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与辽宋金史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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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与辽宋金史1

邓广铭与辽宋金史

编者按：

本文主要从介绍邓广铭教授，字恭三，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东省临邑县；邓先生在辽宋金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建树；邓先生从1936年起，就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时期作为他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一代史学大师傅斯年邓先生在北大史学系“史学方法导论”的课堂上，再三再四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并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经常放在嘴边上；先生晚年对宋代文化的研究十分关注，用力甚多，并对宋代文化的发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以上简略的叙述可以看出，邓先生确实学问博大精深，不但是辽宋金史诸多领域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而且能将辽宋金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中综观全局，把握其发展脉络，对邓广铭与辽宋金史进行讲述。

其中包括：

邓先生学问博大精深，学术研究领域宽阔，他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在辽宋金史方面创获尤多，著作宏富，蜚声海内外，邓先生在晚年还撰写了《朱陈论辩中陈两家王霸义利观的确解》、《陈亮反儒问题辨析》等重要论文，在学人方面，邓先生着重研究了王安石，等。

具体材料请详见：

一

邓广铭教授，字恭三，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东省临邑县。

1923年至1927年，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6年毕业后即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助教。

1937年至1939年，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在北平图书馆专心致力于辛弃疾的研究。

1939年秋，应召辗转至昆明，继续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高级助教。

翌年，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的李庄，潜心于宋史的研究。

1943年至1946年，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

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副教授，1950年任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

1954年至1966年，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8年至1981年，任历史学系主任；1981年至1991年，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1998年1月10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先生在社会上兼职甚多，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编辑委员会主任。

1980年以来，历任中国史学会第二届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

1982年以来，历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

1983年以来，历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顾问。

先生学问博大精深，学术研究领域宽阔，他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在辽宋金史方面创获尤多，著作宏富，蜚声海内外。

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为什么主要集中在辽宋金史方面呢？

他在的《自选集·自序》中说：

“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以及它之所以长时期不曾有所拓展改变，从主观方面说，当然是我自己学力的局限使然，我根本不具备淹通古今中外的条件，不可能从事于浩瀚无垠的古今中外之学，所以只能划疆自守。

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

”先生所说的“主观条件”，显然是谦虚之词，就先生的聪明才智、博学多识，从事于古今中外之学，是毫无问题的。

先生自己也说过：

“我也长时期担任过中国通史的教学工作，所以我的旁鹜别出、上下古今地求索考论的文章也写了不少。

”例如他

五、六十年代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和《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就是在当时史学界颇有影响的鸿论。

他之所以“划疆自守”，恐怕是由于辽宋金史方面需要研究的课题实在太多，而先生的前辈和同辈学人当中，以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者实在太少，满目荒莱，亟须开垦，为了研究得更多更深，也就无暇也无须从事于古今中外之学了。

先生所说的“客观条件”，则是十分地客观存在的。

先生的中学时代，正是“五四运动”之后不久，爱国热情仍甚高涨。

先生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考入北大的，他初步确定以辽宋金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之时，则是“七·七”事变的前夕，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即将全面爆发。

正如先生所说：

“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与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

也正是在这种并不恰当的类比之下，我才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斗争的历史时期作为我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

”后来，他在接受访问时更加明白地说：

“我进北大是在三十年代，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

从我内心讲，有一种民族救亡感和历史责任感，所以我把自己的眼光投向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

宋朝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岳飞、辛弃疾、陈亮这些历史人物是这时期的重要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们的爱国事迹为人民所传颂，自然也打动了我的心灵。

我希望通过表现这些人的爱国形象，挖掘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当时有许多史学家都这样做。

”（《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也就是说，先生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先生所研究的历史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

另外，先生选定辽宋金史作为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也是深受其业师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的影响的。

他上大学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写成了一本《陈龙川传》，作为毕业论文，受到胡适的好评。

1937年初，他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专门致力于《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的写作，则是得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三位先生的大力帮助而实现的。

之后，傅先生对先生的宋史研究又多有指导；陈先生对先生的研究成果则奖勉有加，并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使先生对辽宋金史的学术研究方向更加坚定不移，信心倍增，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更加辛勤耕耘，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填补史学界的空白。

二

先生在辽宋金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建树。

其最早及最突出者，是关于宋代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

早在1924年，先生读了罗曼罗兰的《悲多芬传·导言》之后，就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起了无限憧憬之情。

这对他后来的治学道路，无疑起了导向的作用。

他的第一部宋代英雄人物的传记，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以南宋爱国主义思想家陈亮为传主的《陈龙川传》。

这部著作完成于1936年，至1944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先生满怀爱国主义的激情，为南宋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作传，他努力搜集关于陈亮的资料，仔细体会陈亮所处的南宋时代的氛围，设身处地地描写了陈亮的心理、思想、行为等等和那个时代交织着的错综关系，从而展现了陈亮“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魄，抒发了陈亮抗击金人、报仇雪耻的爱国热情；同时，对陈亮这样一个独立特行、操心危、虑患深的人，倍受侮弄和惩罚，困顿蹉跌以至于死的悲剧，表示了愤懑和同情。

《陈龙川传》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先生的第一部著作，难免有不足之处。

先生生前多次说过要加以修订，并且已经列入了计划，但因突患不治之症，未及了却这一夙愿。

不过，先生晚年根据美国友人田浩教授提供的宋刻《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对明刻三十卷本《龙川文集》进行了重新整理，成为目前最完备、最准确的《陈亮集》（增订本）；同时，撰写了《三十卷本＜陈龙川集＞补阙订误发覆》一文，以补五百年来阙佚之文，以正五百年来未正之谬，以发五百年来未发之覆，为进一部研究陈亮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的确是一桩具有深远意义的事。

另外，先生在晚年还撰写了《朱陈论辩中陈两家王霸义利观的确解》、《陈亮反儒问题辨析》等重要论文。

淳熙十一年（1184），陈亮因被诬告入狱，在他获释之后，朱熹写了一封信，劝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

（《朱文公文集》卷三六）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思想和主张的误解，便和朱熹进行了一场长达将近三年之久的关于“王霸、义利”的辩论，成为南宋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但是，陈亮对王霸义利的一元论的理解，不但未被朱熹所接受，而且，直到八百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仍然认为陈亮是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

先生在《陈龙川传》中也是持这种看法的。

先生晚年，经过深入思考，认为从朱熹到今人，都是对陈亮的误解。

因此特地专门撰写了《朱陈论辩中陈两家王霸义利观的确解》一文，澄清了这个被历代学人误解了800年的哲学命题。

在《陈亮反儒问题辨析》一文中，特地对陈亮的“殿试策”中关于“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的话，进行了辩析。

他经过翻复思考，认为宋人危稹、清人全望祖以及近半个世纪之前他本人的解释，全都是一些曲解。

正确的解释是：

这段对策只是反对那些专讲形式的虚文琐节，而不是对于孝道的根本否定。

因而不是为了攫取功名而曲学阿世、有意逢迎。

从而推翻了又一桩已经流传了将近800年的关于陈亮的公案。

这些论文都是发前人所未发，使对陈亮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精确了。

先生撰写传记的第二个英雄人物是南宋的爱国词人辛弃疾。

有关辛弃疾（稼轩）的著述，主要有《辛稼轩年谱》、《辛弃疾（稼轩）传》、《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等专著，以及《＜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辛稼轩交游考》、《爱国词人辛稼轩》、《辛稼轩的归附南宋和＜美芹十论＞的奏进》等一系列论文。

该组成果中，既有考证文章，又有研究论著，还有对于稼轩诗词文的整理注释；既各自独立，特性分明，又相辅相成，从历史的深度融铸为一个整体。

辛稼轩是南宋历史上具有多方面才智的英雄豪杰人物，是两宋词人之巨擘。

他在其社会实践、在其诗、词、文中体现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曾经激励过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稼轩词作中沉挚的理念与意境，“驰骋百家，搜罗万象”的丰富内容，激越清丽、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使其词章无疑居于宋词成就的巅峰。

关于辛稼轩的生平事迹，由于其文集失传，缺乏行状碑铭之类比较完整的传记资料，故而多已湮没不彰。

《宋史》本传及笔记杂谈中的记事，或多错误，或失枝节。

稼轩词的写作时次问题，同样始终难以排比清楚。

清代辛启泰所编《稼轩年谱》、《稼轩集抄存》，近代学者梁启超所编《辛稼轩先生年谱》、梁启勋所编《稼轩词疏证》等，均未能恰当解决。

先生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对有关辛稼轩生平行实的资料进行广泛的搜讨。

他一方面查阅宋元二代之史籍、文集、志乘、笔记，辗转访求辛氏宗谱，遍考稼轩履历、交游；一方面将不同系统的辛词刊本汇合比勘，追溯版本渊源，斟酌编置次第，旁搜博采，增补辑佚。

他以“细大不捐”为原则，以期“积破碎为整体”，庶可概见辛氏行实之一般。

经过长期不懈的钩稽积累，严密翔实的细致考证，厘清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纷纭参差，对于稼轩南渡后的用舍行藏诸大端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对于稼轩词的编年随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早在1937年，先生就以《＜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一文为学术界所瞩目。

该文于《国闻周报》上刊出后，受到胡适、傅斯年等著名学者的好评，当时与先生尚不相识的陈寅恪先生也对此文大加称许。

1939年，《稼轩词编年笺注》初稿完成，即被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称作“钩稽之广，用思之密”，令人“惊为罕觏”；并且说：

“得恭三兹编以鼓舞之，蔚为风会，国族精魂将怙以振涤，岂第稼轩功臣，与洪（兴祖）、顾（嗣立）比肩已哉！

”尽管收到诸多大师的褒扬，先生并未丝毫自满于已经获取的成就，而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数十年如一日，严肃细致地对待稼轩生平的研究与稼轩著作的整理工作。

先生所作《辛稼轩年谱》，初稿完成于三十年代后期，1947年首次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解放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先后印行，1997年5月增订本出版。

《辛弃疾（稼轩）传》五十年代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两次印行。

《稼轩词编年笺注》初稿于1937年至1939年间编撰完成，五十年代中，在原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1956年首次交出版社印行；1962年进行首次增订，十年浩劫之后，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经长达14年之久的再度修订补充，增订三版于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出版于1997年的《辛稼轩年谱（增订本）》，从资料的收集、史料的处理，都体现出作者匠心独具之处。

先生通过详尽细密的考证，指出晚清人重编的《铅山辛氏宗谱》中，在涉及到辛稼轩及其子孙的材料中，出于明清人伪造者十居七八，但在众多颠舛荒唐的编造之外，也有值得凭信的史料。

例如《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尽管因辗转传抄，其中脱误甚多，却的确出自南宋末年人手笔，是确实可信的辛稼轩传略，对于述写辛稼轩的生平事迹，是极富史料价值的一篇文字。

《辛稼轩年谱》虽然分年隶事，亦兼用纪事本末之体，以综贯叙述，使读者得见事件原委。

增订本之内容，不仅关系到辛稼轩的个人事迹，而且提纲挈领地阐论了南宋时期的诸多军国大事；将个体事迹置于时代波澜之中。

从而使读者强烈地感悟到，正如朱熹所说，辛稼轩“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他南归之后，虽然终其身并未被南宋朝廷置之于参与决策人员之列，而其本人却时刻关心着国家的休戚和民族的命运。

《稼轩词编年笺注》与《辛稼轩年谱》二书互为表里，互有详略。

《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一书，更是先生半个多世纪研究心血凝聚之结晶。

该书以《题记》、代序《略论辛稼轩及其词》开篇；主体部分依辛弃疾（稼轩）词创作之年代，分为“江、淮、两湖之什”（共收词88首，起南归之初迄宋孝宗淳熙八年）、“带湖之什”（共收词228首，起宋孝宗淳熙九年迄宋光宗绍熙三年）、“七闽之什”（共收词36首，起宋光宗绍熙三年迄绍熙五年）、“瓢泉之什"（共收词225首，起宋光宗绍熙五年起宋宁宗嘉泰二年）、“两浙铅山诸什”（共收词24首，起宋宁宗嘉泰三年迄宋宁宗开禧三年）及“补遗”（共收词28首）等六卷；全书共收辛词629首。

书后附有“诸家赠酬词”、“旧本稼轩词集序跋文”及“稼轩词索引”。

对于辛词的编年与笺注，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其六百余首词章理解之确当与否及研究之深入程度。

在《稼轩词编年笺注》的《例言》中，先生指出：

“明悉典实则词中之涵义自见，揆度本事则作者之宅心可知。

”为帮助对于稼轩词的探索和阐发，《笺注》一书尽量将涉及到稼轩词本事的时间、地点、人物考索清楚，把词章的写作背景交代明白，从而使诸多词作因联系于具体生动的历史情境之下而更加显得意蕴深邃、警动鲜明。

与此同时，邓广铭先生以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严谨态度判定取舍，凡属凿空无据之词、游离寡要之说，书中概不阑入。

众所周知，辛稼轩在其创作中，融经铸史，贯穿百家；而且，其“书袋”当中之丰富贮藏，乃是三教九流兼收并蓄的。

他在词章中驱遣自如的大量史事与典故，致使读者往往对于词中涵义有无从索解之感。

先生在对稼轩词进行笺证的同时，把词中所徵引的往事、使用的典故、成语等等一并作出注释，凡其确为脱意前人或神化古句者，皆为之寻根抉原，注明出典。

这不仅为今日的阅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其考订、笺证、注释本身，即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高水平学术篇章。

茅盾先生读了《稼轩词编年笺注》之后，由衷地称许这是一部“传世之作”。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先生充分汲取了全国各地读者、专家的宝贵意见、建议，并且根据本人陆续查询所得资料及研究心得，对于稼轩词的编年隶事又作了一番调整，作出了比较重要的补充、修订。

这次增订，历时14年之久，该书面世后，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被称之为近代以来“对辛词之研究致力最勤、成果最丰的一位学者”（缪钺、叶嘉莹《灵厝词说》“论辛弃疾词”）。

作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对于辛稼轩事历及南宋朝史事的研究，对于稼轩诗词文的编年、笺注，堪称历史人物传记撰著及古典诗词文献整理之典范。

三

先生从1936年起，就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时期作为他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

陈亮、辛弃疾固然是两宋与辽金对峙时期的重要人物，但都并未处于政治、军事斗争旋涡的中心。

于是，先生又选择了北宋最伟大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和南宋最杰出的军事家岳飞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1944年，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举国上下掀起抗日救国的民族战争的高潮之中，先生应重庆胜利出版社的约请，撰写了《岳飞》一书。

第一次“努力要把岳飞传记的述写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上来”（《岳飞传（增订本）·自序》），把岳飞这样一个“因其战绩而久已彪炳史册的人物”，这样一个“战士和英雄”，“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的人，使他能够活泼亲切地矗立在每个读者的面前”。

（《岳飞·序》）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恰恰是《岳飞》一书印成发行之时。

这一巧合使先生十分兴奋，他后来回忆说：

“此事使我既感高兴，又感荣幸，且将永记不忘。

”

1954年，在教学之馀，先生把十年前所写的《岳飞》进行了一次改写，大大扩充了篇幅，并改书名为《岳飞传》，于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1978年，在粉碎“四人帮”、实行“拨乱反正”之后，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

先生虽年过七旬，却又焕发了学术的青春。

在担任历史系主任之时，又对二十多年前所改写的《岳飞传》进行了大幅度地修改。

这一工作断断续续，亘时五年之久，至1982年修改完毕。

这次修改名曰“增订”，实为重写。

因为，据先生自己的粗略估计，“改写的部分至少应占全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岳飞传》（增订本）于1983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4月又印刷了一次，两次印刷共达176，000册。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印刷数量如此之大，是十分罕见的。

先生在《岳飞传》（增订本）的《自序》中写道：

“我的愿望是：

通过这本书，能把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勾画出来，把他一生所建立的事功，他的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都能如实地、真切地描绘、表述出来，并对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和公允的评价。

”读过这本英雄人物传记的人们，都认为作者的这一愿望圆满地实现了。

实际上，这部著作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位英雄人物的传记。

它实际上也是一部两宋之际的政治史、军事史，是一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史。

先生对于岳飞的研究，除了三写《岳飞传》之外，还陆续发表了《＜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辨》、《论岳飞》、《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南宋对金斗争的几个问题》、《“黄龙痛饮”考释》、《＜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及《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等论文十馀篇，解决了一系列多年聚讼纷纭的公案。

例如，先生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公亮《武经总要》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确证所谓“拐子马”根本不是岳珂《鄂王行实编年》、章颖《中兴四将传》及《宋史·岳飞传》中所说的“三人为联，贯以韦索”，而是指“左右翼骑兵”，澄清了800年来对“拐子马”种种附会和误解。

又如，他经过多年的考虑，于1981年春天和秋天，连续写了两篇文章，一一祛除了余嘉锡、夏承焘先生提出的疑点，从各个方面论证了《满江红》词“其唯一不容置疑的真正作者，只能是南宋名将岳飞”。

1940—1942年，在撰写《岳飞》之前，先生还撰写了一部《韩世忠年谱》，1944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宋会要辑稿》、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熊克《中兴小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杜大圭《名臣碑传琬琰集》、李幼武《名臣言行录》及《宋朝南渡十将传》、《宋史》等书为主要取材之所，方志、笔记、文集中涉及韩世忠事迹者，亦均旁搜博采，少有遗脱。

此书虽然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作品，但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韩世忠和岳飞均为“南宋中兴四将”中人，《韩谱》的编纂对于岳飞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先生三写《岳飞传》，前后用了将近40年；而他四写《王安石》，则前后用了将近半个世纪。

1951年，先生就写了一本取名为《王安石》的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开宗明义，突出地提出了王安石所主张的“天变不足畏，祖宗在足法，人言（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原则，以为这虽然是由司马光、范镇等保守派人物首先揭发出来的，实际上却是最真切地对王安石的传神写照。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据说，毛泽东主席会见他时，曾称赞他访华的勇气，与宋朝宰相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中的“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颇为相似云云。

于是人民出版社即派人与先生商谈，希望把1951年出版的《王安石》中叙述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之处加以扩充，争取年底重印出版。

先生则以为《王安石》乃二十多年前的旧作，要重印，必须作大幅度的修改。

于是商定一年之后交稿。

当先生1974年交稿之时，全国正开展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运动。

出版社认为先生的书稿中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映得很不够，要求加以修改，增强“时代气息”。

先生只好把全书又做了一番修改，审查通过之后，到1975年7月才得以出版，书名为《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一书撰写和修改之日，正是“四人帮”势焰熏灼、不可一世之时。

对于“四人帮”在史学领域所制造的种种妖氛毒气，凡属其包藏的祸心最邪恶，比较易于觉察的，先生大致上能够识别出来，并能予以抵制。

但是，当时学术领域的大气层全被“四人帮”毒化污染，先生也终于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把王安石称为法家政治家，把王安石变法时期的革新派与守旧派人物的论战和斗争说成是“儒法斗争”等等。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先生又“三写王安石”，努力把凡是已经觉察的那些受“评法批儒”毒化、污染、影响之处，一并加以廓清。

另外，又添写了《附说与“三不足”有关的两个问题》一节和《断西夏右臂的河湟之役》一章。

这一修订本于1978年修改完毕，1979年5月出版。

16年之后，先生又对《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修订本）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历时两年，于1997年10月出版，书名也改为《北宋政治家王安石》。

先生之所以在髦耋之年“四写王安石”，原因之一是《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修订本）中仍有一些有关四人帮“评法批儒”的污染因素，需要继续加以清除。

此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先生在《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序言》中所说的：

“这次之所以对《王安石》进行大幅度的修改，虽有不少原因，但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因为，在近十多年内，我一直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宏观政治气氛之中，经历了思想战线上的一次拨乱反正的大辩论，更加明确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治国、治事、治学、治史的正确导向；而随时随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万千现实事例，更使我受到启发，加深了对王安石发动于十一世纪的变法革新事业的理解和认识。

”先生认定：

“王安石既有军政韬略，又有施政才能，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

”“王安石关于变法改制的全部构想，可以说都是合乎时势之发展趋向，应乎民众解除患苦的迫切需求的。

”但是，南宋以来，倾泻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以莫须有的罪状来丑化王安石的种种谤言谤语，虚记枉载，以及对王安石的一些高超言论和卓越业绩的歪曲湮没，迄今几近千年而未得昭雪。

先生“四写王安石”，就是要彻底“清除所有积淀深厚的污染，改变千百年来所铸成的对王安石的那些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

也就是“想凸现出一个抖落所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革家，使其能够以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在读者的面前”。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一目的终于在先生九十华诞前夕实现了。

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何处最能体现王安石的风度和丰采呢？

正如漆侠先生所说，莫过于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三不足’精神”；二是“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三是“摧制豪强兼并”与“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主张和变法实践。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流俗之言）不足恤”这一“三不足”精神是王安石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

在变法革新过程中，正是这一精神鼓舞革新派们扫除重重思想障碍，打退保守派们一次次的猛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