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盐古道与盐业古镇的历史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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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盐古道与盐业古镇的历史研究

川盐古道与盐业古镇的历史研究

赵逵 杨雪松

《盐业史研究》2007年第2期

   摘 要：

川盐对中国中部地区，特别是鄂、渝、湘、黔交汇地区产生过巨大影响。

本文以川盐古道这条文化线路为线索，对传统民居聚落进行研究，从深层次揭示这一地区城镇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其发展轨迹。

   关键词：

川盐古道；地域文化；盐业移民；传统聚落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64（2007）02—0035—06

   “川盐古道”是一条源于四川东部（今渝东），对鄂、渝、湘、黔交汇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贯穿整个中国腹地的运盐古道。

在古盐道上，曾经存在过许多为过往盐商提供食宿、更换马匹的客店、驿站，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们有些成为附近村寨赶场、聚会的集镇，有些成为人们聚居的古镇村落，也有些最终发展成现代大城市。

随着近代渝东盐源的枯竭以及现代公路的便捷贯通，这条古道逐渐被人们忽略忘却，史料对它的记载也显得支离破碎，但它在千百年中浸透的各种神秘跌宕，积淀的无数文化宝藏，足以令每个进入其中的人都深深地惊叹和折服。

一、川盐古道的分布范围

   盐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叫“巴盐”或“盐巴”，主要指巴国或巴人所产之盐。

而巴国辖区主要在鄂西、渝东、湘西北、黔东南地区，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当地土家族、苗族、侗族的主要分布地。

东周时，巴国拥有渝东的巫山盐泉、鱼复（奉节）东岩碛坝盐泉、朐忍（云阳）卤泉、开县温汤井盐泉、万县长滩盐泉、忠县渰井溪盐泉以及鄂西清江流域的盐泉。

如此众多的盐泉使巴国因产盐和贩盐而日益强大起来，并使巴人生活达到“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①的地步，但同时也招来邻近楚秦两国的垂慕，西汉时的巴楚战争以及后来的秦灭巴楚，几乎都是源于对当时盐业的控制和争夺（图一）。

直至解放初期，盐巴在鄂西还几乎相当于硬通货币在流通，当地山民用盐巴能换取所需的所有生活物资。

因为勤劳的山民能够自己养猪、种稻、纺布、盖屋，却不能自己产盐，而盐又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且盐巴耐腐蚀、易保存、易携带，自然被当地山民忠爱，成为当地商品交换中必不可少的中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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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海经·大荒南经》云：

“有载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载处，是谓巫载民。

……不绩不经，服也。

不稼不穑，食也。

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

”史学家认为。

巫载国即为后来的巴国。

   巫溪的大宁、云阳的云安是当时四川的产盐重地。

因为云阳盐泉露于地表，且略微泛黄，因此易识别、易采集，而且量大；更重要的是，云阳地处长江边上，巫溪经大宁河也直通长江，水路运输十分方便，成为当时重要的盐集散地。

那么，盐顺长江东运，可以很方便的输送到全国各地，为什么还会在鄂西大山中存在一条艰险曲折的盐道呢?

   查阅巴人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巴人因盐而盛，又因盐而与邻国战争不断，在巴被秦灭之后，这一地区少数民族被汉人统称为“蛮夷”，现在我们还能在鄂西找到许多清末所立“蛮汉不相通”的界碑。

巫溪、云阳之盐，东出长江过三峡即进入汉人区域，在当时战争不断的年代，长江水路既要克服自然天堑的险阻，又要躲避人为战乱的威胁，安全得不到必要的保证，且水路运输很容易被各府官吏控制，当地山民得不到应有的利益。

这样鄂西大山之中，便自然出现一条北起巫溪、云阳，连接鄂、渝、湘、黔地区，长期在巴人控制之下，延绵上千里，持续上千年的古盐道。

它虽然深藏崇山之中，却曾经是土家族人重要的经济命脉和文化传播路线；串起了沿途一个个土家村落，使闭塞的大山人民得以对外交流往来。

   因此，川盐北起云安、大宁，西起渝东的酉、秀、钱、彭，过长江往东，翻越大巴山、巫山，进入武陵山区，是一条重要的陆路通道，史书上称为“官盐大道”①。

它通过鄂西的利川（有大水井古建筑群）、恩施（历史文化名城）、宣恩（有彭家寨吊脚楼群）、咸丰（唐崖土司城遗址）、鹤峰（容美土司城）、来凤，东进湖北江汉平原，南人湖南湘西，再由龙山、桑植、吉首、凤凰（凤凰古镇）、里耶（出土里耶秦竹简）、矮寨（有中国南长城之称），东进洞庭湖流域，南入贵州，并曾经远及云南。

沿途之上，名城古镇云集，这条盐文化线路，也被历史学者称为：

“中国内陆最重要的文化沉积带”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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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恩施州志》的《卷九·交通》：

州境各族人民例食川盐，……食盐运输道路随之形成，这些道路俗称“盐大路”，因历代王朝对食盐的生产销售实行管制，故又称“官盐大路”。

②张正明《土家族研究丛书·总序》：

“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

……这么常有这么宽的一条文化沉积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

二、盐道交通对传统民居聚落的影响

   我们对盐道沿线的聚落进行系统的考察后发现，现存古盐道主要分布在鄂、渝、湘三省交界的武陵山区，境内崇山峻岭、江河密布，山脉与河流以东北至西南走向为主。

主要山脉有：

绵延在南部的武陵山脉、横亘在北部的巫山山脉、延伸于西部的大娄山余脉、以及盘踞在东北角的大巴山余脉。

这些山脉交汇在长江三峡上游地段，在侏罗纪末的燕山运动的造山过程中，相互碰撞挤压，形成许多褶皱隆起和逆断层，因此境内奇峰险峻，溶洞石林、天坑地缝等自然奇观随处可见。

盐道的起点都源于北部的长江口岸，其主要延伸路线由北至南，几乎垂直于境内山川河流的分布走向，这就意味着盐道沿途必然要翻越重重高山，跋涉条条江河。

但在过去肩挑马驮的年代，人类行走路线都希望能沿着河流、顺着山势。

人负重物每日步行不过30—60里，因此每隔30里必有一小场（小集镇），每隔60里必有一大场（大集镇），现在当地山民还有逢双日赶大场、逢单日赶小场的习惯（图二）。

当遇到高山横亘阻挡去路时，人们大多会绕道而行，寻找谷口或山隘穿越（土家人称谷口山隘为“垭”或“坳”，盐道上许多村镇名都有此地理特征，如梭布垭、大树垭、理智坳等）；当遇到江河阻挡时，人们或架设桥梁、或靠摆渡以穿越。

而正是这些高山的谷口、山隘，江河的桥梁、码头成为人们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它们附近也最容易出现为过往商旅提供的驿站和进行商品交换的集镇。

如长江边上考古挖掘出的大溪古镇遗址，是大溪文化的发源地，距今6000年历史，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集镇。

有学者认为，“由清江溯源人大溪再进入长江三峡的这条转进水道，是当年巴人与中原大国行盐贸易的主要通道”。

古镇遗址出土大量陶制釜器，从大至小形成系列，被认为可能是古时盛盐的量具，证明长江边上，人类文明之初，便已有大量与盐业相关的生产活动。

   另一方面，在山区的某些低坪高坝处，由于土地相对平整充裕，也会自然形成土家人的聚居地。

这些村落在形成之初完全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存，与盐道并无直接关系。

随着居住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土地不能满足耕种需要，一部分人便会从农耕生产中脱离出来，特别是在清末与民国初年，由于解除了“蛮汉不相通”的禁令，商业活动在鄂西地区开始异常活跃，盐巴、茶叶、布匹、木漆、桐油等物品成为土家人交易的主要商品，大量商品的运输必然要借用在大山中难得形成的成熟的运盐网络。

而在上千年形成和修建盐道的过程中，盐道必然要不断地修正自己，使之穿越连接尽可能多的村庄和街市，这样盐道或转道蜿蜒穿过村庄，或通过支路与村寨相连。

可以说，鄂西规模较大的村落，不是分布在盐道主线上，就是通过支路与盐道相连，只是随着现代公路的贯通，它们有些因偏离交通干道而失去发展动力，因落后于现代化进程而以传统聚落形式保存下来（图三）。

以恩施椒园镇的庆阳坝老街为例（图四），它既不沿江河渡口，也不靠城镇或公路，却兀自在大山中形成一条长两百多米的商业老街。

街在中间分作两条，中间的建筑前后两层铺面，分别面对前后两街；两边的建筑均是前铺后宅，后面沿河一边出挑到河面上，形成吊脚楼形式。

老街最大特色是街顶全部被两边巨大的出挑檐口覆盖，形成典型的风雨街。

当地老人介绍，这里自古便是盐商从云阳挑盐经恩施去湖南的必经之路，老街主要形成在清末“川盐济楚”时期，解放初这里还曾经商贾云集，酒肆客店密布，但随着渝东盐业的衰落，老街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只能孤独地横亘在鄂西的大山中。

三、盐业贸易对传统民居聚落的影响

清中叶以前，当地大山中的商业集市极少，且大多集中在土司城内，而城外散布在群山间的集市，则大多因盐业贸易而形成。

清中叶，政府为削弱土司权力，在当地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把土司手中的土地归还农民，取消土司问的疆域割据状况，使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得以相互交流，集市贸易应运而生，并逐步扩大。

“川盐济楚”时期，这一地区的盐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许多新的集镇在这一时期形成。

   传统集市多沿着千百年来在山区形成的盐道线路分布，盐道重要节点上的集市规模也较大。

随着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许多重要街市扩展为大型聚落直至现代城市。

从盐道分布图可以看出，鄂西的重要城市恩施市、利川市、宣恩县城、咸丰县城等均分布在盐道节点上。

如恩施、宣恩在清雍正年间还曾是重要的清江水道盐运码头①。

恩施附近的老城柳州城曾一度繁华，因远离商道而逐渐衰败，并最终在明末清初被恩施城取代；咸丰县城因西通四川酉阳、彭水、黔江直至自贡等西部重要盐产地而得以发展；来凤、沙道沟则作为南通湖南的重镇而繁荣。

它们都曾因盐而兴，同时利用所处的特殊地理交通优势，在渝东盐业衰败后，仍能利用其它商机而继续蓬勃发展着。

   但许多当初完全依赖盐业而兴的古镇却随着近代四川盐业的衰歇而衰落。

在盐道的起点——云阳的云安古镇，昔日的繁荣与现在的悲凉尤为明显。

云安繁盛时曾有“九宫十八庙”，人口鼎盛时有近十万人，东汉时刘邦曾意欲建都于此。

而今走进云安，满目是长江移民后剩下的衰败与破旧，当初带来滚滚财源的盐井早已掩埋在杂草残壁中，遍地的古迹非倒既塌，只剩下山腰上几条未淹的老街沿层层的青石板台阶有序地排列着，还能让人依稀联想古镇当年的风貌。

走访当地的居民，无不感慨古镇的衰落和自己的生不逢时。

而谁能想到，这样的叹息沿着鄂西的大山，过湖南，穿四川，传遍盐道上多少条老街、古镇。

它们曾依赖云安、大宁盐厂的繁荣而发展，又因盐业的衰败而没落，曾经迅猛发展的经济突然嘎然而止，仿佛时光停滞而停住了发展的势头。

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发展的突然停滞不前，使过去栉比接踵的木楼，青石板铺成的道路以一种自然的状态被完整保存下来，这些城镇的过去被定格成珍贵的历史片段。

如宣恩的两河口、利川的老屋基、恩施的屯堡老街（图五）……。

这些盐道上的老街，因其特有的历史沿革和风貌而成为我们研究过去城市发展、社会经济、民风民俗以及传统聚落的活化石。

四、盐业移民对传统民居聚落的影响

   鄂西是川东之盐南运的必经之路，属于重要的贩盐区，而贩盐之利有时甚至远大于产盐之利。

明清年间，湖广、江西有大量人口涌入鄂西山区贩卖私盐②。

这样一来，盐道附近自然形成了物资的集贸中心，致使商业红火，市场繁荣，流动人口增加，饮食服务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这也进一步吸引四周的人群到此来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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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民国《四川盐政史·运销》记载：

清雍正年间，四川实行“计岸”（即码头）售盐，其中“巫楚计岸”九处，即巫山、巴东、秭归、长阳、鹤峰、恩施、宣恩、长乐9县，至长乐（五峰县）最远，计1240里。

②《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六：

“湖广私盐，比江西较少，惟川盐自夷陵而下，乃楚蜀咽喉。

若句容高淳溧阳溧水诸县食盐，过石拍湖，出乌鹊桥，越贩太安宁池等府。

”

大量移民的涌入，必然会形成许多帮派组织，有组织就有聚会，要聚会、要活动就得有场所，于是，各种宫、庙、馆、堂如雨后春笋般地修建起来。

本地人兴建祠堂，外地人则修建宫、馆。

如云安古镇上，就建有龙君宫、文昌宫、梓潼宫、桓侯宫、炎帝宫、仓圣宫、万寿宫、禹王宫、帝王宫、万天宫、玄天宫、三元宫以及三皇庙、三义庙、三官庙、五显宫、东岳庙、关帝庙、罗汉庙、玉皇庙、高祖庙等；还有滴翠寺、清净寺、普贤寺、大佛寺、花果寺、高峰寺及青衣奄、庐陵馆、皇经堂等三十余座。

这些林立的宫、庙、馆、堂，与移民的涌入有直接关系。

一方面，外来移民要修建聚会的场所，如万寿宫是江西人聚会的场所，由江西帮修建；天上宫是福建人聚会的场所，由福建帮修建；南华宫是广东人聚会的场所，由粤帮修建；陕西馆是陕两人聚会的场所，由陕西帮修建；湖北馆是湖北人聚会的场所，由湖北帮修建；帝王宫是黄州人聚会的场所，由黄州帮修建。

另一方面，外来移民为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神灵的保佑，还将各地的崇拜之神也迁移到盐场来定居，且互相攀比，于是，庙宇也就越建越多。

如“三国”时的关羽，山西人传说死后成了佛教的护法神，称为关帝，是山西人的崇拜之神，所以，“山西帮”多在盐场修建关帝庙。

又如长沙庙和东岳庙，分别为湖南人和福建人所修建的精神之庙。

    上述宫、庙、馆、堂，不仅在盐场的数量众多，也直接漫延到鄂西盐道沿线的村落、集镇。

如宣恩县晓关镇老街，就曾建有万寿宫（江西人会馆）、武圣宫（山西人会馆）、川主宫（四川人会馆），及现存的禹王宫；在恩施市六角亭老街，有始建于南宋的武圣宫（清乾隆重修）；在利川市忠路镇木坝河村有清光绪十七年重修的造型优美的三元堂；在恩施市盛家坝乡中街有万寿宫，当地人亦称之为江西庙、江两会馆。

这些宫、庙、馆、堂，成为盐道边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加之它们的建筑风格丰富多彩，是极为珍贵的盐业文化遗产和宝贵的旅游资源。

   移民的涌入，也把外地的建造技术带入鄂西山区，这不仅体现在楼堂会馆上，也直接表现在传统民居建筑的建造中。

如利川著名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中的李氏庄园（庄主李清亮由湖南岳州府巴陵县移民过来，移民时间正是清末第一次“川盐济楚”之时），正立面一排仿欧式的拱形柱廊，充分展示了异域建造文化与鄂西本土文化的完美结合（图六）；建始县石垭乡的袁家老屋、五峰县蒿坪乡的王家老屋，两侧山墙为鄂西土家大宅院中常见的如意五花马头墙式样（图七），它同时也是典型的江西和安徽民居的建筑风格。

这一建造形式在川鄂地区主要出现在清末及民国初年，正是由于川盐当时曾远及江西、安徽，才将徽派的建造形式带入川鄂大山中。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鄂、渝、湘、黔交汇地带，分布着土家族、苗族、侗族建筑的典型代表一吊脚楼，这种在穿斗式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造形式，不仅在气候适应性上获得成功，而且在建造技术、建造文化上也获得巨大成功。

现在普遍认为，吊脚楼的分布区域主要受地域气候和少数民族区域分布的影响，但在气候条件相似的云南、福建山区，以及过了渝东盐区以北的广袤山区，却都失去吊脚楼的身影，而苗、侗在离开武陵山区后也放弃了对吊脚楼的热衷，因此把吊脚楼形式仅仅作为某个民族的标签或某种气候形式表现特征似乎并不完全。

但仔细研究巴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盐道在古巴国的分布区域却和吊脚楼在鄂、渝、湘、黔的主要分布区域丝丝相扣，这难道仅仅是某种巧合吗?

吊脚楼建造技术传承的背后是否有一个特殊的载体?

盐业运输在几千年的过程中，不仅传播了经济，也传承了文化与技术。

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推断，这种源于土家族山区的建造技术，正是以土家人的经济命脉——盐业运输为载体，在鄂、渝、湘、黔交汇地带获得巨大发展而被世代传承的呢?

（图八）

南此可见，川盐古道对沿线山区的地域文化、传统聚落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但是近几年，“现代移民”在量和力度上都远远超过过去几个世纪在盐道上艰难渗透的移民潮，现代钢筋混凝土的强势文化，随着现代公路的贯通，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对传统建造技术进行着致命的打击，大量极具地方特色的村庄在迅速地消失，只有那些偏离现代公路的盐道上的传统聚落因失去发展的动力而暂时得以保存，成为我们研究历史与传统的珍品。

但这种保存又伴随着对落后的无奈和对发展的极度渴望，难道保存与落后、破坏与发展是必然共生的关系吗?

在整个社会趋于大同而慢慢丧失自我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越来越看重这些尚未被现代文明同化的异域“净土”，也许能在努力保存传统聚落的地域特征的过程中找到新的发展动力。

   作者简介：

赵逵（1969—），男，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博士生。

杨雪松（1970—），男，武汉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副教授、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