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与关中乡贤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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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与关中乡贤文化

《白鹿原》与关中乡贤文化

摘要

《白鹿原》是20世纪末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从关中地域特色文化角度出发，对关中文化进行多方面的描写。

乡贤作为白鹿原上传统文化主导者，在白鹿原治理和进展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乡贤文化在这部作品中有极其重要的文化地位。

本文通过对乡贤文化的内涵的阐述，主要写《白鹿原》中乡贤的具体表现，一方面对《白鹿原》中的“乡贤”代表的人物形象和文化地位的分析，揭示在特定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作为传统文化正面影响的乡贤白嘉轩和朱先生对白鹿村命运进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作为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乡贤鹿子霖在20世纪的政治力量的冲击下逐渐功利化的进展结局。

另一方面对乡约、祠堂等乡贤文化的表现形式的具体分析和解读，展现由儒家文化主导的白鹿村在族长的领导下所形成的一套带有地域色彩的乡约族规，这种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乡贤文化对白鹿村的进展有深远的影响，对关中的地域文化进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揭示本文关中乡贤文化的主题。

关键词：

白鹿原；关中；乡贤文化

前言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将写作视角对准了白鹿村的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

用众多个性鲜亮的个体形象展现出中华民族在那个动荡的历史时期的文化状态。

描写了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世世代代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变革，展示了白鹿村中以白、鹿两家为主的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和不同的人生命运。

在当时，中国正处在特别的历史时期，农耕文化逐渐转向现代文化，小说描绘了在一系列自然灾害、军事斗争、政治权力的冲击下，儒家文化逐渐边缘化的过程。

而在传统儒家文化进展的过程中，乡贤作为儒家文化的捍卫者和执行者，生动地诠释了乡贤文化与民族秘史本质特点的关系，揭示了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的独特性。

一、乡贤与关中乡贤文化

（一）乡贤

乡贤，指是乡村社会的贤人。

从古至今乡贤作为历史文化进展历程的推动者和捍卫者，是历史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闻名学者秦晖认为：

“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乡绅是一直到近代中国社会中的重要阶层，他们主导着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

在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中，靠的便是这些品德和才学为乡人所推崇敬重的士绅，他们德高望重，自身所具有的传统道德力量和知识文化力量可传承乡民、教化乡民。

“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2]一个乡贤在自己的乡里是可以行使一定的权利的。

这种权利和地位其实来自于两个方面，具体来讲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部分。

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乡贤行使的权利来自于统治阶级，封建统治者授予乡贤权利和地位，让他们在乡村社会里担负起民众的教化责任，以弥补中央到地方的纵向政治权利的不足。

另一方面，乡贤又从乡村的宗族民众那里得到支持。

因此，官府之外的又一股势力便由此产生，这股势力连接着官方与民间，同时也在造福乡里或教化民众。

乡贤的权力地位来源于统治者和民众，同时又用自己的身份象征带给了他们有利的方面，统治者拥有了和平的统治格局，民众也有了自己的文化楷模和精神寄予。

“随着士人群体出现分化，品学受地方推重者则为乡贤，进入仕途者则为官宦，此种身份己然有别于《周礼》之政制原型。

没有进入政治权力的乡贤，仍然作为礼乐制度下的重要一环，在古典社会的基层中发挥着政教作用。

”[3]他们的权力、资本和社会地位其实还是连续古代乡贤的传统，虽然封建统治土崩瓦解了，但是在上层政权不简单直接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这些乡贤就负起乡村的进展秩序，一些古老的乡约族规也由他们继承。

“绅士是退任的官僚的亲戚。

他们在野，可是朝内有人。

他们没有政权，可是有势力，势力就是政治免疫性。

”[4]绅士在乡里的免疫性就体现在他们德高望重、为人楷模的思想、行为上。

在具有地域性的通过民众约定俗成的规定下，他们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在治理上无须政权的介入，也不使用强制的方式，他们所依靠和遵循的是传统儒教文化的力量和价值，是儒教文化带给他们自身的人格魅力。

（二）乡贤文化

乡贤的出现，与传统儒家文化的进展和地方文化的形成有紧密关系。

乡贤的存在形成了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具有地方特色，是地域文化中的一个小分支，在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同时也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进展提供了有利的文化氛围。

乡贤文化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乡贤的组成，他们所具备的素养和特点；第二，乡贤在乡村进展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以及产生的结果；第三，乡贤治理乡村所制造并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如祠堂、乡规民约等。

随着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进展变迁，传统封建社会的文化结构有所改变，乡贤逐渐退出历史文化的舞台，原始的乡贤阶层逐渐开始消亡，因此，乡贤文化也逐渐消逝在农村社会中。

（三）关中乡贤文化

关中是秦地的文化中心，在此地形成的关学是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也是具有深厚地域色彩的哲学流派。

关中乡贤文化与关学有深厚的渊源，与儒家文化关系紧密。

作为白鹿原上的乡贤文化的核心和基础，白嘉轩和朱先生这种在儒家传统文化环境下熏陶出来的人，他们具备乡贤所需的德高望重、为人楷模的素养和特点。

白嘉轩的族长和朱先生的教书先生的角色定位让他们在家族进展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及在这种推动作用下所形成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载体。

关中乡贤文化既带有客观文化背景影响下的特点，又带有关中乡贤的个人主观主义色彩。

当时的白鹿原处在农耕文明时期，乡贤在传统乡村社会属于基层统治者。

在日常行为规范和思想道德标准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白鹿原》与关中乡贤文化

“儒家学说是一种始终追求确立社会秩序的学说，它不仅是一种思想，更体现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

”[5]白鹿原很好的继承了儒家传统文化，它的乡村秩序的维持得益于在白鹿原上的乡贤们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和执行，这就揭示了儒家思想它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它具有很强的有用性。

陈忠实在小说的扉页上写道: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6]白鹿原是一个儒家文化的世界，在这个文化世界连续进展的背后，是一系列为了它而奋斗的人物形象以及具体化的物质载体。

作品透过具有鲜亮的儒家文化影子的人和物，来展现乡贤文化的实践性特点。

在这些人和物当中，有优秀如白嘉轩和朱先生，他们终其一生都在维护着儒家传统道德伦理；有糟粕如鹿子霖，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选择了功名利禄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也有祠堂、乡约等具有深厚的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文化载体。

它们共同继承着儒家文化、进展着乡贤文化，形成了一个既注重礼俗教化、又注重文化实践的仁义之村。

乡贤的个人信仰对乡贤文化的进展方向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白嘉轩、朱先生、鹿子林这三个价值取向不同的乡贤身上，体现着乡贤不同的命运，也反映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民族的命运的不同进展。

（一）乡贤文化的表现形式

1、乡贤文化的物质体现——祠堂

祠堂是中国传统社会祭祀祖先的地方，受到儒家“仁”“孝”的观念的影响，祠堂这个种文化载体在儒家文化进展传承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也越来越重，所起的维持宗族秩序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所以，在民间比较有名望的家族大都修建祠堂来供奉自己家族的祖先，同时也将祠堂作为处理家族大事的场所，以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或者是表示事件的重大。

显示出家族强大的组织和教化功能。

在《白鹿原》中，祠堂与乡贤的角色扮演和功能发挥以及结果产生，即乡贤以及乡贤文化的具体体现有密不可分的联络。

第一，乡贤文化对“家族式”进展的传承。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团体，团体里实质上是一个男权社会，男性的家族地位至高无上。

白嘉轩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的权利拥有者，作为族长，他始终都扮演者乡贤的角色。

每当白鹿村有重大事件发生时，他都要行使作为一个乡贤的权利，对事态进展的大局进行思想和行为上的引导，这既是一个乡贤在完成他自己对民众的义务，也是一个有家族威望的族长对自己家族的责任。

白鹿村家族祠堂另一个体现儒家文化的传承的作用是对族人身份的认可，关于这个观点，小说中有两个典型的人物命运的体现。

首先是田小娥，她虽然留在了白鹿村，但却不被同意进入祠堂去祭拜祖先，白鹿村的人不承认她家族成员的身份；其次是黑娃，他从一个拒绝接受儒家文化的抵抗者变成了朱先生最优秀的弟子，在闹农协、搞暴动、当土匪等一系列的事情之后，黑娃向朱先生恳求回白鹿原，而象征性的仪式就是回乡祭祖，进祠堂认祖归宗就代表白鹿村的人们接受了黑娃。

这也能够体现乡贤文化在白鹿村民众心理的重要地位。

第二，乡贤文化对于下层人民的教化作用。

白鹿村的人们修建祠堂是为了开设学堂供家族中的孩子上学读书。

对于白嘉轩和鹿子霖主持修建祠堂和开办学堂这两件事，朱先生很认同并给与了极大的评价，认为是在做善事。

在朱先生眼中，祠堂对于族人的教化功能非常重要，这种教导不仅仅是通过读书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在用祠堂来传承乡贤文化。

不管是传承还是教化，祠堂在乡贤活动过程中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场所，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伦理都在祠堂这一个真实存在的建筑上得到了体现。

祠堂不仅仅是一个供奉祖先的建筑，他还是白鹿村民众的精神寄予。

。

2、乡贤文化的精神体现——《乡约》

1986年，陈忠实在蓝田发觉了《吕氏乡约》，然后将它抄录下来，进而将其转变为《白鹿原》小说中的《乡约》。

小说中朱先生亲手抄给白嘉轩的《乡约》也是以《吕氏乡约》为原型的。

从对族人的各种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乡约》从正面和反面两个角度树立了道德规范和道德过失的两种标准。

《乡约》是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乡贤自己修订的一种宗族规章，是儒家思想照耀下的关学思想的产物。

一纸乡约成为白鹿原上的人们的精神支柱。

“乡约由具有较深儒家修养的当地士绅主持，以宗族作为单位，将儒家伦理道德在乡村推广普及，以求以礼化俗、教化乡人。

”[10]在小说中，朱先生作为儒家思想代表亲手抄录了《乡约》，用来教化和整顿白鹿原的风气。

《乡约》一诞生，就被白嘉轩带回白鹿村，当即与徐先生、鹿子霖协商，被村里的精英阶层集体接受，并且一致决定在白鹿村推行《乡约》。

小说中白嘉轩是这样规定的，“白鹿两姓凡十六岁以上的男人齐集学堂，由徐先生一条一款，一句一字讲解《乡约》……学生在学堂里也要学记《乡约》，恰如乡上教材。

”[7]白嘉轩在白鹿村里推行乡约，民众的一切道德标准皆按照《乡约》执行，有功就进行奖励，有过就一定按照乡约规定惩处。

在这种又诱惑式的教化方式下，《乡约》条例对民众的教化作用非常有效。

推行乡约以后的白鹿原，人们便的和气可亲，民风淳朴。

一纸《乡约》在几十年的进展中一直影响着白鹿原上的思想文化的构建。

（二）乡贤文化的代表

1、乡贤文化的理想代表——朱先生

朱先生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关中儒学代表的形象。

他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清末明初时期的儒学文人。

他在二十二岁时参加省考时中了头名状元，是一个有学识、有素养的关中文人。

作为一代关中大儒，他的思想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他对关中学派研究多年，是关中文化界的佼佼者。

朱先生用自己的儒学观念影响着这里的村民。

他在白鹿村化解纠纷、销毁罂粟，都是作为一个正气凌然的乡贤所发挥的积极的功能，体现的是一个积极的乡贤价值取向。

白鹿村也因为他而获得了“仁义白鹿村”的称号。

所以，朱先生在白鹿村拥有的乡贤地位和权利大多数是来自于民众对他的尊敬和崇拜。

这些都体现着朱先生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底层的精神文化的引导者的优秀品质。

朱先生另一个奉献就是重新编写县志，在彭县长邀请他去县里就职时他拒绝了，而是跟县长请缨重修本县县志，这一举动也符合他关中大儒的思想崇拜，儒家从古至今一直推崇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进展。

朱先生以一个关中大儒的形象聚集了儒家弟子所有优秀的品德，寄予着作者对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依恋与敬重。

朱先生是白嘉轩一生当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人之一，朱先生“唤醒了白嘉轩心目中象征着仁义的白鹿精魂，从而使不读诗书的白嘉轩同样成为标准的儒家弟子”。

[9]是他的精神导师。

朱先生编写的乡约，成为白嘉轩教化乡民、整顿民风、治理家族的规章。

所有村民都一定遵守这一纸规定，无形之中把白嘉轩的精神导师这一层面上升到了有一个高度，他成为了白鹿村所有人的精神导师，完成了一个乡贤最高的责任。

2、乡贤文化的执行者——白嘉轩

何启治说:

“白嘉轩，是作者着意刻画的艺术典型，是作者寄予着某种理想观念的农村族长形象。

…作为代表传统仁义道德的、既讲原则又能身体力行的倔强正直的族长形象，白嘉轩是典型的，也是成功的。

”[10]白嘉轩是陈忠实在《白鹿原》这部小说中一个统领全书的核心人物，白嘉轩不仅是白家的长子，同时也是白鹿两大家族无可争议的族长。

在年轻的时候，金钱和土地是他追求的目标，小说中通过两件事来揭示了这一点。

首先，他因为争地与鹿子霖产生争吵之后不惜大打出手；其次，他为了弥补六婚丧对金钱上的亏空，开始利用种罂粟来牟取暴利。

但是当白嘉轩从父亲那里接任族长之后，这种对金钱和土地的猛烈的欲望开始逐渐淡化。

在朱先生的思想引领下，开始遵守传统儒家文化理念，逐渐转成为儒家文化浸润的生活秩序和伦理原则的化身。

白嘉轩的形象是“一个从历史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族长形象”。

在白鹿村具有人人崇敬的权力和地位，也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儒家道德的宣传者和实践者，同时也对白鹿村多了一份责任，成为传统儒家文化在这个古老的白鹿原上的天然的维护者。

《白鹿原》中所描述的乡贤其实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产物。

他们的存在丰富了宗法制社会的基层治理形式，延伸出来的乡贤文化也丰富了传统地域文化。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展过程中，乡贤以其独特的身份地位以及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着基层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

白鹿原在几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人们生活习惯都已近约定俗成，底层人民推崇乡贤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大多以乡贤代表为榜样。

朱先生和白嘉轩是白鹿原上民众的精神支柱。

白鹿村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久流传，离不开白嘉轩、朱先生等一系列优秀的乡贤的规范治理。

白嘉轩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在家族中享有较高的权利和地位，在治理和教化层面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能够左右家族的进展方向。

由上述商议可见，在一个完善的统治阶级中，乡村不是隔绝于国家政权的。

乡贤是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角色，它的存在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乡贤文化。

这种多样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形式，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三、关中乡贤文化的衰落

（一）鹿子霖的堕落

鹿子霖作为新一代族长，他对待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优”到“劣”的渐变过程。

“乡贤的凋零和乡贤文化的衰落还有许多深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这些历史的和社会的动因，有些甚至是我们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得不采取的矫枉过正的举措。

”鹿子霖作为这部小说中一个逐渐堕落的乡贤形象，他的转变是在20世纪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完成的，在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次转变。

鹿子霖刚开始当族长的时候也是依照乡约族规办事，处事原则合乎礼法。

在20世纪初的农村社会，白鹿原的乡民是以儒家文化为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

鹿子霖为了在白鹿村树立自己的威信，达到为人楷模的目的，也严格要求自己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成为民众的榜样。

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后，鹿子霖在担当白鹿村的族长的同时还外出在其他村子担当乡约，这一举动也使他从今走上了一条与白鹿村的仁义截然不同的道路，在他完成了这一角色转变的同时也失去了之前好不简单才得来的仁义声望。

这时候的他已经开始转变，但还没有完全的放弃儒家文化的教育理念，还是一个被儒家文化心理影响下家族领导者，这时候的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自己的儒家思想。

真正使鹿子霖彻底放弃传统儒家文化是在国民党重新得势之后，他对金钱和权利的渴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做事的手段也更加毒辣，白嘉轩苦心经营的“仁义白鹿村”被他搞得乌烟瘴气。

在共产党建立新政权后，落魄流浪，最终悲惨的冻死在街头。

（二）白嘉轩的边缘化

白嘉轩既是族长也是乡绅代表，他执掌宗族戒律、执行扬善罚恶等，他履行旧式乡绅的社会职责，维护传统道德礼教，维持乡里秩序，是一方的权威和仲裁人。

白嘉轩所处的白鹿原，经历前所未有的结构转型，中央政权的渗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乡贤自治。

中国自古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社会治理结构逐渐开始改变。

鹿子霖和田福贤等新乡贤出现后，白嘉轩对于乡里事务的治理力度大不如从前，他的权利仅限于主持家族宗祠的事宜了。

作为族长的白嘉轩再也没有之前的道德约束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取而代之的是鹿子霖和田福贤等新一代乡贤所治理的保障所机构。

至此，中央集权试图对农村基层社会进行控制，白鹿原在经历着国共反复争斗的同时也不能幸免，人们在思想和政治格局上都逐渐开始转变。

小说中写到白嘉轩辞退长工，这预示着中国农村社会底层结构的彻底改变，乡绅土豪成为历史名词，基层自治的传统和精神消灭殆尽。

也象征着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传统乡贤政治地位的边缘化。

（三）朱先生的悲惨结局

朱先生在作者的笔下是白鹿的象征，虽说不免有些神化，但却寄予着作者的美好理想，是一个“半神半人”的大儒形象。

他所做的与白嘉轩的“仁义”如出一辙，也只是他弘扬日趋没落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方式和手段，他的雄心壮志得不到实现，只能在儒家文化日渐没落的现实中逐渐丧失志向的悲剧。

“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逝了。

那一刻，她忽然想到了丈夫朱先生。

”小说用朱白氏这种自然的反应揭示了他在白鹿原上神圣的地位。

他的陨落象征着白鹿原传统乡贤文化消逝的必定性。

文革之后，朱先生的精神导师的尊贵地位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思潮给他带来的羞辱。

破“四旧”的浪潮席卷中国，红卫兵将“白鹿书院”的牌子打落，挂起了“种猪场”的牌子，曾经的文化圣地被肆意践踏；文革后期，作为白鹿原曾经最有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传承者，朱先生的名号被提出来，红卫兵决定“挖墓刨根鞭挞死尸”。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儒家文化在物质和非物质上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朱先生这位关中大儒的思想价值观，注定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悲惨命运。

这些乡贤的悲惨命运，揭示了乡贤文化在20世纪的行的政治力量和商业文化的冲击下逐渐衰败的命运。

这一时期，乡贤由于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变，对原始的乡贤的价值理论推翻重塑，让新的文化力量慢慢吞噬掉的文化根基，从而使得传统乡贤文化逐渐的边缘化、逐渐衰败。

结语

乡贤文化是《白鹿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对白鹿原上的基层群众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影响，对家族兴衰进展起着重要作用。

乡约族规是宗族内的所有人都一定遵守的法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这种由乡贤制定并传承的文化载体会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因此，承载了儒家传统文化结构的乡贤文化保证了基层百姓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长远进展。

作为白鹿原上的乡贤文化的核心和基础，白嘉轩和朱先生这种在儒家传统文化环境下熏陶出来的人，他们完全具备乡贤所需的德高望重、为人楷模的素养和特点。

白嘉轩的族长和朱先生的教书先生的角色定位让他们在家族进展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及形成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载体。

都给后世带来了继承、借鉴、进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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