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另类右翼政治的兴起及其对华政策.docx

美国另类右翼政治的兴起及其对华政策.docx

《美国另类右翼政治的兴起及其对华政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美国另类右翼政治的兴起及其对华政策.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美国另类右翼政治的兴起及其对华政策

［内容提要］ “另类右翼”是 21 世纪美国政坛崛起的新势力。

其代表人物利用网络新媒体，以白人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为旗帜煽动底层白人的种族意识和民族仇恨，动员后者使用暴力甚至恐怖主义行为反移民和反全球化，使其成为“另类右翼”政治合法化的社会阶级基础。

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为标志，美国白人（特别是底层白人）因身份认同引发的焦虑和“另类右翼”政治势力的诉求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并通过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展现出强大的政治效能，对美国政治格局和对外关系产生着颠覆性影响。

“另类右翼”的崛起促成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从“合作竞争”转向“对抗竞争”。

理解特朗普政府“另类右翼”的政治本质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当前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走向。

［关 键 词］ “另类右翼”白人种族主义中美关系

21 世纪初，“另类右翼”（alternativeright）的崛起为美国政治光谱增加了新的色彩，但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2016 年，以“另类右翼”为选民基础的唐纳德·特朗普出乎意料地赢得美国大选后，媒体和学界仍视其为偶发的黑天鹅事件，称之为“特朗普现象”（TrumpPhenomenon），并认为随着特朗普政府进入执政状态，美国传统的政治格局和对外关系将逐步得以修复。

然而，2016年迄今的现实政治表明:

“另类右翼”所代表的边缘、无序和非理性取代了美国精英政治的中心、有序和理性的既定秩序，“特朗普现象”正在构建美国内政外交的新秩序。

对美国“另类右翼”的研究由此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乔治·霍利（GeorgeHawley）、托马斯·J．梅因（ThomasJ． Main）等根据欧美政治谱系对“另类右翼”的思想渊源、核心主张进行了梳理、介绍和比较。

沃尔特·拉克尔 （Walter Laqueur）等从演变过程、组织和运作方式研究“另类右翼”的性质问题，认为其是 21 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

奇普·波莱特（ChipBerlet）从美国社会和白人种族主义政治心理层面寻找和解释“另类右翼”迅速崛起的原因。

林红将美国“另类右翼”与欧洲右翼进行比较，并用民粹主义对之加以解释。

张业亮从社会思潮角度对“另类右翼”政治进行研究，提出反建制和非主流的特征决定了其影响的短暂性。

周濂从政治哲学视角探讨了美国共和党和保守主义危机与“另类右翼”崛起的关系，对“另类右翼”的政治影响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但强调其对美国公共政治文化的冲击和破坏作用。

总体来看，西方学界大多在身份政治视域中展开研究，对“另类右翼”凸显的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更为警觉。

我国学界侧重在美国政治谱系中考察“另类右翼”的边缘性，相对乐观地认为“另类右翼”不会取代主流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国内外研究成果为美国“另类右翼”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差异化的视角和解释。

但是另一方面，身份政治视域忽视了“另类右翼”迅速崛起的美国社会经济根源，政治系谱视域则低估了“另类右翼”政治的能动性和危害性。

“另类右翼”是后工业时代美国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体现，与国家政治权力结合后，不仅使美国政治发生急剧变化，也改变着国际政治。

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另类右翼”进行研究，不仅是学术需要，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理解和把握美国政治乃至国际政治的现实要求。

“另类右翼”从边缘走向美国政治舞台中心，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之间互相作用的生成性，是 21 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无法解决而集中爆发的产物。

一、美国“另类右翼”的出现与内涵演变

美国“另类右翼”构成上的复杂性和时间上的当下性，使得学界迄今尚未对之做出统一的定义。

概念的界定依赖于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美国“另类右翼”从出现到形成政治意识形态，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一）美国“另类右翼”政治内涵演变

作为新名词的“另类右翼”，最早出现在 2008年 11 月。

当时，美国学者保罗·戈特弗里德（Paul Gottfried）在门肯俱乐部（MenckenClub）发表演讲称，21 世纪的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ves）既不同于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s），也区别于传

统的旧保守主义，是“最近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另类右翼”。

随后“另类右翼”开始频繁出现在美国媒体、政治和学术话语中。

反移民、支持贸易保护政策和反全球化等主张，看上去与旧保守主义极为相似，所以媒体和学界大多将“另类右

翼”与旧保守主义等量齐观。

然而，新兴的“另类右翼”已被注入了不同于旧保守主义的全新政治内涵。

第一，“另类右翼”是反犹主义的白人种族主义。

戈特弗里德提出“另类右翼”一词，正是为了表明 21 世纪美国的新一代的旧保守主义与传统的旧保守主义之间的差异。

他认为，由新教徒和犹太人知识分子构成的传统的旧保守主义深受社会生物学的影响，关注的主题是宗教、认知和文化成就。

“另类右翼”关注的主题则是移民、对外政策和资本主义的问题。

当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智库“国家政策研究所”（National PolicyInstitute）的负责人理查德·斯潘塞（ＲichardSpencer）借用“另类右翼”一词宣扬自己的观点时，其内涵被注入了新元素。

他说:

“种族才是认同的基础。

”他宣称犹太人和黑人就应该被白人统治。

反犹主义标志着“另类右翼”的种族主义和新纳粹的重要属性。

斯潘塞也由此成为美国“另类右翼”政治领袖。

第二，“另类右翼”是以反移民为表征的白人至上主义。

戈特弗里德使用“另类右翼”表达对美国开放的移民政策的不满，但并未触及白人种族问题。

他认为，在人类自我实现（self －actualizing）的本能驱使下，外国人会渴望移居美国实现梦想，美国向第三世界开放会导致人口结构的改变。

斯潘塞借用“另类右翼”宣传自己的观点时认为，美国作为一个白人主导的国家，从对白人忠诚蜕变为对公民忠诚，是一种倒退。

他提出:

“移民是一种代理人战争，对美国白人来说，到了最后抵抗的时刻。

”斯潘塞还声称自己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白人种族国家（ethno － state），提出美国需要进行“和平的种族清洗”（peacefulethniccleansing），将非白人赶出美国领土。

“另类右翼”的另一位领袖史蒂夫·班农（StephenBannon）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移民是美国文化的威胁，反对包括技术移民在内的一切移民。

第三，“另类右翼”是鼓吹暴力、强权和战争的大国沙文主义。

作为“另类右翼”的提出者，戈特弗里德本人是本土主义者，他反对美国频繁对外干涉的全球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

然而，当斯潘塞接管“另类右翼”话语权的时候，却大肆宣扬

阴谋论、暴力和大国沙文主义。

白人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受害者”自居，认为白人受到了平权主义者、左翼人士、穆斯林、犹太人、移民、黑人和难民的攻击，这些敌人正运用各种手段密谋摧毁白人种族。

斯潘塞扬言对待美国白人的敌人必须使用暴力。

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从来不需要什么“正当理由”。

第四，“另类右翼”是妄图建立强人政治和实施独裁统治的法西斯主义。

戈特弗里德是小政府主义者，他用“另类右翼”表达反对福利国家和反对公权力干预个人自由、拥护美国宪政民主的主张。

然而，随着“另类右翼”的含义发生错位，戈特弗里德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要旨被“另类右翼”后起的理论家们所篡改，代表性的如柯蒂斯·雅文（CurtisYarvin） 提出的新反动主义 （Neo －reactionary）。

雅文通过发起“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运动，批判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否定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宣传反理性、反人道和反进步的价值观。

雅文声称美国民主制度是失败的尝试，主张美国建立强人政治的君主制政体。

这实际上是戴着君主主义面纱的法西斯主义。

班农曾公然宣称他是“黑暗启蒙”

的信徒。

“另类右翼”政治吸收了新反动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内核。

经斯潘塞和班农等人偷梁换柱后，“另类右翼”从美国旧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一个知识分子团体的政治主张，演变成为白人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杂糅的新的政治意识形态。

（二）美国“另类右翼”政治本质

政治是特定利益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政治本质涉及利益关系、利益关系的规范和协调原则以及政治权利三个核心要素。

“另类右翼”政治与二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或旧保守主义存在着本质区别。

第一，从利益关系主体来看，“另类右翼”政治是生物学种族主义。

美国共和党所代表的新、旧保守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强调人类等级秩序的存在，等级划分原则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以权力主体自居。

美国新、旧保守主义都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遗产，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准则。

“另类右翼”政治则试图改变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另类右翼”批判平等主义，信奉种族天然的优越或劣等的人类生物多样性观点，主张人生而不平等，人类等级划分以种族为标准。

“另类右翼”继承了德国纳粹反犹主义，又具有 21 世纪美国的新特征，在国内表现为白人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反移民倾向，在国际上依然推崇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

第二，从利益关系的规范和协调原则来看，“另类右翼”政治是法西斯主义。

美国新、旧保守主义都强调遵循民主、法治和自由等宪政原则。

在他们看来，宪法是美国立国的根基，是固有的传统。

“另类右翼”政治则反对美国公民权利本位的宪政民主，主张美国应以白人种族主义为建国原则。

无论是种族主义，还是将美国底层白人塑造成移民和全球化的受害者，“另类右翼”都是在为独裁政治寻找借口，使其主张合法化。

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 （Frederick Watkins）所言:

“法西斯主义必然摧毁民主政治，将权力置于血统及意识形态都未受污染的精英分子手中。

”“另类右翼”政治拒斥通过民主和法治对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做出规范性安排，强调通过个人牺牲和服从纪律来建立秩序和加强统治。

第三，从政治权利的功能来看，“另类右翼”政治是威权主义。

美国新、旧保守主义都推崇个人主义，主张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认为实现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价值目标。

“另类右翼”政治则认为自由主义标榜的“道德”和法治只是获得或保障权力的策略，否定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所秉持的一切平等权利，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

在“另类右翼”看来，种族利益高于一切，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和公民的政治利益统一于法西斯主义领袖的个人意志。

法西斯主义领袖是真理性和合法性的来源。

因此，“另类右翼”政治是以神话和谎言为情感纽带，以铁腕统治人民，创造出一种威权主义秩序。

“另类右翼”政治代表人物往往集各种腐朽、暴力、极端观念和主张于一身，并在现实中形成了彼此勾连、多方联动的政治网络和利益集团。

除斯潘塞、班农和雅文外，“另类右翼”骨干成员还有白人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美国复兴”（American Ｒenaissance）创始人贾里德·泰勒（JaredTaylor）、3K 党领导人大卫·杜克（David Duke）、“欧洲身份运动”（IdentityEvropa）创立者内森·达米格（NathanDamigo）和“美国先锋队”（VanguardAmerica） 创始人狄龙·霍珀（DillonHopper）等。

总体来看，“另类右翼”完全脱离了二战后美国旧保守主义阵营和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框架，这也是其独特性、危险性和危害性的根源所在。

“另类右翼”不是只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理念，也没有止步于边缘性的社会运动。

当班农在 2016 年担任特朗普竞选团队首席执行官、胜选后担任特朗普政府首席顾问时，“另类右翼”的政治主张从理念转变为美国政治现实。

因此，美国“另类右翼”是以建立白人种族威权国家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

二、美国“另类右翼”政治兴起的社会基础

“另类右翼”要实现从极端主张到政治现实的转变，就必须鼓动美国民众，获得“民意”支持。

现实的人是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的前提。

21世纪以来，美国底层白人日益艰难的经济处境是其被“另类右翼”政客们动员起来的根本原因。

美国工人阶级是西方国家中的特例，既缺乏有影响力的工人阶级政党，没有工会大联盟（OneBig Union），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更无法联合起来为权益而斗争。

因此，美国的阶级矛盾往往被社会矛盾所掩盖，或以种族矛盾的面目出现，这为“另类右翼”提供了机会。

（一）美国“另类右翼”政治兴起的社会阶级基础

“另类右翼”政治的社会阶级基础主要是美国产业升级后失业的底层白人蓝领。

二战后，美国经济实现了从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就业结构。

从学历结构来看，1940年，美国 25 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75% 是高中辍学或从未读过高中，5% 以上为大学本科;到 2016年，成年人中没有高中文凭的仅占 13%，有高中学历的为 27%，有大学学历但没有学位的占21%，有副学士（Associate） 以上学历的比例为39%。

从就业结构来看，1940 年，只有 32% 的美国人从事白领工作。

自 2006 年开始，白领工人比例稳定在 60%以上;而包括产业工人和重体力劳动者在内的蓝领工人比例从 1940 年的 36%下降到2016 年的 13． 7%。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美国生产力快速发展，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蓝领工人比例越来越小且日益边缘化，以地处五大湖老工业区的威斯康辛州为例，根据 2017 年统计数据，高中以下学历的占 8%，高中学历的占 31%，有大学学历但没有学位的占 20%，副学士学位以上的为 41%。

2009—2017 年，威斯康辛州快速实现了自动化，该州“机器人强度”（robot intensity）在美国最高。

机器人取代人工实现自动化，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美国低学历的中老年蓝领白人很难依靠自身力量适应新生产方式或转型进入其他行业。

除了失业的威胁，美国工人阶级还经受着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的困扰。

历史地看，美联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财富的分化程度在显著扩大:

美国收入排名前 10% 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 1989 年的 66． 9% 上升到 2018

年的 70%，收入排名后 5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 3% 下降到 1．6%。

这两组数据的比较说明，虽然近 30 年来美国国民收入水平整体是增长的，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状况是日趋严重的。

美国工人阶级中下层和上层的分化也很显著。

经济学家斯蒂芬·罗斯（StephenJ．Ｒose）的研究表明:

2015 年美国制造业领域没有大学学历的管理岗位和有专业技术含量岗位的工人的年收入为 50000 美元，中等技工和蓝领工人的年收入为 34000美元，差距悬殊。

美国“另类右翼”政治的另一社会阶级基础是自 2008 年经济“大衰退”（Great Ｒecession）以来因破产而阶层向下流动的原白人中产阶级。

虽然在美国有过政府干预特别是政府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历史，例如，为应对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经

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推出的“三Ｒ新政”:

救济（Ｒelief）、复兴（Ｒecovery）和改革（Ｒeform），通过救济穷人与失业者，复兴经济，并对金融系统进行改革，预防再次发生大萧条，但从长时段来看，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历来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主轴。

其直接后果是虽然刺激了经济增长，却带来了社会阶层贫富分化和不平等加剧。

这种现象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到极致，当时的小布什政府一方面拒绝以更加积极的政府干预方式挽救经济，另一方面却制定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AssetＲelief Program）以拯救遭受冲击的美国金融业。

继任者奥巴马总统又推出了《金融救援计划》（Financial StabilityPlan）。

两项金融救助计划共计 2． 2 万亿美元的花费都转变为纳税人的沉重负担，而“大衰退”的始作俑者———美国金融资本家始终都是获利者。

表面上，美国政府救市取得了成效，股市得以恢复并创造了持续的繁荣。

实际上，美国金融财富的泡沫膨胀是以伤害美国的社会结构为代价的:

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持续萎缩，其中一部分破产的中产阶级向下流动，进入劳工阶层，而原本的底层劳工则经历了更为严峻的失业和社群解体等困境。

（二）美国“另类右翼”政治兴起的社会心理基础

在美国，失业的白人蓝领阶层和破产的白人中产阶级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21 世纪以来，美国中西部底层白人工人社区中出现了离婚率上升、药物滥用和上瘾、自杀率不断攀升、酒精性肝病等患病率增加，以及由此导致死亡率提高等新的社会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称之为“绝望之死”（deathsofdespair）。

2016 年美国大选之前，斯潘塞和班农等主要通过创办“另类右翼”网络杂志和网站对美国白人进行宣传和动员。

斯潘塞创办的网络杂志“TheAlternative Ｒight”、ＲadixJournal 和“另类右翼”网站（Altright． com）以及班农担任执行主席的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News）都是“另类右翼”主要的宣传平台。

他们还纠集其他极右翼群体，利用4chan、8chan、InfoWars、GatewayPundit 和 Vdare 等极右翼网络平台混淆是非，向不明真相的美国白人特别是处境艰难的底层白人反复灌输他们是全球化和移民的“受害者”的观念，由此煽动种族主义仇恨，策动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

“另类右翼”政治极端思想逐渐得到了美国底层白人认可。

此外，“另类右翼”还得到了一部分狂热的白人种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主义者和热衷互联网模因（meme）传播、恶搞文化、以美国青年人为主的“网络山怪”（internettrolls）的追捧。

一些美国比较有影响的网络红人，如沃克斯·戴（VoxDay）、斯蒂夫·赛勒（SteveSailer）和布列塔尼·佩蒂伯恩（BrittanyPettibone）等都是“另类右翼”分子，他们推动着“另类右翼”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2016 年美国大选结果显示，无论是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工人阶级，还是整个白人群体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都超过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支持率。

美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抗争最后只能以种族矛盾和身份政治表现出来，“抛弃合乎理性的态度而走向充满感情的神话”，盲目相信“另类右翼”蛊惑人心的言论和特朗普政府的承诺。

所谓美国底层白人的民粹主义运动不过是被“另类右翼”政治势力挑动、利用和合法化的工具。

美国“另类右翼”从出现到发展至今短短十多年时间，其政治代表特朗普就通过民主选举的合法途径当选总统，这表明美国白人（特别是底层白人）因身份认同引发的焦虑和“另类右翼”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并产生了强大政治效能。

三、美国“另类右翼”政治从理念变成现实

“另类右翼”的目标是要根本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将其变为白人种族国家。

从理念走向现实的关键一步是在 2016 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运作的核心人物是班农。

（一）“另类右翼”政治主张转变为特朗普执政理念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班农担任特朗普竞选团队首席执行官。

特朗普竞选纲领本身就是对“另类右翼”政治诉求的回应:

确立“美国优先”原则;奉行“美利坚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承诺“建起巨大的边境墙，去阻挡非法移民”;宣称“让

工厂重新开工，工人重新就业”;指责民主党“支持中国加入 WTO”。

特朗普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AmericaGreatAgain），得到了“另类右翼”的拥护和支持。

传统上拥护民主党的五大湖“铁锈地带”的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的选民变成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内政外交开始了重塑性转变。

如何评价特朗普政府政策是看待当下以及未来美国政治走向的关键。

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了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美国优先，多边主义最后”。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班农担任白宫首席顾问，通过“美国优先”原则将“另类右翼”政治诉求变成了美国政治现实。

（二）特朗普政府“另类右翼”政治下的内政外交

第一，“美国优先”的实质是美国白人优先。

“美国优先”在美国国内政策层面包含两个支柱:

“购买美国货”和“雇佣美国人”。

2017 年 4 月，特朗普政府签署了“购买美国货和雇佣美国人”行政命令。

“购买美国货”条款要求涉及联邦采

购和联邦拨款的项目，须采购在美国生产的材料和产品;“雇佣美国人”条款严格限制美国公司雇佣持 H －1B 工作签证的外籍专业技术员工，用雇佣美国人代替。

2020 年，特朗普相继颁布移民禁令和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境外的人获得绿卡，

暂停持有 H － 1B、H － 2B、J、L 签证的人士入境;美国联邦机构禁止雇佣外国工人。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产业转移方式实现美国钢铁产业重生和制造业复兴。

例如，2017 年 7月，富士康公司与威斯康辛州政府签订了合作项目。

本来这是特朗普政府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样板工程，因为根据协议，富士康公司要在该州建厂、雇佣美国工人进行生产。

州政府给予富士康40亿美元的免税和补贴激励等优惠政策。

由于劳动力素质与企业岗位需求不匹配，富士康连续两年都未能完成雇佣美国人指标。

这表明美国产业结构与底层白人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高素质劳动力短缺，低素质劳动力失业严重。

2019 年 4 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褐皮书”（Beige Book）显示，美国技术和专业岗位人才紧缺，大多数地区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等行业缺乏熟练工人。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脱离了美国和世界经济实际，导致人力资源无法通过移民得到补充而不断萎缩，成为“另类右翼”政治下美国经济加速衰退的主要因素。

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的“美国优先”非但没能重振美国经济，还深化了社会矛盾，底层民众处境进一步恶化。

2019 年，美国 25—54 岁成年男性的失业率达 14.28%，每 7 人中就有 1 人失业。

2000年，每10 万个美国人中有22．7 人遭受了前面所述的“绝望之死”;2017 年，该数字上升到45.8 人。

第二，以“美国优先”之名实施“种族清洗”。

“另类右翼”政治的所谓“和平的种族清洗”，无非是两个主要途径:

其一，通过修改法律以限制或驱逐移民;其二，用暴力或失业等方式令在美国的有色族裔无法忍受或是无法生存而被迫离开的“自我驱逐”。

在“另类右翼”政治下，前者通过特朗普政府实施“雇佣美国人”政策和越来越严苛的限制移民工作法令实现;后者通过纵容“另类右翼”用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变为现实。

2017 年，特朗普政府拒绝签署“联合国谴责纳粹主义的决议”。

这给美国“另类右翼”以极大鼓舞，各类“另类右翼”仇恨组织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泛滥成灾。

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 （SouthernPoverty LawCenter）所追踪的美国“另类右翼”极端组织就超过1600 多个。

2017 年8 月—2018 年8 月，斯潘塞和杰森·凯斯勒（JasonKessler）组织了两次美国“团结右翼”（Unitethe Ｒight）大集会，都是以促进白人至上主义、“另类右翼”、新纳粹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为主题。

“另类右翼”兴起之前，美国国内恐怖主义活动表现为自发性、随机性、规模小和分散化的特点。

“另类右翼”政治兴起后，美国恐怖主义犯罪呈现出团伙化、组织化、规模化和集中化的趋势。

白人种族主义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