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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扩大消费需求。
一是加快城乡住房建设。
住房是最大的消费，也是我市扩内需最大的增长点。
加快棚户区改造，以老旧工矿区为重点，年内启动55个片区，拆迁312万平方米；
用3年时间投入534亿元，基本完成全市棚户区改造任务，让棚户区成为历史。
加快农村住房建设，年内建设农村住房4万户、改造危房1.5万户；
用3年时间投入150亿元，让15万户农民住上新房。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住房供给；
年内投入7.2亿元，建设经济适用房30万平方米、廉租住房2210套。
二是培育消费市场。
在城市，鼓励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扩大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等休闲消费，发展社区商业、物业、家政等便民消费，推动消费升级。
在农村，加快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做好家电和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让更多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农民家庭。
三是扩大消费群体。
激活内生消费，建成运营BRT，加快同城化发展，畅通居民消费渠道。
吸引外来消费，继续开展“枣庄二日游”，建立稳定的客源渠道，规范和拓展游客市场，年内过夜市外游客达到50万人次。
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而市场需求中最重要的是消费需求，因为它是最终需求。
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经济发展，必须首先考虑消费需求问题。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我国出口疲弱的情况下，尤其应重视发挥消费需求的作用，努力扩大消费需求，从而实现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目标。
扩大消费需求作用重大
消费需求是拉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力量。
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水平和质量，能够提高消费力，进而提高生产力，促进消费力与生产力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直接体现社会生产目的。
只有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社会生产目的，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从而真正体现以人为本。
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不仅有拉动作用，而且有导向作用；
改善消费需求，不仅能引导消费合理发展，而且能引导投资方向；
重视消费需求，不仅能避免盲目投资、无效投资，而且能根据消费需求的新变化，及时发展相应的产业和产品，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文化含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从而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水平。
当前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逐步提高。
但也要看到，消费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在我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峻形势下显得更为突出，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投资率偏高，最终消费率偏低。
我国最终消费率（总消费在GDP中的比重）2000年为62.3%，2005年为51.8%，2007年为48.8%。
最终消费率之低，是世界上少有的。
2003年，低收入国家最终消费率为79.7%，中等收入国家为71.7%，高收入国家如美国为86%（2002年），世界平均为79.1%。
我国比这些国家要低20—30个百分点。
最终消费率偏低，意味着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小，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产业结构不合理，不能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
例如，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几年来一直在40%左右，而世界平均为67.9%（2003年），其中美国为75.3%、法国为72.8%、英国为72.4%。
我国相差20—30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就难以适应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就会制约消费需求扩大。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中低收入者有效需求偏低。
中低收入者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
他们消费倾向高，但收入低、购买力差。
加之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不少人有后顾之忧，不敢放心消费。
而高收入者消费倾向较低，有效需求并不高。
特别是少数高收入者大搞奢侈消费，不仅浪费资源，而且败坏社会风气，影响正常消费。
进一步发挥消费需求的作用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七大强调：
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
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消费需求的作用，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提高居民收入。
扩大消费需求，基础是提高居民收入。
应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
这除了要进一步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还要着重提高农民的收入。
在当前，就是要努力实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目标：
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
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加快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搞好农产品精深加工、转化增值。
特别要根据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产品优势。
这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基本途径。
调整产业结构。
我国现在的产业结构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
应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文化、教育、科技、生活服务等产业。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教育可以说是第一消费力。
应进一步研究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还应强调，在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消费领域会不断扩大，新的消费热点会不断出现，这就需要及时调整产业、产品和服务结构。
比如，随着“家电下乡”的推进，家电消费将成为我国农村消费的热点。
这就要求生产出适应农村需要的产品，并保证质量和售后服务。
又如，近年来闲暇消费迅猛发展，旅游、健身以及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如何扩大闲暇消费领域，发展高层次、高质量的闲暇产业，特别是发展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闲暇产业，以适应闲暇消费发展的要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发展高层次、高质量的闲暇产业，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质量，而且能吸引大量的国外游客，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文化发展。
健全社会保障。
要扩大消费需求，必须提高消费倾向。
我国不少人消费倾向低的原因，除了收入差距大，还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有后顾之忧，不敢放心消费。
因此，应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城乡居民免除了后顾之忧才敢放心消费，消费倾向就会提高，消费需求就会扩大，进而实现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解放思想，树立“消费也是生产”的科学观念
事实上，投资与消费不是完全对立的，消费是投资的依据和方向。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同一性有过深刻的阐述：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即生产不仅要消费生产资料，而且首先要消费生产者的能力；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即消费过程就是人生产自己的过程。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要以消费为目的和动力进行生产，要以消费为目的和动力进行投资。
实现消费拉动，必须调整分配结构
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投资率与消费率比例失衡。
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由35.3%上升到42.3%，同一时间段里，国内居民的消费率则由62.3%下降到48.8%，城镇居民的消费率甚至下降到40%以下。
即投资率和消费率两条曲线出现了严重的反向运行的问题。
这就必然导致产能严重过剩。
为什么投资率与消费率之间会出现如此大的失衡？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分配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这只要看一下这几年我国收入法GDP结构就可以了解。
以2006、2007年两个年份为例，在我国产出收入结构中，劳动者报酬由占40.61%降到39.74%。
劳动者报酬占比过低，势必影响消费。
国民经济分配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几年一直讲的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低、覆盖面有限，大家在消费时有后顾之忧。
因此，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扩大社会保障面并从实际出发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是提高消费率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报告指出,今年将继续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定汽车和住房消费、大力发展旅游消费、繁荣郊区消费市场以及拓展文化体育等消费新领域。
一、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本思路
（一）稳定汽车、住房、旅游、通讯四大热点消费
（二）拓展成长型和享受型消费
（三）促进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发展型消费
二、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一）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1.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
结合部门特点和行业特性，建立健全不同部门、行业和地区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
合理确定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切实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的问题，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2.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
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规范和拓宽税基，合理调整税率和级距，降低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负水平。
建议各地政府根据本地物价及工资水平，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3.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
继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
在当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持续高于城镇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健全粮食风险基金政策，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4.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
扩大城乡低保范围，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等，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同时，要建立健全对低收入群体的长效补贴机制，完善补贴制度、补贴标准、补贴经费来源、补贴时间和补贴对象，把补贴制度长期化、规范化，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共同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二）加大财政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预期
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意识强，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不高，原因在于有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扩大消费需求，迫切需要加大财政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消费的后顾之忧，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预期，增强消费信心。
要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切实保障居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降低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逐步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再分配和保障基本生活的功能，重点支持城镇居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到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农民工；
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增加对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支持。
同时，鼓励经济发达地区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四）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结合当前就业形势及就业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稳定并扩大就业：
劳动局牵头，培训输入一条龙。
如何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县域经济较快发展
众所周知,当前驱动国民经济发展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
由于各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这三种需求对GDP拉动力的比重也有所不同。
但按一般规律,消费需求是最基本的,一般占70－80%。
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境内需求即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来拉动,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198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需求受阻,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减缓,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为了实现国民经济一定的增长率,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力度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
但从长远来看,应当把重点放到扩大消费需求上来,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９亿农民是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体。
一、
现阶段人民消费需求的现状
进入90年代尤其是第十个五年计划实施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看，需求的重点开始转移，主要表现在：
1、从基本的吃、穿、用类转向以居住条件改善、通讯和交通便利主为主要内容的住、行类消费；
2、从简单的商品性消费转向包括各种服务在内的复杂性的商品消费，如餐饮、医疗保健、教育、娱乐、旅游、家庭服务等；
3、从大量的普遍性商品转向注重选择、追求时尚的个性化消费，商品的质量、品牌、款式、包装和集后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质量意识、品牌意识日趋增强。
从总体看，用于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需求比重有较快上升。
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现阶段人民消费需求的结构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和增长不快造成了居民总体消费水平偏低，消费需求不足。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
二是消费意愿。
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
改革以来，居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
但近几年来由于微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矛盾，长期以来被视作城镇就业增长主渠道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难以根本扭转。
企业破产、停工或半停工的数量有增无减，导致失业或半失业人数的增加，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减缓，人均收入偏低，从而制约了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城市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
医疗、教育支出扩张，一定程度也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开发适销对路产品，主动研究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适应国内、国际市场变化趋势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来调整产品结构，大力开发名优新特产品，开发以本地资源为主的精深加工产品，开发适合农村消费特点的新产品，物美价廉的商品，适销对路地主动参与市场竞争。
（二）改善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
坚持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加大对市场的监管力度，确保消费者消费安全。
还应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纠正地区封锁行为，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
同时，完善信贷消费政策，扩大信贷消费的规模和领域，引导和拉动消费需求增长。
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加对金融风险防范能力的同时，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大力发展信贷消费，加大对个人消费贷款的投入，促使居民理性地做出消费选择。
这些年我国消费不足的持续存在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无疑是近年来普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偏低。
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十分紧密。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IncomeHypothesis）认为，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
这个结论对于分析现阶段中国的消费不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确实是迅速增加。
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居民收入增长并不快，除个别年份外，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是低于GDP增长速度。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已经高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
当然，收入差距正常扩大是应该肯定的，问题是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达到了非正常扩大程度，并且覆盖范围广阔，呈现全方位特征：
不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城镇内部抑或乡村内部，收入差距都扩大了。
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之大，令人惊异。
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之比为1.5，超过2的比率极为罕见，但我国却超过。
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暴富群体的出现。
暴富群体中靠诚实经营和劳动而致富的比例不高，往往以种种非法手段侵蚀国有资产，榨取高额利润，引起群众强烈的不满，在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暴富群体挤占了国民生产总值中普通城乡居民应占的份额，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进而使得劳动群众即普通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
普通城乡居民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有很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乃至零增长、负增长，却没有条件消费，从而极大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其次，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促使消费者回避风险，进行更多的储蓄，以防未来收入和支出的剧烈波动。
改革以来，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异，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就收入而言，这些年来城乡居民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就业稳定性减弱。
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才有收入，就业稳定性减弱必然导致收入稳定性减弱。
同时社会各阶层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工资性收入比重降低，各种奖金、津贴、补贴等其他收入比重增加，这些变化使得居民难以形成可靠的收入预期，尽管居民收入总额增加，但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
就支出而言，近年来出台的改革措施，如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把城镇居民原来由国家包下来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项支出改由个人和单位共同负担，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大大上升。
同时，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产业化的发展，孩子上学费用快速增加，成为城镇居民未来的主要支出项目之一，从而加重居民负担，增加个人支出的预期。
收支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储蓄倾向不断提高。
就农村而言，农村居民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家庭保障、自我保障状态，游离于社会保障之外，不管是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以来的体制转轨时期，农民收支预期的不确定性都很强，明显高于城镇居民。
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民不得不更加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压缩当前消费支出，增加预防性储蓄。
因此，农村平均消费倾向比城镇下降幅度更大。
第三，信贷市场不完善，消费信贷不发达，人们借钱消费并不容易，即使能借到钱，交易成本也比较高，并且从银行贷款所支付的利率要高于银行储蓄时的利率，也就是说居民想借钱消费时要受到种种限制，很难想借钱就能借到，想借多少就借多少。
这种种限制就是流动性约束，又称信贷约束。
制约我国目前消费信贷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和需求两方面。
从供给方面看，主要是我国收入不透明，缺乏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个人信用无法评估，为此商业银行提供消费信贷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积极性，阻碍消费信贷供给的增加。
从需求方面看，主要是消费者对未来收支不确定性的预期，加之传统的消费习惯影响，使为数不少的居民难以或不敢接受消费信贷，从而影响消费信贷需求的扩大。
消费信贷滞后的存在使一个人的消费比他想要的消费少，不能顺利地平滑一生中的消费。
可以说，消费信贷滞后是我国储蓄快速增长、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还需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建立起财富的二次分配体制，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这两个手段来进行收入再分配。
税收面对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则是低收入群体。
调节过高收入，对富者进行征税。
首先必须切实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
我国高收入群体偷逃漏税严重。
因此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时不我待，其关键又在于提高收入透明度。
其次，除个人所得税外，还应建立、健全包括消费税、利息税、财产税、赠与税与遗产税在内的覆盖收入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尤其是随着个人财富和私人资产数量的迅速增加，应尽快开征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总之；
税收增加了，就能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通过转移支付手段，集中财政资金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使收入再分配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达到“抽肥补瘦”的目的。
其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低收入者提供社会保障，从而减少不确定性预期，稳定消费者未来收支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了雏形，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稳定器”和“调节阀”的作用。
但是，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人口总量的继续增加和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社会保障压力不断增大，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新途径。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一个严重而又被忽视的问题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我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中的大多数又是低收入居民，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农民对社会保障有强烈的依赖性，但是事与愿违，农民恰恰缺乏社会保障。
农民缺乏社会保障，这是制约农村消费需求扩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试想农民对生活和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充满种种疑惑乃至恐惧，谁敢把留做养老、看病、应急的钱挪做消费之用?
因此，如何构建农民社会保障体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减少不确定性预期，还要对住房、养老、医疗、保险、教育等各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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