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对《明史》的纂修兼与香港大学何冠彪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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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对《明史》的纂修兼与香港大学何冠彪博
论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对?
明史?
的纂修--兼与香港大学何冠彪博
清朝官方纂修?
明史?
,是史学界多有研究和普遍关注的问题。
几年前,笔者曾经撰写?
〈明史〉的纂修与清朝官方的明史学?
一文[1],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近来,笔者读到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的两篇专题论文,对清顺治朝和康熙四年纂修?
明史?
的问题发表了值得注意的观点,且涉及笔者的某些论述,因而重新予以检讨、审视和研究,并撰成此文。
一方面,这是对笔者前此的某些表述略加修订补充;另一方面,也是对何冠彪博士的主要见解提出商榷。
一、清顺治朝命修?
明史?
的动机与结果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转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
明史?
〔注:
赵继鼎奏请纂修?
明史?
的记载,见于?
清世祖实录?
卷15,何冠彪?
顺治朝〈明史〉编纂考?
一文首揭此事。
但清廷何时决议纂修,尚无确切史料证实。
清代官书中亦不见有关纂修?
明史?
的诏令,?
清世祖实录?
中仅见几位总裁于顺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钦奉圣谕,总裁?
明史?
〞,并提出副总裁及纂修人员名单。
这种“钦奉圣谕〞,很可能仅是早朝时的口头指示而已。
以往论著称顺治二年五月“诏修?
明史?
〞,表述确实有所不当,准确言之为:
顺治二年五月,清廷组成?
明史?
的纂修人员。
〕,得到了清廷认可。
其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
是年五月,由总裁提名副总裁和纂修官,并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2]〔P141〕,揭开了清朝官方纂修?
明史?
的序幕。
这种具有定员、定额和明确纂修人选的组织方式,应当视为正式组成了明史馆〔注:
?
清史列传·朱之锡传?
载其顺治十二年上疏称,“自国家定鼎以来,开馆纂修?
明史?
〞云云,是当时组建了明史馆,但其独立行使修史任务的权力甚小,有关事务多依靠于内三院。
〕。
然而,当时各地的抗清斗争仍然十分炽烈,战争未息,经济凋敝,并不具备纂修大型史书的条件。
清廷所以这样匆忙地准备纂修?
明史?
,是另有政治目的的。
清军占领北京之后,便面临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即如何将清廷显示为一个替代明朝的正统政权,这对于消减汉人反清情绪,对于占领全国的战略目标都是颇为必要的。
为此,清统治者实施了与历史、史学相关联的两大举措:
一是继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将明太祖牌位移入历代帝王庙、祭文中明确宣布明朝已经灭亡之后,顺治二年三月又定议祭祀历代帝王[2]〔P130〕;二是同年五月开馆纂修?
明史?
。
中国古代自唐朝之后,向有新建王朝纂修胜朝一代之史的惯例。
清廷随祭祀历代帝王之后,紧接着纂修?
明史?
,等于再次强化明朝已经灭亡的宣传声势,并使自身具备继明朝而兴的新王朝形象。
祭祀历代帝王和下令纂修?
明史?
,都具有配合清廷战略目标的政治舆论性作用,其影响虽不及“薙发令〞或其他镇压措施迅猛,但却没有激化民族矛盾的后果。
而纂修?
明史?
,更能抓住汉族士人传统的心理素质,便于怀柔、笼络与安排已经归附清廷的汉族文官。
至于当时是否具备纂修?
明史?
的条件,对清廷来说是次要的问题。
整个顺治朝在纂修?
明史?
的史料问题上,仅仅关注?
明实录?
,而其中却出现意外的损失,即发现明天启四年〔1624年〕的明代实录缺失。
于是,人们传闻是原在明朝曾投靠宦官魏忠贤、此时当上清朝明史馆总裁的冯铨捣鬼,疑心他得见天启四年?
明实录?
多记有他本人的劣迹,于是窃取销毁[3]〔卷5〕。
顺治五年〔1648年〕九月,清廷谕内三院:
“今纂修?
明史?
,缺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着在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缺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
〞[2]〔P321〕后来,又屡次有大臣提议征求该年份的文献史料,但均属了无结果。
顺治朝纂修?
明史?
的史料工作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只局限于官方已掌握的范围之内,而且主要是原存于宫中的明代实录而已。
但是,这一阶段毕竟使清廷形成重视官方历史资料的意识。
上引顺治五年九月的谕旨清楚地说明,对实录缺失局部有着急迫弥补的要求。
所以,明代实录除最初遗失者外,后来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顺治朝在?
明史?
纂修工作上,不过是令纂修官按年分段抓阄,各依抓得之年抄略?
明实录?
。
例如,顺治九年〔1652年〕入明史馆的傅维鳞,即抓阄得二十余年时限,馆中规定“止采实录,严禁旁搜〞,大有“事既简静,偃息多闲〞和“悲岁月之流迈〞的感触[4]〔?
叙传二?
〕。
看来,?
明史?
纂修人员十分悠闲,无所事事,其成效可想而知。
乾隆初,史官杨椿曾追述顺治朝的明史馆,其成绩不过是“仿?
通鉴?
体仅成数帙〞[5]〔卷2〕。
这种所谓的“仿?
通鉴?
体〞明史文稿,实际乃如纂修官傅维鳞所说,“止类编实录〞[4]〔?
叙传二?
〕,即仅仅抄略?
明实录?
“数帙〞以敷衍了事而已。
整个顺治朝在?
明史?
纂修上之所以无成绩可言,除了客观条件所限之外,清廷对此并不重视是很重要的原因。
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是出于政治目的做做姿态,对于应采取怎样的体例、如何处理一些重大的史事,官方并未予以讨论和研究。
清廷对?
明史?
的体例问题,实际上处于无意识、不考虑的状态,根本没有指望它纂修有成。
就是这种做做姿态,也是多尔衮掌政时所为。
在多尔衮逝世之后,清世祖对?
明史?
纂修之事更为消极、漠不关心。
例如,顺治八年闰二月癸丑日刚林上奏、十六年五月己卯日折库纳上奏,皆要求征求?
明实录?
所缺年份的文献史料,清廷对此那么一是“下所司知之〞,二是“报可〞[2]〔P426,977〕,实际无任何举措。
期间,要求纂修?
明史?
的奏请者尚多,无须一一列举,因为都是奏请后再无下文。
在顺治朝晚期,不仅没有了纂修?
明史?
的活动,而且明史馆本身也处于或存或亡之间。
请看?
清世祖实录?
顺治十六年〔1659年〕闰三月壬午日的记载:
“陕西道御史姜图南疏言:
‘?
明史?
一书,虽事属前代,而纂修之典,那么在本朝。
请发金匮藏书,敕内阁翰林诸臣,开馆编摹,广搜会订,以成信史。
’疏下所司。
〞其中竟然有“开馆编谋的要求,直似当时已无明史馆的存在,而清廷仍是“疏下所司〞,淡然处置。
明代历史纷纭复杂,史料史籍混乱歧异,清理考订十分繁难,清顺治朝确实尚不具备纂修一部高质量?
明史?
的条件;但更值得注意的是:
清廷当时并无修成正史的决心,开设明史馆,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基于传统的史学意识。
这是分析顺治朝官方在纂修?
明史?
问题上的种种现象之时,不可忘记的一个总的前提。
大凡出于狭隘、短视政治目的的官方学术文化事业,一旦政治效用过时不显,其事就可能逐渐废弛。
二、康熙四年再修?
明史?
的背景与成效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清世祖逝世,皇三子玄烨以八岁冲龄继皇帝位,是为清圣祖。
此时,朝政由索尼、鳌拜等四名辅政大臣执掌,一时保守复旧之风大炽。
尤其罕见的是:
守旧大臣拟定的所谓遗诏,竟然以“自责〞的方式批评清世祖的十四项大的过错,其中之一是“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
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
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2]〔P1105〕。
于是,在“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6]〔P73〕的口号下,顺治后期的改制措施多被否认,如恢复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的历代帝王祀典[6]〔P50〕,裁撤内阁、翰林院,恢复“内三院〞制度,等等。
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年〔1663年〕的缺乏三年时间内,制造出“哭庙案〞、“通海案〞、“奏销案〞、“庄氏史狱〞等多项惨烈大案,残酷打击汉人士绅。
“庄氏史狱〞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案发,因浙江富户庄廷鑨欲借纂辑?
明史?
留名后世,病死后其父继续雇人编纂,书稿刊印,载有努尔哈赤生平等为时所忌内容,且不避讳“夷寇〞、“奴酋〞等字样,又采用南明年号纪年,被人揭发,酿成大狱,株连列名参校、刻英买书等人员甚广。
康熙二年结案,多人惨遭杀害,其中名士、文人、学者实际多未参与其事,乃庄氏私自列入者。
因此,“庄氏史狱〞既是一个残暴的文字狱事件,其中又充满冤案。
这个案件事涉私修明史,办案中搜缴出许多私修明史的文稿与史料。
例如,罹难的青年史家吴炎、潘柽章,二人纂修明史的手稿及史料即被搜去,其中有顾炎武借与的书籍上千卷[7]〔P116〕。
民间学人积极私修明史的现象,对康熙初年的清廷统治者也有很大刺激,他们感到朝廷不能再对纂修?
明史?
毫无作为。
于是,即有康熙四年〔1665年〕再次纂修?
明史?
之举。
是年八月,清廷对礼部下旨曰:
前于顺治五年九月内有旨:
纂修?
明史?
,因缺少天启甲子、丁卯两年实录,及戊辰年以后事迹,令内外衙门,速查开送。
至今未行查送。
尔部即再行内外各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著察送。
在内部院,委满汉官员详查;在外委该地方能干官员详查。
如委之书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查,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
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著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
尔部即作速传谕行[6]〔P239〕。
十月,山东道御史顾如华上疏云:
伏读上谕,礼部广搜前明天启以后事迹,以备纂修?
明史?
,诚盛典也。
查?
明史?
旧有刊本,尚非钦定之书。
且天启以后,文籍残毁,苟非广搜稗史,何以考订无疑?
如?
三朝要典?
、?
同时尚论录?
、?
樵史?
、?
两朝崇信录?
、?
颂天胪笔?
及世族大家之纪录,高年逸叟之传闻,俱宜采访,以备考订。
至于开设史局,尤宜择词臣博雅者,兼广征海内弘通之士,同事纂辑,然后上之满汉总裁,以决去取,纂成全书,进呈御览,以成一代信史[6]〔P248〕。
这个奏请中“广搜稗史〞的建议,与清廷谕旨根本相符;“开设史局〞,语气中说明当为清廷已经决定之事,这里乃建言人员的选择。
但“广征海内弘通之士同事纂辑〞,绝非当时清廷所能应允。
因此,现有史料显示,康熙四年的征集明季史料,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而设明史馆纂修,那么仅委任朝官,秉承清廷旨意闭门造车而已。
这次征集史料,虽说明是承接顺治五年的举措,但责任明确,督催严厉,不仅征集明朝公文案牍,而且将征集范围扩大到明季史籍,申明不避忌讳之书,因而成绩显然。
今档案文献中尚存有?
各衙门交收明季天启、崇祯事迹清单?
[8]一件,此文件后有进呈者签名,日期为“十二月十五日〞,签收者署名有大学士车克、巴哈纳、巴泰、伊图、魏裔介、李霨及学士常〔额〕、章〔云鹭〕、蔡〔毓荣〕,等等。
朱希祖在上述“清单〞的跋文中,据?
清史稿?
的?
内阁大臣年表?
〔按:
似应为?
大学士年表?
〕指出,此数人同为大学士是在康熙三年至五年。
何冠彪进一步考订,上述常额、章云鹭、蔡毓荣等分别于康熙五年四月、五月、九月调离学士之职。
因此,这个清单所署“十二月十五日〞,只能为康熙四年[9]。
这些考订是确凿可信的。
总之,康熙四年八月谕令征集明史史料后,迅速取得成效,清单内开载的档案文件与书籍数量相当可观。
例如,兵部征集的明天启年间案卷有1742件,崇祯案卷21761件,簿册156本;礼部征集案卷1042件,簿册32本;内务府征集天启、崇祯事迹书籍717本,奏疏73件。
此外,尚有工部、太仆寺、弘胪寺等征集的文献〔注:
笔者?
清朝官方史学研究?
一书第180页,论到这个清单载征集所得之“案卷、簿册、奏议、书籍数量相当可观〞,但未列举数字。
而何冠彪?
〈明史〉编纂杂考?
列举其总数曰“天启朝史料154件,崇祯朝史料1826件,两朝共合1980件〞,数量差误极大,未知何故。
这里,不得不列举局部数字以正之。
〕。
这只是少数部院衙门征集史料一次呈交的清单。
可以想见,当时全国范围的征集所得史料文献总量应当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联系“庄氏史狱〞来分析清廷这次比拟认真的征集明史史料活动,不难悟出其政治目的:
即通过这个举措,使官员和学人进一步明了纂修?
明史?
应是官方之事,朝廷要掌握明史史料而扼制私修明史的势头;同时,规定征集图书“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以缓和“庄氏史狱〞造成的恐怖气氛。
这样,清康熙四年在搜集明史史料上比顺治时期前进了一步。
但是,在同样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之下,实际对?
明史?
纂修并未比此前有丝毫的起色。
雍正、乾隆年间参修?
明史?
的官员杨椿追述说:
“康熙四年,史馆复开,以国书译?
明实录?
,未数十卷,会修?
世祖章皇帝实录?
,遂罢。
〞[5]〔卷2〕据此,康熙四年不仅征集史料,还开设了明史馆,但以满文翻译?
明实录?
的做法,十分怪异,在顺治时期也无此举。
无论如何,这反映了执政满洲贵族的狭隘复旧思想,只能将?
明史?
的纂修带进无法进行的死胡同。
按杨椿所言,此次纂修?
明史?
,仅维持两年左右即再次停辍〔注:
康熙四年开设明史馆,应在十月顾如华上疏之稍后。
纂修?
清世祖实录?
始于康熙六年七月,是年九月组成实录馆。
中间间隔两年左右时间。
〕,是完全可以据信的。
康熙四年的再修?
明史?
,是在政治复旧气氛中进行的,其成效仅在于史料的搜集有所进展,纂修工作比顺治朝更加低劣,维持的时间也比顺治朝更短。
基于上述史实,笔者曾将康熙四年采取的纂修?
明史?
举措,与顺治年间的举措同归于清朝纂修?
明史?
的第一阶段。
此阶段未能取得修史的实际成果,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窒息了编纂方法、编纂行为的发挥。
但是,清廷至少在以下几点取得了定识或进展:
第一,清廷应当组织人员纂修?
明史?
,这是责无旁贷、早晚必须完成的事业。
第二,清官方纂修?
明史?
,是站在继起政权的立场上,而不是敌对立场,这是清廷推崇明太祖等明帝,宽容评价崇祯帝,以及宣称清取天下得自“流贼〞之手所必定导致的结果。
第三,为修?
明史?
而重视?
明实录?
等官方文献。
康熙初已认识到应当参考其他史籍,在搜集史料方面也有所作为且取得成效。
第四,顺治年间,汤斌等众多臣僚还曾提出相当中肯的纂修方法与纂修立意,清廷未采纳也未加否认,这对于清廷?
明史?
纂修的认识是有影响的。
所以,顺治朝与康熙初对?
明史?
的纂修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在观念、认识与史料问题上,都做了一定的准备,是整个纂修?
明史?
过程的准备阶段。
三、对何冠彪论点的几处辨正
1999年前后,何冠彪博士发表了关于清朝纂修?
明史?
的两篇论文:
?
顺治朝〈明史〉编纂考?
〔下文简称?
编纂考?
〕[10]与?
〈明史〉编纂杂考?
〔下文简称?
杂考?
〕[9],开掘出许多细微史料,考辨史事也十分认真,对于进一步清理?
明史?
纂修的详细情节甚有裨益。
但是,在有关评价顺治朝和康熙初?
明史?
纂修的较大问题上,何文却提出一些偏颇的新论点,影响对清朝纂修?
明史?
整个过程的表达和评论,有必要予以讨论和辨正。
〔一〕顺治朝是否曾修成编年体?
明史?
何冠彪?
编纂考?
一文根据谈迁?
北游录?
中“?
明史?
成,止编年。
范文程阅‘二十一史’,谓编年未尽,仍另撰〞[11]〔卷8〕等记述,认为至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编年体?
明史?
已经成书或接近成书〞。
这种看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第一,从顺治到乾隆年间,清朝官方以及众多参与?
明史?
纂修的人员,无一人讲过有所谓编年体?
明史?
修成之言。
第二,“?
明史?
成〞字样仅仅出现于?
北游录·纪闻?
下,而这样孤立的、不明来源的传闻之言,根本缺乏采信。
第三,顺治朝即使纂修简略的编年体?
明史?
,也不可能完成。
因为缺乏明天启间局部年份和崇祯朝实录,又未曾搜采其他史料,根本无法编辑成书。
为了给谈迁?
北游录?
中的“?
明史?
成,止编年〞之语寻求可信的理由,何文称:
“上述记载,乃谈迁在顺治十年十月至十三年正月间于北京朱之锡记室时的见闻。
朱之锡在这两年间由弘文院编修转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少詹事兼国史院侍讲学士、詹事兼秘书院侍读学士等官。
因此,作为朱之锡记室,谈迁的记载理应可信。
〞这里罗列朱之锡的“词臣〞官职,强调谈迁为朱之锡的记室,其实对其论点毫无补益,却适得其反。
因为谈迁将之写在?
纪闻?
,即说明来自于局外传闻,而不是得自朱之锡等文官。
朱之锡于顺治十二年二月上疏,奏请广泛征集与购求明季档案文献和史书,提到此前纂修?
明史?
,“因天启、崇祯年间事实散佚,参考无凭,遂致停搁〞[12]〔?
朱之锡传?
〕,说明朱之锡决无“?
明史?
成〞之类的说法。
谈迁的?
北游录?
是笔记杂录之书,内容有纪程、纪邮、纪闻、纪咏、纪文等五类。
纪程是旅途中的日记,其中多亲眼所见社会民生状况;纪邮为留居北京等地时的日记,其中多简略记录与当时人士的交往;纪咏、纪文,乃这一时期所作诗文;惟纪闻是关于清初的传闻轶事,其中多道听途说,随手记录,而不管其真伪。
谈迁在?
北游录·纪闻?
的自序中感慨自己身份低下,难得时机与贵人、硕儒谈说时事,“馀那么垣壁桯杌之是徇,余之愦愦,不其甚乎。
然幸于燕而闻其略也,假设锢我荒篱之下,禽籁虫吟,聊足入耳,能倾隃糜之残沈乎哉?
〞这段自序主旨是说他幸而到北方一游,才听得许多传闻,但同时也透露出这些传闻多得自“垣壁桯杌〞之间,即市井、乡间的闲谈。
朱之锡?
北游录序?
赞扬谈迁勤于记述,其文曰:
“或途听壁窥,轶事绪闻,残楮圮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
〞这种勤于记述的笔记,当然是过而存之,不遑区分真伪的。
谈迁的其他笔记之作,也是这种风格。
如?
枣林杂俎?
,明人高弘图为之写序,称其“时于坐聆涂听,稍可涉笔者,无一轻置也〞[13]。
笔记乃是有闻必录,不同于认真的历史著述,谈迁写于?
北游录·纪闻?
中的传闻,他自己也并非都予以相信。
如果缺乏其他史料的有效配合,把这样的笔记传闻当成立论依据,实在有失于严谨。
?
编纂考?
一文还引述了雍正、乾隆时史官杨椿的追述,但却做了手脚。
杨椿原文为:
“?
明史?
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仿?
通鉴?
体仅成数帙。
〞[5]〔卷2〕何博士引文先是砍去“仅成数帙〞四字,以突出“仿?
通鉴?
体〞即编年体;后文又硬说顺治时修成编年体?
明史?
,但“无论如何,这部?
明史?
‘仅成数帙’,篇幅不多〞[10]。
明眼人一看即知:
杨椿原意是说顺治年间?
明史?
纂修成绩很小,更谈不上编纂成书。
而经过何博士这样腰斩史料,两处包装,不但所谓“编年体〞似乎有了着落,就连“仅成数帙〞也解释成?
明史?
修成,只是“篇幅不多〞。
然而,?
明史?
如果真的修成,怎么会仅仅“数帙〞呢!
为了自己的一个立论,竟然如此舞弄笔端,似乎不大值得。
在?
明史?
未完成定稿之前,顺治、康熙时期的纂修文稿应当如数保存于明史馆;杨椿作为雍正年间参修?
明史?
的史官,应当看得到官方此前的纂修文稿。
因此,杨椿所说的“仅成数帙〞是可以确信的。
但“仿?
通鉴?
体〞的说法,不过是杨椿翻阅“数帙〞遗稿而产生的主观印象。
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后,没有任何史料说明官方曾经议论和规定过体例问题,说顺治时纂修?
明史?
采用“编年体〞、“?
通鉴?
体〞或别的什么体式,都是没有根据的。
当时的?
明史?
纂修官傅维鳞,自称他“所纂不过二十余年,止类编实录,不旁采,工无庸多〞[4]〔?
叙传二?
〕,反映了明史馆内敷衍拖沓的情态。
这种不下工夫、随意抄略的“类编实录〞,只能是史料不像史料、撰述不似撰述的废品。
按顺治初的政治背景,史馆中满洲掌权官僚并不关心?
明史?
的实际纂修,降清的汉官惴惴不安,惟恐触及忌讳,“止类编实录〞乃明史馆的敷衍塞责、拖延观望之策,虽外形类假设编年,实际并无体例可言。
因此,顺治朝不仅没有修成编年体?
明史?
,而且根本没有采用“编年体〞的意念和规定。
〔二〕顺治朝是否有过纪传体?
明史?
的议修和编纂
?
编纂考?
一文还断言,顺治朝“纪传体?
明史?
的编纂,不可能迟于顺治十二年才开始〞[10];?
杂考?
一文也如斯写道:
“顺治二年〔1645年〕开馆纂修?
明史?
。
但初时编纂仅系编年,及成书后,才改用纪传体重新编纂。
〞[9]这其实也是从?
北游录·纪闻?
下“?
明史?
成,止编年。
范文程阅?
二十一史?
,谓编年未尽,仍另撰〞的后半句发挥出来的。
该文首先利用顺治十二年朱之锡的上疏当做旁证。
这件上疏,笔者上文已经提到,主要是请求清廷着手搜集明季史料,理由是当初“开馆纂修?
明史?
,因天启、崇祯年间事实散佚,参考无凭,遂致停搁〞,这对何冠彪的论点本无帮助。
但是,其?
编纂考?
中却解释说:
“疏中所谓纂修?
明史?
‘停搁’,相信指的是编年体?
明史?
完成而至纪传体?
明史?
未编纂的时候。
〞[10]这不但是巧文曲解,而且将己意强加于古人。
请问:
朱之锡既然明白指出“事实散佚,参考无凭〞,又怎能修成编年体?
明史?
?
因此,“停搁〞只能理解为半途而废,无成书可言。
与朱之锡同时上疏请修?
明史?
者还有汤斌。
诚如?
编纂考?
一文所引,汤斌在申述?
明史?
编修方法时,确是按纪传体的思路展开的。
但是,这件奏疏能否当做顺治朝纂修纪传体?
明史?
的证据,至少还必须认真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朱、汤二人的上疏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奏疏引起了什么反响,其结果如何?
顺治十二年正月,清世祖鉴于“水旱相仍,干戈未息〞、“灾变未弭,时艰莫救〞,发出“广开言路,博询化理〞的谕旨,令群臣上疏进言,并声称,“一切启迪朕躬,匡弼国政者,所言果是,即与采用;如有未当,必不加罪。
毋得浮泛塞责,负朕求言至意。
〞[2]〔P693〕于是引发约三个月间群臣纷纷奏事,涉及时政甚广,诸如吏治、军务、国计民生、擢用人才等等,无不有所进言,甚至提出修改投充法、减轻“逃人〞处置、恢复多尔衮王爵等极其敏感的建议,也有提出纂修两朝圣训、设立起居注制度之类的奏请,这些在?
清世祖实录?
有详细记载。
朱之锡、汤斌关于纂修?
明史?
的上疏亦在此种背景下“应诏陈言〞[12]〔?
汤斌传?
〕,并非清廷专有一项议修?
明史?
的举动。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汤斌去世之后,汪琬为之撰?
墓志铭?
,提到这次上疏时写有“时方议修?
明史?
〞字样,乃是事隔三十多年后的模糊、影附之词;其他记述汤斌生平之文假设有相同字样,亦属于转相抄录,其致误来源如一,皆缺乏为据。
然而,为何这个讹误不被时人发觉?
思忖其因,是康熙十九年之后出现朝野议论?
明史?
义例的热烈情景,深入汪琬等文人学者之心,他们又不了解汤斌上疏的真正起因,遂无意中造成联想性笔误。
何冠彪明知顺治十二年清廷的举动是“广开言路,博询化理〞,但却接连突出地强调“‘方议修’的?
明史?
〞、“顺治十二年所议修的?
明史?
〞是一部“纪传体?
明史?
〞,此乃将朱之锡、汤斌个人的“议修〞行为,偷运到了清朝官方的头上。
顺治十二年,清廷根本没有“议修?
明史?
〞的旨意,朱之锡、汤斌等少数人关于编纂?
明史?
的奏议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反响与结果。
这个问题不必深辨,何文亦成认清廷对之毫不采纳。
既然如此,又哪里会有什么“改用纪传体重新编纂〞之事呢!
清世祖亲掌朝政后,对纂修?
明史?
的有关奏议一概不予理睬,包括不对奏议中的违碍言辞作出处分,这是他很有定见的一贯做法,其定见就是使?
明史?
处于既无纂修行动、又不明言废止的状态。
因此,所谓修成编年体?
明史?
和改用纪传体纂修,都是绝对的子虚乌有。
何冠彪?
编纂考?
的全文其实就是对?
北游录·纪闻?
下中一句传闻之语的推演,引用史料虽多,但对其论点而言皆属于牵强附会。
〔三〕关于康熙初?
明史?
纂修的废弛
如上文所述,康熙四年再修?
明史?
,征集史料曾颇有起色,但纂修工作很快废弛。
杨椿称,“康熙四年,史馆复开,以国书译?
明实录?
,未数十卷,会修?
世祖章皇帝实录?
,遂罢〞,即反映出这种情况。
清廷决定纂修?
清世祖实录?
是在康熙六年七月,组成实录馆在当年九月,按杨椿的语意,?
明史?
纂修即于此期间罢止,这是相当明晰的。
但何冠彪?
杂考?
一文认为,“杨椿的记载甚为笼统〞,并举出明遗民阎尔梅在康熙七年的两句诗“朝来闻道修明史,洪武元年纪戊申〞来证明康熙七年?
明史?
仍在纂修。
这迫使笔者不得不废些笔墨说明此事。
阎尔梅是一位恪守遗民气节的文人。
清军占据北京后,他曾南渡参与南明抗清事业。
见事不可为,乃隐居,游历各地,撰写诗歌多首。
其中如?
题昭烈庙?
一诗:
“高皇世祖两贻谋,章武还从末路收。
自可王孙承帝统,宁容国贼篡神州。
蛮方扩地曾名益,蜀士谈天直姓刘。
诸葛死忠谌死孝,当时悔不斩谯周。
〞[14]〔卷3〕诗中充满忠君爱国、痛恨卖国投降行为的思想感情。
但他与龚鼎孳〔字孝升〕早有旧交,龚氏投降清朝做了高官,仍主动与遗民文人交往,以修补“失节〞后的人格形象。
康熙七年正月七日〔人日〕,龚鼎孳请阎尔梅等几人饮酒,阎尔梅当场作诗曰:
“雁后花前七日春,晴宵围坐百禽茵。
尚平犹未完婚嫁,贾谊徒能说鬼神。
遍考名山多得意,覃思佳句必惊人。
朝来闻道修明史,洪武元年纪戊申。
〞〔注:
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