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妮莫里森的国内外研究概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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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妮莫里森的国内外研究概述

关于托妮·莫里森的国内外研究概述

美国当代着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发表11部长篇小说，包括《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娃》、《宠儿》、《爵士乐》、《天堂》、《爱》、《恩惠》、《家》和《上帝，救救孩子》。

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肯定了莫里森在小说创作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她跻身美国和世界主流作家之列。

莫里森的文学地位建构于对边缘和他者的书写，其小说创作的中心主题是美国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讲述他们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寻找自我和建构文化身份的经历。

身为女性的莫里森把小说的重心置于黑人女性的命运，但对女性的关注却又时常超出种族的范围。

莫里森继承了美国文学和非裔美国文学的空间叙事传统，并以独特的方式描写了美国黑人和女性的空间实践，空间成为莫里森小说创作的重要叙事策略。

莫里森立足他者，通过“他者空间”的书写重现美国黑人和女性的历史在场，以表达强烈的种族与性别意识，并试图借此重塑他者的主体性。

莫里森小说丰富的主题和典型的创作风格吸引了世界众多学者的关注，莫里森研究的成果也甚为丰硕。

西方的莫里森小说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最早的莫里森研究见于史密斯（BarbaraSmith）的《美国黑人女性研究》（1976），1977年和1978年斯特普陀（RobertStepto）与贝克尔曼（JaneBakerman）分别在《美国多种族文学》和《美国黑人文学论坛》上发表了与莫里森的访谈。

在《所罗门之歌》发表以后，《Callaloo》刊登了狄克逊（MelvinDixon）的书评《如果你屈服于空气》。

随着莫里森小说的陆续发表，有关书评、采访和论文不断增加，到了20世纪80年代，莫里森研究不断升温。

1985年出现了第一部由琼斯（BessieW.Jones）和文森（AudreyL.Vin-son）所着的莫里森研究着作《托妮·莫里森的世界：

文学批评探索》，该书探讨了《最蓝的眼睛》中的童话故事、莫里森小说中的场景、《秀拉》里的心理扭曲、《柏油娃》里的花园隐喻和基督象征，同时考察了莫里森小说中的神话人物、虚无主义和希腊悲剧母题[1]。

米德尔顿（DavidL.Middleton）的《托妮·莫里森：

注释文献目录》一书对莫里森的小说和其他作品、访谈、莫里森作品总体和个别研究、莫里森所获得的荣誉和奖项等作了简要介绍，列出和评注了该书出版前有关莫里森研究的批评和评介文章171篇（含着作）。

此后有关专着和论文集不断涌现，莫里森研究的成果不断丰富。

20世纪80年代共出现莫里森研究（和相关研究）着作6部，1990～1993年又有5部莫里森研究着作出版。

莫里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她的小说受到批评界的持续关注。

1993～1999年莫里森研究专着达9部以上，另有4部着作涉及莫里森研究。

21世纪以来，莫里森研究专着至少有20部，还有很多研究着作涉及莫里森研究。

从莫里森发表第一部小说至今，研究莫里森的硕士、博士论文达500多篇，学术期刊论文则不计其数。

在过去几十年里，莫里森研究的批评视角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拉康学说和符号学研究，以及介于这些角度之间的种种研究。

大量的访谈展现了莫里森的创作观点和政治思想，各种专着对莫里森进行了专项主题研究，而多部论文集则呈现了莫里森作品所赋予的万花筒般的解读世界。

其中批评家布鲁姆（HaroldBloom）和塔利（JustineTally）对莫里森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分别撰写和的系列研究着作为莫里森研究提供了完整而系统的原创文献，集各种见解和论述于一体，是研究莫里森的宝贵文库。

莫里森研究皆基于莫里森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的身份，所有的阐释差不多都围绕这个身份展开，结合了不同的阐释视角，解读莫里森作品的文学思想，或者考察她小说中的美学因素。

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讨论主题是种族、性别、文化和文学传统，大体包括种族历史、性别话语和性别政治、非洲及非裔文化传统对莫里森小说创作的影响、莫里森小说创作的非裔美国文学传统、美国文学传统或者西方文学传统等方面。

种族与性别常与小说人物的身份建构相融合，与非裔美__双重身份相联系。

种族的历史和命运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关涉到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白人的主导文化如何主宰着美国黑人的生存状态。

莫里森小说中的非洲神话、民间传说、黑人口头文化的传扬以及对黑人社区的描写展示了非裔文化，同时也起到了帮助读者解读莫里森作品的作用。

对莫里森作品中性别问题的探讨涉及了女性对非裔文化的传承、女性对种族的支撑力量、女性话语和女性叙事、母爱主题以及性别歧视对女性的伤害等。

莫里森的美国作家身份为其作品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者将她与美国和西方经典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她的创作与美国和西方主流作家之间的关联。

美国作家与非裔作家的双重身份为莫里森小说的非裔奴隶叙事和现代主义及后现代叙事提供了阐释空间，如莫里森对西方叙事传统的继承、解构以及改写等。

种族是莫里森小说研究最为持久的主题，一直延续至今。

在迪德里克（MariaDiedrich）等编着的《黑色想象与中段航程》）一书中，雷诺（ClaudineRa-ynaud）讨论了莫里森的“抛弃诗学”，指出《宠儿》中奴隶女儿的独白表达了在真正的恐惧和死亡面前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给她带来的被弃感，从而暗示了奴隶贸易给黑人奴隶带来的无法言说的痛苦和集体创伤。

施莱伯尔（EvelynJaffeSchreiber）的《莫里森小说中的种族、创伤和家》采用心理分析和神经生物学、文化与社会理论，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考察了莫里森前9部小说中奴隶制给黑人带来的集体和个人创伤，它们植根于黑人的身体和心灵并代代相传。

其它侧重种族问题研究的还有如姆巴利亚（DoreathaDrummondMbalia）的《莫里森形成中的阶级意识》的《如此沉静：

莫里森小说中的耻辱、创伤和种族》等。

性别是莫里森小说研究的热门话题，已从女性角色研究发展到广义的性别研究。

在盖茨（HenryLuoisGates,Jr.）主编的《黑人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中，威利斯（SusanWillis）用“疯克乐”的爆发来解读莫里森小说中女性的性体验，指出莫里森对性经验的颜色和意象描写激起了超现实主义的诗学，但她运用较为连贯的散文来展示这些意象。

莫里森的小说人物对性的感受标明了他们不同时期的人生转折，映射出相应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奥赖利（AndreaO’re-illy）在《托妮·莫里森与母亲身份：

情感政治》一书中考察了莫里森的小说、文论、演讲和访谈，从母亲身份的角度分析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女性经历，考察了在美国主导文化中黑人母亲身份与自然母亲身份之间的显着差异。

在莫里森看来，黑人母亲的身份意味着反抗，是黑人女性反对种族歧视与性别压迫以实现她们自身价值的综合体现。

比利（ElizabethAnnBeaulieu）的《黑人女作家与美国新奴隶叙事：

女性魅力的释放》一书考察了《宠儿》的性别政治，对当代黑人女性作家新奴隶叙事传统的形成进行研究，指出新奴隶叙事这一文学样式使黑人女性作家得以从自己的角度重写历史。

莫里森即为这些女性作家之一，她从性别的视角考察美国的奴隶制，质问那些奴役黑人女性且拒绝承认她们性别的殖民者，同时通过这种文学样式赞美黑人女性的反抗精神，从而使她们从被剥夺性别的人变成正常的母亲。

其他关于莫里森女性和性别研究的着作还有福尔姆（JacquelineFulme）的《莫里森、耐惠纳、赫斯顿和拉文小说中的民间女性和间接性》、莫里（AoiMori）的《托妮·莫里森与女性话语》、梅伯里（SusanNealMayberry）的《爱我所责：

莫里森与她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等。

莫里森小说中的文化因素也备受学者关注，尤其是非洲文化对莫里森创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总是与种族身份分不开。

霍洛韦（KarlaF.C.Hollo-way）等的《新的精神维度：

莫里森小说种族与文化的双面解读》很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希金斯（ThereseE.Higgins）的《宗教虔信、宇宙论和民俗学：

非洲对莫里森小说的影响》从文化渊源方面解读了莫里森小说中呈现的数个非洲国家的信仰、习俗、传统和宇宙观的背景文化知识，指出非洲文化之根与美国文化产品的双重性质有利于理解和澄清莫里森小说中的若干文化喻指。

詹宁斯（LaViniaDeloisJennings）的《托妮·莫里森与非洲信念》对莫里森小说中的非洲宗教符号和宗教母题进行梳理，并从中找出那些可以辨识却又难以琢磨的黑人性。

她以很系统的方式揭示了非洲传统宗教符号在莫里森小说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莫里森的作品是非洲文化的重写本，同时它又受欧洲裔美国文化的影响。

相关研究还有哈里斯（Tru-dierHarris）的《文学虚构与民间传说：

莫里森小说研究》和伯奇（EvaLennoxBirch）的《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写作：

多彩的百衲被》等。

学界关注较多的第四个方面是莫里森小说创作的文学传统。

非裔和美国作家的双重身份为研究莫里森小说的创作手法提供了视角。

佩奇（PhilipPage）的《危险的自由：

莫里森小说的融合与碎化》解读了莫里森前6部小说的文体风格，认为莫里森的叙事框架和范式及其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手法和__涉及非裔美国文学以及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理论中常见的双重意识与多元文化。

这一研究架起了莫里森小说与其批评之间的桥梁，是源于解构主义、心理分析批评、非裔美国文学理论和实际批评的综合评论，是较为__的“文本”解读，佩奇认为莫里森对美国黑人的实际存在和经验语境下行为的复杂性进行了探索。

赖斯（HerbertWilliamRice）的《莫里森与美国传统：

反诘式解读》聚焦莫里森在不同访谈中表现出的相互矛盾的言辞，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探讨了莫里森小说创作中的西方文学传统。

罗斯等（StephenM.Rossetal）的《无所畏惧的凝视：

对莫里森与福克纳的再想象》对比了莫里森和福克纳的创作主题、风格和艺术特色。

海奈特（JenniferLeeJordanHeinert）在她的《莫里森小说中的叙事传统与种族》一书中分析了莫里森小说的叙事策略对传统文学样式的修正，称莫里森打破了主流文化关于种族与性别的逻辑。

其他研究还有沃尔特斯（TraceyL.Walters）的《非裔美国文学与古典主义传统：

从惠特利到莫里森的黑人女作家》。

20世纪末文论批评界出现了空间转向，文学研究的空间批评也应运而生。

xx年以来，西方学界开始关注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其研究成果除了少数着作以外，多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出现，较为突出地体现为比较研究，莫里森作品中的一些特定空间，如家、厨房、棺材、壁橱等是主要的研究对象。

斯波特克（NicoleSpottke）的《壁橱、厨房和女修道院：

性别空间中的女性家庭书写》讨论了理查逊（SamuelRichardson）的《克拉丽莎》（Clarissa）、女诗人玛丽·利普尔（MaryLeaper）的《米拉》（Mira）和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天堂》等作品中家的不稳定性。

斯波特克认为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在梦想着拥有一个家的同时，也在经受着家庭的动荡无常以及不同程度的社会压迫。

基切纳（La′NisaS.Kitchiner）的《喻指的结构：

非裔美国女作家和南非黑人女作家作品中房子的表征》以莫里森的《宠儿》为例，解读了20世纪南非和美国非裔女性作家小说和戏剧中的房子意象，以博伊斯（CarolBoyce）和胡克斯（bellhooks）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以上作家如何在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同时，将房子看作必选的权力空间；基切纳认为处在隔离社会里的黑人女性作家利用空间来表达意义、形式和功能。

基切纳注意到，在《宠儿》中，赛丝、宠儿和丹弗占据了家的中心位置，而家里的男孩子则选择了逃离，保罗D也只是处于边缘的地位。

她认为《宠儿》是黑人女性作家建构黑人女性家庭生活方式的文本。

尹（SeonghoYoon）的《地方使然：

威廉·福克纳、托妮·莫里森和长雷·李小说中的主体地理、社区地理和国家地理》以莫里森的《天堂》为例，讨论了地理、性别空间和后种族的排外性。

他说莫里森小说中人物的旅程对应了历史上的事件，比如“中段航程”、“地下铁路运动”（TheUndergroundMove-ment）、“大迁徙”等，莫里森常常刻画一些来往于南方与北方的人物，当这些人物在南方与北方间迁徙的时候，他们的情感和心理也经历着相应的旅程，对非裔美国人来说，这个旅程的最终目的地总是以“家”的形式出现[2]。

有少量的空间研究专门针对莫里森的作品，如克罗宁杰（BettyJ.Chroninger）的博士论文《从奇怪的水果到硕果累累的厨房：

莫里森小说中的厨房》等①。

除了博士论文以外，莫里森空间研究的相关论着有拉塞尔（DanielleRussell）的《角度与弧度之间：

绘制维拉·凯瑟和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性别、种族、空间和身份》，该书集中讨论了两位作家作品中的性别空间，涉及莫里森小说中的大地、性别化景观、花园、女性身体、母性空间（女性意象空间）以及家的重要性。

拉塞尔认为，凯瑟和莫里森作品中的空间均是流动和相互联系的，且被赋予了亲密性和无限性。

她们通过创造混合的地理空间来挑战等级制和二元对立[3]。

“家”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小说中的多数行为都发生在家中。

她们改变了“家”作为压迫之所的概念，相反，在她们的描述中，家成了哺育孩子和激励人心的空间。

拉塞尔说，家没有被两位作家描写成简单的理想空间，也没有被她们一般化为一个消极的场所，她们都在家庭空间的建构中融入了这个空间的复杂性和可能性[3]。

不过，由于其论述受“可操作性”的限制，拉塞尔并没有研究莫里森的所有小说文本[3]。

学术论文方面，杰瑟（NancyJesser）的《莫里森中的暴力、家与社区》（Violence,Home,andCommunityinToniMorrison’s1999）研究了《宠儿》中的家和身体，认为两者都是记忆与修正的场所,是建立新的家和亲戚网络的所在。

宠儿的身体成为记忆与欲望相遇的地方，书中人物的住房或者避难所有时承载了他们厚重的欲望与记忆，有时候又使自我变得温和，使他们相互间必要的聚集与连接成为可能，使解放斗争成为可能。

多布斯（Cy-nthiaDobbs）的《托妮·莫里森中房子、家和避难所的流散》（DiasporicDesignofHouse,Home,andHaveninToniMorrison’s,xx）分析了《天堂》中女修道院、炉灶和非洲三种空间与家之间的关联，她认为，作为一个前贪官的豪宅，女修道院表现了白人男性征服的典型设计，是不受侵犯的、强大的、白人男性家长的自我再创造。

莫里森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理想化房子的设计常常基于对穷人、非白人和女性等下层阶级的拒绝与排斥。

“非家”之家背景的不同女性在废弃的贪官豪宅里藏身，把它变成一个“家”，然而她们却遭来鲁比镇男人们的袭击。

《天堂》里的炉灶具有反讽的意味。

从传统意义上讲，炉灶通常被置于厨房，跟女性的关系非常紧密，而在《天堂》中，曾经为鲁比镇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炉灶随着他们一路搬迁，后来被置于小镇的中央，成为鲁比镇人尤其是鲁比镇男人聚集的地方，就像一个“没有房子”的家，成为鲁比镇男人进行重大决策的地方，变成了体现男权的空间。

非洲成为流散在美国的黑人关于家的__想象，是他们逃避__一种选择；而真正的家的构建需要从内部着手，从他们自身的处境开始，也就是说，黑人必须面对自己的历史。

在“家”等空间成为学者研究对象的同时，莫里森小说中的城镇和城市也一样受到关注，但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达尔斯加德（KatrineDalsgard）在《值得一提的黑人小镇：

莫里森里的非裔美国例外论、历史叙事和国家批判》（TheOneAll-BlackTownWorththePain:

AfricanAmericanExceptionalism,HistoricalNarration,andtheCritiqueofNationhoodinMorrison’sParadise,xx）一文中探讨了莫里森对美国例外论的运用、背叛、批判和复杂化。

相对于白人文学作品来说，非裔美国文学中常见的城市并没有得到研究界足够的重视，莫里森作品中的城市也一样。

帕格-德里斯（Anne-MariePaquet-Deyris）在《托妮·莫里森的和城市》（ToniMorrison’sandtheCity,xx）中指出，《爵士乐》中的“城市”是主人公乔寻找和建构自我的空间。

夏德维克-约书亚（JocelynChadwick-Joshua）则认为，在《爵士乐》中，莫里森将城市比作书中人物（乔、维奥利特、爱丽丝以及菲利斯）的抚育者、煽动者和亲身母亲，它反映了这些人物内心深处的欲望、挫折和恐惧[4]。

马洛塔（MelanieA.Marotta）的博士论文《托妮·凯德·班巴拉、盖尔·琼斯和托妮·莫里森作品中农村与城市地区对女性社区的影响》（TheInfluenceofRuralandUr-banAreasontheFemaleCommunitiesintheWorksofToniCadeBambara,GaylJones,andToniMorrison，xx）选择了莫里森的《天堂》和《爵士乐》为研究对象，认为两部小说都塑造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女性人物，当这些女性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时，她们以前生活过的地方在她们心中仍有抹不去的记忆[5]。

马洛塔认为，农村与城市对这些女性来说至关重要，一如她们的性别、阶级、种族和文化[4,5]。

当莫里森小说中的人物从南方农村走向北方城市纽约的时候，那里具有文化同质性的社区说服她们留下来[5]。

施莱伯尔的《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种族、创伤和家》基于依恋理论、分离焦虑理论和神经生物学理论，结合文化和心理学动态，讨论了莫里森前9部小说中的创伤主题，并使创伤与空间联系起来。

莫里森小说中的社区由受过不同创伤的人组成，每一代人都把家庭和社区的创伤传递给了年轻的一代。

施莱伯尔以《爵士乐》和《柏油娃》为例，探讨了莫里森小说人物回避创伤的方式：

他们都通过迁移，试图通过新的、不同的生活来重新塑造自己。

但是，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根本无济于事，因此，《爵士乐》和《柏油娃》证明了人的迁徙并不能抹去心灵的创伤[6]。

她还探究了莫里森的《爱》中人物身份与家的关系，认为《恩惠》继续了莫里森对家、主体性和疗伤的关注[6]。

以上梳理表明，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莫里森小说在西方的研究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各种主题的阐发得以不断丰富。

21世纪以来，国外的莫里森研究呈现出空间研究的趋势，尤其是大量博士论文的出现，为莫里森小说的空间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但仍然存在不足。

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尹非常重视家这个空间因素，分析了家对于流散的美国黑人的重要性，家把不同的空间实践、尤其是把莫里森小说中人物在不同空间的迁徙联系起来，但他并没有对家庭空间作更为深入的研究，没有深入探讨家与种族、性别之间的关联。

拉塞尔对莫里森小说中的家作了较为丰富的阐释，但她没有从家庭空间的建构和家庭成员方面做进一步探讨。

另外，由于拉塞尔从事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且她的研究只涉及了莫里森的部分作品，显得不够全面。

杰瑟较为深刻地分析了《宠儿》中的家庭和社区空间，但她的研究并没有涵盖莫里森的所有作品，因此其论述也较为片面。

马洛塔对莫里森小说中的社区进行了研究，但她只涉及了《天堂》和《爵士乐》两部作品，在论证的角度上也只考虑了女性与社区的关系，并没有从更为宽广的视角探讨莫里森作品中的社区。

达尔斯加德谈到了《天堂》里的小镇以及莫里森对美国例外论的改写，这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莫里森小说中社区建构的特点，但他的论述并没有对莫里森小说中的社区作全面探讨。

施莱伯尔在她的作品中讨论了种族的创伤给黑人家庭空间带来的影响，尤其是给家庭造成的变异和扭曲，施莱伯尔关注的作品很多，包括莫里森除《家》以外的所有小说，但由于受着作主题的限定，施莱伯尔的研究也只能涉及莫里森小说中家庭空间的某一方面。

我国的莫里森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93年以前、1994～1999年以及2000至今。

由于历史原因，莫里森的名字出现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是在《最蓝的眼睛》发表10年之后。

从上世纪80年代至莫里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夕，我国学者对莫里森的研究多限于介绍和翻译，其中杰出的学者有董鼎山、罗选民、胡允桓等。

董鼎山介绍了莫里森的早期作品，内容涉及小说中的种族、性别与阶级压迫，还谈到了莫里森小说中女性主题的普适意义[7]。

作为莫里森作品的主要翻译者和批评家，胡允桓对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主题、风格、创作思想和作家本人进行了评介。

罗选民解读了《宠儿》的荒诞叙事，认为《宠儿》用理性的荒诞来对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荒诞的理性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把黑人争取人身自由这一基本的要求上升到争取人格的尊严和黑人自爱这一高度，体现了崇高的道德理想；《宠儿》标志着当代美国文学主流所能达到的最高艺术成就和精神境界[8]。

同时期的学者还有王家湘、王黎云等，他们探讨了莫里森早期小说的主题和叙事模式。

莫里森在1993年10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莫里森研究的热潮，各大外国文学刊物（如《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等）成为莫里森研究的重要平台，莫里森其人其作得以更全面地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这一时期的主要学者有王守仁、王家湘、孔祥平、周长才、吴艳、胡全生、杜志卿、杜维平、方红、陈法春等，他们的研究主要涉及莫里森小说中丰富的内容和思想，讨论了作品中有关历史、种族、文化和性别等主题。

部分学者开始聚焦莫里森的创作手法、叙事模式和艺术特色，主要学者有李贵仓、方红、吕炳红、杜维平、杨仁敬等，他们就莫里森小说对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手法的颠覆以及音乐和声等叙事手法进行了探讨。

1999年王守仁、吴新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莫里森小说的专着《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

该书解读了莫里森的7部长篇小说，对莫里森的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和中肯透彻的阐释，展示出莫里森对美国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成为国内莫里森研究第二阶段的突出成果。

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充分挖掘了莫里森作品的多释性，研究莫里森的学术专着从之前的1部增加到14部，博士论文10多篇，硕士论文200多篇，学术期刊论文450多篇。

在丰富原有研究主题如历史、种族、女性等的同时，身份政治与“爱”研究主题较以往得到更多关注，文本叙事与比较研究取得更大进展。

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心理学、伦理学、原型研究、叙事学、空间、视像、时间、创伤等各种主题大大丰富了研究的视角。

这一时期的种族、文化研究从之前单纯的小说主题研究拓展到对作家本人种族与文化立场的讨论，从莫里森总体创作的角度探讨种族与文化问题，成果丰富，主要着作有王玉括的《莫里森研究》、杨中举和王红坤的《黑色之书：

莫里森小说创作与黑人文化传统》、朱小琳的《回归与超越——托妮·莫里森小说的喻指性研究》、毛信德的《美国黑人文学的巨星——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论》和章汝雯的《托妮·莫里森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还包括50多篇有关种族、文化以及历史追问的学术论文。

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莫里森作品中的身份意识和身份政治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着作有唐红梅的《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

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胡俊的《非裔美国人探求身份之路——对托妮·莫里森的小说研究》、王烺烺的《托妮·莫里森、、三部曲中的身份建构》、王玉的博士论文《在差异世界中重构黑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