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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建立于1862年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以原有的俄罗斯文馆为基础，是一所多语种的学校，设有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和东文。
俄文馆设立于1863年，教习及考试制度均模仿俄罗斯文馆旧例。
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堂，其中教授俄语的有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强学堂、黑龙江俄文学堂等。
1896年在天津也创办了俄文馆，1872年在新疆玉山英学校设置了俄语课程。
京师大学堂是由政府官办的第一所多系科的综合性大学，正式开办于1898年，1910年发展为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7科的大学，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
京师大学堂的俄语教育分为三种：
一是各专门学科的外语辅助课、二是文学科中的俄国文学专业课、三是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的京师同文馆俄文教育。
同文馆并入后，改名翻译科，1903年合并到新设置的译学馆中，设英、法、俄、德、日文五科，教员由中外教员组成，主要招收中学堂毕业学生。
1904年我国近代第一部新学制“癸卯学制”颁布后，俄语教育在京师和地方的大学堂、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和中学堂中都得到了发展。
从教育的类型来看，清代俄语教育可以分为四类：
旧式中央官学教育、新式官办学堂教育、学院教育和留学教育。
其中，俄罗斯文馆属于旧式官学。
中国清代的教育制度完全承袭明代旧制，分为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书院三种形式，“其中中央官学设有国子监和一些特殊性质的宗学、旗学、觉罗学，还有算学馆和俄罗斯文馆”[1]201。
俄罗斯文馆隶属于清廷理藩部，其学生全部来自于八旗贵族子弟。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是中国洋务教育的开端。
该馆隶属于总理衙门，既是政府机构，又是教学机构[2]68。
进入该馆学习的学生均来自于“各省八旗聪颖之少年”。
它与俄罗斯文馆的一个显著不同点是，在教学中增加了大量自然科学知识，开始了班级授课，已初步具备资本主义新式教育的特征。
同文馆是清朝政府与外国资本主义在教育上相互结合的产物，既具有封建性，又有殖民地性，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1]246。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多系科的综合性大学，其管理、学制、课程设置等，都更接近资本主义新式教育。
从京师大学堂起，中国的俄语教育进入了学院教育阶段。
京师大学堂是对封建主义传统教育的巨大冲击，但受历史的局限，在其教育中仍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一些封建性的内容。
中国的留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是清代中国俄语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它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分为中央官费、地方官费和自费。
晚清，我国留俄学生共有37人。
从各个时期的教育组织形式和机构设置来看，清代的俄语教育是较为正规的。
在隶属关系上，它们或从属于总理衙门，或从属于地方行政机构，有着固定的资金来源，确保教学机构的正常运转。
1905年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成立后，全国的教育归其统管。
在教学管理、学生来源、考试制度、奖惩制度等方面各个学校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例如，俄罗斯文馆由大学士马齐亲自督办办学事宜，由内阁派出一位侍读学士担任提调，负责管理文馆一切事务，中书常度负责监管学校教学。
学生基本上选取自“八旗子弟之聪慧者”，人数基本保持在24名，遇缺即补（俄罗斯文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及广州同文馆等均采用此办法）。
通过月课、季考和岁试来检查教学，并根据五年一次的大考结果授予官衔。
京师同文馆及各地方言馆的俄文教育在模式上基本延袭或模仿俄罗斯文馆旧制，不仅制定了系统的办学章程和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还根据时代发展，在教学管理中借鉴使用西方近代学校的管理因子，如湖北自强学堂在全国开奖学金制之先河，并摒弃了过去在学生人数上“遇缺即补”的做法，首创分级制教学。
这些改革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保证教学计划顺利有效地进行，不致因“新旧掺杂而令教者穷于指授”[2]185。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京师大学堂，在教学和管理方面更接近现代大学，在教学中首次采用了积分制，进入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为中学堂毕业生，而进入高等学堂和中学堂的学生为高小毕业生，学生来源已不仅仅限于贵族子弟，来自市民、工人、商人的平民子弟也可入学。
从清代中国俄语教育机构的设置来看，其地域分布符合国家和地方对翻译人才的需求。
19世纪60年代之前，俄语教育主要集中在京城。
鉴于之前中俄交往中存在的语言不通的困扰，当时着力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中国培养能够与俄国进行外事来往的翻译人才，这些人学成后将被委任官职，在理藩院等涉外机构中工作，或将参与中俄有关问题的谈判、签约等事务。
京城正是外交事务的主要聚集地。
此外，清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外语持偏见，认为学习外语有涉国家机密，因而只宜在王公贵族子弟小范围内招收学生，不宜在民众中推广，因而这个时期俄语教育主要设置在京城。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各地纷纷开办新式学堂。
中国的俄语教育机构在这一阶段主要分布在以下省市：
北京（京师同文馆及京师大学堂）、天津（北洋大学堂）、广州（广州同文馆）、武昌（湖北自强学堂）、乌鲁木齐（新疆俄文馆）、伊犁（伊犁俄罗斯学校）、珲春（珲春俄文书院）、黑龙江（黑龙江俄文学堂）等地（见表1）。
从这个时期俄语教育机构分布地域看，其所在城市或是通商口岸所在地，或是中俄边境，或是两国外交事务聚集地，那里始终存在对于俄语翻译人才的需求。
如创立于1864年的广州同文馆，起初因其所处地理位置，涉外事务以英法为主，因而馆内仅设置了英文。
甲午战争后，日俄文日渐重要，总理事务衙门咨各省学馆添习俄、东（日）文。
广州同文馆遂于1897年开设俄、东文两馆。
而新疆俄文馆、珲春俄文书院、黑龙江俄文学堂等，皆因所处地理位置特殊、涉外事务频繁而设。
表1清代中国俄语教育机构分布图
开设俄语教学的教育机构
中央学府
地方学堂
留学教育
18世纪至19世纪60年代
俄罗斯文馆
伊犁俄文学校
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
京师同文馆
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台湾西学馆、珲春俄文书院、黑龙江俄文学堂、湖北自强学堂
留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京师大学堂
吉林外国语学堂、奉天方言学堂、黑龙江呼兰县俄文学社、湖北澍君方言学堂、江西方言学堂、汉口华俄商业中学堂、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陕西高等预科、甘肃高等学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俄语在内的外语课程主要在大学堂和各省高等学堂和中学堂开设，大学堂设有各类外语的专业科目或辅助课。
各省高等学堂及中学堂的外国文课程设置，在进行全国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则充分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
《奏定学堂章程》指出，除了确实需要学习俄语的省份之外，如东北、新疆等边境省份城市，其他均统一以英语为主。
在这一时期开设俄语的学校有吉林外国语学堂、奉天方言学堂、黑龙江呼兰县俄文学社、湖北澍君方言学堂、江西方言学堂，等等。
湖北汉口的华俄商业中学堂就是为满足当地需求而开设的一个典型例子。
汉口作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各地包括俄国的商人和企业，俄商在这里设立茶厂，开办茶行，设置代办处，进行茶叶收购、加工和运输业务，贸易业务往来使得俄语翻译人员成为急需，华俄商业中学堂应运而生。
二、俄语教育目标及其发展变化
从几大俄语教育机构创立背景及其课程设置中不难看出，清代中国俄语教育的目标，以同文馆为界，开始由为满足外事需要而专门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的“专才”教育，向以“悉夷”、“师夷而制夷”为目的培养通晓洋务的“通才”转变。
同文馆之前，中国的俄语教育集中在俄罗斯文馆，其建立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
中俄两国交往起始于明末清初。
其时，语言文字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当时曾借助于懂蒙语、突厥语或拉丁语的第三方作为翻译中介，给两国间交往带来诸多不便甚至是误解。
在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就因无适合的俄语翻译而任用了懂拉丁语的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来充当翻译。
在这样的背景下，1708年在康熙皇帝的亲自过问下创立了俄罗斯文馆并开展教学。
《朔方备乘》卷十三“俄罗斯学考”记述俄罗斯文馆创设宗旨称：
“内阁衙门别设八旗学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亦谓之俄罗斯学。
”
（1）由此可见，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是俄罗斯文馆俄语教育的目标。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决心借兴学而谋求自强，洋务运动应运而生。
1862年外务大臣奕訢奏请设立同文馆，在其奏请准议同文馆章程的奏折中指出：
“欲习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
（2）同文馆设立后，起初仅下设俄文、法文和英文三馆，课程也只开设语言文字，“俟八旗学习之人，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3]5。
从奕訢的奏折和同文馆初期的机构组成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同文馆初期的办学目标仍是培养通晓外国语言的翻译和外交人才，“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训练青年学生，以便毕业后能出任公职，尤其是作为参加国际交涉的政府代表”[4]。
1866年底，在总结同文馆办学五年来的经验时，奕訢认为：
洋人制造的机器、火器等件，无一不从天文、算学中来，中国若干“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但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3）。
他进而提出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的建议。
经过一番努力与论战，1867年同文馆设立天文和算学两馆，学制改为八年，教学内容得以扩充。
除了语言外，在同文馆的课程中加入了自然科学和更多的人文科学内容，如各国史略、万国公法、数学、化学、天文测算、航海测算、地理等。
由此，同文馆的教学已“由洋文而及诸学”，其培养目标由培养单纯的语言文字翻译而向着培养“通才”的方向转变。
在同文馆的带动下，各地方学堂纷纷效仿，将办学目标定位为培养“通才”。
如湖北自强学堂的课程中增添了数学、历史、地理、理科（生理、化学、格致）、商务、兵操、体操等科目。
上海广方言馆的课程中加入了数学、几何、天文、地理、绘图、矿物冶金金属铸造、木铁器制造、机器设计与操作，行海理法、水陆攻战和外国风俗国政等课程。
广东同文馆加设了地理、历史、天文、算学等课程。
此时期，出国留洋人员的学习重点也有所转变。
1899年，光绪帝下令，要求留学人员由“专意语言文字”转向学习“农、工商及矿务等，以备回华传授之处”[5]。
京师大学堂创立前后，清政府先后三次制订建校办学章程，分别为1898年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的《钦定大学堂章程》和1904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对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衔接等均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逐步完善，更加接近于现代大学教育模式。
在1898年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首先确定了晚清以来被尊为国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
“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力矫流弊，标举两义：
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
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
”[6]48第二部建校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提出了“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纲领。
第三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指出：
“为教授各科学理法，俾将来可施诸实用之所”，“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
由此可见，造就通才，仍是京师大学堂时期教育目标之重。
尽管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通才”教育成效甚微，但其努力却是不容置疑的。
它对于推动晚清中国社会发展，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俄语教学的内容及其特点
清代中国的俄语教育，所设课程总体上为三大类：
语言类、历史国情类和自然科学类，后两类课程起始于京师同文馆时期。
在语言类课程中包括以下科目：
语音、语法、口语、翻译、言语实践。
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对三大俄语教学机构的教学内容及手段作一评述。
现存文献中有关俄罗斯文馆的记载，大多为文馆的考试制度、教习、学生出路与教学效果情况，对其教学内容记载很少。
我们可以从文馆教习的变迁情况，来了解其教学内容及特点。
文馆初期的俄教习主要依靠俄商和在华定居的俄罗斯人。
第一任教习为俄商瓦西里，他在馆内只教授完语音，便随商队离京回国。
之后，在大学士马齐建议下，从俄罗斯佐领中挑选善俄文者充当教师[2]51，库兹马、伊凡及雅佐夫先后被选作教师。
此三人生长在中国，俄语口语流畅，但语法知识欠缺，因而并不能完全胜任教学，三年后主动提出辞呈。
后从在东北地区投降的俄罗斯人中找到一名叫尼堪的俄国人，留京任教。
此人语言不错，但文理不通，也只能勉强支撑。
由此可见，在文馆早期的俄语教学中，师资匮乏是其最大的困扰之一。
1715年俄国向中国派驻第一届宗教使团后，使团中的传教士和留学生成为文馆俄教习的主要来源。
在各届宗教使团中，曾担任过俄罗斯文馆教习的有：
拉夫连季·
乌瓦罗夫、伊拉里昂·
罗索欣、阿列克谢·
伏拉德金、阿列克谢·
列昂季耶夫等。
18世纪中期（1764年）至19世纪20年代，俄文馆开始起用自己的毕业生任教员，停止聘用俄使团人员。
这些教员将其所学的俄语进行讲习记诵，持续数十年，但因其授课内容陈旧、方式呆板，最终导致“俄罗斯来文与本学抄记旧话日渐支离”，“间有疑异无从询问”[6]19。
俄文馆教学质量日渐低下，因而不得不于19世纪20年代再次聘用俄使团成员，自此至并入同文馆之前共聘任了魏若明、佟正笏、巴拉第和固理等四人。
此时，俄文馆的教学质量已大大下降，许多文馆毕业生不学无术，对于俄文文理全然不知，不能胜任翻译任务。
在1845年中俄两国进行图书互换后，俄罗斯文馆仅仅对俄国回赠的图书进行了书名目录的翻译，“即使是翻译书名，也是强为设名”[7]。
在黎难秋的《中国口译史》中，对于俄罗斯文馆的教学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鉴于以往“俄文学生无一正途，不肯勤学”，于是“每人授给一职，借以勉其勤学，仍使按时学习，两处行走”[8]448。
1711年，就有镶白旗俄文学生监生长录和马甲六达子依此政策掣签补缺，后六达子得补理藩院笔贴式一职（相当于现外交部翻译官员）。
这种使学员亦工亦读，在理藩院中得到实践，倒是一种较好的教育方式。
从这一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早在俄罗斯文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学生在理藩院担任翻译的外语实践活动，尽管这种实践从其初衷来看，仅仅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安心学习而授给其某一官职，而不是真正教学意义上的语言实践，但其所产生的效果却是积极的。
在俄文馆期间，俄教习与汉教习共同进行了教材的翻译编撰工作。
中国学生最早的一本俄语教科书《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就是罗索欣、列昂季耶夫（在罗索欣回国后）和满人教师福拉赫、马查共同翻译自斯莫特利茨基的《俄语语法》。
在斯卡奇科夫的《俄国汉学史纲》中，对这一段历史也有清楚的记载。
该书于1746年完成翻译工作，并配以导论和学生准则。
在导论中介绍了俄罗斯文馆的建立等情况。
从以上有限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师资问题和教材问题是文馆教学的两个制约因素。
第二，馆中教学并非完全没有成果，有两例为证：
一是1764年开始起用文馆毕业生担任教员，尽管后来弊端日显，但至少可以说明此前的教学还是卓有成效的；
二是文馆曾为新疆俄文馆提供师资，来自俄罗斯文馆的穆克登额、巴克坦布先后担任伊犁俄罗斯学校教习，指导学生“尽心竭力”，教学取得明显效果，学生考卷被送往军机处核查，受到军机处认可[6]25。
第三，俄文馆主要进行语言的教学，教学内容包括语音、语法，学习方法主要是诵记，并进行相关的翻译训练。
京师同文馆建立后，俄语教学转入同文馆，同期在一些地方学堂也开展了俄语教学。
鉴于各地方分馆从教学方法和内容、教习的聘任与设置、学堂的管理、考试制度等各方面无不效仿京师同文馆，因而本文仅对同文馆的俄语教学进行考查。
在存在的40年里，同文馆的教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局需要对其内容和方法进行积极的调整。
初期，教学只限于对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
从1866年起，同文馆对课程内容陆续进行调整，增加的课程有：
化学、算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和格致。
学生前两年主要学习外语，从基础的语音、语法入手，逐渐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翻译练习；
从第三年起，开始加入各国历史、地理；
后五年侧重学习其他学科。
但外语始终是重点课目，八年之中“当始终勤习，无或间断”[3]71。
在1898年同文馆续增的条规中也明确指出了外语与其他学科的先后关系：
“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
”[3]23在语言的学习中，翻译是重点，从最开始翻译条子，到翻译选编，再到练习译书，翻译训练贯穿八年的学习。
除此之外，俄文馆的学生还通过翻译要件、往来电函、各项洋文件、各国洋文新报等，进行翻译训练，提高翻译水平。
注重实践，是同文馆俄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除在馆学习外，俄文馆的学生还有机会随使出洋，或兼任政府部门译员，从事各种实践练习。
如俄文馆的塔克什讷、桂荣、庚善和觉罗福连就曾先后随使团出洋，担任翻译。
光绪十四年，同文馆增设翻译处，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涉外事务，俄文馆的塔克什讷、巴克他讷、瑞安、庆全充任翻译官[3]18。
此外，同文馆还派学生到总理衙门去旁听与外国使臣的会晤，以锻炼听力；
或是直接参加外交事务活动，进行语言的实际运用与演练，在实践中提高语言的听、说、译等能力。
如1895年派俄文馆副教习萨荫图、学生刘崇惠和德昆前去接待暂在胶州湾过冬的俄国兵船[6]35，36。
同文馆还十分重视汉语学习，认为扎实的汉语功底有助于理解西语，汉文与西文可以相互促进。
对于初学者，京师同文馆章程规定他们必须每天上午与周日全天学习汉语，下午才学习外语，不习汉语者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这种做法在地方外语学堂中也得到推广，如湖北自强学堂的课程安排中，汉语的课时为每周9小时35分，仅次于外语的16小时。
《自强学堂章程》中明文规定，学生必须以华文为根基，以圣道为准绳，儒书既通，则指授西文，变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在招生时，通华文义理明通，志趣端正者，方能入选[6]44。
译书是京师同文馆的教学工作重心之一。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非常重视西书的翻译工作，他本人便因为翻译《万国公法》而有名。
在同文馆“八年制”课表中规定，学生从第五年开始要从事译书活动。
同文馆的译书任务起初由总教习与洋教习于课后兼任，后来则主要是师生合作完成，偶尔也有学生能够独立完成的[2]102。
在同文馆译书活动中，俄文馆的学生也积极参与其中，由俄文馆学生译的书有桂荣等译的《俄国史略》和《西学考略》。
京师同文馆俄文馆设有洋教习、副教习和汉教习。
洋教习用洋人，副教习由高足学生兼充，仍习学生功课。
汉语教习由八旗咨传考试录用。
洋教习几乎都是来自于西方传教士，初期由各国驻京使节推荐，后由总教习代为聘任。
至于教材来源，复旦大学的邹振环教授在《晚清同文馆外语教学与外语教科书的编纂》一文中指出，京师同文馆有着较好的图书资料条件，馆藏书阁存有汉洋文书籍3700本，其中外文为1900本，占一半以上。
除作为课本分往各馆外，听任学生借阅，其内容涉及面非常之广。
在外语教学方面，除了使用上述外国原版的教科书外，也有一些教材是馆内教习自行编纂翻译的。
俄文方面的教材，如1888年由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汉俄合璧韵编》，全书共分上、下两册，由俄国人巴拉第编，柏百福补译。
京师大学堂设立后，几经变化。
总体来说，其学制分为以下几种：
预备科（招收各地中学堂毕业生，学制三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大学专门分科（相当于现本科）和大学院（相当于现研究生院），附设仕学馆（招收已入仕途之人入馆，三年毕业）、师范馆（招考举贡监生入学，四年毕业）和译学馆（1902年底京师同文馆并入大学堂，改为翻译科，1903年设译学馆，翻译科与之合并）。
仕学馆和师范馆要求英、法、德、俄、日语任选一门习之，由外国教习讲授，依次学习音义、句法、翻译、文法等。
预备科分为政艺两科，外文是必修之主课。
政科开设有俄文，每周七学时，教学内容有文法、翻译、作文等。
大学专门分科，后《奏定大学堂章程》将之表述为分科大学堂，分为八科共四十六门专业，其课程分为主课、补助课和随意课。
按照专业的不同，外语可分为主课、补助课和随意课三种，即专业课、公共课和选修课。
如在大学堂设置了外国文学专业，其中包括俄国文学门，俄语为主课，周九学时，同时还要学习俄国近世文学史、俄国史、拉丁语、声音学、教育学和中国文学。
选修课包括中国史、外国古代文学史、心理学、公益学、人种与人类学、希腊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法语、德语、日语等。
中国史学、周易学、中外地理学、万国史学和中国文学专业可在英、法、俄、德、日语中选习其一作为补助课。
而修习英国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和日本文学者，俄语为选修课之一。
译学馆“以译外国之语文，并通中国之文义为宗旨，以办交涉教译学之员均足供用，并能编籑文典，自读西书为成效”。
译学馆分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五科，每人认习一科，达到精通，不得兼习。
无论所习为何国文，皆须学习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历史等九门普通学及交涉、理财、教育三门专门学。
教授外国文先授以缀字、读法、译解、会话、文法、作文，两三年后兼授各国历史及文学大要。
学习以五年为限。
译学馆教员由中国教员和俄籍教员组成。
在馆任教的中国教员有京师同文馆毕业的余大鹏、范绪良、郝树基、陈嘉驹，俄籍教员有伊凤阁、葛理格[6]53。
译学馆除培养办理交涉人员、译员外，馆中还设有文典处，进行词典的编写工作。
文典的编写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
文典的印刷、出版为外语教学、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翻译书籍文报及自学外语提供了内容丰富又实用的工具书[6]55。
清末京师大学堂时期的俄语教育，已不单纯是培养专门的俄语翻译人才或是外交人才，还成为研习其他学科的辅助手段。
这种俄语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更有助于培养新时期复合型人才，也为中国现代俄语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清代俄语教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始终注重翻译能力的培养，通过翻译训练、译书和实践来提高翻译能力；
二是比较重视汉语的学习，从学生来源和课程设置两个方面来保证学生汉语水平。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始终不重视学术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教材的陈旧与匮乏制约着教育的发展；
师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没有形成有效的师资培养机制。
四、俄语教育成果及学术研究情况
清代的俄语教育究竟培养出多少外语人才，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现已无法做出精确的统计，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对个别时段的教育成果进行介绍和分析。
资料显示，俄罗斯文馆的俄语教育在初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培养出一批翻译人才，为中俄两国外交事务做出了贡献。
如马查、富勒泰、乌米泰等人，其中员承宁“熟悉俄罗斯文字，向来俄罗斯事件，俱能悉心译妥”[9]。
高文风查看《事档》后指出：
“从现存档案资料来看，这些俄文翻译人员的成绩相当卓著，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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