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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经典古代文言文赏析：
富贵不能淫
先秦：
孟子
景春曰：
“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
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
孟子曰：
“是焉得为大丈夫乎？
子未学礼乎？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
‘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
赏析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
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
“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
”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
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对丈夫。
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
“是焉得为大丈夫乎?
”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
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实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仅仅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
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劝谏。
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理应顺从丈夫，但是，夫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
应该是“和而不同”。
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
“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能够说是深恶痛绝了。
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
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
这就是他那流传千古的名言：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就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
这样做了以后，再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曾鼓励了很多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篇二】经典古代文言文赏析：
湖心亭看雪
明代：
张岱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
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余拏一作：
余挐）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
见余大喜曰：
“湖中焉得更有此人！
”拉余同饮。
余强饮三大白而别。
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
“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
赏析
晚明小品在中国散文虽然不如先秦诸子或唐宋八大家那样引人注目，却也占有一席之地。
它如开放在深山石隙间的一丛幽兰，疏花续蕊，迎风吐馨，虽无灼灼之艳，却自有一段清高拔俗的风韵。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
开头两句点明时间、地点。
集子中凡纪昔游之作，大多标明朝纪年，以示不忘故国。
这里标“崇祯五年”，也是如此。
“十二月”，正当隆冬多雪之时，“余住西湖”，则点明所居邻西湖。
这开头的闲闲两句，却从时、地两个方面不着痕迹地引出下文的大雪和湖上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紧承开头，只此两句，大雪封湖之状就令人可想，读来如觉寒气逼人。
作者妙在不从视觉写大雪，而通过听觉来写，“湖中人鸟声俱绝”，写出大雪后一片静寂，湖山封冻，人、鸟都瑟缩着不敢外出，寒噤得不敢作声，连空气也仿佛冻结了。
一个“绝”字，传出冰天雪地、万籁无声的森然寒意。
这是高度的写意手法，巧妙地从人的听觉和心理感受上画出了大雪的威严。
它使我们联想起唐人柳宗元那首有名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这幅江天大雪图是从视觉着眼的，江天茫茫，“人鸟无踪”，独有一个“钓雪”的渔翁。
张岱笔下则是“人鸟无声”，但这无声却正是人的听觉感受，因而无声中仍有人在。
柳诗仅二十字，最后才点出一个“雪”字，可谓即果溯因。
张岱则写“大雪三日”而致“湖中人鸟声俱绝”，可谓由因见果。
两者机杼不同，而同样达到写景传神的艺术效果。
如果说，《江雪》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为了渲染和衬托寒江独钓的渔翁；那么张岱则为下文有人冒寒看雪作映照。
是日更定，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
“是日”者，“大雪三日”后，祁寒之日也；“更定”者，初更时分，晚上八点左右，寒气倍增之时也。
“拥毳衣炉火”一句，则以御寒之物反衬寒气砭骨。
试想，在“人鸟声俱绝”的冰天雪地里，竟有人夜深出门，“独往湖心亭看雪”，这是一种何等迥绝流俗的孤怀雅兴啊!
“独往湖心亭看雪”的“独”字，正不妨与“独钓寒江雪”的“独”字互参。
在这里，作者那种独抱冰雪之操守和孤高自赏的情调，不是溢于言外了吗？
其所以要夜深独往，大约是既不欲人见，也不欲见人；那么，这种孤寂的情怀中，不也蕴含着避世的幽愤吗？
请看作者以何等空灵之笔来写湖中雪景：
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
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这真是一幅水墨模糊的湖山夜雪图!
“雾凇沆砀”是形容湖上雪光水气，一片弥漫。
“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迭用三个“与”字，生动地写出天空、云层、湖水之间白茫茫浑然难辨的景象。
作者先总写一句，犹如摄取了一个“上下皆白”的全景，从看雪来说，很符合第一眼的总感觉、总印象。
接着变换视角，化为一个个诗意盎然的特写镜头：
“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等等。
这是简约的画，梦幻般的诗，给人一种似有若无、依稀恍惚之感。
作者对数量词的锤炼功夫，不得不使我们惊叹。
你看，“上下一白”之“一”字，是状其混茫难辨，使人惟觉其大；而“一痕”“一点”“一芥”之“一”字，则是状其依稀可辨，使人惟觉其小。
此真可谓着“一”字而境界出矣。
同时由“长堤一痕”到“湖心亭一点”，到“余舟一芥”，到“舟中人两三粒”，其镜头则是从小而更小，直至微乎其微。
这“痕”“点”“芥”“粒”等量词，一个小似一个，写出视线的移动，景物的变化，使人觉得天造地设，生定在那儿，丝毫也撼动它不得。
这个段是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我们从这个混沌一片的冰雪世界中，不难感受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如“太仓米”的深沉感慨。
下面移步换形，又开出一个境界：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
见余，大喜曰：
“湖中焉得更有此人!
”拉余同饮。
余强饮三大白而别。
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独往湖心亭看雪”，却不意亭上已有人先我而至；这意外之笔，写出了作者意外的惊喜，也引起读者意外的惊异。
但作者并不说自己惊喜，反写二客“见余大喜”；背面敷粉，反客为主，足见其用笔之夭矫善变。
“湖中焉得更有此人!
”这个惊叹虽发之于二客，实为作者的心声。
作者妙在不发一语，而“尽得风流”。
二客“拉余同饮”，鼎足而三，颇有幸逢知己之乐，似乎给冷寂的湖山增添了一分暖色，不过骨子里依然不改其凄清的基调。
这有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慰藉罢了。
“焉得更有”者，正言其人之不可多得。
“强饮三大白”，是为了酬谢知己。
“强饮”者，本不能饮，但对此景，当此时，逢此人，却不可不饮。
饮罢相别，始“问其姓氏”，却又妙在语焉不详，只说：
“是金陵人，客此。
”可见这二位湖上知己，原是他乡游子，言外有后约难期之慨。
这个补叙之笔，透露出作者的无限怅惘：
茫茫六合，知己难逢，人生如雪泥鸿爪，转眼各复西东。
言念及此，岂不怆神!
文章做到这里，在我们看来，也算得神完意足、毫发无憾了。
但作者意犹未尽，复笔写了这样几句：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
“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
读至此，真使人拍案叫绝!
前人论词，有点、染之说，这个尾声，可谓融点、染于一体。
借舟子之口，点出一个“痴”字；又以相公之“痴”与“痴似相公者”相比较、相浸染，把一个“痴”字写透。
所谓“痴似相公”，并非减损相公之“痴”，而是以同调来映衬相公之“痴”。
“喃喃”二字，形容舟子自言自语、大惑不解之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这种地方，也正是作者的得意处和感慨处。
文情荡漾，余味无穷。
痴字表明特有的感受，来展示他钟情山水，淡泊孤寂的独特个性。
这个篇小品，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炉，偶写人物，亦口吻如生。
淡淡写来，情致深长，而全文连标点在内还不到二百字。
光是这个点，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当然，它所流露的孤高自赏和消极避世的情调，我们不应盲目欣赏，而必须批判地对待和历史地分析。
【篇三】经典古代文言文赏析：
唐雎不辱使命
两汉：
刘向撰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
“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
”安陵君曰：
“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
”秦王不说。
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
秦王谓唐雎曰：
“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
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
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
”唐雎对曰：
“否，非若是也。
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
“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
”唐雎对曰：
“臣未尝闻也。
”秦王曰：
“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唐雎曰：
“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
”秦王曰：
“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
”唐雎曰：
“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
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
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
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
“先生坐！
何至于此！
寡人谕矣：
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
解析
这篇文章所记叙的是强国和弱国之间一场外交斗争的情况。
战国时期的最后十年，秦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相继翦灭各诸侯国，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灭魏。
安陵是魏的附庸小国，秦企图用“易地”的政治骗局不战而屈人之兵（秦人往往借迁移之名行灭国之实），由此引起安陵君派唐雎出使秦国一事。
文章用人物对话生动地塑造了唐雎的形象，表现了唐雎维护国土的严正立场和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布衣精神，从而揭示了弱国安陵能够在外交上战胜强秦的原因。
唐雎这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独立人格和自强精神，在历史长河中一直熠熠生辉。
本文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写唐雎出使秦国的背景。
秦王派人向安陵君提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的要求，这是一个明显的骗局，因为安陵仅仅一个方圆五十里的附庸小国。
安陵君看出秦王的野心，委婉地加以拒绝，并派唐雎出使秦国，意在修好。
唐雎在吞并和反吞并斗争的背景下出使秦国，任务的艰巨水准能够想见。
这个部分是为下面的情节做铺垫。
第二部分（第2、3段），写唐雎同秦王实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经过。
可分两层：
第一层（第2段），写唐雎坚决抵制秦王的骗局，表现出维护国土的严正立场。
唐雎一到秦廷，秦王就对安陵君提出严厉的指责。
他一面装出一副施恩加惠的脸孔，指责安陵君“逆寡人”“轻寡人”，一面以“灭韩亡魏”来炫耀自己的军事实力，企图迫使唐雎屈从他的意志。
唐雎对此则洞若观火，立即重申“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的严正立场，断然拒绝“易地”。
这种尖锐的对立，势必促使双方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
这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第二层（第3段），写唐雎以“士之怒”反击秦王的“天子之怒”。
秦王的骗局既被揭穿，炫耀武力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进一步用战争实行恫吓，极力描绘由“天子之怒”引起的战争的可怕场景。
对此，唐雎也毫不示弱，立即接过话题，以“士之怒”实行反击，自不过然地引出专诸、聂政、要离行刺的故事，并表示自己要效法他们，意即要跟秦王拼命。
说罢，立即付诸行动，“挺剑而起”。
这是斗争的第二个回合，也是这场斗争中的高潮。
第三部分（第4段），写唐雎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胜利。
秦王没有料到唐雎敢于跟他拼命，只好“长跪而谢之”，表示屈服。
这种表示虽属权宜之计，但也反映出他确实看到了唐雎在保存安陵五十里地这件事情上的作用。
这是斗争的结局。
本文记叙了唐雎出使秦国，与秦王实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唐睢沉着镇静、不畏强暴的精神。
【篇四】经典古代文言文赏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先秦：
孟子及其弟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是人一作：
斯人）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赏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选自《孟子·告子下》，是一篇论证严密、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
作者先列举六位经过贫困、挫折的磨炼而终于担当大任的人的事例，证明忧患能够激励人奋发有为，磨难能够促使人有新成就。
接着，作者从一个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
最后水到渠成，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
全文采用列举历史事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写法，逐层推论，使文章紧凑，论证缜密；此外，文章多用排比句和对仗句，即使语气错落有致，又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有力地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
文章开头，作者一连列举了六位古代圣贤在困难忧患中崛起的事例，来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个论断。
这个推理过程属于逻辑学上的归纳推理，即由前面六个特殊的事例，归纳出后面带普通意义的结论；又通过后面的结论，说明了前面六个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
艰苦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以困苦、饥饿、贫困、疲乏、忧虑，每每就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困难，坚定、振奋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在持续克服困难，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了聪明才干。
不过道理在此还没有说完，上面只谈到，在人与客观环境这个对矛盾中，客观环境对人的触动，反过来，针对人的主观世界对此又是怎样做出反应，孟子接着指出：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而他也就在持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从而达到“能改”的境界——这个“能”，从语义上讲，不但体现了人的愿望、决心，也体现了人的水平。
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痛苦、困惑，造成内心的压抑，而他也就在持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活跃了自己的思维，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
更重要的一点，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会性的，他有痛苦，有忧虑，想发愤，想创造，必然表现在形色上，吐发在言辞中，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启发与协助。
人就在这个切与忧患的斗争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创造水平，一句话，表现了他“生”的价值。
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全部含义。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里指出：
“昌黎（韩愈）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
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若不‘是’之‘异’，则妄而已。
”这种主张，实在起于孟子的影响。
孟子在提出“生于忧患”这个“是”命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它的“异”命题：
“死于安乐”。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
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克己慎终。
在外又没有敌国的抗衡、外寇的侵扰。
如此安适的环境，首先带来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
这是精神上的死亡。
紧接着必然是物质上的死亡——“国恒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反一正，一是一异，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两面。
既不使人因正面说教而感沉闷，又不为邀人眷顾而故发惊人之谈；既娓娓动听，又给人警策；既不庸，又不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命题的明确提出，在孟子也许仅仅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
但作为一条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其影响绝不但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
特别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两句，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这就是“发愤抒情”这个美学创作原则。
这亦是千百年来，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
在修辞上，此文也很有特色。
《孟子》善用排比句，往往采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句式，对于同一论题，实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千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万里不可阻挡的气势。
孟子文之称雄辩，这类句式的采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配合归纳的推理方式，便采用了这种句式，一起首连举六位圣贤的成功事迹，从数量上给人以深刻印象，使人觉得“生于忧患”确是一种普遍存有的社会现象；接着又极力铺排艰难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磨难，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历述圣贤面对艰难忧患的准确态度与处理方法，最终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一般说来，铺陈排比的写法，固可造成宏大气势；若处理不当，也可致繁复拖沓之虞。
其后的汉大赋，因为片面强调了这个特点，往往使人难以卒读。
而孟子的这篇文章，虽通篇采用排比句式，却仍给人以行文简洁的印象。
原因在于，孟子十分注意遣词用字，尽量扩充每一词语，尤其是动词的容量。
以起首一段为例，共六句话，六个动词，包括一个“发”，五个“举”，既表现了人物由微贱趋向显达的运动过程，又暗示了人物身份：
舜君子，是圣人，他的成功，固然因为尧的赏识，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与努力，故曰“发”；傅说等是臣，是贤人，他们的成功，固然因为自身的才能与努力，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故曰“举”。
如同所有成就辉煌的文人学者一样，孟子的一生也是不甚得意的。
此文写得如此出色，诚为“发愤抒情”的结果。
【篇五】经典古代文言文赏析：
师说
唐代：
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曰：
“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呜呼！
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鉴赏
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
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
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
“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
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
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
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
这个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
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
这个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动一步，由“学者”推动到“圣人”，由“必有师”推动到“无常师”。
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增强说服力。
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准确的。
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
“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
“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
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
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
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
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
如首段在一路顶接，论述从师学道的基础上，结尾处就势作一总束：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大有如截奔马之势。
“圣人无常师”一段，于举孔子言行为例之后，随即指出：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从“无常师”的现象一下子引出这样透辟深刻的见解，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其次是硬转直接，不作任何过渡，形成一种陡直峭绝的文势。
开篇直书“古之学者必有师”，突兀而起，已见出奇；中间批判不良风气三小段，各以“嗟乎”、“爱其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发端，段与段问，没有任何承转过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
这种转接发端，最为韩愈所长，读来自觉具有一种雄直峭兀之势。
此外，散体中参入对偶与排比句式，使奇偶骈散结合，也有助于增强文章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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