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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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

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

刘涤宇

《城市规划学刊》2012年第3期

[摘要]本文从城市形态学的研究思路出发，以《清明上河图》为基础，参照文献资料，探讨了北宋东京街市商业界面所表现出的具体形态，并通过与明清时代若干街市图像的比较，总结出《清明上河图》所绘北宋东京街市空间界面的特点。

并通过对北宋东京气候条件、人口因素、价值观念和消费风尚、技术因素和等级制度的考察，探讨形成北宋东京街市空间界面特征的背后原因。

[关键词]北宋东京，《清明上河图》，街市空间界面。

1.引言

北宋东京在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商业的活跃和街市的繁荣是其公认的特色之一。

街市，顾名思义是街道和沿街道开放的市肆的合称。

与之直接相关的空间有两种：

街道主要是公共开放空间，市肆空间虽私有，但对公众有条件开放。

而市肆空间内部中哪些对公众开放，哪些仅供内部使用，则随着市肆性质和布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这样，按照其空间的权属和开放性，街市的基本要素可分为三个层次：

开放性的街道、市肆空间中对公众开放的部分、市肆空间中仅供内部使用的部分。

而在中国古代，这三部分空间之间的边界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三个部分以各种不同方式相互渗透和延伸，使其边界呈现出各种复杂而微妙的情况。

这便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街市空间界面。

街市空间界面可以看做在中国古代特定制度和习俗条件下，被空间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塑造出的特定界面形态。

如段进所言，城市形态学“目的在于将城市看做有机体来进行观察和研究，以便了解它的生长机制，逐步建立一套对城市发展分析的理论”[1]。

同时，城市形态学也认为“复杂的整体由特定的简单元素构成”[2]，从局部元素到整体的分析方法是其基本方法之一。

本文从街市空间界面的研究入手探讨北宋东京城市特征的一个侧面，属于城市形态学的研究思路。

文献表明，北宋东京并非中国历史上最早沿主要大街采用街市形式的城市，也并非最早如此的都城。

《五代会要》记载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左右军巡史建议改造当时的都城洛阳的奏疏提到“如是临街堪盖店处，田地每一间破明间七椽，其每间地价，亦委河南府估价准前收买。

”[3]从上下文判断这里所说的“街”当是作为街区的“坊”之间的主要街道而非坊内道路，所以沿街设店的街市空间形态在北宋之前已经存在。

街市制度被后来的朝代沿用更不待言。

这样，北宋东京的街市形态在中国古代城市乃至都城中，既非前无古人，又多有后代追随的实例。

从其街市空间界面入手，有助于把握北宋东京街市空间的特征，进而探讨宋代及以后中国古代市肆空间分化和演变轨迹。

《清明上河图》[4]以写实的图像形式再现了北宋东京的街市风貌，历来被作为研究北宋东京街市形态的重要资料。

前人研究对具体建筑和业态类型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成为本文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5]，但对于街市空间界面，即街道与沿街市肆空间的关系，多以定性描述为主，少有深入研究探讨。

赖张亮注意到这方面的话题[6]，但忽视经营业态差异的总体统计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王洁的“街路景观”分析[7]从建筑各种要素的统计入手探讨街道界面，对本文有所启发，但其研究未在统计数字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

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从城市形态学的研究思路出发，以《清明上河图》为基本资料，结合《东京梦华录》，对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和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久保田和男认为《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所表现均以东京城市东部为主，而城市西部存在大面积的军营，形态与东部差别很大。

[8]注意到这些观点，有助于明确本文研究结论的适用边界。

2.《清明上河图》中不同业态所呈现出的街市空间界面

如上所述，街市空间界面包括两部分，一是作为公共开放空间的街道和市肆空间中对公众开放的部分，也就是不同权属的开放空间之间的边界，以下简称外层界面；二是市肆内部对公众开放部分和仅供内部使用，也就是容纳城市活动的空间和私空间的边界，以下简称内层界面。

对这两者的分析都不能忽视作为市肆空间的具体店铺各自的经营方式，所以这里以不同业态为基础进行探讨。

这里将研究对象界定为沿街店铺，必要时附带店铺外面加建的“浮屋”或摊棚，但一般限于店铺商业功能的自然延伸。

有些店铺位于街道另一侧，由于绘画的视角关系，仅有招牌可以看到业态，但无法看到或明确推断出街市空间界面形式，这类店铺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对具体店铺的街市空间界面探讨强调以下几个特征：

准入性，即是否允许公众进入相应空间；渗透性，即市肆空间与街道互相渗透的程度；视线可达性，即空间中相应行为是否可为公众看到；行为可达性，即公众进入空间的便捷程度；方向性，及店铺不同方面界面所呈现特征的差别程度；标识性，即空间界面标识的方式及醒目程度。

准入性、渗透性、视线可达性和行为可达性强调其开放程度；方向性结合不同条件可以作为对界面特征表述的一种重要补充；标识性本身的意义相对复杂，标识若出于招揽顾客目的，一般可增强其开放性，而旨在表明空间权属的标识则意在减弱其开放性。

《清明上河图》中可以清楚看到或明确推断沿街界面形态的店铺建筑共计33栋，其中酒店5栋，饮食店19栋，均属餐饮行业，两者之和超出所统计店铺的半数；另有零售6栋，所售卖物品的性质各有差别；“解”字招牌的店铺业态尚有争议，这里认同朱家溍的观点，为典当行。

[9]这样，其与“赵太丞家”医堂均为服务类店铺，共计2栋；除此之外，另有汴河转弯处商业街道上制作车轮的木工作坊1栋。

下面就各种经营性质的店铺在不同版本中所展现出来的界面形态的联系与差别作详细讨论。

2.1.酒店空间界面：

明确的入口和标识性

酒旗是明确宋代酒店身份的标识性要素。

《清明上河图》中，挂有酒旗的酒店有五家。

从右向左分别为：

近郊处的“小酒”店铺、沿汴河由多栋房屋构成组合形体的酒店、虹桥对面的“十千脚店”、城门外护卫森严的宅邸对面的酒店以及城门内的“孙羊正店”。

近郊处一座酒店（图1.a），酒旗上有“小酒”字样，建筑与周边房屋大体一致，前面搭建了较大的“浮屋”，入口处有简单的彩楼欢门装饰，除入口外其他地方有栏板。

汴河开始出现，并有大量船只停泊处有一座酒店（图1.b），由多栋房屋相互穿插，形成组合形体。

这座酒店有两个入口，主入口面向画面右侧的街道，有彩楼欢门标识。

面向画面的是酒店的次入口，向汴河开门，同样挂有酒旗和酒帘。

按照规模估计，整组建筑除了酒店接待空间之外，可能还有厨房和店主人、店小二居住之处，所以，很多开间以围墙围成较小的院落遮挡住面向街道的界面，而酒店接待空间下部有一段与栏板高度近似的固定挡墙，挡墙外有一小片区域，以荆棘类植物其防护作用，界面开放度较低（图2）。

a.郊外挂有“小酒”招牌的酒店b.沿汴河的酒店

c.虹桥附近的“十千脚店”d.城门外宅院附近的酒店e.城门内“孙羊正店”

图1《清明上河图》中的五处酒店

虹桥桥头处的“十千脚店”（图1.c），可见的界面除了入口外，只有一段围墙围出的小院落空间，入口前面的彩楼欢门平面近正方形，高度高于酒店本身的二层楼屋脊，也是繁华的虹桥区域的制高点，彩楼欢门上有绸缎装饰，这也是前面两家有彩楼欢门装饰的酒店所没有的，酒旗上写“新酒”字样，并有酒帘和多处店招及宣传文字。

有一座酒店在城门外护卫森严的宅第对面（图1.d），虽然主要界面背向画面，但可以看到酒旗旁边露出院门的顶端，推断这座酒店面向街道的界面应该是围墙上开有院门，客人先从院门进入院落，然后再进入酒店的接待空间，空间界面封闭性较强，或由住宅改造而成。

最豪华而醒目的酒店建筑是城门内的“孙羊正店”（图1.e），入口的彩楼欢门装饰繁复细腻、富丽堂皇，远超出其他四家酒店，入口处同样有绸缎装饰，彩楼欢门的上部同时又有大量的鸟和花的图案，酒旗上写“孙羊店”，入口两侧招牌有“香（醪）”、“正店”字样，入口之外的开间内开窗，并在建筑之外又有一道栅栏防护。

图2沿汴河的酒店外面的荆棘防护设施。

从文献记载来看，宋代的酒店有正店、脚店两类，其中正店拥有购买官曲自酿酒的权利，脚店只能从正店批发酒进行零售[10]。

《清明上河图》中的正店只有城门内的“孙羊正店”，其余均为脚店且消费层次差别很大，比如“十千脚店”名为脚店，但仍然装饰豪华，而近郊挂有“小酒”酒旗的脚店则简陋了许多。

《清明上河图》中酒店面向街市界面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明确的入口。

这并不影响准入性，但由于必须从入口方向进入，行为可达性不够便捷，方向性明确而肯定。

其次是鲜明的标识性。

图中所示酒店必有酒旗，很多有体现不同豪华程度的彩楼欢门，仅有一处无彩楼欢门的酒店以院门为标识。

另外有一些酒店还有酒帘。

a.沿街开放，无明确入口b.有明确入口但其他开间仍开放

c.有明确入口且只能从入口方向进入

d.沿街部分开间向街道开放，无明确入口

e.有明确入口但入口前过渡空间置桌椅造成开放观感

f.沿街开间部分向街道开放，无明确入口

图3《清明上河图》饮食店的街市空间界面示例

第三，酒店除入口外其他位置的界面，一般有较好的视线可达性，但栏板等构件明确表达了行为不可达的信息。

而一些防护措施，如汴河沿岸酒店的荆棘防护（图2）和“孙羊正店”外面的栅栏等等，更减弱了其对街道的开放性。

最后是较弱的渗透性。

这与酒店内外空间区分明确有关。

外层界面大多位于室内外分界的位置，由于酒店的经营性质问题内层界面不明确。

将《清明上河图》所绘酒店形态与相关文献记载对比，既有相同，又有所差异。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包括“会仙酒楼”[11]在内的北宋东京几座著名酒店，多呈院落式布局，规模也比《清明上河图》所绘的五个酒店都要大很多。

可见北宋东京酒楼较大规模者以院落式布局为多，一般规模者以店铺建筑直面街道。

而“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12]，表达有明确入口和标识性的街市空间界面，与《清明上河图》所绘基本一致。

2.2.饮食店空间界面：

较高的开放度

《清明上河图》中有19家饮食店（图3），店面对街市开放程度各异。

有一部分在开张的情况下对街道完全开放，面向街道的界面除了柱子之外几乎无其它围护结构，甚至有些店铺，尤其是近郊的起点有几家相对简陋的饮食店，地面与街道的路面之间无明显高差；还有一些沿街界面中，开放的部分和直棂窗等围护部分间隔排列，且以开放部分为主，仍然给人感觉到明显的开放性。

这两种饮食店都没有明确的入口。

其中有一些两面或者三面临街的店铺从任何一面都可以进入，但由于其所面临的各条街道繁华程度不同，所以店铺本身也并非全无方向性。

如城门外十字路口处的两家饮食店，都面对主要街道搭起凉棚或其他遮阳设施，并将餐饮接待空间向主要街道扩展。

也有一些饮食店入口和方向性比较明确，在入口之外的其他开间有栏板或直棂窗明确区分内外空间。

但大多数店铺的入口占据店铺一个开间的尺寸，相对于店铺规模，比例不算小。

很多店铺在入口之外又有凉棚或其他遮阳设施，桌椅也向街道空间延伸，室内外空间仍然有很强的渗透性。

虽然入口之外的开间中，栏板的分隔阻止了空间的可达性，但仍具备视觉穿透性。

相比于酒店与街道界面的明确肯定和防卫性，饮食店的街市空间界面有明显区别，归纳如下：

首先是较高的准入性、视线和行为可达性，较强的渗透性和较弱的方向性使其具有较高的开放度。

无论对街道完全开放，或虽有围护结构却无明确入口，准入性和行为可达性均大大超过有明确入口的酒店。

即使部分有明确入口的饮食店，入口所占比例也相对较大，同时餐饮接待功能向街道体现出很强的渗透性。

外层界面一般渗透到街道空间，由于经营方式的原因内层界面并不明显。

其次是较弱的标识性。

相对于酒店入口处标识的明显和醒目，图中所绘饮食店门面装饰较为简单。

这体现出两者服务的消费对象不同：

图中所绘大部分饮食店主要消费者为街上的普通行人，较高的开放度比强烈的标识性对其招揽顾客便利更明显。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得出结论，图中所表达的饮食店较高开放性和较弱标识性归根结底与店铺的服务对象有关，并非业态差别造成了街市空间界面差异。

北宋东京的饮食店也同样有崇尚奢华，消费较高的实例。

《东京梦华录》记载称为“瓠羹店”的饮食店的布局：

“门前以枋木及花样礬结缚如山棚，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

近里门面窗户，皆朱绿装饰，谓之‘欢门’。

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

”[13]这里所体现出的入口处醒目的彩楼欢门标识、院落式布局与豪华酒店相似，证明虽总体而言，饮食店比酒店沿街界面开放性高且入口标识性较弱，但随着豪华程度的提高空间界面与酒店逐渐趋同。

2.3.售卖店铺空间界面：

开放式和广义柜台式

《清明上河图》中所绘售卖店铺共计6家：

近郊处的“王家纸马”铺、护城河外的售卖店铺、“孙羊正店”入口右侧卖弓的店铺、靠近十字街转角处挂有“斤六十足”牌子的肉铺、城门内十字街远处的“王家罗明疋帛铺”和靠近街角的“刘家上色沉檀香”店铺。

由于所绘售卖店铺数量较少且售卖物品性质不同，故布局各异。

这里通过对图中所绘6家店铺的界面特征进行讨论，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力图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6家店铺以店铺空间相对于街上普通行人的准入性来区分，可分为广义柜台式和开放式两大类。

前者包括以柜台或其他家具明确区分对行人开放的空间领域和店家经营性的空间领域的店铺，包括“王家纸马”铺、肉铺和“王家罗明疋帛铺”；后者泛指开放性和经营性空间领域区分比较含糊的店铺，如护城河边的售卖店铺、“孙羊正店”入口右侧卖弓的店铺和“刘家上色沉檀香”店铺。

3处广义柜台式售卖店铺各有特点，而其中突出的差异在于用于分隔空间领域的柜台和其他家具的摆放位置，柜台一般标明内层界面的位置，而外层界面与柜台位置、室内外分界线的关系是其中耐人寻味的地方。

a.“王家纸马”店铺

b.“王家罗明疋帛铺”

c.十字街转角处的肉铺

图4《清明上河图》中广义柜台式售卖店铺

“王家纸马”店铺（图4.a）柜台大致位于室内外空间交界处。

这种情况下，室内外界限同时也是内层界面，顾客主要占据街道空间，外层界面外推到街道上形成边界模糊的空间领域。

从图中我们可以判断，“王家纸马”主体建筑主要为居住空间和作坊，货架设在主体建筑的外檐柱间，而柜台则放置在加建的外檐廊与街道相邻的一侧，这样，整个加建的外檐廊空间便成为经营空间。

街道上放有“王家纸马”店铺招牌和纸扎楼阁，对应《东京梦华录》记载的“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14]。

留给顾客的空间也应该在柜台以外，台阶与柜台之间的窄小空间和相邻街道上。

而“王家罗明疋帛铺”（图4.b）采用转角形柜台，柜台一边退后并平行于街道界面。

这样，内层界面退后于室内外空间而外层界面也向街道有所渗透，室内外空间的领域界限相对模糊，店铺对街道的开放度较高，柜台界面较长。

店铺位于转角处，两面柜台均沿街，退后建筑室内外界面较少，两面均在檐柱处安排座凳，限定了柜台外有限的接待空间，并与街道的空间领域做了有限的区分。

靠近十字街转角处挂有“斤六十足”牌子的肉铺（图4.c），操作台限定的内层界面占据室内空间一隅，且界限相对模糊，室内外地面无高差特征，店铺内部空间大部分向行人开放，店铺内大部分空间与街道空间相互渗透。

而这里表现出的渗透更多来自于街道空间活动向室内的渗入，外层界面退后于室内空间之内。

图中所绘店铺外的表演活动引发行人聚集，很多行人在属于店铺室内空间的范围内围聚观看表演，在广义柜台式售卖店铺中面向街道开放的程度最高。

在开放式售卖店铺中，护城河边的店铺（图5.a）虽难以判断所售卖物品的类型，但所售卖的物品一部分堆码在室外，另一部分摊开在外檐柱的位置，店家也在外檐柱处手持秤称量所售物品的重量。

通过售卖物品的摆放位置，暗示店铺的室内外界面即为内层界面而外层界面位于街道空间上。

“孙羊正店”入口右侧卖弓的店铺（图5.b）虽无柜台区分内层界面，但檐柱处的木桶却明确区分出外层界面，也就是店铺与街道空间的界限。

“刘家上色沉檀香”店铺（图5.c）入口处设置醒目的彩楼欢门标识，室内外空间界面即为外层界面，但外檐柱间全部面对街道开放使其对行人有一定的开放度。

a.护城河边店铺

b.“孙羊正店”入口右侧卖弓的店铺

c.“刘家上色沉檀香”店铺

图5《清明上河图》中开放式售卖店铺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无论广义柜台式还是开放式售卖店铺，对行人开放的空间与经营空间的区分方式都是相关店铺与街道空间关系的决定性内容。

总体而言，“孙羊正店”入口右侧卖弓的店铺和“刘家上色沉檀香”店铺虽然以开放式布局为主，但店铺空间与街道空间区分明确，渗透性弱。

其他实例则店铺空间与街道空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渗透性，且多为交易活动占用街道空间的较多，或称“侵街”。

2.4.服务行业与作坊空间界面简述

学者们对《清明上河图》城门内十字路口的“解”字招牌店铺（图6.a）有不同的解读，“典当行”的说法有比较充分的文献依据，但如此开放的店铺空间，作为典当行，经营方式问题一直成为疑点，这里也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证据而存疑。

“赵太丞家”医堂（图6.b）系由住宅改造而成，使用住宅的院落式格局，空间界面具有准入性，而视线可达性和行为可达性都有限。

但经过改造后，将门屋与影壁组成的过渡空间作为开放的问诊空间，一方面问诊空间与街道有明显的联系，另一方面内部院落的私密性不受明显影响。

图中所绘城门外汴河旁的弯曲街道处有一打造车轮的木工作坊（图6.c），作坊的店铺空间与街道空间之间没有明显区隔。

工匠的工作场所在街道上，店铺室内空间或以仓储作用为主，室内外空间界限相当于街市空间的内层界面。

其工作场景本身也起到招揽业务的宣传作用。

a.“解”字招牌店铺

b.“赵太丞家”医堂

c.打造车轮的木工作坊

图6《清明上河图》中服务行业与作坊

由于这几处服务行业和作坊业态各不相同，且典当行的经营方式又缺乏文献资料佐证，所以只将相关信息整理备考，很难得出清晰明确的结论。

但“赵太丞家”医堂的例子却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纵深组合的院落空间，将与街道空间距离较近院落空间面向街道开放，对空间整体的私密性特征影响有限。

3.从街市图像的比较看北宋东京街市空间界面的特点

前面通过对《清明上河图》所提供的北宋东京街市空间界面信息的分析和整理，并参照相关文献，可以初步看出《清明上河图》中不同业态所体现的街市空间界面的特点。

这些特点中，很多是宋代及以后中国传统街市的共性，另一些则是北宋东京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之处。

所以有必要对比其他时代和地域的街市图像与文献，明确北宋东京街市空间界面特征的独特之处所在。

这里选择明清时代的部分街市图像作为参照。

《卢沟运筏图》绘制年代有元代和明初两种意见[15]，本文采纳其绘于明初，所绘为北京近郊卢沟桥一带的风貌；辽宁省博物馆藏传明仇英仿本《清明上河图》（以下简称仇英款仿本）[16]为明代中后期模仿《清明上河图》的题材的作品，但所绘城市的蓝本已非北宋东京，而很多细节更接近于明代中后期的苏州；《康熙南巡图》与《乾隆南巡图》均为记录帝王活动的长卷画，但其中也刻画了当时很多城市的街市景观。

这里选用的《康熙南巡图》第十卷[17]所绘地点是清代前期的江宁（今南京），《乾隆南巡图》第一卷[18]所绘为清代中叶的北京。

a.《卢沟运筏图》中的酒店

b.仇英款仿本中的酒店

c.《康熙南巡图》第十卷所绘江宁酒楼

d.《乾隆南巡图》第一卷所绘

图7《清明上河图》中服务行业与作坊

《卢沟运筏图》以及仇英款仿本所绘酒店（图7.a-b）与饮食店之间的差异远没有表现北宋东京的《清明上河图》所体现的那么明显。

两种图像中的明代酒店分属不同的地域，但酒店本身的街市空间界面却非常相似。

那就是，以酒幌明确营业性质的标识性、强烈的方向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特定方向的开放性。

面向街市的空间界面相对开放，但一般山墙面和背面呈现出封闭形态，有强烈的方向性。

《康熙南巡图》第十卷中表现清代前期江宁（今南京）的一座二层酒楼（图7.c），前面带卷，底层面向街市的界面完全开放，二层也与街道保持着视线的开敞。

清中叶的《乾隆南巡图》（图7.d）第一卷中所绘酒楼和饮食店面向街市的空间界面开放。

与《清明上河图》相比，明清时期的街市图像中售卖店铺数量、售卖商品的种类都有大幅度的增加，而售卖店铺的街市商业界面则开放式明显减少，柜台式成为主要形式。

但柜台布置方式的区别也形成了富有变化的商业界面。

如有柜台与街道平行、与街道垂直或转角形柜台等，限定了街市空间不同的外层和内层界面，也由此造成了面向街市开放程度各有不同的市肆空间（图8）。

明清时期典当行、银局等以融资为主要功能的行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街市图像也多有涉及。

与《清明上河图》中可能是典当行的“解”字招牌店铺不同，明清两代的街市图像中典当行和银局大都以实墙或者防卫栏杆面向街市，界面强调防卫性和封闭性（图9）。

仇英款仿本中有三处医堂，有住宅改造而成的院落式，有开放式和带明确入口的半开放式（图10.a-c）。

《乾隆南巡图》第一卷中绘有药铺，在作为售卖店铺的同时由于商品本身的特殊性也带有一些医堂的特点，面向街市开放（图10.d）。

图8《乾隆南巡图》第一卷中的柜台式售卖店铺

图9仇英款仿本中的典当行

a.仇英款仿本医堂之一

b.仇英款仿本医堂之二

c.仇英款仿本医堂之三

d.《乾隆南巡图》第一卷中的药铺

图10明清街市图像中的医堂和药铺

店面标识物体现出的标识性特征也各有特色，《清明上河图》中奢华店面入口的彩楼欢门以木质杆件绑扎而成，但高大醒目，足以构成区域性地标，与明清街市图像中奢华店面装饰的店面牌楼以纤巧精致为主也形成了巨大反差（图11a-b）。

4.街市空间界面特点背后的原因

《清明上河图》体现的北宋东京街市商业界面的特点与明清时代街市图像的区别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差异，即共时性条件下区别；另一类是演进，属于历史性条件下的变化轨迹。

而这里用来比较的不同图像不仅分属不同时代，且具有各不相同的地域特征。

相比之下，城市形态地域特征很大一部分应当属于差异的范畴，如材料使用和应对气候条件的地方做法。

但古代几次人口大迁徙产生的文化交融现象就在地域差异中包含有演进的因素。

而属于时代特征的内容，则多属于演进范畴。

a.《清明上河图》中的彩楼欢门

b.《乾隆南巡图》第一卷中的店面牌楼

图11店面标识物举例

a.转角处气窗

b.屋面搭接处气窗

图12《清明上河图》中的气窗

这些差异和演进背后有各种因素的作用，其中重要的有气候条件、人口因素、价值观念和消费风尚、技术因素和等级制度。

气象史学家认为1000-1200年是中国历史上气候转冷的时期，北宋的时间段大部分在这个时期范围内，但从竹与梅两种适合温湿气候的植物在北宋东京得到种植来看，北宋东京较今天气候湿润，属温湿为主的气候[19]。

《清明上河图》中，道路边的凉棚多为竹质，常见屋面组合搭接，并在交界处用各种方式留出气窗以保证屋面通风流畅的情况（图12a-b）。

相比之下，《乾隆南巡图》中表达清中叶冬季的北京，其很多店铺界面相对封闭，可以理解为气候原因。

气候差异还体现在路面所用材料上，北宋东京虽是都城，但主要道路仍为土路，而同时代的苏州却是“近郊隘巷，悉甃以甓”[20]，这突出体现了因对不同的气候条件而产生的不同结果。

北宋东京的人口规模之大、人口密度之高超过前代都城，其原因在以下几点：

首先，除了作为政治中心外，由于周边无险可守而在都城驻重兵，再加上当时“强干弱枝”政策使军事防卫力量进一步集中于都城，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在城市居民中占很大比例；其次，人口聚集带来消费需求和谋生机会，促进更多人口的流入；第三，北宋东京位于北宋统治区域的中部，且有汴河、蔡河、五丈河等运河，交通便利。

这样，到了北宋末年，“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21]。

《清明上河图》中常见勾连搭屋面，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