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中国人口红利的发展变化及其社会经济意义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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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的经济增长持续三十年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被称为“东亚奇迹”,已有研究表明,他们是充分利用了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BloomandWilliamson1998）,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的转变阶段获得“红利机会窗口”[1]。
我国的人口转变与东亚地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经验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在国内,许多学者也对人口转变过程产生的人口红利做过一些研究,如于学军、蔡昉等学者具体界定人口红利概念,指出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年龄结构,即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程度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而陈友华则论述了人口红利的形成机制和发展的人口学原理,表明人口红利是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期。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外关于人口红利问题和经济问题关系的研究已存在,如英国的马尔萨斯在其经济学名著《人口原理》（第一版）提出:
“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实际人口同生活资料应该保持平衡”;
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也指出了人口的规模应该适当控制和合理转变[2]。
2、简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过程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过程具有一定的独特性,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属于低增长的原始型人口,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使出生率和成活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年龄结构处于高度年轻型。
从历次人口普查的文献数据曲线去可看出,1953
1
和1964年为增长型,1982为减缩型,总体上来看是“三高”和“三低”,即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三次生育高峰,以及60年代初自然灾害、70年代和90年代三次生育低谷,波动非常剧烈[3]。
因而大致的趋势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人口结构达到年轻型,70年代起我国的人口年龄重构,80年代开始向老年型过渡,2000年以来进入了老龄化加速的发展阶段。
3、中国人口红利的产生、概念和界定
长期以来,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争论围绕着人口规模和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人口红利”往往会被忽视,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人口红利的思考。
“人口红利”学说是西方近年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红利来得迅猛,这一学说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概念的定义多为“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蔡昉区分了“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他指出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对经济增长做贡献,而第二次人口红利指的是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情况下,储蓄、经验、技能等作为资本延长红利期限[4]。
社会上普遍认为人口红利发生在劳动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彭希哲教授给出的对人口红利的理解是:
由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也称“人口机会窗口”[5]。
对于人口红利的具体衡量标准,国际上通常把总抚养①比下降到50以下称为人口机会窗开启,也就是人口红利期的形成[6]。
但当中存也在以下问题:
一方面忽略了劳动年龄人口中的退休人口的大量存在,因为退休年龄确定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另一方面忽略了总抚养比内部的少年和老年人口相对变化,其中老年少年相对比例对社会经济作用弹性较大,因而人口红利界定有一定的局限性。
4、中国人口红利的发展变化
中国的人口红利发展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下面将分几个方面论述,即纵向上从时间角度,横向上从区域、省际、国际的比较角度来看其发展。
4.1从时间角度看中国人口红利发展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处于高增长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水平,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能力有限,各年龄阶段的人口结构比例比较平均,但总体上人的寿命较短,社会经济落后,人口年龄结构作用微弱或不产生人口红利。
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此后中国就进入了100多年的战争阶段,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经济极其落后。
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一直是个高死亡率的国家。
1949年以前,新生婴儿的成活率只有72.5%,另外1936年我国的农村人口死亡率为27.1%。
在1949年以前,人口的预期寿命仅为35岁,远远低于现在的水平,同样是没有达到产生人口红利的条件限制要求（门槛）。
①①总抚养比=（0-14岁人口+65岁以上）/15-64岁人口。
或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66.7%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始了由传统人口再生类型向现代人口再生类型的转变,由于近代史上没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沉淀,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人口的预期寿命有了明显的延长,但与东亚较早的国家日本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如图1[5],加之中国的人口转变时间短,所以可能会使人口红利期也变得相对较短。
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业化开始较早,人口转变的完成基
本是随着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
的过程,因而社会总抚养率低,也
即人口红利并不十分明显,在一个
较高的水平上平稳发展。
中国的人
口转变并不是完全自然发生的,也
不单纯的由社会经济发展推动自然
完成的,而是在社会发展与人口生
育控制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
[5]。
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人
口转变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人口红
利。
建国到1978年间,除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出生率在20‰左右外,其余年份多数都保持在30‰~40‰的水平,其中处于补偿性生育高峰的1963年达43.37‰[5],但随后中国实施了强控型计划生育,大大缩短了人口转变的时间,缩短了人口红利来到中国的时间。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少年儿童数量是突然减少的,由于攒积的大量劳动力要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加入老年龄的行列,因而来的很迅速,对经济的发展贡献作用也就更突出。
1978~2000年,中国人口红利的总趋势是:
少儿人口负债逐渐转向少儿人口红利,老年人口红利一直处于强质型红利,但有减弱之势[7]。
我国自1986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并且总抚养负担逐渐降低,1993年总抚养低于50%,进入趋强质型人口红利阶段,1998年进入显著人口红利阶段。
其中1996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位于601.3%~318.5%,处于严重的负债阶段,1997年开始减弱,到2003年降到301.2%并开始进入微弱红利阶段,2006年少儿抚养达251.5%,,老年的抚养比71.99%~121.7%,处于强质型老年人口红利阶段,参考标准见表2[7]（低于53%为人口门槛）。
对1950年到2000年做个小结,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如表3: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保持年轻型的同时,年轻化还有某种程度的提升;
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控制人口增长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出生率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的趋势才得以扭转[8]。
由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1982年与1953年相比,14岁以下所占的比例少了2.69个百分点,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2.19个百分点,直接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属年龄比经历了大幅度下降,2000年比1982年降低了20.05个百分点,这是由于少年人口的比例下降了10.7个百分点,使得老少抚养比降低了8.65个百分点,这就使我国的人口红利现象凸显,也就是说在几十年间的人口转变中渐渐产生了中国强大的人口红利。
进入2000年后,中国进入强质型人口红利阶段。
儿童抚养比下降由快速到缓慢和老年抚养比上升由缓慢到逐渐加快,儿童的抚养比年均下降0.5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年均上升0.2个百分点,总抚养比年均下降0.3个百分点,很明显比十五计划的年均下降了0.8个百分点,侧面反映了这接近了人口红利的低谷,其中2010年是最低的,达37.3%。
详细见图表4: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在此阶段渐渐的形成了空前强大的人口红利,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可得到体现。
201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会怎么样呢?
相关的专家做过很多研究预测,他们部分认为2010年和2011年是中国的总抚养比最低的年份,在2001-2010三种抚养比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年份
比重%
此之后总抚养比又开始上升,上升的速度逐渐加快,到2020年将恢复到“十五”期间的水平,2020年后开始快速上升,具体的数据见右图表。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认为可能在2016年中国的劳动人口趋于稳定后逐渐减少,到2013人口红利将会变成人口负债。
田雪原教授则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持续到2030年,各种说法不一。
中国的人口转变所用的时间比西方国家少用几十年,在短时间内大幅度的下降使人口红利来的快也退得快,远不同于发达国家蜗牛般模式。
尽管对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期有不同的观点猜想、预测,但不管哪种观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人口红利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应该好好把握眼前潜在的历史机遇,自诩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4.2从区域角度看中国人口红利发展
以区域的角度,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人口红利变化来看,东部和西部的人口红利变化趋势基本相同,都从微弱型人口红利经过趋强型和显著型人口红利阶段后,在2000年进入强质型人口红利阶段。
但西部人口红利变化趋势明显不同,2000年才进入显著性人口红利阶段,滞后于东部和中部3年,而且2006年还没有进入强质型人口红利阶段,另外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总抚养比都呈现下降趋势,但速度不同,东部最快西部最慢。
三大区域的总抚养下降是由于少年抚养比下降,如1990年以来,东中部的少年抚养负担走向剩余,但西部在2006年少年的还处于平衡期,未走向红利阶段。
未来趋势是,三大区域的少儿人口红利和老年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并转向负债,只是起点和速度上有所差异。
4.3从省际角度看中国人口红利发展
以省际的角度,运用HierarchicalCluster分层聚类的方法考究,结果如表5:
2006年东部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浙江、河北、福建、江苏和广东已进入强质型人口红利阶段[7]。
当中广东是个特别的省份,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较轻,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较早和流动人口的影响。
整体上看,省际人口红利表现不平衡。
4.4从国际角度看中国人口红利发展
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比较,中国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少儿抚养负担高于发达国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少儿抚养负担快速减轻,总抚养负担下降的速度也因而快与发达国家。
在几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的总抚养负担是最轻的,这就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因而创造了更多的人口红利机会。
尽管在2005年,泰国、越南、印度、朝鲜等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负担下降速度快于中国,但是总的人口红利水平却不如中国,这也体现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具有中国的特色。
以1980~2006的世界银行统计数据为例,如表6:
通过以上三个角度的探讨与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变的过程比其他国家要短,人口红利的转变很快,质上也有很大的提升,是属于短而精的人口红利类型,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红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尽管预测中的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时间不长,但它的作用无可比拟,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经济社会的发展。
5、中国人口红利的社会经济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从1978年至今中国GDP实现了年均大于8.5%的增长,堪称“中国奇迹”。
这种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激励机制、巨大的市场以及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红利”,其中人口红利是一个最重要引擎,有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中国GDP的贡献可达到27%。
5.1、人口红利对我国总经济增长的作用意义
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期,除了三年的自然灾害外,这一段时间平均出生率超过3%的婴儿潮导致了80年代以后劳动力非常充沛,大量的劳动力支撑着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善了人口结构,为经济高速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根据国际上的经验,个人消费高峰期一般在35~45岁,因为这个年龄段有大量的需求和购买力,可以拉动着投资和经济的发展[9]。
“人口红利”虽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然而较早实现人口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并不十分明显。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由于15~59岁人口比例低于适度水平（与标准人
口相比）,中国人口负担相对较重,一直处于人口负债阶段,此阶段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增长是不利的。
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量为-181.93亿元。
这些数字根据如下数学模型[10]得出的:
由于:
因此:
（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L与P分别为15~59岁组人口数与总人口数,下标t是年份基数,有上标的GDP是不含人口红利作用下的理论值,贡献率为理论和实际之差与理论值的比例[10]）。
然而伴随着人口转变的持续进行,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中间段人口比例持续上升,社会总抚养比下降,人口红利对经济转变为促进作用,且贡献量在GDP中逐年增加。
见表7:
近2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
来,人口红利因素
对中国的GDP增
长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进入21世纪后
中国的GDP中有
超过10%由人口红
利所创造的,其中
到2006年时人口红
利因素对当年GDP
的贡献量达到
28178.61亿元,比
例达到13.36%。
国
内许多学者对这一
现象也表示赞同,
认为人口因素是一
个重要的影响因
素,只是在不同的
国家不同的地区显
著性不尽相同,而
中国刚好赶上了这个促进发展的红利期。
对以上做个小结,鉴于我国的特殊情况,人口红利对我国积极的影响比消极的影响显著,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相对较低的社会总抚养系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从而形成较高的社会储蓄率,有利于资金的积累,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条件,它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5.2第一、第二人口红利的角度简略探讨人口红利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意义。
5.2.1第一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现象进行了研究,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也有明显的差异,但都说明了人口转变带来的新增加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显著的,比如蔡昉,汪小勤等。
另外,王丰等人曾经对中国人口转变
过程中的第一人口红利进行实证研究并且证明了1982~2000年间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和2000~2014年为较稳定时期作用,同时他们也预测了2014~2050年增长作用弱减的趋势。
我们都知道第一人口红利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力配置率以及较大规模市场来实现的,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的人口优势条件[11]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得到较好的利用,大规模吸引就业,于是将其转化为中国的比较优势进而推动经济继续高速发展。
5.2.2第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一直呈现高速增长之势,此现象与人口因素密切关联,特别是在我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之中。
我国年轻阶层增长的同时老年阶层也在增长,人口老龄化能加速资本的积累,从而加剧经济的资本密集度,进而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实现第二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作用。
2006年贺菊煌学者采用了一个含中年人对幼年人抚养和老年人赡养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中国人口变动对储蓄的影响,得到的是令人惊诧的结论——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对储蓄率没有大的正影响,幼年对中青年人口比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力比老年对中青年人口比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力小得多。
过去30年里,中国城市化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3.2%,过去20年里是每年2.9%,过去10年又回到了3.2%,按世界标准说,我们过去的城市化速度是超常规的,这个速度是我国强大的人口流动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适龄劳动力的新生代出现,即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形成民工潮,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城市化发展。
近年来对人口红利枯竭的担心也使社会各界更加重视人口红利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深层次上推动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5.3、人口红利对几个行业的社会经济意义
5.3.1人口红利对养老保险的意义
根据人口红利相关研究[12]推知现在起至2030年中国还应该处在人口红利期,未来大约20年内,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保持在60%以上,这意味着该年限内总人口中的大部
分有参加养老保险制度
并向养老保险基金提供
缴费的可能,也就是说人
口红利为养老保险制度
覆盖面的扩大和养老保
险基金的充实提供了潜
在可能,为养老保险制度
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提
供了缓冲期。
人口红利意味着领
取养老保险金的退休职
工相对于缴费的在职职
工比率是很低的,于是可
以对养老制度产生直接
的影响。
然而中国渐渐步
入老龄化初级阶段,赡养
比与十多年前劳动部课
题组的预测[13]（如上表8）基本一致。
在没有任何政策干预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将大幅度提高缴费比率,然而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承受能力是有限,结果是养老保险面临着财务危机。
因此,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尤为重要,在此期间人口红利能使相关部门预知和调整政策来解决老龄化问题。
其次,人口红利可以间接影响养老保险基金。
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充足的劳动力给劳动力成本和国际竞争力带来有利影响——年轻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强、适应能力强、见识面广利于促进技术进步进而创造收入来影响社会养老保险,保证社会养老保险稳定发展。
5.3.2人口红利对投资的意义
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可能享受一个高速增长的繁荣经济和一个相对较高的超额股权回报率（股票溢价）[14],下面简略探讨一下:
人口红利阶段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促进企业增长,这是资产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实证分析显示长期以来的人口红利带来了经济总量和居民的大量财富积累,对资产潜在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如图9其中40-49岁年龄段与股票资产价格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但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股票证券行业的投资量还是比较小的,因而影响不是很显著。
5.3.3人口红利对社会消费服务业的意义
人口红利的存在能够保证和促进消费服务行业的投资增长,也能通过食品消费拉动食品加工业扩大生产规模。
人口红利的消费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平均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为食品的升级创造了条件,这又是得益于人口红利作用产生的前提条件——社会劳动年龄人口充分就业,获得不断升高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
通过人口变化可以对消费服务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劳动人口的绝多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增长使我国居民对饮食消费呈现出以下两大趋势:
一是对食品和衣物的基本需求不再大幅度增加,此部分消费趋于稳定;
二是对食品的安全性、健康性需求增强;
三是工业化食品替代家庭内就餐,这归根到底是人口的数量、素质和观念的转变,这一转变将推动粮食、棉花、蔬菜和肉类产业的质量水平和安全水平的升级,推动淡水养殖、海水养殖及捕捞产业等的蓬勃兴起和发展,继而拉动食品工业的发展,这能大量
满足人们对加工后饮料和食品需要。
因此可以通过确定社会的消费趋势来改变生产同时刺激消费需求,这就需要对人口红利好好利用,特别是各年龄段人口的生活方式的研究。
比如20~29岁青年人口的消费特点是最求时尚、享受和个性,因此对电子消费、中高档时装、网络服务和旅游的需求增长强劲;
奢侈品、保健品、体育用品、保险服务、高住宅等需求是基于40~65岁年龄段人口的迫切需要;
养老和医疗对65以上老人的权重更大,通过需求的比较,确定该主攻哪个服务行业,哪个方向的消费能力最高,使社会消费服务更合理更健康。
6.充分发挥中国人口红利的一些政策措施
既然人口红利对社会经济产生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利用好我国的人口红利呢?
此部分将进行一些简单的论述。
6.1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策略促进就业
在人口红利期以内,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成为获取人口红利极为关键的策略,劳动年龄人口充足的优势在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的状况下将会消失,不但不能创造财富还要消耗掉大量的财富,因而应该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比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企的发展,大量开放服务业的市场和培育劳动力的市场,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低,实现经济社会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
6.2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不但要提高数量更要追求质量,将劳动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提升劳动力素质和竞争力可以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相应的专业人才和创新人才,也可以通过技能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
同时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健全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实习培训机制,促进新增加劳动力与企业需求顺利接轨,在此基础上如果未来能够把实际退休年龄加以提高,劳动力资源约束可能会进一步减轻,从而可以在第一人口红利微弱或者消失后来赢取第二次人口红利。
6.3消除劳动力的流动障碍,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我国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只有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相关限制才能保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才能减少农村劳动力的沉淀。
具体的措施:
在就业机会上消除户籍对就业范围的限制,各省都要为外来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岗位,特别是广东和浙江这两个外来工大省。
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合理流动,这样不仅有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而且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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