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1个考察哲学理论论文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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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1个考察哲学理论论文doc

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_哲学理论论文

值的概念，

如果说前者是中性的话，后者明显具有贬义。

这种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所害的看法，

不仅属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连新自由主义者都具有。

傅斯年就这样说过：

[注9]

自由主义本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

今若恢复灵魂，

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乃至到80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即使是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中间，始终是一个带有罪恶的概念，它与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的大受欢迎，

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资本主义的主要之弊在自由放任，那么，自由放任的问题究竟在何处？

中国的

社会民主主义对此的质疑，主要在二个层面，其一是生产层面的非理性化，导致生

产过剩危机；其二是分配层面的缺乏公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后一个层面涉及到

社会公道问题，我们将在第四节中讨论。

这里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在一、二0年代对自由放任制度的质疑基本是伦理性的，

1929年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使他们意识到自由放任不仅在分配领域，而

且在生产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缺陷。

自律性的市场制度虽然承诺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

竞争秩序，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中，完全竞争从

来没有真正实现过，。

资本的自身逻辑总是趋向于集中和垄断，以致于竞争总是不

完全的。

完全竞争是自发秩序中市场价格合理调节生产和分配资源的关键，这一环

节出了问题，整个自律性市场就失去了合理性的基础。

张君劢在三十年代已经注意

到由于资本的垄断而造成的竞争失灵问题，他例举了摩根公司操纵美国金融、铁路

和公用事业等垄断资本的事实，质疑亚当.斯密以来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学说：

[注

10]

依彼辈之意，供求相应之原则，畅行无阻，则物价自平。

然就各人平日所见，

各国资本家关于所经营者皆已放弃竞争而走上垄断之途径。

所谓自由竞争何在？

所

谓不垄断又何在？

他认为，之所以垄断资本之所以出现，其源流乃是放任政策之结果。

因此，他

得出结论，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学说，已经为时代所证明不正确。

[注11]那么，

如何解决呢？

中国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将希望寄托在国家的干预上，并且相信这

是20世纪世界的新潮流。

胡适早在1914年，还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注意到这一点，

他在日记中写到：

[注12]

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而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趋社会主义。

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远离古典的放任主义，而亲近干涉主义，与他

们受到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影响很有关系。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中国成为

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最高价值和信念。

正是在这一信念指引下，

使他们坚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秩序无法实现这一功利主义的原则，只有通过国家的立

法、福利政策等干预，才能最终实现。

也正是同样的信念驱使，使他们一步步走向

苏俄的计划经济。

二十年代末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危机席卷整个欧美，唯独苏俄幸免。

不仅如此，

同一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俄经济高速发展，完全消灭了失业问题。

这一

起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强烈兴趣。

张君劢、张东荪兴奋地说：

[注13]

我们正在苦闷之中，而俄国的由计划的经济颇给予以刺激。

----这个有计划的

经济之实施在经济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事。

”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好感和狂热，总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

十月革命以后，是对苏俄革命的民粹主义式向往，那一次是政治上的狂热。

第二次

是30年代，是对苏俄计划经济强烈的兴趣，这一次是经济上的狂热。

苏俄的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建立，与极权主义政治和国家所有制有着密切的

关系。

然而，在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看来，计划经济却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

贡献，它完全是中性的。

张东荪再三说明：

”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社会主

义、资本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加以利用。

但在他看来，只有以社会主义为

原则的计划才是进步的计划经济。

因为计划可以使生产得以提高，符合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

[注14]他甚至认为，自由与民主都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要使它们得以

实现，必须依靠制度的媒介。

在西方这样的媒介是个人主义的资本制度和民族一体

的国族主义。

但它们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现在苏俄贡献了第三个实现自由与民主的

媒介：

计划经济。

他热烈地称颂苏俄”居然为人类创下了一个暗中摸索，多方迂回

而得的光明途径。

”[注15]

在中国自由主义之中，张东荪是比较左翼的，这位未曾到过苏俄的哲学家对苏

俄式社会主义特别是其计划经济、经济民主，有许多美好的想象或想象性的理解。

但即使是其他自由主义者，在三、四0年代对计划经济也同样具有热烈的兴趣，他

们与张东荪一样，将之看作是中性的、技术性的。

不仅可以适应于苏俄的社会主义

国家所有制，也可以应用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

既然自由放任失

败了，那么计划经济作为人类理性的一个新贡献，不仅可以代替或配合市场合理地

分配资源，而且社会公道也要通过国家的计划得以实现。

罗斯福的新政和战后英国

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都被认为是成功地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

萧乾1948年为《大

公报》写的社评中，将”合理的统制”（国家计划）与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

[注16]

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

自由主义者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

富欺贫的自由贸易。

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

在政治在文化上

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

在经济上，鉴于贫富

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

自由

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

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异口同声称赞计划经济，这与五四以来中

国知识界所弥漫的建构理性主义知识论有关。

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使得中国知

识分子普遍地相信人的理性的全知全能，不仅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实在”，而且还

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实在”世界。

以研究认识论著称的张东荪

就相信”所有的思想在

其本质上总是”建立的”，理论的概?

quot;使人人心目中都熟习了以后，社会的组织便

可依照着而另成一种制度。

”[注17]以这样的理性主义立场出发，他们对计划经济

产生美丽的幻想就是很自然的。

不过，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苏俄式的那种与国家所有制与极权政治位基础

的计划经济不是没有警惕，张君劢在《立国之道》中，继分析了自由放任经济的问

题之后，也指出了苏俄式计划经济的短处：

一方面，”国家自从事于经济事业，须

多设官吏”，而”官吏不长于经营工商”。

另一方面，”国家权力过大，足以妨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