋成公因此会诸侯于扈以救郑。
陈没有参加，晋派荀林父率领诸侯之师伐陈，因救郑。
第二次是晋成公卒后，楚在冬天再次伐郑，晋派郤缺救郑。
《春秋》和《左传》宣公九年记载的扈之会只说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但实际上扈之会的起因是楚伐郑，伐陈的最终目的是救郑。
《左传》所说的“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
晋郤缺救郑”是楚在此年的第二次伐郑和晋的第二次救郑。
《史记》的记载分为两类，这两类并不矛盾。
《晋世家》《晋表》反映的是晋为扈之会伐陈救郑，只是没有提及楚因为厉之会伐郑这个前提。
《楚表》《郑表》反映的是楚第二次伐郑，晋因而派郤缺救郑。
《系年》体现的是楚第一次伐郑、晋为扈之会以救郑。
按照这样的解释，《系年》、《春秋》经传、《史记》三种文献都可以讲通，《晋世家》和《左传》的记载没有矛盾，并非像梁玉绳所说将《左传》的伐陈和救郑混淆。
它记载的是楚第一次伐郑，晋为扈之会救郑。
三种文献之间的对应关系非常清楚，《晋世家》的记载对应《春秋》和《左传》扈之会晋伐陈，不应如杨伯峻先生所言认为也可以对应冬天的晋郤缺救郑。
《系年》应该对应《左传》的扈之会，不应如整理者所言对应《左传》的“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
五、如何对待《史记》与《左传》的不同
由于《史记》中春秋部分的很多内容依据《左传》，再加上《左传》长期以来牢固的经学地位，很多学者认为《史记》的史料价值不如《左传》，凡是与《左传》有冲突的地方都认为是《左传》正确而《史记》有误。
上文所举的这个例子也促使笔者思考这个问题。
《左传》只提到扈之会伐陈，《晋世家》《晋表》提到扈之会伐陈、救郑，《晋世家》在“因救郑”、《晋表》在“伐陈救郑”之前都没有交代晋救郑的背景，未提及有国家伐郑，这是其疏忽之处，但是如果不是先入为主地认为司马迁混淆而误，从《晋世家》“使桓子伐楚”“与楚战”这些话是可以看出一个问题的，那就是在晋要救郑之前肯定有楚先伐郑的起因。
《晋世家》楚伐郑、晋成公会诸侯于扈、救郑与《系年》简文的一致说明，司马迁掌握了比《左传》多的材料，此处的记载不是司马迁疏忽大意以至于将《左传》扈之会晋伐陈和该年冬天楚伐郑、晋救郑混到一起，而是确实有所依据。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在撰写《史记》的时候，对各种史料有整合加工的过程。
对于春秋史事的撰述，他依据的并不是只有《左传》这一部书。
因此，当《史记》与《左传》矛盾时，司马迁很有可能采取了不同于《左传》的说法。
完全以《春秋》经传为准绳来判断《史记》正确与否，并不妥当。
我们不应主观地认为《左传》比《史记》的记载更可信，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对于春秋史事会发现更多过去忽略的内容。
另一方面，从本文所举的例子来看，《左传》《史记》的记载看似互相矛盾，但是新的史料证明两者并不矛盾，只是反映了事件的不同侧面。
史料不同的情况很复杂，有的是只有一种说法是对的，有的是几种说法都反映了一定的真实。
因此，对于先秦的史料我们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宜随便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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