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校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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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校史
南京大学
南京，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也曾留下辉煌的篇章。
东晋建武年间，南京就设立了太学，而且极一时之盛，仅学宫即增造房舍155间。
南朝刘宋设立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所学馆，有学者认为“可算我国分科大学之始”。
南唐王朝则在御街之东、秦淮河滨首开国子监。
而明太祖洪武年间设在鸡笼山下的个新王朝的“登基”同步；而三江师范学堂却诞生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时。
无由”（张之洞、刘坤一：
《奏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张文襄公奏稿》第三十二，民国庚申年木刻本，第1页。
）；国之“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今国家而不欲自强而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
”（梁启超：
《学校总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8、20页。
）
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借材异域”，1862年创办了最早的一所“洋学堂”京师同文馆，以后陆续开设了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器学堂（1865）、福州船政学堂（1866）、天津水师学堂（1881）、上海电报学堂（1882）、天津武备学堂（1885）、广东水师学堂（1887）、湖北自强学堂（1893）、南京陆军学堂（1896）等学校。
在洋务运动期间，欧风美雨频至，西学乘机东渐。
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外国传教士除了继续在我国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增设中小学外，开始创办教会大学。
例如，在南京就有美国教会美以美会所创办的汇文书院（1888年）、基督会创办的基督书院（1891年）和长老会创办的益智书院（1894年）。
这些教会学校的创办，意在传递西方文明，并培植符合西方列强需要的“有势力的人物”，来代替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为他们对中国的控制和在中国的利益服务。
然而，这些教会大学的开办，客观上展示了当时堪称先进的欧美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成为动员令》，北京张之洞署理两江一年多外，刘坤一前后驻节江宁十多年，最后病逝于两江任上。
刘坤一在两江总督任上，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往密切，同气相求。
他曾和张之洞南京大学，简称“南大”，位于中国南京，是源远流长的高等学府。
上可溯至汉后吴永安元年，历史上曾历经多次变迁。
民国早年转变为现代大学，是中国第一所集教学和研究于一体的现代大学。
中华民国政府撤离南京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国立中央大学”易名“国立南京大学”，其后径称“南京大学”，沿用至今。
弦诵斯崇，道贯古今，继往开来，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了丰厚的学风传统和精神遗产。
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祥地[4]，亦为现代儒家思想与中华文明复兴的基地[5]，倡行人文思想之会通与学术之昌明以求世界的和平繁荣，在教育、学术和文化上均具重要贡献和影响。
南京大学是综合研究型大学，格物致知，广博易良，向有学科齐备的传统，涵盖了众多领域。
南京大学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国最顶尖的著名大学之一。
校园主要有座落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楼校区和位于南京东北部栖霞区的仙林校区，其中仙林校区为本科生主校区。
、盛宣怀等结成“东南互保”联盟，1901年7月，他和张之洞在十天内联衔具奏《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史称“变法三疏”。
在“第一疏”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刘、张就提出“育才兴学之大端”四项：
“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励游学。
”（转引自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4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史家认为，“变法三疏”实际上是“清末新政的实施大纲”。
刘坤一向来重视兴学育才，在两江任上，他曾创立“江省郡县学堂”，又设立农工商矿学堂和练将学堂；他甚至倡议兴办女子公塾，让一般女子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王玉棠著：
《刘坤一评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
）
1902年5月8日，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江苏学者、名流商议兴办学堂事宜，达成共识：
兴学育才的主要困难是师资匮乏和资金短绌，而开办高等师范学堂，不仅可以为各级学堂培育师资，而且“更可比办高等学堂经费减省一半”。
刘坤一在当日给张之洞的信中通报了此次商讨的经过，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刘坤一遗集》第五册，第2299页。
）。
5月15日，刘坤一会同江苏巡抚，江苏学政上奏《筹办江南省学堂大略情形折》，5月30日，他再上《筹办学堂情形折》，呈请在原设水师学堂、陆路学堂及格致书院外，另建小、中、高等三所学堂。
即：
将江南文正书院改为小学堂，钟山书院改设中学堂，“均就原址酌量增茸”；省会高等学堂“课专门之学”，“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因而“聘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总教习”，“设法筹款择地建造，尼材鸠工，接续举办”（《刘坤一遗集》第三册，第1341页。
）。
奏折陈述了办学须循序渐进、需注重课本与师资的主张，并云：
“现已另设师范学堂，选中学淹通、人品端正者，授以算法、绘图等事，学成给以文凭，使为小学堂教习。
”论者咸以为此即后来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的刍议，甚至有人认为缪荃孙即三江师范的总教习。
其实是一误解。
因为，第一，奏折中对“现已另设师范学堂”语焉不详；第二，从课程和学成后充任“小学堂教习”等情形看，此师范学堂当属中学堂程度的算绘初级师范，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议》中亦云：
“下监司议，仅立算术测绘师范而已”（张謇“兴办师范学堂”的建言尽管得到刘坤一等的认同，但后来又遭一些人反对，反对者的论调竟然是“中国他事不如人，宁读书犹待人授法耶?
”“此事遂寝”。
大概有病在身的刘坤一已无精力和雄心来力排众议，推进师范教育了。
无奈的张謇遂决定回南通自办师范学堂。
）；第三，缪荃孙是被聘为江宁高等学堂的“总教习”（苏云峰：
《三（两）江师范学堂：
南京大学的前身》第101页云：
1902年5月刘坤一创江楚编译书局，缪荃孙亦参与其事并任总纂，兼江宁高等学堂（由钟山书院改设）总教习。
），而非师范学堂的“总教习”。
刘坤一的历史功绩是明确提出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的主张。
尽管由于当年10月即不幸病逝，刘坤一的这一设想未能进一步细化，然而他的倡议仍然产生了影响。
他的接任者张之洞等循着这一思路精心设计，筚路蓝缕，终于创建了三江师范学堂。
2张之洞：
三江创建的运筹设计者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河北南皮人。
早年攻读经史，同治二年（1863）荣登“探花”，任翰林院编修。
他曾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等省的考官或学政。
在出任山西巡抚和署理两广总督时，张之洞就力主兴学育才。
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调补湖广总督，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赴京入参军机，除了曾经两度短暂署理两江外，张之洞一直总督湖广。
清末咸同以降，政治、外交、思想、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张之洞置身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多重角色：
他既是“洋务运动”后期的“扛鼎者”，又是清末“新政”的“领军人物”，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了数代学人（历史学家陈寅恪在30年代曾自称：
“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而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张之洞也堪称“开先河”者。
张之洞在举办洋务、接触新学的过程中，对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余年并日趋僵化、腐朽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洞察其弊，逐渐形成了变革甚至废止科举、广兴新式学堂的认识。
他在《劝学篇》中提出并阐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在这一新旧杂糅、中西参酌的思想指导下，张之洞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变革，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对于建立一种完备而系统的新式教育体系，进行了持之以恒的思考和总体性的筹划，并最终形诸章程法规，参与制订了《学务纲要》和近代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并在全国实施的教育体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
张之洞曾被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功不可没。
在湖广总督任内，张之洞大刀阔斧，革故鼎新，先后改造经心书院，创办两湖书院，兴办了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算学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两湖大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新式学堂，在湖北地区创立了相当完整而又相互配套的近代教育体系。
1903年春他离开两江之后，很快奉召入京，与张百熙、荣庆等会商厘定学堂章程，有机会将他在湖北和江苏兴学的教育实践，以及他对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的总体性思考，体现在他参与制定的“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之中。
因此，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的诸多建树，尤其是第二次署理两江期间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之举，既是他区域性兴学实践的延续和拓展，又是他总体性教育变革思考的先导，其意义就格外非同一般。
张之洞第一次署理两江总督，是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日（1894年11月17日）。
当时正值甲午战争，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北上，在山海关指挥对日作战，朝廷调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
至甲午战争结束，刘坤一返回江宁，张之洞即于二十二年元月二十日（1896年3月2日）回到湖广。
在为时一年零三个月的署理期间，张之洞一方面整军练兵、经办洋务，另一方面还在南京创设了储才学堂和陆师学堂。
第二次因刘坤一病逝，张之洞奉召再次署理两江。
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九日（1902年11月8日）至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1903年3月20日），为期不到四个半月。
（张之洞：
《张文襄公全集》，36卷，第1页；43卷，第30页；58卷，第1页；60卷，第31页。
）然而在这短短的四个多月中，张之洞却在兴办沪宁铁路、整顿淮盐积弊、操练水师陆军等方面多有建树，其中三江师范学堂的创立，是他第二次署理两江期间最大的政绩。
张之洞对于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有一个发展过程。
1898年撰写《劝学篇》时，张之洞“尚无师范教育的概念”；四年以后，在盛宣怀、张謇等人大力倡导师范教育的影响下，他对师范教育始有认识（台湾学者苏云峰在《三（两）江师范学堂：
南京大学的前身》，冯天瑜、何晓明在《张之洞评传》中都持这一看法。
）。
张之洞一朝领悟，便坐言起行，付诸实施。
1902年5月他选派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异学生黄兴等31人，远赴日本学习师范，“以为速成师范之预备”。
10月31日，他在《奏定学堂章程规模次第兴办折》中将“师范学堂”列为第一，并强调：
“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重要。
”（张之洞：
《奏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一日，《张之洞全集》57卷，第2～3页。
）张之洞计划在武昌创设两湖师范学堂，然而在呈递此折的第二天，他就奉召调署两江总督。
两湖师范创设之事虽然暂时搁置，但在两江创设师范学堂的设想却油然而生。
（1）着手筹建三江。
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六日（1902年11月5日）抵江宁，以钟山书院为行馆；“初九日接署两江总督篆务”。
在其《到两江署任谢恩折》中，张之洞即阐明了“新政多端，以造就文武人材为急”的考虑。
《张文襄公年谱》也云：
“到任之初，议大兴学堂，嗣以交卸在即，仅筹设师范学堂，以立之基……”因为张之洞署理两江后刚刚一个月，清廷曾调云贵总督魏光焘任两江总督，着张之洞回武昌。
但不知何故，魏未及时履任，张仍署理两江。
很显然，张之洞有一种紧迫感，“交卸在即”，在兴办新学方面他不可能大展宏图，而只能“探源扼要”，从师范学堂取得突破。
因此他随即将江南高等学堂改为“宁属师范学堂”，并开始筹办三江师范学堂，饬令有关官员着手选址、购地、遴选工匠和估算造价。
（《申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3年1月22日）报道：
“江南高等学堂经署督宪张香涛宫保改为宁属师范学堂并饬另设三江师范学堂，令学堂总办督同上、江两县赶紧寻觅宽广地方，建造房屋。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提及“三江师范学堂”之名的报刊资料。
另外，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四的《申报》在《兴学先声》的报道中又云：
“此间创设三江师范学堂，去年冬即经署两江总督张香涛宫保饬江宁藩司李芗桓方伯，勘定城北昭忠祠隔河地亩，拨款购买，择日兴工。
一面由两江学务处总办杨哲甫观察，檄饬善后局收支委员查大令宗仁，驰赴上海，召集良工，逐一估计，共需费若干，禀候学务处司道查核。
”这些报道说明，张之洞到任后不久，三江师范学堂即进入了选址、征地、择工、估算费用等实际建校阶段。
）
（2）设立两江学务处。
为了更好地推行兴学事务，尤其是加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办，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奏请设立两江学务处，“专督全省学校事宜”。
学务处总办为江安督量道胡砚荪观察，而以银元局志仲鲁观察、陆师学堂俞恪士观察为副总办。
张之洞委派江宁银元局官员为学务处副总办（《振兴学务》，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申报》。
），意在从银元局筹集款项支持创办三江。
（3）奏请创建三江。
1903年2月5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张之洞正式奏请创建三江师范学堂。
张之洞的《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开宗明义，重申了“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的观点，强调兴办教育，必须“扼要探源”，把握先后次序，“唯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则目前之致力甚约而日后之发生甚广。
”并禀报皇上：
“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人士皆得入堂受学。
”（张之洞：
《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58卷，第15～16页。
）他的这片奏折，详尽而又具体地阐述了创设三江师范学堂的理由、意义、章程学制、生员定额、师资来源及构成、办学经费及筹措渠道等等。
很显然，张之洞对筹建三江已经是深思熟虑、了然在胸。
值得注意的是，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同一天，张之洞还上了一个《吁请陛见折》，其中提及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焘“正二月之交定可履任”，张之洞要求在“交卸署篆”后，束装北上，拜见皇上（张之洞：
《吁请陛见折》，《张文襄公全集》，58卷，第14页。
）。
素以“干大事”、“干实事”著称的张之洞也许知道离任在即，因而紧锣密鼓，夙兴夜寐，加快了筹建三江的步伐。
（4）专调湖北师范学堂长胡钧来宁参与筹建。
胡钧是两湖书院的毕业生，曾奉张之洞之命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对日本的师范教育有很深的了解，张之洞调胡参加三江师范学堂的筹建，要他仿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精绘图式，详定章程，总期学制悉臻完备合法”（张之洞：
《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58卷，第15～16页。
）。
（5）派遣缪荃孙等赴日考察（据南京师范学院1982年第7、8期《文史资料简报》，同行赴日的还有柳诒徵、徐乃昌、王英良、侯建伯、张小楼、孙湘蔼、舒伯勤等。
）。
1902年底张之洞即命缪荃孙、徐乃昌、柳诒徵等八人赴日考察教育。
缪荃孙（1844～1919）是江苏江阴人，1875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缪荃孙曾任其幕僚，协助张之洞撰写《书目问答》一书，以后又在广东、湖北襄助张之洞办理文教事业。
1899年返回江苏。
曾被刘坤一聘为江楚编译书局总纂兼江宁高等学堂总教习。
由于此前中国已派多批官员赴日考察教育，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概况介绍甚多，因此，张之洞特地在临行前叮嘱缪荃孙等：
“考学校者固当考其规制之所在，尤当观其精神之所寄，精历史概览
据国立中央大学时期官方的沿革史，学校前身追溯至源于258年的南京太学[6]。
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后，校史追溯至清末1902年筹办的三江师范学堂。
因受政治时局等影响，学校迭经变迁。
三江师范学堂成立不久易名两江师范学堂，之后又先后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国立南京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主要合并金陵大学文理学院，成为文理综合性大学。
1978年以来逐步恢复发展为新的综合大学[7]。
[编辑]历史纪事
南京大学北大楼（行政楼）
依据更名南京大学之前的中央大学沿革史，古代校史溯自吴永安元年（258年）吴景帝孙休诏立五经博士所创国立学校，至晋建武元年（317年）晋元帝司马睿于南京设太学，历宋、齐、梁、陈四朝南京太学，南朝宋时设文、史、儒、玄、阴阳五科为史上首所分科高等学府、教育与研究合一大学，明朝南京国子监时期为世界最繁盛之最高学府，历代曾设校址于秦淮河畔夫子庙、朝天宫、鼓楼岗西麓及钦天山下四牌楼一带等处；金陵非京师时期由中央太学改作郡学、路学或府学等南京地方学府，1650年明国子监改为清江宁府学[8]。
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之后校方以筹建三江师范学堂的1902年作为建校年份而不再追溯古代校史的部分；之前校方曾先后以成立南京高师的民国4年以及国立东大改组首都国立大学的民国17年为建校纪念年份并同时追溯前身古代南京官立高等学府历史。
清光绪28年（1902年）采用近代新学制，江宁府学停办，5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东南名儒张謇、缪筱珊等人筹划新学，倡议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呈请开办师范学堂；1903年2月，继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拟于江宁“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聘缪荃孙为首任总稽查，经年余筹备[9]，1904年11月三江师范学堂开学，设历史舆地科、理化科、农学博物科，本科开设经学（修身）、文学、英文、日文（东文）、舆地、历史、教育、法制经济、算学、物理、化学、生理、博物、农学、图画、手工、体操17门课程。
学堂效法日本，最初聘请了70位中国教习（实际任教者26人）和11位日本教习[10]。
清光绪32年（1906年）5月，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两江师范学堂，李瑞清出任监督，停办初级师范，专办优级师范。
创设中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图画手工科，并设音乐副科，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近代化的美术师资和艺术人才。
增设公共科、分类科；公共科即通识科，学生据学业程度不同修读一至三年，主要修读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外语、逻辑、算学等公共通识课程；分类科即专业科，提供完成公共科学习之后进行的分学科类别的专业教育。
至1911年初，学堂设国文外国语部、地理历史部、数学物理化学部、农学博物部四部；有中国教习23人（另有翻译11人，编译1人）、日本教习8人，西洋教习3人。
因辛亥革命，1911年底两江师范学堂陷于停办。
民国3年（1914年）7月15日，江谦受江苏巡按使韩国钧委任为校长，勘察两江师范学堂校舍，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南高师或南京高师）。
次年初，郭秉文受江谦函聘为教务主任，在美国延揽师资。
民国4年（1915年）9月10日，南高师开学，首届学生110人。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规定学校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为目的，其办学实则突破一般师范的制限。
最初设国文、理化两部以及仅招收了一届学生的国文专修科，以后陆续成立了数个专修科；1919年，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理化部改为数学理化部，翌年合并为文理科。
到1920年，学校设文理科、教育专修科、英文专修科、农业专修科、工艺专修科、商业专修科、体育专修科，学生357人。
其中，1915年设立的体育科，为中国高等体育教育的开端。
1917年设立的商科，1921年迁至上海扩充为商科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商学院。
民国7年（1918年）3月，江谦病退，郭秉文任代理校长；9月，郭秉文正式出任校长。
1920年高师改大，4月7日，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提出“建立南京大学”的建议，获得一致赞成，随后成立筹备委员会；经郭秉文奔走，9月25日，包括郭秉文在内的十位发起人联名致书教育部，“拟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设南京大学，以宏造就”；12月7日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南高筹建大学的议案，并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简称东大），12月16日成立筹备处；民国10年（1921年）年6月6日，中国国立大学第一个董事会成立，并通过《东南大学组织大纲》，9月正式开学。
郭秉文任校长，刘伯明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副校长），陶行知任教务主任。
东大成立时，以南高的四个专修科改归东大，设教育科、农科、工科、商科；南高各本科（即文理科诸系）仍由南高办理，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
南高、东大实为一校，经郭秉文提议，南高评议会和东大教授会联席会议通过，1923年6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
此时全校设文理、农、工、商、教育五科，共三十系，为全国学科最为齐备的综合大学。
民国7年（1918年）10月，中国科学社设在南京高师，主要成员多在南高、东大任教，其中许多是中国第一代留学西方归来的科学博士，他们多是将各自领域西方现代科学系统引入中国的先驱，因而南京高师被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中国现代科学的发祥地”[4]。
许多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例如，王琎的分析化学研究，竺可桢的气象研究，秉志、胡先骕分别领衔的动物学和植物学研究，原颂周、周拾禄等人的水稻作物研究，张巨伯、吴福桢等人的昆虫研究，陈桢关于金鱼的起源和遗传研究，陶行知、廖世承、俞子夷、陈鹤琴等人的教育实验研究。
在这种实验研究的学术环境中，学生中也出现了现代早期的科学技术研究，如理科学生搜集中国药材并用化学分析方法研究其成分、工科学生创制抽水机等。
所培育的毕业生，也为中国科学的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比如，单在1920年考入或者毕业于该校的学生中，就有5人当选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占全国总数的5/81。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早期，半数以上的在国际顶尖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的中国科学家是南京大学的教职或毕业生。
民国9年（1919年）5月，南京高师实施陶行知的“教学法”提案，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
1919年12月27日，校务会议通过陶行知提议的“规定女子旁听法案”，1920年正式录取了八名女生，为中国第一所实行男女同校的高等学校。
1919年，陶行知“改良课程案”获教务会议通过，学校自1920年9月实行选科制与学分制，开设必修及选修课，规定学生修毕一定学分方可毕业。
陶行知的这些改革以后被教育界承认，逐步为全国教育界所采用。
同时，南高与东大建立了大学自治、办学独立、学者治校、学生自治体制，发扬了公良学术、自由教育、学术自由、纯粹学风的精神。
南高东大注重实验和研究，采用教学和研究结合，设各种研究会，各科系每一学期均有研究项目，最早在中国开展现代学术研究，建立了全国最早期的现代科学研究实验室。
国立东南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文理为基本兼有农工商等专门应用科、集教学和研究于一体为特征的现代大学，被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11]。
当时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国际教育会东方部主任孟禄评价其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中国最有发展前途的大学”，将来之发达可颉颃世界最佳大学。
民国10年（1921年）10月，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为宗旨成立学衡社，1922年1月创办《学衡》月刊，展开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为中国现代儒学复兴运动的策源地、现代人文主义的摇篮。
在学衡学者的视界中，儒家思想为人类和平共荣之光，他们把中华文化和其他优良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会通起来，谋求世界和平繁荣的前途。
与此同时，柳诒徵、竺可桢领导的南高史地学会（东大史地学会）以及嗣后中大时代的国风社，也同样以昌明中国文化、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进步为担当展开学术研究活动[5]。
其间作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许多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Monroe），实用主义哲学倡导者杜威，进步主义教育大师克伯屈（W.H.Kilpatrick），科学教育方法倡导者推士（E.L.Thorndike），英国逻辑实证大师罗素，德国新动力论倡导者杜里舒（HansDriesch），印度诗人泰戈尔。
民国13年（1923年）8月，因经费紧张停办工科，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组为河海工科大学。
1925年1月，校长郭秉文被免职，由此引发了长达三年的东大易长风潮，学校由此陷入低谷；对当时的中国教育界而言，这标志着北洋政府统治下的自由时代的结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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