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浙大排名与浙大的一段历史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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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没有理会最高领导的指示,场面僵持而对立。

一个月后,行政院召开最高会议宣布免去尽失民心的郭任远校长的职务。

在蒋介石文胆陈布雷胞弟以及地质学家翁文灏以及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联合推荐下,竺可桢走马上任,接管浙大,开始大刀阔斧对浙大进行改革,引进大批优秀教授,自此,竺校长开始了自己和浙大的一段历史。

尔后没几年,浙江大学被英国学者在《自然》杂志称为“东方剑桥”,就是因为有一批优秀教授做出了一流成果,在极其艰苦的日子里,在《自然》《科学》等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余篇高质量文章。

 

1945-1952年时期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院士的学者最多也到出自这几所学校,如中科院院士前五名为清华25人、浙大22人、中央大学(解放后分解为南京大学和南京工学院即东南大学)21人、北京大学14人、武汉大学12人。

浙大自从1927年定名国立浙江大学以来,就再也没有改过名字,这在中国高校中是不多的。

研读历史,你会发现这个貌似不显眼的“成绩”实在来之不易。

从R.C到P.R.C,浙大历史上遭遇三次亡校危机,而当时的政府是阻挠浙大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浙大不等、不靠、不要政府政策,发扬了浙江人的“四千精神”,在多次时代变革中顽强的生存了下来,并和一些政府大力支持的学校一起屹立与中国高校之林。

浙大第一次亡校危机出现在1939年。

当时日寇全面入侵,高校纷纷西迁。

浙大在西迁途中,得到党国密令,就地解散,师生并入中央大学。

平心而论,在特殊时期,这个政策不能说完全不对。

但竺可桢校长经与浙大师生商议,拒绝了电令,最后迁至遵义湄潭坚持办学,并把浙大带到了最高峰,至今尚不能超越。

在那个时候,清华、北大和南开都放弃了自己的招牌,但浙大始终坚持独立办学,并且取得了不逊于西南联大的成绩。

浙大第二次面临亡校是在1952年。

当年中国仿造苏联进行全国高校的院系大调整。

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有14个学院的浙大被肢解为只剩4个系,学校也由综合性大学成为工科大学。

在这次调整中,中央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大学覆灭,浙大虽然遭受重创,但毕竟存活了下来。

第三次面临亡校是在80年代初。

当时浙大归属中科院管辖,中科院有意将浙大改名为“中国第二科技大学”。

如果接受,浙大不但要丢掉自己的品牌,而且气势上永远受制于中科大。

刘丹校长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结果被中科院扔给国家教委(教育部)管辖。

在当时,中科院比教委提供的经费多,但现在看来,或许归教育部管还是件好事。

无论是1939年还是1980年的浙大,在国内都算不上顶级名校,中央政府完全可以依靠行政权力将浙大解散或者更名,但浙大人道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最后都有惊无险。

在两次亡校危机后,浙大可以说把政府完全得罪了,哪来的什么政策支持,但亡校危机后皆是浙大发展最快的时期。

当然,现在浙大和浙江一样,在国家有地位了,政府的态度才好了一点,这有利于浙大和浙江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身为浙大人,还是能感受到中央政府对浙大不冷不热的态度,我们常常在论坛抱怨“浙大是后娘养的”,抱怨“我们在中央没有人”。

在中国,朝中无人确实不好做事,但我们也不要因此而气馁,有政策当然好,没有靠自己也能发展;

国家给的钱少,有成就的校友同心同德、积沙成塔也能把学校建设起来。

我们没有培养官员的传统,但我们可以培养出可以影响官员的科学家和商人。

1998年9月15日,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浙大从此由工科大学转变为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拥有除军事指挥类之外的所有专业。

正是这次合并后,在某些机构的大学排名中,浙大的名次迅速上升,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近年来,浙大的排名长期位列第三,这和人们的传统思维发生了冲突,于是很多人自然就跳出来指责排名的公正性,指责浙大凭借规模而不是质量获得高排名的。

传统的人们维护旧秩序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是中国高校的新秩序已经建立,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一直支持四校合并的李岚清同志曾经说:

即使中国其他所有的高校合并都是失败的,浙大的四校合并也是成功的。

我认为,四校合并不能说没有副作用,但积极作用绝对是主要的。

李岚清同志的那句话看似费解,实际上研读浙大历史,你就会发现它的道理。

四所高校合并,并不是浙大想盲目扩大自己的规模,更不是想获得高排名,而是同根同源的大学在人为分离46年后的自然回归。

由于浙江大学的国民党背景,成为1952年院系调整的重点整治对象,原来的综合性大学被拆得七零八落,最后归在“浙江大学”旗下的只剩电机、机械、化工和土木四个系,其他学科要么合并到其他大学,要么独立出来成立新大学。

其时,浙大数学、物理、农学等学科的实力早已闻名全国,却被其他学校“免费”拿走,作为自己的成绩进行炫耀。

院系调整对浙大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使昔日的“东方剑桥”长期无缘中国的重点大学名单。

1956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到浙大做中国高等教育的报告时,也不得不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散了,变成单纯的工科大学,对浙大,对浙江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杨说对于一所学校,校风至关重要。

而好校风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浙大有很良好的求是校风,是国内不多的知名学府,如果当时不将她拆散,而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也许意义更大。

下面是具体的院系调整情况:

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数学系、生物系、物理系并入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理学院地理系并入华东师大和南京大学地理系。

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后被复旦大学吞并)。

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名为浙江医学院(后改名浙江医科大学)。

浙江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等部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和理学院等部分教师和之江大学合并为浙江师范学院。

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

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为浙江农学院(后改名为浙江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南工食品工业系,1958年东迁无锡独立成锡轻工业学院,后改名为无锡轻工大学。

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东北林学院(现东北林业大学)。

浙江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等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

此外,浙江大学有关学科是师生还被分别调至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工学院、山东大学等。

浙江大学工学院航空系在南京与其他院校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学院。

后成为西北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的水利组调至在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后更名为河海大学。

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无线电组师生及设备全部并入南工电信系而建成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后为东南大学。

航空系主任梁守盘则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系主任土木系主任钱令希调至大连工学院,后任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机械系主任程孝刚调至上海交通大学,后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工学院院长、化工系主任李寿恒也调至浙江省化工研究所任副所长,后任浙江化工学院院长由此可见,四校合并只是对院系调整这一错误决策的部分恢复,浙大只是把当时分出去的学科中留在杭州的部分——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重新收回来而已,和其他那些毫无渊源的学校合并是有本质区别的,更不同于那些几所中专合并成为大专的行为。

事实上,合并前的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在相关领域也是很优秀的学校,合并它们是单科性大学发展受阻的必然反映,也是广大老浙大校友的夙愿。

如果纯粹为了排名,浙大应该合并中国美院或者浙工大,而不是浙医大,有人说“如果浙大把杭州所有高校合并就排名第一”云云,是不了解历史的荒谬言论。

我们再看,包括清华兼并中央美院、协和医大在内的其他高校合并,就是为了增加学科齐全程度的合并,高校在合并前没有渊源。

浙大华家池校区就是40年代后期老浙大的校区,1952年后归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后又成为浙大的校区;

著名心理学家陈立教授解放前就是浙大教授,1952年后成为杭大教授,四校合并后又成为浙大教授。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四校合并是对错误决策的纠正,是失散多年的兄弟的回归,而不是拼规模、拼排名。

事实上,院系调整对浙大造成的损失是不可能恢复的,因为很多学科被调整到外省,经过50多年发展已经和其他学校融为一体,不可能再收回。

研究一下上面的院系调整的具体情况就可以发现,复旦大学、河海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至今自豪的专业的根基都来自浙大。

苏步青教授被人强行拖上车前往上海,感叹“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后成为复旦大学校长,现任浙大校长杨卫的父亲也在那时从浙大调往西北工大。

四校合并是浙大近年来的最重大事件,四校合并后,浙大成为综合性大学,多学科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学校发展速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学生的性别比也趋于正常,可以认为是正确的决策。

浙江大学的师生也有很大的变动,比较著名的校友变动如下:

中国科学院1945年,罗宗洛被派到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现为台湾大学),1946年接收完毕后任代理校长,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1949年离开浙大,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所所长。

1949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调出浙江大学,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49年,陈述彭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后任中国科学院遥感所名誉所长。

1950年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贝时璋离开浙江大学到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任所长。

1950年姚錱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后任室主任、副所长。

1950年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宇宙线及高能物理研究。

1951年浙江大学教务长王葆仁调至上海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所副所长。

1951年钱人元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52年沈善炯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抗生素工作委员会,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

1952年邹元燨调至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员和室主任,后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兼室主任。

1954年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调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副所长。

北京大学 

1951年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

复旦大学 

1950年浙江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谭其骧出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

1952年浙江大学教务长苏步青调至复旦大学,历任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

1952年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吴定良调至复旦大学,任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主任。

1952年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陈建功调至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任教。

1952年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谈家桢调至复旦大学,历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遗传研究所主任、副校长、生命科学院院长。

1952年吴浩青调至复旦大学,历任复旦大学化学系副主任、主任。

1952年吴征铠调至复旦大学,历任复旦大学化学系主任,原子能系主任。

1952年石钟慈转到复旦大学就学,此后历任复旦大学数学系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副校长。

1952年于同隐调至复旦大学,历任复旦大学高分子研究所副所长,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

1952年卢鹤绂调至复旦大学,曾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谷超豪调至复旦大学,历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杭州大学(之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 

1948年,私立之江大学向浙江大学商借朱福炘去数理系任教,并兼任系主任。

1952年,院系调整,在之江大学原址筹建浙江师范学院。

朱福炘被任命为筹备委员,嗣后历任该院物理系主任、教务长和副院长。

1958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办的杭州大学合并,总称杭州大学。

朱福炘担任杭州大学物理系主任、副校长等职。

1952年,陈立调至浙江师范学院,后为杭州大学校长。

1952年,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龙泉分校主任,师范学院院长、教务长、研究院院长以及代理校长郑晓沧调至浙江师范学院,后任院长。

浙江农业大学 

1952年,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立浙江农学院,随后,浙江农学院撤销农化系,但浙江大学农化系主任朱祖祥仍留在浙江农学院,此后,历任副校长、校长。

浙江医科大学 

1952年,王季午随浙江大学医学院调出,任浙江医学院副院长,后任校长。

南京大学 

1952年,周志炎随浙江大学地质地理系到南京大学地质系就读,后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大连理工大学 

1952年浙江大学力学系主任钱令希调至大连工学院,历任研究部主任,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院长。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52年浙江大学航空系系主任梁守盘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系主任,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研究所所长、分院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兼第三研究院科技委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 

1952年浙江大学机械系主任程孝刚调至上海交通大学,后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东南大学 

1953年,刘盛纲随浙江大学电机系相关系科转入南京工学院(即东南大学)就读,后出任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厦门大学 

1948年,卢嘉锡任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不再兼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

唐山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 

1950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

1952年院系调整至南开大学。

山东大学1952年,因院系调整,束星北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

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气象组转入海洋系,束星北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

上海医科大学 

1952年,洪孟民随浙江大学医学院药学系调整到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就学,后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 

1950年,冯纯伯应国家建设需要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后任东南大学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

东北林学院 

1952年院系调整,阳含熙被调到东北农学院林学系任教,1954年被调到林业部中央林业研究所,后任中国林业科学院林学研究所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其他 

1949年,汪胡桢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

1952年,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浩培调至外交部担任顾问,后出任国际大法官,逝世。

1947年,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教务长张绍忠在杭州逝世。

1949年,浙江大学地理系系主任,兼地理研究所主任叶良辅在杭州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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