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茶马古道西行甘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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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茶马古道西行甘孜

沿着茶马古道西行甘孜

　　两年前，我们有机会走了一趟茶马古道，短短的半个多月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说却是终生难忘。

这是一次由西藏昌都地委、行署、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政府、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政府，联合举办的藏、川、滇茶马古道考察研究开发活动，我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专家学者、作家，多家电视台、报纸杂志、出版社的记者编辑一道，分别从成都、中甸出发，沿川藏线的名山、泸定、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滇藏线的德钦、盐井、芒康、左贡来到藏东重镇昌都。

在昌都进行了三天的考察研讨活动之后，再分南北两路，或从八宿、波密、林芝到拉萨；或经类乌齐、丁青、那曲进拉萨。

尽管其中不乏我们较为熟悉的线路和地方，但一路上耳闻目睹的一切──雨雾缭绕的茶园、热气氤氲的温泉、雪山之巅的玛尼堆、身负行囊的朝圣者、碛石滩上的红杜鹃、倾城而出的迎宾礼……仍然在我们心中掀起阵阵波澜。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之旅。

早在从成都出发前夕，不管是多次进藏进行研究的川大、中大、西南民院的教授学者，还是第一次前去采访的凤凰卫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年轻记者，看到整个行程安排表都不禁喜上眉梢。

是啊，沿着过去的茶马古道从成都走到拉萨，总共两千多公里的路程，将跨越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穿行二郎山隧道，翻过海拔高达四五千米的雀儿山、达玛拉山、东达山，领略海螺沟、跑马山、康定情歌、热巴舞的风采，踏足原始森林、高原草甸，追寻旧时马帮生活的痕迹，了解当今茶马商贩的命运，接触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寺庙、教堂、僧侣，观看风格各异的建筑、民居，等等，等等。

随意将注视的眼光投向某个点，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观；无论是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还是为经历一次简单的精神洗礼，都会让人梦绕魂牵。

　　一路上，我们受到了沿途干部群众的热情欢迎，那不绝于耳的欢迎声与洁白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白杨花一起散落在我们的身上，钻进了我们的心里。

我们从中感受到的远远不止是一路上当地人民惯有的善良热情好客，更多的是他们那种重振茶马古道的繁荣、寻求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和迫切心情。

当年的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商贸之道，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道，是民族风情的窗口、绝妙的自然、生态、动植物的走廊。

有国外学者说：

“在这样一个地方，人生来即为圣贤者，风俗尤淳，马匹也会奔驰如飞。

”作为在茶马古道上出生长大的甘孜州人，我们既为家乡有那么多让人惊喜万分的景致而骄傲自豪，又因人们的疑问而对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和深思。

今天接踵而至的人和事不断与往昔已渗入血液的记忆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也许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实在隐藏着太多太多的奥秘，我们毕其一生也未必能真正看清她、读懂她，在这里唯有说些印象深刻的片断。

　　斜风细雨中的茶园

　　从成都出发不久，就来到了茶马古道的起点――名山。

名山县的蒙山茶起源很早，是我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茶树栽培地之一，这里不但出产专供皇室的贡茶，而且是过去茶马互市中边茶的主要生产基地。

所谓边茶就是专门用来跟藏族人民交换马匹等物质的茶叶，其品质较为粗劣，远远不像专取嫩芽的蒙顶石花、黄芽、甘露、万春银叶之类那么讲究、细致，大都是选用比较老的叶子烘焙而成。

过去连发酵的工序也省略了。

因为在背夫背着茶叶穿山越岭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日晒雨淋，茶叶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就等于发酵了。

名山所属的雅安地区过去与藏族有着很深的渊源。

据史书记载，早在唐宋时期，藏汉民族就在此地相互交换茶叶和马匹，逐渐形成历史上重要的茶马互市大市场。

藏区不产茶叶，但正如南宋人阎苍舒所说：

“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

藏族人民所需的茶叶大部分来自雅安、名山、荥经等地，雅安的茶号如沪裕昌、余孕和、夏永昌、义兴等，在藏区非常有名。

　　藏族称茶为“甲”，这个词从何而来呢？

略加探寻可知古代汉藏文化结下的不解之缘。

陆羽的《茶经》说：

“一曰茶，二曰。

”可见藏族称茶为“甲”，实际上是汉语的音译。

因为古时藏区并不产茶。

茶叶传入藏区，正值藏文创始之时，对于汉地输入的各种物产本无现存的词汇，对茶的称呼完全有可能借用汉语名称。

正如很早以来，藏族地区对汉地传来的蔬菜没有自己的命名，就一直借用汉语，将萝卜直接称为萝卜，白菜就称为白菜。

直到今天，对电视、录音机、台球等现代化事物的称呼也和汉语一样。

　　藏民族自唐朝以来，尤其以宋代为盛，源源不断地将畜产品、药材运来雅安地区，交换茶叶、丝绸、布匹等，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许多有关藏汉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故事，其中最有趣的可称之为“牦牛尾巴的故事”：

　　相传在唐宋时期，内地演戏最宝贵的道具就是用牦牛尾巴做的假发，价格昂贵。

于是藏族人民翻越千山万水，来到雅安，用牦牛尾巴换他们所需的茶叶、布匹等，因而雅安形成了一个牦牛尾巴市场。

牦牛尾巴藏语叫做“央阿”，所以雅安这一地名很可能就是藏语的音译。

　　雅安、名山一带的气候如谚语所说：

天天下雨天天凉。

我们在蒙山顶上也恰逢下雨，正是这种多雨、温暖的气候适合茶叶生长，所以名山至今仍有1万多个茶园，是重要的茶叶生产基地。

　　过去没有藏族开茶厂，有所谓“做茶的人喝边茶，喝边茶的人不做茶”。

这次我们看到有位藏族在名山开了一家专门生产销往藏地的茶叶的茶厂，除窝堆翻晾以外，都实现了机械化。

当地给了这个茶厂一些优惠政策，茶厂也为当地解决了部分下岗工人的生计问题。

可以说是茶马古道上的现代新诗篇。

　　漫漫驮茶路

　　过去从雅安到泸定要翻越高过万丈的二郎山，路途十分艰险。

那些身背一两百斤茶包的人们，要徒步走到泸定、康定，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民国时期入藏考察的刘曼卿这样描述过：

“自雅至炉则万山丛脞，行旅甚难，沿途负茶包者络绎不绝，茶一包重约二十斤，壮者可负十三四包，老弱则仅四五包已足。

肩荷者甚吃苦，行数武必一歇，尽日仅得二三十里。

”

　　泸定境内的茶马古道历来有大路、小路之分。

大路主要是骡马驮运大宗货物的通道，最早开辟于汉代的大路为兴隆飞越岭――沈村――德威――摩岗岭――磨西――雅加埂。

飞越岭海拔2830米，雅家埂海拔3948米，还算是大雪山脉和邛崃山脉较低部位，相对较易翻越。

当时沈村为贸易中心，派兵打仗也走这条路。

清康熙四十五年建成泸定铁索桥，打箭炉形成贸易中心之后，增添了一条分路，即兴隆――冷碛――泸定桥――烹坝――回马坪――冷竹关――黄草坪――大岗――头道水――柳杨――打箭炉。

大路运输的物资除油米布糖酒外，主要是产自雅安、荥经一带的茶叶，称大路茶。

即使号称大路，从冷竹关翻大岗山的路也十分狭窄、艰险。

俗语说：

“跳蚤也可以把人蹬下崖子去。

”至今这条道路的残迹看来仍不免触目惊心。

　　小路完全是用人力背运货物所走的险而近的道路。

总的线路是从天全经岚安、马鞍山到大渡河和打箭炉。

清廷在泸定桥设巡检司，“设兵于桥东西两岸，盘查过往行宄。

朝夕启开封锁，稽查更甚严密”。

规定凡进打箭炉茶包，一律需通过桥关验引，无引或引茶不符都是违法，要受到处罚。

小路路面窄，不通行骡马，最初茶包只能竖着背，经整修后才能横着背。

背之前将茶包一层一层重叠，用竹签贯穿，再用细篾编成背带，套在两肩上。

这条路上运送的茶叶大都产于天全，称小路茶。

其实直到解放前，不管大路小路都有人背茶，人称背子或背二哥。

大路上骡马歇的店叫脚店，背子们住的店叫客店。

　　我们在泸定采访到一位当过背子的李光荣。

他今年82岁，从13岁至24岁都以背茶为生。

一开始只能背3条茶包，到后来可背12条茶包，每条茶包大概有16斤。

每个背子手里握一根丁字形背架子或称拐架子，墩拐子，拐尖镶着铁杵。

脚上穿着偏耳子草鞋。

茶包上用竹片卡着一块玉米饼，小布袋里放着一块二三两重的块盐，是途中进餐拌豆花的调料，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小篾圈，专门用来刮汗水。

最初，背子的两肩和背心常会磨烂，只有到了客店后，用盐水喷喷，直到双肩和后背磨得起茧，磨成厚皮，才能稍缓痛苦。

有时背子在路上哼哼自己顺口编成的歌谣，诉说自己的苦闷和辛酸：

　　一出泥头桅杆坝，老君关坡坡是难爬。

　　三天三个坪，九天到炉城。

　　隆巴堡去把酱油打，木瓜沟去拌豆花。

　　冷碛大桥头把工耍，橙子坡坡实难爬。

　　破碉房的花生抓几把，腰堂子的烧酒斟满花。

　　甘露寺和尚没答答，瓦角十里到大坝，皂角顶过去金钗花。

　　摩子沟有个曾幺大，大小两路都要去拜望他。

　　拢了皇桥杵一下，过桥就是几响刷。

　　打到大路人不谈话，打到小路人卷他妈。

　　过河就歇白日坝，去就碰到沙皮娃。

　　沙皮娃的拐子勒得吓，托得老子头眼花。

　　浑水沟的萝卜涨了价，弟兄们商量不吃它。

　　溜马槽的坡坡难得爬，咱里才去把工耍。

　　象鼻子岗岗风吹沙，伞岗坪的凉水涨了价，小烹坝的豆花炖空花。

　　水打沙湾是河坝，大烹坝的臭虫满街爬。

　　黄金坪的坡坡软塌塌，迥马坪的房子矮爬爬。

　　打儿窝的石头懒得耍，冷竹关尽歇女娃娃。

　　石门坎的梯梯实在多，大嘴上的凉水不好喝。

　　瓦斯沟去把青菜买几把，凉水井的水还吃得下，

　　拢了大升航，算来银子统身上，

　　拢了海盘石，算来将就吃，

　　拢了椒子岗，算来要贷帐。

　　一进东关口，大家邀约绑回手，

　　背大背，是勉强挣，对对罗罗吃一顿。

　　背子背上一百八，裤儿拉来挽疙瘩，

　　背子背得杂，就怕三个砸。

　　这些顺口溜详尽诉说了背二哥们悲惨的生活，他们身负两百来斤的重担，完全靠两条腿在大山河边的沟沟坎坎上上下下，吃青菜喝凉水，能够抓几把花生，斟些劣质烧酒就算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在路上辛苦十多天，难免会瘦下来，挽起过长的裤头。

摩子沟的曾幺大是一位袍哥大爷，大路小路的背子都得到他那里去上供打点，不然连出卖劳力的机会也得不到。

响刷本是泸定人用来赶猪轰鸡的竹制工具，这里用来形容背二哥过桥需缴付的苛捐杂税，真是入木三分。

泸定桥修好后，除茶商向官府申领茶引，按引交税之外，背茶过桥还要收费，每背铜钱十文，就连背捆柴火过桥，每背也要抽一根柴过关。

李光荣他们从汉源泥头到康定，视背负的轻重，来回需11天到14天，一天约三四十里，所得报酬为两斗米；以钱币结算，则每包茶运费1元左右，除去路上食宿费用，以背运10包计算，至多可得8元钱。

出发时，泥头茶商不付运费，到打箭炉以后交了茶才能领到运费，路上的花费有时还要靠高利借贷，利息高达10％。

路上如果遇上风雨阻隔，疾病缠身，或遭到兵痞的勒索、土匪的抢劫和烟馆的敲诈。

不但所有的劳苦付之东流，还可能欠下债务。

李光荣就在化林坪遇到过国民党24军的兵痞，一趟辛苦挣得的血汗钱被他们洗劫一空。

这种日子李光荣至今想来还觉后怕。

　　解放后随着川藏公路的建成、通车，背二哥们用人力运茶的生活即成为历史。

现在李光荣和比他大4岁的老伴生活在一起，家中四世同堂，总算是有个好结果。

想起年纪轻轻就倒在路上的伙伴们，他不胜唏嘘。

　　泸定桥边的石碑

　　穿过二郎山隧道，顿觉风清气爽，阳光灿烂。

坐落在大渡河边的泸定县因泸定桥而广为人知。

泸定桥又称“皇桥”，是最早出现在大渡河上的桥梁，即使它不因红军抢渡大渡河而出名，也会因本身的建造精妙而让世人倾倒。

13根百米长的铁索贯穿东西，铺在上面的一条条3米长、10厘米宽的横桥板极富韵律感，连接横桥板的主道板又让人感到安全踏实。

无论是走在桥上还是从岸边纵览整座桥的全貌，都会有赏心悦目之感。

走在桥上，随着铁索桥的下坠弧度而上下起伏，能体会到人与桥之间的和谐与舒适。

从远处望去，桥头两端东低西高，铁桥呈显飞舞之姿。

加上条石砌成的桥台，飞檐翘角的桥亭，随风叮当作响的铜铃，使这座桥不但有实用价值，更给人一种气派宏大的美感。

至今我们也难以想象，300年前，人们如何在这么一个没有公路、不产生铁的地方，大浪滔天的河上建成这样一道桥梁。

也许我们可以从传说的故事中寻出若干蛛丝马迹。

　　据说皇帝下令修桥后，方圆几百里地的人民无不欢天喜地。

大批人马四处找铁来建桥。

一些桥工在二郎山上足足转了七七四十九天连一块铁渣也没找到。

他们毫不气馁，又到更高更远、冰峰林立的贡嘎山去。

一天，只见东灵山上一道红光一闪，“哗”的一声巨响，一股红彤彤的铁水喷涌而出。

在汉族铁匠马之常的带领下，众桥工用铁水铸了四根扶手铁桩，每根重1800斤，十几个人也抬不起来。

正在为难之时，一位大汉从西边翩然而至，他自称名叫郭达。

只用双手轻轻一搂，就将铁桩抱了起来，一一安放到大渡河两岸建桥的位置。

桥工们感激不尽，连忙捧了热茶、酒肉来招待他，谁知他转眼间就不见了。

至于那13条重重的铁链又是怎样飞跨大渡河两岸的呢？

藏族人民说，是一个名叫嘎达的大力士，将铁链夹在腋下，乘船从东岸到西岸，来回十几次，待铁链架好，他也因过度劳累而死。

传说归传说，事实上这座来之不易的桥动员了上上下下一切可用的力量，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

从东桥头将军柱铸文可知，修筑铁桥的工匠有来自陕西汉中府的金火匠马之常，毁于“文革”的桥西铁碑铸文也提到过几位监工的名字：

化林营参将杜汝昆、化林营守备杨君强、黎大所千总张鹏飞、提标千总汪弘臣、查阅官尔吉图、华时。

据清代王锡琪编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记载：

“康熙中修建此桥，曾于东岸先系铁索，以小舟载铁链过重，未及对岸辄覆，久之不成。

后一番僧教以巨绳先系两岸，每绳上用十数短竹筒贯之，再以铁索入筒，缚绳数十丈，于对岸牵曳其筒，筒达铁索亦至。

”可见泸定桥用了藏族人民溜索过渡的原理将铁链拉过河对岸。

泸定桥建成之后，不但大大方便了茶马古道上的货物运输，最重要的是在川藏要衢建立了一个凭据天险的镇守之处。

所以康熙帝得知泸定桥建成后，高兴地亲笔题写了“泸定桥”三个大字，意为泸河一带就此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