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本科学术论文写作示例第4辑本土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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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本科学术论文写作示例第4辑本土文学
中文本科学术论文写作示例:
第4辑:
本土·文学
彭敏:
元结《湖南杂记》初探
彭敏:
元结《次山铭叙》初探
凌云:
白发渔樵江渚上——论古诗文中的渔父形象
刘瑞:
《潇湘听雨录》与永州
元结《湖南杂记》初探
彭敏
摘要:
“湖南杂记”是元结任职道州(今永州)期间所作一组山水游记的总名,这一名称由明代袁宏道等人提出,从一个侧面概括了元结散文的特色,也表明了元结与湖南永州山水的特殊关系,其意义与后世总称柳宗元游记有“永州八记”实具异趋同工之妙。
关键词:
元结;湖南杂记;山水游记;道州;永州
一“湖南杂记”题名之由来
《湖南杂记》是元结所作一组山水游记,共七篇,即《右溪记》、《寒亭记》、《茅阁记》、《九疑图记》、《广宴亭记》、《殊亭记》、《舂陵菊圃记》,见于明代《名山胜概记》一书。
《名山胜概记》是一部经数次删改、增补而逐渐完善的山水游记总集。
此集的成书最先缘起于明代何镗所编之《古今游名山记》十七卷,何本刻于嘉靖四十四年,采方志、文集编辑而成,资于文史地理考证,颇有流传。
然而其集或“一山而两记兼录,甚至襍以四三,遂使简帙浩繁”[1],又或见于通志而未录入。
因此,慎蒙在何镗的基础上删繁补遗,增补各通志中所遗之山川胜迹,且篇末附有简短评论,成书《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十六卷,刻于万历四年。
慎本较何本字迹清晰,且对各地景物记载更详细具体,但因删去大量历代文人的游赏文字,亦为一憾。
稍后之张缙彦、谷应泰、卢高等人则又在何本和慎本的基础之上进行综合、增补,“郡自为卷,人自为篇,故先后不紊”[1]。
《名山胜概记·凡例》言:
“山水篇目既以类从,如柳子厚永州,李孝光雁山,蔡石屋洞庭,皆丛杂其名,为一时之述,又不敢分拆以伤旨趣。
”分门别类,严密组织,终成《名山胜概记》定本,刻于崇祯六年。
《名山胜概记》又题《天下名山胜概记》或《名山记》,全书48卷,包括名山图和附录各一卷,成书后流传甚广。
元结所作之七篇游记文即首次在《名山胜概记》第三十卷湖广四中,编排为“湖南杂记”一组,而其《浯溪铭》等二十二篇铭文之叙则总名为“次山铭叙”,列于“湖南杂记”之后。
“次山铭叙”照例有点评文字,此点评是引自袁宏道语:
“次山诸铭,幽奇孤冷,足发山水之性,每首前用小叙记,尤佳。
”由此或可推断“次山铭叙”之称出自袁宏道,而“湖南杂记”之称亦应当出自袁氏。
《湖南杂记》七篇中,有四篇所记为湖南道州(今为永州道县)山水,均为元结道州任上作,分别是:
《右溪记》,作于永泰大历年间,具体年月不可考,所记为道州城右小溪;《寒亭记》,作于永泰二年,所记为江永县南暖谷中之凉亭;《九疑图记》,作于永泰二年,记九疑山;《舂陵菊圃记》,亦作于永泰二年。
另《茅阁记》一篇作于永泰元年,所记为衡阳孟中丞之亭阁。
此外即《广宴亭记》与《殊亭记》,均作于宝应二年,是时元结家居武昌樊水之郎亭山下,所记为湖北武昌之景。
应属《名山胜概记》编者误收。
鉴于“湖南杂记”之题名,本文将重点讨论元结有关湖南的五篇杂记。
二元结生平及与湖南之关系
元结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生于开元七年(719),卒于大历七年(772),河南鲁山人,字次山,始号元子,后因避乱居猗玗洞,号猗玗子,后又称浪士、漫郞、聱叟、漫叟。
十七岁(开元二十三年)始从其宗兄元德秀“折节向学”,二十九岁(天宝六年)赴长安应考,时因李林甫恐新进之士斥言其恶,令布衣之士无一入选而名落。
元结愤然而归,次年再游长安,终无所获,又因多病而返家乡商馀山,此后即在商馀山习静养病,如是三年,俨然一遁世隐者。
天宝十二年,元结再入长安,作《文编》,得礼部侍郞赏识,于第二年春进士及第,是年因从兄元德秀卒,遂归家,之后仍居商馀。
至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父戒其勿自安山林。
第二年,元结举家避难于猗玗洞,自号猗玗子,作《猗玗子》三篇。
又越一年,乾元元年,史思明复反,元结集邻里二百余家,出奔襄阳,自全于瀼溪,自号为浪士,作《浪说》七篇。
乾元二年,国子司业苏源明举荐,肃宗召,不得辞,乃奉诏北上,任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此为元结首次任职。
之后元结奉旨于唐、邓、汝、蔡等州招缉义军,抗叛军,是时史思明畏元结,不敢南侵,十五城得以保全,元结理兵之才亦以初显。
是年为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元结编《箧中集》,收当世诗人沈千运等七人诗二十四首入集,所选皆淳古淡泊之音。
此后元结一直身居下位,先后佐来瑱幕、吕諲幕,并曾因廉问到岳州(即今湖南岳阳),此当为元结首次入湖南境内。
上元二年,江南之潭、岳、郴、邵、永、道、连、涪等九州皆并入荆南之属,此九州大多属今湖南之地,元结时仍为荆南节度判官,领荆南之兵,镇于九江,但与湖湘之关系却更近一层。
是年,作《大唐中兴颂》,刻于浯溪(在今湖南永州祁阳境内)崖石之上,颜真卿书,世称“摩崖碑”。
上元三年(即宝应元年),吕諲卒,元结不久亦以母病乞归,居于武昌樊水之郞亭山下,每日纵情山水,耕钓自娱,得聱叟、漫叟之号。
其《广宴亭记》与《殊亭记》即作于此间。
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元结被任为道州刺史,次年五月到任,自此,可谓与湖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任道州刺史期间,元结勤勉于政,亲自巡游各属,体察民困,不仅令境内无所犯,且屡进奏表,为百姓请免征赋。
未到任之前,道州常遭西原兵侵扰,百姓损伤极大,“人十无一,户才满千”[2],元结至任后,立“行古人之政,二年间,归者万余家,贼亦怀不敢来犯”[2]。
又如其至任仅月余,上有征求符牒急催,言若不领命则问罪贬削,元结怜百姓之苦,冒罪违命,并上《免科率状》,为百姓请免租税得允。
是年,西原又攻永州,破邵,而丝毫不犯道州,皆因元结之政。
永泰一年,元结以道州常受西原侵扰,百姓疲苦,又上《奏免科率状》求放免配率以抚民,为百姓得免钱九万余贯。
此外,元结又十分重视明昭先贤以传教化。
如永泰元年,因传虞舜葬于苍梧九疑,遂于州西之山南立舜祠,撰《舜祠表》,以明先诏。
次年,又立舜庙,进《论舜庙状》,着人岁时扫洒供奉。
元结领道州期间,遍游山水。
永泰元年,游九疑,作《登九疑第二峰》;同年,罢守离州赴衡阳,为孟士源所建之茅阁作《茅阁记》;永泰二年(即大历元年),奉命返道州,仍领刺史,归道州而作《舂陵菊圃记》,又或《右溪记》亦作于是时;同年,巡属县江华,作《寒亭记》,又游阳华岩,作《阳华岩铭》。
是年冬,元结自道州诣长沙以计兵事,路经零陵,发现朝阳岩并命名,作《朝阳岩铭》与《朝阳岩下歌》。
次年春自长沙返道州,又经零陵,作《欸乃曲》五首。
大历三年,因容州为西原蛮所陷,朝廷调元结往治之,元结乞辞不得,遂理容州。
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有载:
“君单车入洞,亲自抚谕,六旬而收复八州。
”[2]次年,元结再辞容州职,代宗欲召其入朝,勅命未到而丁母忧。
之后朝廷再召元结赴容,元结三请辞,终得允,于是闲居浯溪,号其居曰漫郞宅,与山水为伴,赋诗作文,如是三年。
直至大历七年春,奉命朝京师,不幸染疾,卒于旅次,时年五十四岁。
是年,迁葬于家乡河南鲁山。
元结自广德二年(763)任道州刺史,到大历七年(772)赴京卒于途,除大历三年往容州讨西原外,居湘近十年,除其家乡河南鲁山,惟此算是长居之地,因此湖南可谓元结的第二故乡。
而《名山胜概记》选其七篇游记编为《湖南杂记》,内有五篇直记潇湘,算得上是元结与湖南之情的独特的纪念。
三《湖南杂记》的思想性
《湖南杂记》七篇均为游记文字,而细读各篇,则知其并非单纯记叙山川景物,而是夹叙夹议,不时透露出元结思想的端倪。
元结自四十一岁入仕途,五十一岁谢职居家,沉浮于宦海十年之久,虽从未居朝中要职,却勤于政事,无论理兵拒贼还是治理州县,皆有功绩,当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而他又屡次辞官,寄情山水,与耕者酒徒交,悠哉乐哉,俨然一方外之士,又似深受道家思想的浸染。
那么元结之思想究竟如何?
这从他的《湖南杂记》亦可窥见一斑。
《茅阁记》中,元结因炎夏感茅阁“长风寥寥,入我轩槛,扇和爽气,满于阁中”,而联想“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热,谁似茅阁,荫而庥之”,正可谓笔锋一转,忧民之心喷薄而出。
进而又叹曰:
“贤人君子为苍生之庥荫,不如是邪?
”作为贤人君子,就应当庇佑保护天下苍生,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与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的“敬德保民”思想一脉相承。
元结文韬武略兼备,身怀济世之才,渴望能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保国家社稷于危急时刻,事实上他也是以此为目标严格要求自己的,在他几度出任地方官期间,虽官位低下,但并不怨天尤人,而是专心平叛剿贼,修明政治,安抚百姓,使能治所政局稳定,百姓安和。
这种将儒家民本思想灌注于实践当中的理性处事方式让元结受到世人的高度赞扬,杜甫即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盛赞道“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
《九疑图记》极颂九疑之盛景,称“九峰殊极高大,远望皆可见也,彼如嵩华之峻峙、衡岱之方广”,又叹“不知海内之山,如九疑者几焉”。
永州山极多,或雄伟或秀丽,可游览者何只十数,而元结独赞九疑,必有原因。
事实上因为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九疑早已是舜的代称,赞九疑何异于称舜?
任道州期间,元结又立舜祠,上《舜祠表》,立舜庙,进《论舜庙状》,认为立舜庙为“盛德大业,百王师表”,不可“殁于荒裔,陵庙皆无”,而应“表圣人至德及于万代”。
可见元结于政治、教化方面极为推崇尧舜,虽不致似孟子般“言必称尧舜”,在政教方面却是十分认同儒家正统观点的。
而他对于九疑山的称颂,归根结底是对尧舜之道的彰显,对儒家正统思想的维护。
“贤人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择所处,一旦遭人不爱重,如此菊也。
”此为元结在《舂陵菊圃记》中的慨叹。
元结初任道州时曾种菊于庭下,至其外任重返,菊竟惨遭践踏,因而从种菊联想到君子之立身亦需“慎择所处”。
元结身逢安史,天下纲常错乱,大道不存,纵是治世之伟才,亦不得重用,一般贤人君子又何地自处?
一如舂陵之菊,虽“方华可赏,在药品是良药,为蔬菜是佳蔬”,怎奈“舂陵俗不种菊”,无人赏爱,横遭暴殄。
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元结由菊生出“慎择”之思了。
孟子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恐怕就是说的元结一类人吧。
又《右溪记》写道州城西一无名小溪“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美不胜收,可惜“置州己来,无人赏爱”,于是“徘徊溪上,为之怅然”,感叹哀悼如斯美景无人欣赏。
与惜菊之情相类似,元结或是借此溪抒己怀。
元结身负伟才且心怀大志,然而自其入世以来便常年沉沦下僚,不得重用,当时已年近五十,却远离朝堂,身陷偏鄙,虽其心性淡泊,乐于隐逸,但总不免耿耿于怀。
又由此细推敲了去,元结之“隐”确为信道之“隐”乎?
元结第一次隐,为赴长安应考,遭宰相弄权名落,愤然而隐,此当为被迫之隐;第二次隐为辗转多年仍为他人幕,怅然而隐,此亦为被迫而隐;第三次隐为朝廷远调,不堪愈行愈远,决然而隐,此虽不可称之为被迫,但亦有无奈之意;最后,元结终得代宗召赴朝廷,“上深礼重,方加位秩”[2],虽尚未列位而染疾长逝,但亦可见出元结对此次赴京颇赋重望。
由此看来,元结之隐并非真隐,而是一种穷达进退的儒家态度。
四《湖南杂记》的文学性
元结是盛中唐转折时期重要的文学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为古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欧阳修曾评曰:
“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
可谓特立之士哉!
”[3]章学诚则说:
“人谓六朝绮靡,昌黎始回八代之衰。
不知五十年前,早有河南元氏为古学于举世不为之日也。
呜呼!
元亦豪杰也哉!
”[4]近人钱基博则认为“韩愈柳宗元之有元结,犹陈涉之开汉高项羽”,元子之文“力扫雕藻绮靡之习,而出之以清刚简质”。
[5]足以见得元结在唐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元子对古文的贡献是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就内容方面而言,元子作文从不虚幻无物,空发议论,而是以实物实景为兴起借以抒发实情实感,他遵从“文以载道”,却又立足现实,继承的是《诗经》的实践理性传统。
就形式方面而言,元结绝不承袭六朝遗风专事骈偶,而是新创各式散文体,如寓言文、杂文、铭叙、游记等。
而《湖南杂记》一组五篇便是元结对古文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革新的典型例子。
先以《右溪记》、《茅阁记》为例:
道州城西百馀步有小水,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屈不可名状。
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
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
而置州已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
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焉。
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
(《右溪记》)
文章先点出小溪位置,描其胜景,然后由此引发议论,表达遗憾怅恨之情,最后又转回实处,写修治刻铭之事。
以右溪为记,叙溪当为实,闲议当为虚,而议论如斯,主旨凸显,乃为不得志者鸣不平,方知议论为主,记景为宾。
实处为宾,虚处为主,诡谲奇妙,实借《左传》之叙事笔法。
又短短百余字小文,有主有宾,有实有虚,一情三转,曲折回环,实非习六朝文者所能及之。
乙巳,平昌孟公镇湖南,将二岁矣。
以威惠理戎旅,以简易肃州县,刑政之下,则无挠人。
故居方多闲,时与宾客尝欲因高引望,以抒远怀。
偶爱古木数株,垂覆城上,遂作茅阁,荫其清阴。
长风寥寥,入我轩槛,扇和爽气,满于阁中。
世传衡阳暑湿郁蒸,休息于此,何为不然?
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热,谁似茅阁,荫而庥之?
於戏!
贤人君子为苍生之庥荫,不如是邪?
诸公咏歌以美之,俾茅阁之什,得系嗣于《风》、《雅》者矣。
(《茅阁记》)
要叙茅阁之由来,先赞孟公之政,因孟公政清而得闲游山,因游山而作茅阁,茅阁始出,又不详叙,却写阁中爽气,再由爽气联系到苦热之天下苍生,进而由茅阁之荫苦热者联想到贤人君子当为苍生之庥荫。
千般引诱,始和盘托出,而主旨鲜明,又与开篇赞孟公之政两相呼应。
百折千回、前后勾连而浑然无迹,此亦左氏之笔法。
读以上两篇则知元结之游记非纯记景之文,必当有议,凡议论之处又绝非虚妄空泛之谈,而必当与百姓与时政相牵连,皆落于具体细微之实处。
又知元子作文,不喜引经据典,文字骈散有间,简朴古拙,读之有去除繁文缛节之轻快感。
再读《寒亭记》、《九疑图记》:
及亭成也,所以阶槛凭空,下临长江,轩楹云端,上齐绝巅。
若旦暮景气,烟霭异色,苍苍石墉,含映水木。
(《寒亭记》)
在九峰之下,磊磊然如布棋石者,可以百数。
中峰之下,水无鱼鳖,林无鸟兽,如蝉蝇之类,听之亦无。
往往见大谷长川,平田深渊,杉松百围,榕栝并之,青莎白沙,洞冗丹崖,寒泉飞流,异竹杂华。
回映之处,似藏人家……
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岳,已出荒服。
今九疑之南,万里臣妾,国门东望,不见涯际,西行几里,未尽边陲。
(《九疑图记》)
元结记景,境界可大可小,大则纵横捭阖,可越千年万里,小则玲珑精致,细至鱼鳖蝉蝇。
特别是“九疑之南,万里臣妾”几句,行云流水,汪洋恣肆,有庄骚遗风。
细论之,又不似庄骚般上天入地,奇奇幻幻,而是句句记实景,抒实情。
章学诚曾说:
“元之面目,出于诸子,人所共知,其根蕴本之骚入,而感激怨怼、奇怪之作,亦自《天问》、《招魂》扬其余烈,人不知也。
”认为元子文章之根源是屈骚,不无道理。
但元结文章取法多方,于《诗经》、《庄子》、《离骚》、《左传》等均有所承,以致其文简淡高古、境高韵远,独别于俗流之作,实开唐代游记文之先。
可叹世人皆知柳宗元《永州八记》为游记体散文奠基之作,却不知早在柳子之先早已有元结《湖南杂记》独当一面。
参考文献:
[1]慎蒙.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叙[M].明万历四年刻本.
[2]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A].颜鲁公文集[M]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36.
[3]欧阳修.集古录跋[M].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4]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
中华书局,1985.
[5]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
中华书局,1993.
(本文待刊。
)
《次山铭叙》初探
彭敏
摘要:
“次山铭叙”是元结一组共二十四篇铭文之序的合称,始见于明代《名山胜概记》各书。
元结作品中以文体而论,铭文最多,这一特点与他所主张的古文运动有关。
而后世将其铭文中的序文独立出来,又合编为一组,突出体现了元结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侧面,使其具有了更加鲜明的文学及文化特色。
关键词:
元结;次山铭叙;名山胜概记;铭文;永州
一“次山铭叙”题名之由来
《次山铭叙》是元结一组铭文所作序文的总称,这些铭叙分别是:
浯溪三铭,即《浯溪铭并序》、《峿台铭并序》、《
庼铭并序》;《七泉铭并序》,即《潓泉铭》、《汸泉铭》、《淔泉铭》、《
泉铭》、《涍泉铭》、《漫泉铭》、《东泉铭》;以及《水乐铭并序》、《东崖铭并序》、《寒泉铭并序》、《阳华岩铭并序》、《窊樽铭并序》、《丹崖翁宅铭并序》、《瀼溪铭并序》、《异泉铭并序》、《抔樽铭并序》、《退谷铭并序》、《抔湖铭并序》、《五如石铭并序》。
“次山铭叙”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明人所编《名山胜概记》中,其中共收元结铭文二十二篇,并以“次山铭叙”总题名。
实际上元结共有铭文二十四篇,另两篇为《冰泉铭并序》和《朝阳岩铭并序》,亦依水石而作,《名山胜概记》编者未收,或是疏漏,今当为之补入。
此二十四篇除《水乐铭并序》、《瀼溪铭并序》、《异泉铭并序》、《抔樽铭并序》、《退谷铭并序》、《抔湖铭并序》作于湖北,《冰泉铭并序》作于广西外,其余十七篇均作于道州,即今湖南永州。
《次山铭叙》二十四篇省略铭文,专收小叙,使各独立成篇,又合编为一组。
各篇皆精巧简练,记咏水石风光,作为一组游记散文传世,颇具特色。
二《次山铭叙》所体现的儒者思想
(一)借铭以传儒者心
铭是指一种铸刻在器物、石碣上警戒自己或称述功德的韵文,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体。
相传上古黄帝之时即有铭文,《文心雕龙·铭箴》云: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虡而招谏。
”又称:
“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
”以“铭”、“名”互释。
器有可观,则先正其名;而名非空名,必审其用而名之。
而器之用则以其能载功德、诫后人为贵。
元结十分爱铭,他的所有文章中惟铭文的数量最多。
元结乃尚奇好异之士,所游之处,常自名之,故多铭,此不足为怪。
然而细读元结之铭,即不难发现,其实元结于所有文体当中尤好铭文是有其深层原因的。
元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率先“独作古文”,举起复古大旗。
唐代前期的文风深受六朝影响,作文必用骈体,必讲究格律、词藻、典故,浮靡空虚、华而不实,虽屡禁而不止,已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
要扭转这种中毒颇深的文风,并非如陈子昂和“唐初四杰”一般喊喊口号便可成事,元结选择了实践的方式,他的文章从形式到内容都迥异于六朝之流俗,文体、文风直追上古。
铭文自轩辕氏始,在诸多文体当中,当是最古老的一种,元结奋力作铭文,可谓用心良苦。
与萧颖士、李华等人的复魏晋之古,韩愈、柳宗元的复两汉之古相比,元结的复古是最彻底的,他力主复三代之古。
然而与众古文运动家不同之处并不仅限于此,元结并非为复古而复古,其表现于文学上的复古是有其精神根源的。
元结所真正追求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复古、精神上的复古。
于此,元结挚友颜真卿有肯切的评价,言“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并称其为“今之古人”。
铭文作为文体,自古有颂扬道德,警诫世人之功用,这成为元结好作铭文的又一深层原因。
《瀼溪铭并序》:
“古人喜尚君子,不见君子,见如似者,亦称颂之。
瀼溪,可谓让矣。
让,君子之道也。
称颂如此,可遗瀼溪,若天下有如似让者。
”“浪士作铭,将戒何人?
欲不让者,惭游瀼滨。
”《异泉铭并序》:
“君子之道,显与晦殊。
为此铭者,忘道也欤?
”《抔湖铭并序》:
“故曰人不厌者,君子之道。
於戏君子!
人不厌之。
死虽千岁,其行可师。
”《抔樽铭并序》:
“时俗侥狡,日益伪薄。
谁能抔饮,共守淳朴?
”《七泉铭并序》:
“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终不惑也。
故命五泉,曰潓、
、涍、汸、淔。
欲来者饮漱其流,而有所感发者矣。
”等等。
元结铭文中此类语句特别多,甚至有些篇目全篇皆警诫劝导之言,特别是潓、
、涍、汸、淔五泉之铭:
於戏潓泉!
清不可浊。
惠及于物,何时竭涸?
将引官吏,盥而饮之。
清惠不已,泉乎吾规。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
吾命汸泉,方以终老。
欲令圆者,饮吾汸泉,知圆非君子,能学方恶圆。
沄沄涍泉,流清源深。
堪劝人子,奉亲之心。
时世相薄,而日忘圣教。
欲将斯泉,裨助纯孝。
不为人臣,老死山谷。
臣于人者,不就污辱。
我命
泉,劝人事君。
来漱泉流,愿为忠臣。
曲而为王,直蒙戮辱。
宁戮不王,直而不曲。
我颂斯曲,以命淔泉。
将戒来世,无忘直焉。
分明已将泉水人格化,让它们成为惠、忠、孝、方、直的化身,以此来教化世人。
所谓让,所谓忠孝方直,所谓君子之道,都是当时社会已然丧失的一种理想的风雅精神,元结在铭文中屡论儒家价值观,并将其刻于石,是希望后世之人能将君子之道铭于心,永不忘。
由此可见,元结作山水铭文,其根本目的并非为旌奇记异,亦非仅仅复文学之古,而是为救世劝俗,警诫世人遵从儒家道统。
(二)借铭以遣隐者怀
元结一生沉浮于宦海十余年,虽一直沉沦下位,但在任之时总是尽职尽责,于军于政皆有优绩,也因此汲汲用世之心无可掩藏。
然而元结的许多铭文当中都流露出耽乐山水的归隐之心。
《浯溪铭并序》:
“吾欲求退,将老兹地。
”《
庼铭并序》:
“惬心自适,与世忘情。
”《水乐铭并序》:
“元子于山中,尤所耽爱者,有水乐。
”《阳华岩铭并序》:
“尤宜逸民,亦宜退士。
吾欲投节,穷老于此。
”《丹崖翁宅铭并序》:
“何得石巅,翁独醉眠。
吾欲与翁,东西茅宇。
饮啄终老,翁亦悦许。
世俗常事,阻人心情。
徘徊崖下,遂刻此铭。
”《退谷铭并序》:
“时士源以漫叟退修耕钓,爱游此谷,遂命曰退谷。
”“公畏漫叟,心进迹退。
公惧漫叟,名显身晦。
公恐漫叟,辞小受大。
於戏退谷!
独为吾规。
干进之客,不羞游之。
”等等,表达的都是纵情山水的隐逸情怀。
元结十七岁事师元德秀,元德秀是当时有名的贤者,为官清廉爱民,恪守儒家之仁义、礼信、忠孝等教义,但又甘心归隐,安贫乐道,大有老庄遗风。
元结亲师十数年,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其价值取向应当为儒道兼济。
那么元结的隐逸思想是否源于道家?
“道家者盖出于隐者”,道家的根本思想是无为,重视个体生命的自然状态,因不愿以名利累身而不出仕,道家之隐,是为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而隐,是一种真隐。
儒家亦有隐,然与道家本质并不相同,《论语·泰伯》载孔子有言: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卫灵公》运:
“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可见,儒家之隐是以邦有无道而定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其隐只是一种人生选择的权变,是一种类似于待价而沽的策略,其根本落脚点还是出仕。
元结身经唐由盛入衰的大转折时期,当时的社会风气极其败坏,照元结自己在《时化》中所说:
“於戏!
时之化也,道德为嗜欲化为险薄,仁义为贪暴化为凶乱,礼乐为耽淫化为侈靡,政教为烦急化为苛酷……”可见当时处于“邦无道”之状况,元结欲救世而不得重用,虽治得一方政治,然终不得救天下苍生,所以尽管元结有汲汲用世之心,无奈世道不允,不得不转而偏隐。
这是一种被迫之隐,儒家之隐,绝非不愿担天下事务的道家之隐。
又元结在《
泉铭》中说:
“不为人臣,老死山谷。
臣于人者,不就污辱。
我命
泉,劝人事君。
来漱泉流,愿为忠臣。
”分明是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在为其处世方式作出选择。
三《次山铭叙》的文学、文化价值
元结创作《次山铭叙》主要是为了救世劝俗、重建儒家道德,然而事实上《次山铭叙》存在的价值远不止这些,至少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它对潇湘水石的铭赞,开创了湖湘的水石文化;其并叙铭文字的质朴古奥,呈现出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而大量的铭文篆刻于石碣,则使之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一)开湖湘水石文化之先
元结“雅好山水,闻有胜绝,未尝不枉路登览而铭载之”,除家乡鲁山外,其所居住过的武昌、道州、梧州三地均留有铭。
值得注意的是,元结的铭从不赞它物,而是几乎皆与水石有关,尤其是居道州之时,可谓遍寻水石,一一赞之。
如《寒泉铭并序》:
“湘江西峰,直平阳江口,有寒泉出于石穴。
”《阳华岩铭并序》:
“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