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导消费需求水平向层进式稳态发展的路径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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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引导消费需求水平向层进式稳态发展的路径探析

关于引导消费需求水平向层进式稳态发展的路径探析

  论文摘要:

消费需求是经济运行的起点,是国内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需求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提升消费需求对带动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在当前投资高增长、贸易增长方式有待转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水平,使居民的消费需求水平朝着层进式的稳态发展,是决定我国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源泉。

  1消费需求与层进式解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原理有着完整的表述。

他认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生产决定消费”,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之间的一定关系。

”与此同时,消费对生产也具有反作用。

社会再生产过程从生产开始,经过分配和流通,到了消费阶段,既是完成了又没有结束。

“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

这就是说,消费又会重新引起新的生产、分配和交换。

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就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而消费始终是其中的推动力。

因此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内在要素、必要条件和前提,是一切社会形态中生产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经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

  而一个国家经济总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的消费需求水平是不一样的,如果消费需求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阶段,那么无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产生投资、积累与消费这三者之问的不协调,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因此,这就要求消费需求水平一定要适应经济发展的不同层次。

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不同层次时期为:

计划经济时期、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和目前的市场经济时期。

消费需求水平的层进式发展就是要求居民的消费水平跟经济发展时期相一致。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水平正处于转轨初期的消费水平,这与现时期所要求的消费需求水平完全不相适应,从而导致了投资热、经济高增长和消费需求水平低的经济通胀期。

因此,为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良好稳定地运行,必须引导居民的消费需求水平朝着层进式的稳态发展,使之达到与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期的要求。

  2消费需求水平层进乏力的动因机理

  2.1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阻滞了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

  居民可支配收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消费能力,但消费能力只能算作潜在消费,而潜在消费是否转化为现实消费与居民收人分配状况直接相关。

高收入家庭由于基本生活需求已经满足,消费倾向往往较低,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下降。

因此,收入水平即消费能力的分配状况对于最终实现的消费水平同样有很大影响,明确我国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有赖于对居民收入结构的分析。

由于我国市场化改革以非均衡模式推进,经济增长成果不能被大多数人公平分享,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均随着经济快速增长逐步拉大。

有统计表明,我国当前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很可能已经突破0.5,明显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以二元结构经济体最突出的城乡差距为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1年的6860元增加至2007年的10493元,年均增长9.64%,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由2366元增加至3255元,年均增长5.26%。

由于农村居民在收入增长速度上持续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绝对量的差距被不断拉大。

2001年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为4494元,这一数据在2007年已经扩大为7238元,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了61.1%。

宋士云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已经步人小康阶段并向富裕阶段转化,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则刚刚由温饱型迈入小康型。

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消费特征造成我国居民的总储蓄额相对较高、但人均储蓄额并不高的事实。

2007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达到16万亿元,但据央行一项调查报告,我国人数最多的中小储户存款并不多,而占储蓄账户总数20%的高收人阶层存款总额占总储蓄额的比例在60%一80%之间。

大部分的储蓄额为少部分人口占有,表明更多的中下层收人人口实际消费能力依然不高。

我国近一半的人口当前可支配收入仍低于2000元,可支配收人不足仍旧是我国潜在消费需求释放的约束条件。

可见,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而不顾及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享问题,将对消费需求的正常增长形成障碍,进而加剧社会供求矛盾,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2.2居民消费预期不稳定性增强。

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

  由于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和养老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就业竞争压力增大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的不稳定性显着增强,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迅速增加,抑制了即期消费需求的增长。

2000年以来,城镇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城镇登记失业率由2001年的3.6%上升到2005年的4.2%;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过程中困难重重,同时农村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城镇化建设的滞后,农村失地人口不断增加。

就业的不稳定造成居民收人来源的不稳定。

近年来,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有限,保障水平仍然较低。

2005年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比重为48%,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比重为38.95%,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占城镇人口比重为24.39%,最低生活保障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为3.97%;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为24%,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为8.2%。

预期收入和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强化了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使得城乡居民储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支出增长速度。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由2000年末的5077元增加到2005年末的10787元,年均增长16.27%,显着高于同期全国8.41%、农村居民4.64%、城镇居民11.06%的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速度。

  2.3消费政策不完善,信贷消费水平低

  在住房方面,对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在教育方面,财政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人不足,客观上造成了学校的乱收费,居民教育负担逐步加重;在医疗方面,个人负担的医疗支出比例越来越高,而医疗收费持续攀升,药品价格居高不下,许多城乡居民家庭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在市场管理方面,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或执行不力。

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食品、药品和安全事故屡有发生,服务质量差、价格垄断、欺诈陷阱等在垄断行业普遍存在。

这些无疑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此外,还存在消费信贷范围窄、比例小的问题。

由于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和居民受传统保守消费观念的影响,消费信贷在我国欠发达。

消费信贷的范围主要限于住房和汽车且手续繁杂,而对其他耐用消费品的信贷消费尚未普遍开展。

目前消费信贷占银行信贷的比例不足20%,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

  2.4“双轨制”下政府职能错位抑制了消费需求水平的增长

  “双轨制”中,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存在严重的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现象。

政府包揽了一些与政府社会职能无关、本应由市场承担的事业,不合理地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一些真正与政府社会职能有关、具有社会公益性的事业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

政府的这种越位与缺位现象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1)政府在投资方面越位,造成供需失衡。

为了实现GDP的快速增长,地方各级政府热衷于投资,政府取代市场,越位主导经济增长。

这一方面使大量的国有企业投资可以不考虑市场,孤立于消费需求的增长而增长,结果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现象严重,使投资与消费严重脱节,造成产品积压、产能闲置。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因重复建设造成的低效率或损失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而得以源源不断地弥补。

这就必然导致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居民收入向国有企业收人的转移。

这种损失的转嫁虽然使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能够继续投资,但降低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可支配收入预期,从而减少了消费需求和预期消费需求

  

(2)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缺位,造成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可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但是也伴随着收入差距拉大、失业等严峻的社会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并不能随着GDP的增长而自动得以解决。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社会职能的本质是公共服务,以此来干预和解决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缺陷,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但是,由于不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专注于追求GDP增长,忽视社会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分散了政府的财力,使得其在公共服务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因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弱化,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使得一些重大民生问题无法解决,从而导致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期低迷。

  3引导消费需求向层进式稳态发展的路径

  3.1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城镇居民总体上收入增长过慢是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首要因素,因此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比例、提高居民收入,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最主要途径。

制定增加居民收入和调节收人分配政策要区别对待,对不同的收人群体,采取不同的、针对性强的措施,具体来讲就是“保低”、“扩中和调高”。

保低就是要逐步提高城镇低收入户基本生活的最低生活保障,遏制中低收人群体相对扩大的势头,遏制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户群体相对收入水平下降的势头。

通过建立社会“托底”机制,构建社会安全网,扶助低收入群体,使之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所提高。

所谓“扩中”,就是要扩大中等收人者比重,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中产阶级增加收入的主要源泉是依靠自身的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才能的提高。

因此,政府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大义务教育的政府投人,切实将义务教育纳人到公共财政体系予以保障,保障社会成员公平的教育机会,使更多的人有机会通过受教育晋升到中等收入阶层。

二是重视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构建强民富民机制,整合中高技术工人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形成“技术致富”的社会激励机制。

三是提高公职人员收入,使多数公务员、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并建立起与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物价水平、工作绩效等相关因素挂钩的同步增长机制。

所谓“调高”,即:

一方面依法保护通过合法经营、勤劳工作取得的各种收人;另一方面,依法通过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差距,缩小在分配后的收入差距。

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通过征收资源税、环境补偿税、特许经营费等手段将行政性垄断所得收归国有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

  3.2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弱化居民对体制变迁的不良预期

  社会保障制度通过两种方式对人们的收入进行再分配:

一是直接的再分配方式,即通过发放政府津贴等形式,把通过交纳税收或保障费等形式筹集到的资金直接转移到需要社会保障的人手中;二是间接的再分配方式,即通过把筹集到的资金投入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福利项目,间接地将高收入者的所得转移到低收入者手中。

因此,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的重要利益均衡机制,对于提高社会边际消费倾向、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社会消费需求的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前制约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而导致的居民对体制变迁的不良预期。

因此,必须加速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不同层次的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和社会福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居民构建一张生活的安全网,从而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其即期消费倾向。

  3.3大力发展消费信贷。

改善消费环境

  发展消费信贷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

一是通过宣传和引导,帮助居民改变“勤俭持家”、“量人为出”的传统消费观念,使其逐步接受信用消费方式。

二是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范围,大力发展住房信用消费、汽车信用消费和信用卡消费。

三是加快信用消费体系建设,尽快制定与信用消费有关的法律法规,拓展新消费渠道和消费方式。

此外,还要完善城乡居民生活基础设施。

加快农村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在农村买得起而用不起电器的状况。

积极发展城乡商业设施,鼓励发展超市、连锁经营,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农村商业设施建设,支持流通企业向小城镇延伸经营网络,为农村居民购物、消费创造便利条件。

同时还要大力整顿和规范消费品市场秩序,严惩假冒伪劣、价格欺诈、不正当竞争等不法行为。

  3.4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

  首先,完善政绩考核体系,从制度上遏制政府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建立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切实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公共服务上面来,这是消除投资过热、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条件,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其次,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不仅会抑制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资源在行政性配置过程中,因权力的市场化而使得少数政府部门或官员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牟取私利,瓜分社会财富,导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加剧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损害了社会公平。

其危害性要远远大于因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而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

因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仅限于“市场失灵”的领域,并且要对权力的运用实施严格而有效的监督,将资源行政性配置所产生的腐败降到最低的限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加大政府对公共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这是当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弱化消费者的不良预期、提高居民总体消费需求,从而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经之路。

  4结束语

  2000年以来,我国投资率逐年攀升,消费率逐年下降,2007年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抑制投资,扩大内需,而当前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水平还处在一个较低阶段。

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来看,无论就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愿望而言,要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重视对国内消费需求水平状况的调整,力求使我国的消费需求水平向层进式稳态发展。

这对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 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M].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柯健.中国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比较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4(10):

36—39.

  易培强.关于消费需求制约因素的分析[J].新华文摘,2006(22):

50—53.

  宋士云.我国居民消费状况的实证分析[J].改革,2006

(2):

1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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