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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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研究

第二章湖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研究

青铜器在夏商周三代拥有特殊的地位，通常作为礼器存在，被当做维持国家统治秩序的辅助工具，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使用青铜器用于宴饮、祭祀、陪葬时有一系列严格规定，僭越即受到严厉制裁。

青铜礼器已经成为区别贵族等级，防止破坏统治阶级内部平衡的重要手段。

统治者利用特定青铜礼器的造型和纹饰以强调尊卑等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使其成为代表身份差异的客观标志物。

礼器最简单的理解是“举行礼仪活动时所用的器物”，商周青铜器被公认为是礼制的载体。

一般来说青铜礼器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分类方法：

狭义的礼器则专指容器；广义的礼器除容器外还包括乐器和仪仗类器物。

其中青铜器造型样式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等级的信物，其兴起和完善的过程，依附于青铜礼器的产生和发展、完备。

原始社会的陶器造型样式，为夏商周器皿造型的设计做了重要铺垫。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剩余生活资料的产生，在分配问题上私有痕迹日益明显，贫富差距开始出现并扩大。

氏族制度开始出现被瓦解的痕迹。

这种情况随后逐渐引发了社会行为规范、社会观念等全方位的变化。

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被打破以后，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社会生活当中出现了尊卑等级，由此催生了最初的礼制以规范社会行为。

样式是器皿造型设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问题。

在一定地域或时代，出现一定数量造型相似器皿，明显不同于其它造型器皿，它们所具备的群体特征，可认作一种造型样式。

商周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装饰、造型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完全可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

第一节青铜容器

容器在青铜礼器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地位也最重要，“以容器为主体的青铜礼器构成了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核心”，但越往后发展，礼乐器越引人瞩目。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夏时的青铜容器最少,仅有鼎,商代新增有扁、颇、篮等,到了西周、东周时发展最为完备,种类和数量均有大幅增长,造型变化也很丰富,有力地体现着时代风格,反映着时代审美观念的变化巫鸿也曾对大汶口文化礼器与用器分离带来的器型的变化做过阐述：

“一小组陶器开始先露出一种精细纤弱的风格；容器的足和颈部被逐渐拉长……这种器物的设计起点是追求复杂的外轮廓，而容纳实物或水的实际功用及体积感则被有意抛弃”。

腔体部分被压缩，容积小且有头重脚轻之感，如果日常使用极易倾翻，可见礼制对其造型的影响。

早期青铜器皿造型主要是在陶器造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虽然青铜器皿造型源自于陶器，但很快与陶器拉开了距离，产生了很多新的造型样式。

青铜器皿的材质特性和加工工艺与陶器有较大差异，可以实现更为复杂的造型，比原始社会及同时期陶质器皿造型更富于变化。

尤其是商周两代，青铜器皿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与特定的人文思想相结合，创造出了异彩纷呈的造型样式。

青铜器造型样式繁多，地域差异也较大。

商代青铜容器又可以分为食器、酒器和水器。

酒器的种类最多，形成以爵、觚、斝为核心的器物群，包括觯、尊、卣、壶、觥、罍、盉、瓿和彝等，其中尊、觥多铸成鸟兽形象，样式尤为丰富。

青铜器皿是祭祀占卜活动中沟通天地、联络神人和完成各种礼仪的必备之器，也是显示统治权威、炫耀财富和特权的手段。

强大的政治需求支撑着青铜器皿的设计、制造，使其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

1、鼎

青铜礼器发展到周代，有了一个大的转折，即从以“酒器”为核心转变到以“食器”为核心。

现存关于用鼎制度的先秦文献主要是《仪礼》，该书成于战国，内容多源于西周古礼，其中记载的关于天子用九鼎的。

周代礼制最重要的是用鼎制度，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都要按等级使用以鼎为核心的成套青铜礼器，并且建立了系统而严密的食官制度进行管理。

鼎是商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之一“据学者考证,鼎有许多专名,如姗、燕、篇、牛鼎、羊鼎、鹿鼎等”。

考古发掘出土的部分鼎的足与底部有烟臭痕,可证鼎确为炊食器具"但根据文献记载,鼎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的礼器,即由所谓的“钟鸣鼎食”。

随后的青铜器皿的造型设计，不再只局限于为祭祀和占卜等较为狭窄范围内的活动服务，而发展为与西周生活中“冠、婚、丧、祭、宴、享”各个方面的礼仪相关的礼器系统。

包括了鼎、簋、鬲、甗、簠、豆、敦、盨等。

严格的周礼反映在器皿上体现为造型的规矩整齐，鲜明的节奏感和严格的等级次序，以及有序的组合。

西周器皿的造型往往对应严格的伦理意识和等级观念，并以法律制度为保障，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造物史上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

在最严格的时期，不惜采用最为严酷的刑法来保障器皿的造型样式不被随意改动。

对青铜器皿的制作和使用的控制，是周代统治者对思想进行控制的一个重要途径，何种地位等级的人使用何种造型样式的器皿有较为详尽的规定。

下面我们以鼎腹的形状将其分为圆鼎和方鼎两个系列加以研读。

（1）圆鼎

圆鼎的造型产生于夏代,商周时期是其发展盛期,以双耳、圆腹、三足为基本造型特征,它始终是我国古代鼎的基本造型样式，“三足鼎立”已成为一种不可更张的印象，也被后人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宁乡黄材水塘湾分裆鼎高18，口径14.9厘米，造型庄重、浑厚，三只足形态与众不同，膨大得像口袋，大腿部造型突出，往下走略收，这种造型设计既张显大腿强壮力量之美，作为炊器，还增加了受热面积，提高了炊煮效率，加强了鼎的实用性。

鼎的口部呈椭圆形，口沿有两只立耳，有束颈，腹部的兽面纹巧妙地利用的足的形态，使足腹浑然一体。

据说出土时有一大一小两件，图中所示为小鼎，而大鼎至今下落不明。

而另一件夔龙纹鼎，它的足部象兽蹄，所以称为蹄足。

足内是空心的，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铜鼎，无论足内边形状如何，大都有铜围成柱状或内平外圆。

而这件鼎的足却只有外部，截面是半圆形。

同样造型样式的鼎在湖南发现多件，颇具地方特色，应为本地铸造铜器的一种方法。

（2）方鼎

商代后期，在殷墟大墓中也土了许多著名的方鼎，如司母戊鼎、牛方鼎、鹿方鼎等，而湖南更是出土了一件与众不同的方鼎，这件器物颜色碧绿莹澈，为长方形，通高38.5、口长29.8、口宽23.7厘米。

器身高16.6、足高14.6、足距长16、宽10.5厘米，足尖径3.7、边厚1.5厘米，鼎口略大于鼎底,器身四周为浮雕的四个人面装饰，四面四张人脸看似相同，其实大小不一，两侧的较大，宽16.4、长13.6厘米，两端的较窄小，宽13.8厘米，长与侧面的相同，其巧妙地调整了人脸比例，以适应方鼎长宽两方面不同大小及形状。

但人脸的面部表情却是一模一样，就好象同一张底片放出来的一样；从脸型上看，都是大脸，弯眉、圆眼高耸尖削的鼻梁、宽阔突起的嘴唇，表情非常庄重。

看起来，与现在的南方人有些相近。

耳粗大，分张于两侧，耳的上部有一云勾纹，下部有一弯曲的手爪形纹饰。

显然这不是常识意义上的形象。

大部分学者认为它是“饕餮”的形象。

相传饕餮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是贪吃的象征。

它狰狞的贪婪的形象恰恰好满足了奴隶主的内心需求。

抛开它蕴含的政治意义，人面纹鼎体现了超凡巨大的历史力量和原始宗教的神秘观念，体现出一种“狰狞美”的美学风格。

2、鬲

鬲,古代炊煮或盛食器,最初由陶鬲演变而来,陶鬲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青铜两最早见于商代早期,一般造型为侈口,三袋足,足上部肥大内空,足根呈锥形,在文献中也有类似说明,如:

《尔雅·释器》谓鼎，款足谓之鬲，《汉书·郊祀志》谓鼎“空足曰鬲”。

这种设计主要为增加其受热面积,正合于其用途。

湖南出土三羊铜鬲高22.8，口径14.7厘米。

口沿外倾，有三个中空的足，便于炊煮加热，足与腹部形成一个整体。

西周早期鬲的造型继承了商代后期圆肩高档柱足扁的造型,中、晚期变化显著,多呈横宽体式，依据耳的有无和位置,可分为立耳鬲、附耳鬲和无耳鬲。

立耳鬲的主要造型为:

两耳竖立于口沿,或瘦身高档,或矮身平档,均为柱足。

这件鬲与典型的鬲的造型是有区别的，造型近似鼎，足为柱状。

腹部绘有三只羊，方位于足对应，使纹饰与器身浑然一体，美观别致。

羊是当时很重要的牺牲,又有吉祥的寓意，典型的如“三羊开泰”，因此在青铜器上常常可以见到。

2、簋

簋,古代盛食器,《郑《注》曰:

“方日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

”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饭食。

《周礼·地官·舍人》言:

“祭祀,共簠簋,实之,陈之.”《郑《注》曰:

“方日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

”可见,簋是古代重要的礼器之一,尤其在周代,青铜簋和鼎是配合使用的,常以偶数出现,和文献记载的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元士用三鼎二簋相吻合。

其基本造型为侈口、圆腹、圈足,圈足常带十字形或方形镂孔、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双耳、四耳、垂耳,足也有圈足派生出三足、四足和带方座的簋。

1982年春，湖南省桃江县连河冲乡金泉村一农民在建房挖地基时，于地下0.3米处发现一件西周马簋。

全器通高30.6、口径15、座高10、座长20、座宽18.5厘米。

簋的颜色绿褐光亮。

簋身为圆形，方折唇，束颈，鼓腹，圈足，下有长方形器座，座内有一悬铃舌的纽，但铃舌已失。

腹部原有四耳，均残缺。

肩部浮雕四匹昂首卧马（不是“飞马”），前足后曲，后足伸直，两马臀部相对，马首是另铸焊接的，匠师抓住了动物最突出、生动的头部加以修饰，使马头高高扬起，伸出器外，极具错落美感。

卧马之间饰卷曲的双身龙纹，又像蛇纹。

腹部饰卷眉凸眼的凶兽面，兽面之间有长垂冠、勾利嘴、长尾巴的凤鸟4只，簋座较长的两边铸高、长均为16厘米的立马4匹，每2匹一组，头向相反，昂首竖耳，头小，颈长，身短，蹄粗，尾长下垂，尾毛根根可辨，可能是当时生活在湖南一带的越人使用的。

1976年人们在修堤时出了一件兽面纹方座簋，高26，口径22厘米，此簋口部外敞，腹部下垂,带有方形器座。

在腹部两侧有龙首形环耳，口沿下和圈足都装饰有牺首，牺首周围饰有夔龙纹。

器物内部有“作宝尊彝”四字铭文。

3、爵

青铜爵,古代酒器,在商周酒器乃至整个青铜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浇酒敬神”第一重器,也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

基本造型:

以细长的筒状腹作为主体,口缘前有长流,后有尖尾,流上近口沿处有短立柱,腹一侧有鉴,腹下接三个高而尖的足。

湖南这件兽面纹爵高23.2厘米，流尾较长，往上翘，靠近流的位置还有柱。

腹部有兽面纹。

三只足呈刀型。

在它身上发现了两处铭文。

商代墓葬中，常与觚相伴出土，所以爵一般与觚配套使用，数量多少代表身份地位的不同。

爵的作用主要是滤酒，高足的爵可以加温，因此也有温酒的作用。

周人总结商人亡国的经验教训不，其中一条就是嗜酒，因此酒器所发挥的礼器作用在周朝已退居次要地位，鼎和簋等食器更为受重视。

4、尊

尊,是古代用于盛酒备斟的酒器之一,也是重要的礼器,设专职人员进行管理。

《周礼寺官·司尊彝》：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

”尊的造型由口、腹与圈足三部分组成：

大敞口、束颈、折肩、深鼓腹、圈足,口径和最大腹径约略相当，但体积比较大,总体造型效果较为壮美。

饮酒之风在商代非常盛行，酒器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其中，大型的盛酒器是当时最为奢华的青铜礼器，种类有尊、觥、卣等。

l966年湖南华容县出土的商代牺首兽面纹圆尊，通高73.2厘米口径61厘米。

喇叭形口，高领，折腹，高圈足，显得气势宏大。

腹足和圈足上呈现的是一张张狰狞的怪脸，粗卷的眉毛，圆瞪的双目，竖直的鼻子，还有一张口，正就兽面纹。

腹、圈足间有三个“十”字形镂孔，肩、腹间附立三圆雕兽首，肩上饰立体扁状鸟纹，湖南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多有大型重器，如这件华容所出尊高达73.2厘米，在中原殷代同类铜器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湖南衡阳常宁出土的方尊，造型独特，口部像喇叭一样向外敞开，颈部内收，全身有八条突出的扉棱，看起来像骨架一样撑起器物。

最吸引眼球的是站在肩部四角的怪鸟，它们头上长有双角，目光凌厉。

在怪鸟之间，装饰了猪首。

湖南出土的这类尊器，给人感觉工艺十分精细，设计充满创意和想象力。

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出土了一件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四羊方尊”，属于礼器，祭祀用品。

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

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的。

造型雄奇，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

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

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

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湖南的商周青铜器器身上有高浮雕动物或神兽形象，有些则直接为动物的三维器物，如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

1975年2月，湖南醴陵县仙霞公社狮形山大队贫农社员张立林在狮形山的山坡上挖土植树时，发现一件铜器象尊，此象尊重2775克，通高22.8、宽14.4、长26.5厘米。

整件器物造型形生动逼真，花纹精致繁缛。

以象为造型的青铜器稀少，且有流散海外，这件湖南出土的青铜是极少有明确的出土地点的商代象尊，其铸造的技术水平极高，即使与殷墟最为精美的铜器相比也毫不逊色，可谓是一件艺术绝品。

5、罍

《仪礼·少牢馈食礼》言：

“司宫设罍水于洗东。

”《周礼》中也多处记载祭祀所用“皆有罍”可见,罍在古代也是重要礼器之一,即可作酒器,也可作水器使用"从其基本造型和觚圆尊等相似,都由口、腹、圈足三部分组成,但口不同于尊的大敞口,改为敛口,且口上多有盖,器腹较深等特点看,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罐子。

我们认为它主要作贮酒器具,敛口和盖的设置,使酒不宜挥发,而深腹的造型正合于其贮器的实用性。

湖南益阳出土了一件罍，高44，口径13厘米，整体为圆形，颈部较短，肩部圆形，鼓腹下收，圈足较矮。

最为特别的是，肩部的两耳设计成牛首衔环，腹下部一侧则有一个牛首形鼻钮。

这件器物低部，有三字铭文。

6、卣与虚

卤与壶造型相似,基本造型均为敛口、大腹、圈足、多有盖,所以古代学者常将壶与卤混淆,刘昭瑞先生通过分析指出：

“旧称为卤的器物似应改称作壶。

”"现在我们习称之卤有提梁、颈稍短,而壶多无提梁、长颈。

（1）卣

卤,商周时期专用于盛柜色所酿带有香味酒的祭器。

在《尚书》、《诗经》、《礼记》等先秦文献中也有记载。

卤的基本造型与壶较接近,有盖、敛口、硕腹、圈足,最突出的是颈部两侧有提梁。

卤在湖南的出土数量很多,而且造型变化十分丰富。

藏于法国赛努施奇时期博物馆所著名虎食人卣，就是湖南宁乡出土。

商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件藏于法国，一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

其中以日本泉屋博物馆所藏较著名，通高35.7厘米，重5.09千克，商虎食人卣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

虎以后足及尾支撑身体，同时构成卣的三足。

虎前爪抱持一人，人朝虎胸蹲坐。

一双赤足踏于虎爪之上，双手伸向虎肩，虎欲张口啖食人首。

虎肩端附提梁，梁两端有兽首，梁上饰长形宿纹，以雷纹衬底。

虎背上部为椭圆形器口，有盖，盖上立一鹿，盖面饰卷尾夔纹，也以雷纹衬底，与器体一致。

虎两耳竖起，牙齿甚为锋利。

同时出土的还有宁乡炭里河的龙凤纹戈卣、长沙东山宝堤垸鸟卣、涟源桥头河水洞提梁卣等。

（2）壶

壶与卤造型相似,基本造型均为敛口、大腹、圈足、多有盖。

《诗经》中说“清酒百壶”，可见壶在当时也是一种酒器；而《孟子》中说：

“箪食壶浆”，表明壶也可以盛水。

湖南出土了一件云纹提链壶，通高38，口径7.2厘米。

颈部细长，腹部圆鼓，壶盖两侧各有一个半圆形钮，内套环。

在腹下部有三个铺首鼻钮，肩上两侧还有铺首衔环，环与提链与盖上的环相连，这样的造型既别致又可以防止盖的丢失，可谓匠心独运。

湖南新宁还出土了一件新的壶式样“瓠壶”。

长颈向一侧倾斜,下腹圆鼓,肩、腹之间有弓形把手,圈足较矮。

第二节青铜乐器

（1）甬钟：

是打击乐器，在湖南发现有较多的西周时期中原形制的甬钟，，体形厚重，有以阴线作界格的，如湘潭青山桥高屯甬钟钟等，其中一件变形鸟饰云纹甬钟，高45.3，铣间26.9厘米

（2）铙又称为钲和执钟。

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其最初的功能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周礼•地官•鼓人》载：

“以金铙止鼓”，郑玄注云：

“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

“这是后世的一种追述，就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湖南等地出土的这类青铜大铙，是当地最有代表性的青铜器物，。

在宁乡老粮仓古寨了虎纹铙和象纹铙，虎纹铙通高70，铣间47厘米，重55.5千克，而另一件象纹铙高70，铣间46厘米，重67.25千克，外型酷似两片合起的瓦块，口朝上，上宽下窄，座下有一个圆柱形的甬，也就是柄。

这样的铙湖南出土的还有很多：

如株洲朱亭的齿纹铙、宁乡黄材的云纹铙等。

第三节青铜兵器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战争在商周时期乃是当时社会的两大要事之一。

这在当时地处边缘的湖南地区也不例外，东周时期湖南境内民族分布十分复杂，有越、楚、巴、蹼等民族生活在现今湖南所辖的范围内,而就目前发掘的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墓葬很多都随葬有青铜兵器。

1、铜剑

湖南出土的青铜兵器中,铜剑数量最多，各型剑的造型变化大致都为剑身渐长,从无血槽到血槽渐深"。

剑很多都具有湖南地方特色，深受楚越文化影响。

如：

双色青铜剑、越王州句剑等。

这些剑

2、铜戈

在湖南出土的青铜兵器中,戈的数量仅次于剑"戈的形制复杂。

早期的戈没有胡，其攻击方式是砍啄而非钩割。

其最初的造型就应该受到了猛禽的尖喙启发。

后来的戈出现了胡，增加了钩杀功能。

上下左右皆可攻击，所以戈流行很长时间。

有的戈身饰黑斑，援和内上都有镂空似车轮状纹。

援扁平，断面呈梭形，三穿。

有的内后部三面有刃。

湖南出土铜戈的造型变化为援越来越窄长,上扬越甚：

内渐加长及上翘,由无刃到有刃，胡渐长。

3、铜矛

铜矛是东周常见兵器,湖南出土的铜矛数量可观。

铜矛的形制多变,一般造型变化主集中散侧附耳或鼻钮部位。

湖南出土的东周铜矛多为楚式窄叶矛,其造型变化为矛身逐渐变长,这类铜矛多为东周前期墓葬出土，东周后期的铜矛见于湘江流域的越族墓中。

在丘陵地形为主的湖南，步兵兵器较多，车战兵器较少。

4、铜镞

铜镞为东周常见青铜兵器，湖南出土的青铜镞演变趋势为镞两翼逐渐变窄,翼尾逐渐变长,由无血槽到有血槽，镞身和锨挺越来越长。

铜被、铜殳、铜戟、铜弩机等虽有出土，但量太少，资料难以收集，故不作分析。

基中，最大的变化为主要兵器的族属由越族变为楚族,而其变化的总体特征是楚式兵器渐渐取代其他各族兵器成为主流,到战国中晚期,呈绝对优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