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论文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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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论文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

中国史学史论文：

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

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

摘要：

《史记》与《汉书》比较而言，《汉书》更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

虽然《汉书》有许多章节脱胎于《史记》，但绝非简单的重复，《游侠传》就是显著的一例。

两书虽同写游侠，但对其评价却大相径庭。

《史记·游侠列传》热情赞扬游侠急人之难的高尚道德和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而《汉书·游侠列传》则批评游侠破坏封建礼法，宣扬“政自君出，而下无觊觎”的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制度不容丝毫动摇。

关键词：

司马迁；班固；游侠；著史思想。

活跃于秦汉时期的游侠，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

战国晚期，关东六国的游侠之风十分盛行，但在西边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改变了“民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局面，又颁行《游侠律》规定：

“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岁卒，责之。

”基本上没有游侠生存的土壤。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六国与秦的文化互相混融，一面是朝廷严禁游侠，另一面是六国炽盛的游侠之风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这时的侠，遂成为一种潜流，秘密地活动于社会底层。

12年后，陈胜起义于大泽乡，游侠之士乘乱逐

所谓“不轨于正义”，但游侠那种守信不替、舍己救人的侠行义举，却令司马迁感叹不已，甚至认为这就是“仁者”、“义者”最值得效法的地方。

张守节说：

“儒敝乱法，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学士多称于世者，故太史公引韩子，欲陈游侠之美”，确实是洞悉司马迁思想的底蕴之谈。

司马迁陈述游侠之美，关键在于表彰他们恪守“信”字。

它对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不像“礼”那样有很多硬性的规定，基本上是靠道德观念来维系人们之间的关系。

战国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士”就是如此。

但是随着秦王朝的统一，天下共主，士阶层再也不能像战国时期那样奔波于各国，献策于豪门了。

在这种形势下，要求天下之人忠于共主的思想开始上升，“信”的概念开始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在民间的私下往来中，仍有一定的影响。

汉时的游侠，就是活跃于民间，以“信”相标榜的一些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可谓是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孑遗。

司马迁正是突出强调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至死不渝恪守“信”的行为。

因此，对“自秦以来，匹夫之侠湮灭不见”的现象深为扼腕，促使他把汉兴以来著名的大侠载入史册，以至不使他们湮没无闻。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谈及众多游侠，而对以下三人着笔最多，叙述最具体：

鲁地的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数百，其余庸人不可胜言。

”“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

他曾经帮助刘邦通缉的要犯季布逃脱官府的追捕。

到后来刘邦宽赦季布并封他为将军时，“终身不见也”，表现出了很高的侠士风范。

洛阳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其行大类朱家”。

吴楚七国反叛时，太尉周亚夫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注定不能成功。

可见他把剧孟的获得比之为得一敌国。

軹人郭解，“少时阴贼，慨不惬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但是他长大成人后“自喜为侠益甚，既已赈人之命，不矜其功”。

郭解姐姐的儿子凭借自己是郭解的名气，在与人喝酒时要让客人一口喝完，但是客人不胜酒量，结果他竟然硬灌。

客人一气之下就把他杀后逃跑了。

郭解的姐姐认为以郭解的名气，人家杀了他的侄子，凶手还捉不到。

于是她把儿子的尸体故意丢弃在道路上，不埋葬，想以此来羞辱郭解。

郭解派人暗中探得了凶手的去处。

凶手窘迫，主动回来把真实情况给郭解讲了。

郭解听后说：

“你杀了他是应该的，看来是我的侄儿无理了”，于是把那个凶手放走了。

人们听到这件事后，都很称赞郭解的道义行为，更加地依附他。

郭解家后来被汉武帝迁徙茂陵时，“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关中豪杰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

上述三个游侠，是司马迁着意刻画的人物。

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游侠的特点。

首先，他们都以“信”相标榜；不惜毁家散财，以救人于厄为己任，并且都具有不矜功伐德的高贵品质。

其次，他们都以布衣的身份行侠于民间，不求贤达，自行其是，无视官府法度，但他在地方的名气与威望，绝不亚于达官显贵，甚至可以交通官府。

第三，一个著名的游侠，可以说是一个地方势力的代表。

尽管游侠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有组织的社会集团，但他们可以凭借其财产和声望，纠合起一批杀人犯科、发冢铸钱的“少年”。

司马迁歌颂这些布衣之侠，肯定游侠讲求信义、打抱不平的精神，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突破了封建正统思想“仁义”的束缚。

他之所以写游侠列传，除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很欣赏游侠的讲诚信、重信义的精神之外，另外的原因恐怕与他的亲身遭遇有关。

这一点前人多有论及。

宋超在其《<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中就曾如此论述：

“司马迁通过李陵事件，一方面对封建统治着的专横暴戾有了切身感受，为自己欲尽忠反受刑而痛心；另一方面，对官场上同僚们虚伪懦弱，不敢仗义相救而愤慨。

出于这种悲愤难已的感情，司马迁对游侠们不顾自己身躯，救人于危难之中的行为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种论述与司马迁热情讴歌游侠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司马迁写游侠是与其朴实、不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大历史观有关，亦与其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更与其著作《史记》是私修有关。

试想一下，如果《史记》是一部诸如《汉书》的官方史学著作，司马迁敢歌颂那些在统治阶级眼中“作奸犯科”、“不守礼法”的游侠吗？

正是由于《史记》是司马迁自己的《史记》，而不是以统治阶级意志为主的《史记》，才使得司马迁能直抒胸臆，用朴素、真实的语言汇聚成了一部彪炳千古的史学巨著。

但是，司马迁或许只注重了游侠的正面形象，而忽略了他们的另外一面。

吕思勉先生曾说：

“游侠与暴豪之徒，其不可分也久矣。

”客观地说，西汉初年的游侠形象应该是复杂化的，不能一概而论。

郭解有“君子退让之风”，但只是他性格的一个侧面。

他为人阴险好杀，手下经常操纵着一群亡命之徒为其效力，因睚眦之仇，“所杀甚众”，最终被汉武帝族诛。

这种“暴豪”行为与游侠美德，如此不和谐的呈现在同一个人物身上，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矛盾。

对此，司马迁有所察觉。

他说：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力图证明两者的不同。

游侠的存在与活动对稳定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是一个消极的因素。

按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来讲，自封建社会中保持一定的统治秩序，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维系社会统一和稳定秩序的作用。

这一点，对大乱之后的西汉是尤为重要的。

可是，游侠的作为恰恰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共同愿望相反，他们只从个人恩怨出发，气相投则无所不为，反之则无恶不作，乃至杀人泄愤。

这些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会给初定的社会带来骚动和不安，既违背了道德观念，又触犯了封建社会的法律，也破坏了社会的秩序。

因此，这些游侠大多的下场便是遭到统治阶级的诛杀。

这便是班固笔下的游侠与司马迁笔下的游侠有很大不同的历史条件。

二、班固笔下的游侠

尹达曾说：

“班固著《汉书》，经历了由自修到皇命修撰、由非法到合法的过程，所以对封建专制的威严及其对史学的控制与要求，有着切身的体会”。

与司马迁相比，“他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充当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专制的辩护士”。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司马迁著《史记》，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极刑，故微词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者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以敝也。

”可见不论在总体思想上，抑或在具体问题上，班固与司马迁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司马迁所热情讴歌的游侠和货殖者，正是班固所竭力批判的。

正是出于这种思想上、道德观念上的差距，班固试图力矫司马迁之失，针锋相对地写下了带有班氏思想痕迹的《汉书·游侠传》，其目的是在于“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藏甲，国不专杀。

”王念孙进一步阐释班固的这种意图为“言游侠之徒以齐民而作威作惠，如此，奈何不匡之以礼法也。

”

正是为了“匡之以礼法”，《汉书·游侠传》一开始就表述了对周代社会的崇尚之情：

“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在班固的心目中，周代这种上下有序、礼刑互不逾越的状态是最理想的、最和谐完美的社会模式。

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下逾上、贱凌上”的现象层出不穷，“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班固对此极为愤慨，认为战国四公子是形成“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局面的始作俑者。

虽然班固对西周的政治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变化的评价过于迂腐，但他看到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化的时代，而游侠正是这个时期的特殊产物，则符合历史史实。

秦统一之后，战国时那种游侠大量存在，纵横驰骋的社会环境业已改变。

但是，由于秦王朝的勃兴骤亡，反而使社会更加动荡，游侠的活动也愈加猖獗。

西汉初年，承秦之弊的社会尚未安定，一些诸侯王和权臣多与游侠交往，借以壮大声势，反叛中央政府的事件接踵发生，游侠也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汉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一与分裂之争，尚无暇顾及于此。

在这种形势下，正是游侠存在与发展的绝好时机。

班固曾详尽地描述游侠交通诸侯王及权臣的情景，“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

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

”可见游侠的大量存在与活动，对中央政府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班固从政治大局着眼，侧重分析游侠这种社会势力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从这一点来看，似与司马迁单见游侠执信不替、救人于厄的细微之处要略胜一筹。

《汉书·游侠传》除了照录《史记·游侠列传》中的几个游侠外，又着重写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诸人。

班固自然也描写这些人仗义疏财、救人不赡的狭义之举，但是班固写游侠的真意绝不是在于歌颂这些行为，而是在竭力揭露游侠身上的另一侧面，即作奸犯科、阴贼好杀的性格，原涉即为突出的一例。

原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

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多”。

其友人之弟王游公向茂陵守令尹公揭露“涉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可为寒心”，并为之出谋，让他毁坏原家的冢舍。

此时，原涉并不看友人之面，而是“选宾客，遣长子初从车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杀游公父及子，断两头去。

”如果说王游公确实伤害了原涉，杀之理有肯谅的话，那么原涉杀尹公就全无道理了。

尹公后来和原涉同在更始将军部下，且尹公向原涉谢罪曰：

“易世矣，宜勿复相怨”。

孰料又勾起了原涉的宿怨，终派刺客杀了尹公。

这一举动，距游侠相标榜的品德差得太远了。

因此，班固对封建统治者诛杀游侠之辈并无反感，认为郭解之类游侠“其罪已不容诛矣”。

尽管从个人品德上讲，不乏有“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的“绝美之姿”，但终因“不入于道德，……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明确申言，正是因为对秦兴以来布衣之侠的湮灭无闻的状况而深表遗憾，他才立志为这些人立传，而班固所补诸人却非布衣之侠，而恰是被司马迁摒弃在游侠之外的“暴豪”，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吏或官吏的后代。

班固之所以这样写，除了在主观上要与司马迁反其道行之，宋超认为班固是“另有企图的”，“就是要证明，不论是布衣之侠还是‘暴豪’之徒，实质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兴衰都与封建统治者的严密与否成正比，借以提醒封建统治者要注重这个问题”。

三、结语

综上可见，班固从维护封建道德思想出发，揭露游侠触犯封建法网、残忍好杀的一面，竭力充当封建正统思想的守护者；而司马迁歌颂这些布衣之侠，肯定游侠讲求信义、打抱不平的精神，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突破了封建正统思想“仁义”的束缚。

虽然班固这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道德观念全盘肯定较之司马迁而言，他无疑是保守的。

但是，他看到游侠的活动是中央集权的不健全，特别是与西汉前期诸侯王割据势力有关，因而主张对游侠进行坚决的打击。

从这一点来看，班固还是颇有政治见解的。

参考文献：

『1』《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1959

『2』《汉书新注》，施丁，三秦出版社，1994

『3』《中国史学发展史》，尹达，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4』《秦汉史》，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学术月刊》，198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