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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素质教育之路为什么如此艰难
推进素质教育之路为什么如此艰难？
（崇明县创新教育研究工作室根据专家报告摘编）
素质教育己推进近十四年，但没有人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
因为它既培养不出一流的创造性人才，不能为国家的建设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舞台上，好不容易赶上一个战略机遇期，却在人才的培养上遇到了“瓶颈”，怎么不令人痛心绝首，令人深思？
中国推进素质教育的障碍究竟有哪一些？
来自何方？
推进素质教育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这是每一个有良心有追求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内心长期苦苦思索求解的问题。
一、中国推进素质教育顶层设计回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教育的地位越来越被高层重视，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价值，顶层决策与设计聚焦于素质教育，从提出到全面推进至今己三十多年。
1997年10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这是第一个把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价值提出的官方文件，把素质教育表述为“要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和学会、审美，为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公民奠定基础。
”要求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全面转轨。
从这一年开始，推进素质教育作为国家意志确定下来。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推进素质教育上升为国家顶层的决策，并将素质教育的核心价值界定为“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素质教育的范围扩展至与教育有关的一切学校，并作出了“通过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决策。
2009年，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明确：
“素质教育是义务教育的本质属性，”“尽快将义务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素质教育为教育的核心价值。
2010年7月13日，中央召开21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划纲要从制订、修改到正式公布，历时两年多，广开言路，向全国公民征求意见，几上几下研究讨论，是至今为止，在我国历史上规模声势参与面最广的一次国家教育纲要的制订，集中了全民、全党和专家的意见和智慧。
纲要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1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这是国家顶层对素质教育的最新最全面的表述，将全面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上升到教育能否为建立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支撑的战略高度。
二、素质教育推进现状
自1997年10月从国家层面提出推进素质教育至今将近十四年，虽然素质教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一些深层次体制性障碍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呈现更加复杂，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虽几经努力，仍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造成一些地方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推进素质教育十分艰难，举步维艰。
近年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已是不争的事实，并在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升学竞争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1、学生的品德、思想、心理、行为方面的问题不断增加
由过重学业竞争所导致的心理压力，使很多学生思想、心理出现障碍、扭曲甚至变态；学生心理普遍较为脆弱，耐挫力很差；缺少远大的理想与抱负，过分关注自我。
应试教育使学生成长发展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牺牲了修身养性，牺牲了健康心理，也牺牲了个性发展。
以分数为唯一标准筛选和判断学生，制造了很多差生和失败者，从学习的失败者进而成为社会的失败者，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也给社会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现在的学生道德成型阶段明显后移，基础教育阶段应形成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等，需要大学阶段补课；相当一部分学生只会死读书，知识面狭窄，自卑心理严重，社会适应困难；部分富裕家庭的孩子花钱大方，却很少有幸福感和快乐感；部分独生子女严重自私、自恋、自大，缺少诚信、吃苦耐劳和勇敢的精神与品质；相当一部分学生缺少做人的基本常识和生活能力。
学生能力发展片面，解题能力、应试能力很高，其他方面的能力弱化和萎缩。
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缺乏适应社会和环境的能力，缺乏与人交往和相处的能力，更谈不上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基本没有与个性发展相关的兴趣活动。
学生身体素质普遍下降。
学生到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缺少必需的睡眠时间，有些学校在初二开始就准备中考，学生体育活动和锻炼时间明显减少，学生身体素质和体能素质明显下降，近视率普遍较高。
2、应试教育导致学校管理严重扭曲
单一追求分数和升学的教育价值选择，左右着初中、高中的学校管理目标和管理行为。
在全面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使学校德育工作明显削弱和挤压，很难保证充分的实施时间和空间，作用和功能受到很大影响；课程计划难以坚决贯彻，课程设置根据考试和升学的需要变动随意，根据升学考试科目来确认学科重要程度的现象仍较普遍；新课程的实施和推进十分艰难，综合课程开设和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处境尴尬，名存实亡，研究性学习在相当一部分学校难以为继。
每年中考、高考学校如临大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初、高中学生、教师负担过重。
（1）课时多，除了规定的课时外，有的学校利用午休和放学后的时间，对学生进行辅导，有的学校课表规定上午五节课，下午四节课；
（2）内容多，相当一部分学校教学内容不断加大、加深、加难，初中有新、旧教材同时使用的情况，因为只用新教材中考要吃亏；
（3）作业多：
学校布置作业普遍超过省教育厅规定的中小学家庭作业时间，有时多门学科同时布置作业，学生做到晚上11-12点也难完成；
（4）考试多：
考试次数频繁，相当一部分初中除进行期中、期末考试外，还进行“月考”，部分初中自发联合进行“联考”。
“四多”直接导致学生在校时间长，部分中学的作息时间表超过8小时，加上正常教学后的补课使学生在校时间达10个小时。
3、校际之间竞争过度
适度的校际竞争是必须的，可以使学校面向市场和社会，形成主动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但目前的校际竞争完全偏离了正常轨道，其激烈程度已达疯狂状态。
由于择校之风愈来愈盛，而择校的主要依据是中考和高考的成绩，在学校排名完全向社会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导致校长承担着巨大压力。
过度竞争向纵、横两个方向蔓延和推进。
从横向看，同类学校之间开始比拼耗时、耗量、耗精力的外延投入，相当一部分学校被迫被迫恢复星期六、星期天等节假日全校性的上课与辅导；学校之间互相挖学生、挖教师；民办学校则完全无视竞争规则，不分时间与场合，明目张胆地在公办学校挖走学生。
从纵向看，过度竞争向下影响到小学和幼儿园，相当一部分区县开始恢复小学调研性考试并在全市、全区县公开排名，小学也开始承受应试压力；向上则影响到学校录取大学的排名，现在比拼的指标已不再是一本、二本的人数，而是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
4、社会对应试教育的恶性推动
近年来应试教育和升学竞争的愈演愈烈，有一个重要标志和特点，是整个社会共同策划、共同参与、共同推动，全社会共同表演了这出愈演愈烈的闹剧。
其中政府、家长、媒体三个因素，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府的直接干预加强。
基层政府（尤其是区、县）的政绩体现在两个硬指标上，一是经济成就指标GDP，二是教育成就指标升学率，两个指标加在一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更有少数政府官员明确表态，抓升学率就是体现三个代表，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区、县政府对教育局的年度考核，只看高考升学率一项指标，甚至直接与区县教育局局长签订责任状，直接给学校校长下达刚性指标，中考、高考结束后，按达标程度和水平奖励教育局和学校。
凡此种种，对教育局和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按教育规律办学和管理学校，形成巨大的压力和阻挠。
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之类直击家长心愿的大力宣传下，本不该有强竞争取向的小学、中学乃至幼儿园的孩子都被驱赶进人应试的马拉松赛中。
家长只关注孩子能否上一个好学校，考试成绩如何，升学是否理想。
在这样一种共同理念的支撑下，家长的社会心理趋向一致，社会行为趋向于共同。
于是大中城市“择校风”劲吹，越来越多的家长加入到择校行列，从幼儿园、小学开始竞争，在初中、高中达到高潮，并一路延伸到大学。
家长对学校的要求越来越高，标准则只有一条：
自己孩子上学的学校考试成绩好、升学率高，于是在共同的愿望和要求下结成自发的利益群体，联合起来威胁、强迫、干预学校行为，如要求学校多布置作业，要求学校节假日补课，要求学校集体晚自休，要求学校加强考试难度，要求学校延长学习时间等，否则就将退学或转学！
家长盲目的集体行为，不仅对对教育和学校形成一种普遍而强烈力量，构成无法回避的巨大社会压力，而且已形成一个巨大的教育市场，滋生出所谓“中考、高考家教”、“中考、高考补习或速成”、“中考、高考出版物”等完全无序的商业竞争。
近年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各类媒体对教育和学校的恶性炒作，尤其是对择校、考试、升学、状元、奥赛等公众敏感问题的片面报道，对所谓全社会教育讨论的片面引导，选择某个所谓专家、教授的观点和言论进行的权威视点和分析，误导甚至诱导着整个社会和公众对教育价值的片面追求，从而在更大的时空状态下构成对教育和学校巨大的压力，迫使教育和学校在整个社会舆论、社会心理和社会习俗的层面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三、素质教育推进艰难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一）决策层在推进素质教育的问题上缺乏明确和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
综观十四年来的推进素质教育的历程，上层对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虽然制定过多次政策，但在实施的途径导向上呈游移不定之态。
有时把注意力集中于课程改革，有时又把减负看作是推进素质教育的着力点，有时又企图以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的教师培训作为抓手。
始终没有明确作出过推进素质教育，必须以学校整体改革为基本抓手的决策。
总之，十几年来基本上仅停留于一般号召，只有粗线条的政策条条，只一次次的反复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没有推进素质教育可操作的实施措施；没有形成基层学校完全基于内趋力，而主动积极自觉的投入到推进素质教育的行动中去，是造成素质教育推进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改变的内在原因。
（二）没有建立推进素质教育认真的督查制和严格的问责制
任何制度的推进，都离不开认真的督查制和严格的问责制，人都有惰性和趋利避害性，素质教育长期以来只有一般号召，没有实施的具体要求和目标达成的时间表，督查也只能停留在表面，而且无法进行问责，这是造成素质教育推进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改变的制度原因。
（三）“唯学历”的社会用人制度取向导致素质教育制度资源的紧缺
当今中国的劳动就业制度，存在阻碍和制约素质教育实施的重要因素，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才使用的唯文凭倾向，人才选拔和使用上，重学历的现象严重，使技能型人才与管理型、学术型人才不能享受平等待遇，客观上加重了人们对学历教育的社会认同，从而导致人们对学历和文凭的追逐。
（2）没有切实贯彻执行劳动预备制度，使一部分没有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机会和途径接受就业培训，出现“毕业即失业”或从事相对层次较低的工作；部分用工单位没有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度，对急于就业并且社会经验不足的求职者，不给予《劳动法》有关规定的相关权利和待遇。
（3）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分离，在思想观念上，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这种传统观念加之长期单一文凭制度形成了重学历文凭轻职业资格证书的氛围；在体制方面，我国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均有各自相对独立的体系和运行机制，缺乏实行“双证”沟通的方式和媒介；在政策上缺乏具体的可依据的政策。
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唯学历”的取向。
在招工用人、人事调动、职称评比、人才引进、干部使用等方面，是以学历来衡量而非以能力、经验和水平来衡量资质和资格，是“学历本位”而“非能力本位”的制度架构。
无论是从政、经商还是事业发展，高学历者较低学历者均能够获得优先发展的条件、机会和资源，不仅能获得更高的社会位置，而且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分配。
近年来，在党政干部的公开选拔和公务员考试中，也不断透露出高学历者（如博士）机会更多、竞争力更强的信息；更多的媒体招聘广告和人才招聘交流会，稍好一点的职业岗位均有学历要求；即使学历要求并不高的岗位，也会开出高学历者优先的条件；有些用人单位不仅考虑学历，还在同等学历中优先考虑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这样一种用人和分配制度和政策，导致用人单位首先考虑的是学历要求，无学历者或后学历者即使能力很强、经验丰富，仍然会受到机会和待遇的歧视。
“唯学历”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取向，引导着社会和公众不断追逐高学历，不断追逐名牌学校。
素质教育是一种“能力本位”和“素质本位”的取向，与现行政策制度架构的“唯学历”取向，路数大相径庭。
因而，实施素质教育在至关重要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政策制度层面难以获得有效的资源保障和坚实的制度支撑。
（四）考分的硬指标挤出素质教育软指标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基于功利，政府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中的胜出，这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趋于急功近利的根本原因；它渗透并体现在各个领域，教育并不因得到额外关照而例外，这是“应试教育”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因为现在的校长都在政府行政化的管理框架下，以政府和上级行政机关的政绩考核指标为行动准则，缺少教育家的眼光和胆识，不会自觉地去进行有关学生终生发展的素质教育，只会将注意力集注于能考核的显性成绩考分和升学率上面，而将素质教育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五）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偏差
很多校长、教师和家长对素质教育的理解有偏差，认为它只是在学生的兴趣培养与课外活动中，而不在正规的课堂教学中。
大多数的学校对素质教育的开展范围，强调在一些不受重视与升学无关的科目中，例如增加一些课外兴趣小组、学生社团和开设一些选修课，增设挂牌一些校外教学基地。
现在所谓素质教育搞得好的学校，多以学校特色的方式体现，还往往集中体现在学校设置的体育节、科技节、艺术节等等校园活动上。
而认为“主科”（中高考科目）与素质教育关系不大，而且搞素质教育，影响了考试成绩怎么办?
在学校日常工作中，很多学校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者对立起来，只抓“应试”不抓“素质”是极大多数学校领导者内心的主导思想。
中国的学校教育实际上越来越“窄化”，把学习窄化为学习知识，把学习知识窄化为学习书本知识，学习书本知识窄化为学习课本知识，学习课本知识最终窄化为学习只与中、高考相关科目的知识，学习只与中、高考相关科目再最终窄化为学习只与中、高考相关科目的考纲有关的内容，到最后，一切与中、高考无关的科目内容都可以不学，那里还有什么人的全面发展，那里还有什么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推进力主要来自各级领导，中央每一次文件出台，各地各级相关部门都要出台相应文件，并组织学习讨论，也轰轰烈烈，以反映“素质教育”作为国家意志自上而下推进的基本态势。
但国家意志若没有转化为学校自觉的实际行动，是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
（六）片面的社会价值观念导致素质教育精神资源的紧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生存观，理想、信念、追求等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也形成了负面的、消极的变化。
表现之一，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现实的需要，越来越关注眼前的利益，越来越计较成败得失，淡漠和失落了应有的人文精神和人文追求，以及对人类、社会和未来的终极关怀和远大理想。
人的理想和价值观普遍“窄化”，从对人类、社会和未来的终极关怀和远大理想窄化为对个人前途工作就业的追求，从对个人前途工作就业的追求窄化为对金钱、职称、薪金的追求，从对职称、金钱、薪金的追求最终窄化为对房子、车子的追求。
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加快，下岗和待业人群增加，就业形势严峻，社会就业机会越来越稀缺，生存竞争日益激烈。
客观上必然会使人们的眼光更现实和功利，更多的家庭偏向于通过读书升学以获得更高的就业资本，取得就业竞争和事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当今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世俗社会，而体现着人文精神与人文理想的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国家意志，体现着民族未来和长远利益的表达，与当下的世俗的个体利益和眼前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很难得到越来越功利化、浮燥化的社会价值观的认同，也很难强制性地融入社会心理和社会认知。
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按理说已提供了缓解应试教育和升学竞争的前提条件。
然而，作为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众对教育的理解水平，对教育的价值选择，仍然停留在精英教育的阶段。
水涨船高，很自然地向更高层次的教育追求发展，例如考上北大、清华，作为实现自身和家庭的重要目标选择。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为功利而读书的思想传统，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教诲，“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最大快乐，千军万马考公务员是这种社会心态的最现实写照。
现实的功利权衡与传统的文化资源相结合，成为一种巨大的思想阻碍，使素质教育在社会价值观的层面上，无法获得世俗社会公众的情感和理智的响应。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使每一个家庭对子女寄托了过多、过重、过分的期待，“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文化情结通过教育强烈地表达出来，使每一个家庭都承受不起失败，每一个父母都输不起。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家长对子女的关爱更多地寄托在子女的受教育上，由此教育成为家庭关注的中心。
正因为是独生子女，正因为输不起，所以无论家庭贫富，均把教育作为家庭投资的重点，把家长对自身的希望延续在、寄托在孩子的升学上。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无数家长对教育和升学的过度关注和过度期望，组合叠加在一起，演化成为强大的社会心理、社会认知、社会行为，成为干预教育和学校行为的巨大力量，也成为政府直接关注升学率的社会原因。
四、加快推进素质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根据对阻碍素质教育的原因分析和梳理，我们的基本观点是：
改变目前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状况刻不容缓，需要党和政府痛下决心、铁腕治理，从社会观念、社会环境的改变入手，以政策设计和制度建设为重点，强化教育督导检查和教育法制建设，上下并举，形成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格局。
具体建议如下。
1、从国家层面加强对实施素质教育的政策设计，特别是制订目标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有执行时间表的强制性政策措施，推进素质教育。
坚持循序渐进，谋定而后动的原则。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打破传统的十分强固的应试教育格局必须有国家意志引领。
从国际经验看，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教育改革，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直接主持和领导本国的教育改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7月宣布美国实行“力争上游”教改计划，大力推动美国教育革新，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素质，从而增强国家实力，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英国首相卡梅伦亲自领导新一轮课程改革，打造更优质的基础教育。
我国也应该由国家领导人亲自领导推进教育改革，从立法，社会环境配合，财政支持，政策推进，步骤设置等各个环节体现国家意志的强大推动力。
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国家实力，抓住中华崛起之机会，建立创新型国家，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2、建立严格的督导检查和问责制度，保障素质教育正常而顺利实施。
国家应制订严格的督导检查和问责制度，将实施素质教育作为评估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各级各类学校工作绩效的重要内容和依据，作为评比和表彰学校、进行师德考核和教师职称评定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要大力奖励和表彰实施素质教育好的学校和教师，经费投入、师资配置、特殊政策向实施素质教育好的学校倾斜，以鼓励更多的学校自觉自愿地实施素质教育。
要将实施素质教育的有关重要要求，对阳奉阴违、推进不力和严重违返素质教育的行为坚决问责。
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严禁加班加点、题海战术，严禁教师双休日、节假日加班补课等内容，逐步列入《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教师法》等法条中。
通过立法程序，使实施素质逐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将素质教育纳入国家和省级督导范围，加强对政府素质教育工作的督导和检查，加强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检查和监控。
几年来素质教育推而不进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从来没有建立督查和问责制度有极大关系。
3、推进劳动人事制度与分配就业制度的改革，构建实施素质教育的制度环境
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坚持德才兼备原则，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
要从单一的“学术型”人才观，转向“学术型”与“技能型”并重的多元人才观，要从“学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和“素质本位”。
当前尤其要在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进一步完善企业用工、收入分配和人才评价制度。
政府应督促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就业准入制度和相关岗位的持证上岗制度，制定凭工作能力和业绩贡献大小确定收入分配的制度。
针对目前技能型人才待遇普遍偏低的现状，逐步提高技能型人才的薪资待遇，在企业薪酬构成中应充分测算劳动者职业能力的贡献率，建立科学合理的技能型人才薪酬制度。
如在企业工作的技师、高级技师应分别享受中级、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有关待遇，使高技能人才与其它相应专业技术人才在工资福利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4、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升学考试制度的改革，形成科学合理的选拔、考试、评价体系，为实施素质教育解除瓶颈和阻碍。
现行以分数为唯一录取标准的中考、高考是引发升学竞争的直接原因，并由此演化出应试教育的各种表现和行为，成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瓶颈和阻碍。
因此，中考、高考的改革需要坚定不移地积极推进。
要彻底改革以分数多少作为升学唯一衡量指标的升学制度，彻底改变分数决定学生命运、分数决定家庭未来、分数决定学校发展、分数决定教师好坏的价值判断标准，建立一个更科学、更合理、更完善的升学考试制度，形成符合素质教育理念的考试、评价体系，从而真正把教育从分数中解放出来，实现学生、教师、学校的真正发展。
5、改变教育观念，形成全社会重视素质教育的社会价值观，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素质教育的良好环境。
实施素质教育，要从治理片面的社会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入手。
要使全社会深刻认识到：
素质教育的理念和思想，已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
真正重视教育，就要确立起素质教育的观念：
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教育使下一代健康成长，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通过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自主创新精神和创新变改的能力。
因此，素质教育关系着国家兴衰、民族未来、事业成败，事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整体和长远。
然而目前政府、社会、家庭甚至是教育系统自身，认识存在着巨大的距离与障碍。
很多人认为，素质教育只是一种教育的美好理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文化、教育现状相差很远，搞素质教育是好高骛远，搞应试教育才是脚踏实地，提高教育质量，就是提高考试成绩，就是提高升学率，没有好的成绩、较高的升学率，就没有好的质量。
好学校、好校长、好教师的标准，只能以考试成绩好、升学率高来衡量，这是最直观、最硬实、最客观的判断等。
在政府、社会、家庭中，最核心的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认识和态度，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应从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使各级党委、政府深刻认同素质教育的理念和观点，确立起正确的人才观、教育观、质量观和政绩观，真正赞成而不是反对、支持而不是阻碍、领导而不是旁观素质教育，既重视教育，又尊重教育，既领导教育，又放手教育，从而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能够理直气壮地说素质教育、搞素质教育，按教育规律办学校，走内涵发展的道路，逐步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切实减少各类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直接干预和接间干扰，坚决杜绝向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下升学指标和签定责任状的行为。
党委和政府应成为全社会提倡、号召素质教育的首席发言人，引导好社会舆论，管好新闻媒体，为教育和学校营造实施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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