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参考资料时期杭州的民间信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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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参考资料时期杭州的民间信仰
民国时期杭州的民间信仰
2009年03月24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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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宗教信仰是一种文化表征。
人们的宗教信仰，无论是上层人士，还是一般大众，从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他们内心心灵世界的一种倾向。
宗教这一特殊现象与民间风俗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宗教活动一方面成为民间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又在较深的层面影响到了民间的日常生活。
一、宗教信仰
在杭州，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宗教与经济上有特殊关系，民国时期杭州各种宗教流行，环湖诸山，皆有佛寺禅院，和尚僧人随处可见，其他道教、回教、耶稣教、天主教之信徒也不少。
（一）佛地杭州
杭州在宋时已称作“江南佛国”。
到民国时,寺庙之多,更是繁盛。
弘一法师（李叔同）曾对友人谈起过他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当和尚的经过，开场头一句话便是：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作家郁达夫那时也正居住在杭州。
他是个无神论者，不信佛，谈起杭州庙多，他说：
“杭州西湖的周围，第一多若是蚊子的话，那第二多的当然可以说是寺院里的和尚尼姑等世外之人了。
……你若上湖滨去散一回步，注意着试数它一数，大约平均隔五分钟总可以见到一位缁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玉皇山》）不论郁达夫是欣赏，还是挖苦，反映出的就是杭州寺庙多的这个事实。
据1932年调查统计，杭州市共有僧尼3298人，其财产有：
田，4634亩6分零7毫；地，389亩；山，3457亩6分；荡，305亩；房屋，145所，计437间；凉亭5座、戏台2座、楞严坛一座。
此外，尚有寺院676所，其中德孝将军庙，于民国十二年办有益新小学一所。
每届香汛，四方信徒来杭进香者，摩肩接踵，川流不息。
仅城隍山各庙宇，每次香汛，单锡箔灰一项收入，已达三千余元。
其他香烛黄纸等费，至少亦在两三倍以上。
灵隐寺全年水陆道场收入，总在五、六万元以上。
〔1〕这是民国年间杭州佛教的鼎盛时期。
此后，杭州佛教日见萧条，大多寺庵处于自生自灭、荒芜颓败之中。
杭州僧尼，抗战胜利时为1873人，解放初有1647人，经清理登记，1952年有835人（僧514人，尼321人）。
此外，解放初杭州居士最多时有750余人，有近70人留发住庵，散居社会的居士难以计数。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千百年流传、历经沧桑的杭州佛教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著名画家林风眠1928年曾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校并任校长兼教授。
他曾道出了杭州寺庙为何这么多的原因：
“杭州西湖之寺观林立，正是杭州西湖比别的地方更为富于天然美的证明。
”（《美术的杭州》）。
因为杭州风景好，所以杭州寺庙多。
天下佛寺总是建在山水佳境。
先是风景吸引去了和尚僧人，然后他们建起的寺庙在经历许多世代之后便成了名胜古迹。
〔2〕
（二）道教名地
历史上杭州不仅是道教传播较早的地区，而且又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地区，名山、名洞、名观比较集中。
据《杭州市志·宗教》（第九卷）记载，1932年全市宫观280所；杭州解放初，1950年全市宫观仅剩下78所，其中全真派的44所，正一派（正乙派）的34所，全市有道士217人，其中道姑14人，非住庙道士60人；另外，在社会上从事吹唱的“道士”约有百余人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香火、经忏，或从医及摆摊做小贩等〔3〕。
民国时期，著名的道观的有：
抱朴道院、福星观（玉龙道院）、黄龙洞、洞霄宫等。
（三）基督教
基督教传入杭州，始于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48），中亚薛述思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的马薛里吉思在杭城荐桥门建大普兴寺〔4〕。
基督教在华的广泛传播，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不平等条约一起进入中国的。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浙江宁波列为通商口岸之一，允许外人经商、传教，西方传教士以宁波为入口纷至沓来杭州。
清咸丰八年（1858），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差会遣人从宁波来杭开始布道。
次年，英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来杭布道。
同治五年（1866），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差会传教士来杭布道。
同年，英国内地会差会传教士从沪来杭设堂传教，还派人去萧山传教〔5〕。
清末民国时期，外国基督教大举进入杭州传教，建立了一批教堂。
根据1950年调查，杭州基督教共有教堂28处，其中属美国差会的有12处（南北长老会1处，南长老会6处，北长老会2处，浸礼会1处，基础浸礼会2处），属英国的有7处（圣公会5处，内地会2处），属加拿大的1处，属中国自定教会的8处。
另据1951年5月杭州市民政局调查统计，杭城基督教共有牧师24人（其中外籍3人），传教士37人（其中外籍7人），教徒4295人。
教徒分布以上城区、下城区最多，拱墅、江干、西湖3个区次之〔6〕。
民国时期，萧山、余杭等地基督教势力影响较大。
1950年，萧山有教堂48处，教徒12184人，外国传教士3名，本国神职人员27名，兼职传道人员109名。
余杭的余杭镇、塘栖、瓶窑、良渚、蒋村、安溪等地均设有教堂。
1950年时余杭有教徒约1200余人。
（四）天主教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派，与正教、新教并称基督教三大派别。
该教除崇拜天主（即上帝）和耶稣基督外，还尊马利亚为“圣母”。
中世纪时，天主教是西欧各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曾利用天主教作为对外侵略工具。
天主教曾于元代传入中国，后中断，又于明末（16世纪）传入。
天主教传教士来杭传教活动始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五月八日。
时任明代工部员外郎的李之藻，邀请意大利耶甫郭居静、法国耶稣会神甫金民阁来杭，为其在家中举行了第一台弥撒。
这天被后人称为杭州开教日。
不久，曾任监察御史的杨廷筠被李之藻劝说领入教，并在武林门观巷的家中设崇拜天主的圣堂。
明天启七年（1627），杨廷筠将它扩建为一座天主堂，是为杭州天主教第一座圣堂。
由于李之藻、杨廷筠热心教务，许多外国传教士聚居杭州，杭城新教人数大增。
清康熙到雍正期间，清政府不准传教，杭州已无神甫。
此令至咸丰时解除。
宣统二年（1910），天主教罗马教廷将浙江教区划分为浙东（宁波）及浙西（杭州）两个代牧区。
浙西代牧区管辖杭州、嘉兴、湖州、衢州、严州等地。
1924年，天主教浙西代牧区改称天主教杭州代牧区。
1946年，中国天主教建立圣统区，代牧区同时改称教区，1947年杭州教区升为浙江总主教区。
自1910年始，杭州总堂区范围包括杭州、余杭、临安、於潜、昌化、富阳、临平、长安、海宁、分水、建德、淳安、寿昌、遂安。
杭州是浙江天主教总主教区所在地。
天主教杭州教区首任主教是法国神甫田法服（1859—1949），光绪十六年（1890）来杭，主教座堂设在杭州天主堂。
自此始，杭州天主教一直是法国传教士主持教务活动。
1913年杭州天主教创办圣母无原罪小修院，1918年创立耶稣圣心修女会，1928年创办仁爱医院，1935年又创办淇园小学。
日本侵略军占领杭城时期，教堂为日军占用。
1938年5月，天主教杭州小修院在龙游县灵山镇天主堂复院。
抗战胜利后，教会房产收回，又开始各项宗教活动。
教会向上海美国救济总署领来大批在华美军剩余物资食品、旧衣裤、蚊帐、布匹等，在杭城各教堂内发放。
教会还开设施诊所，为人治病。
1951年，杭州天主教有神甫17人（外籍2人）、法籍主教1人，外藉修女7人，教徒2192人。
1951年1月17日，天主教杭州总主教区爱国教徒联名发表革新宣言，成立杭州市天主教自立革新筹备会，原杭州天主教本堂随即停止活动。
不久，杭城天主教所属的医院、诊所、育婴堂、中小学校等慈善事业交国家接管，外国传教士也都先后回国。
到1954年，杭州天主教有主教1人，天主堂3所（即下仓桥天主堂，城隍山天主堂，刀茅巷天主堂）、修女会2个（仁爱会，圣心会），神甫7人，修女21人，教徒509人。
民国年间，余杭、萧山也有天主教传教活动。
1915年，临平镇赭山港40号建天主教堂，四大瞻礼节由杭州总堂派神父主持弥撒。
1922年，法籍神父梅占魁在塘栖镇建堂。
抗战时，法籍神父高爵禄除主持临平教堂外，兼管永和、翁梅、小林等地的传道，教徒逾千人。
临平教堂于1922年创办启司小学（1951年转为民办）余杭镇解放前也设有天主堂，有教徒3000余人。
民国时，萧山的临浦、靖江、赫山、瓜沥、党山湾、城厢镇也建有天主堂。
（五）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初是在7世纪初叶，正值唐朝。
唐太宗贞观年间（327—649），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人，经海路移居杭州后，建立清真寺，以满足他们宗教的活动的需要。
两宋时期大批阿拉伯人前来杭州经商贸易、传教并侨居。
时至元代大批西域人因官因商定居杭州。
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聚集在今清泰门内荐桥以西，羊坝头的礼拜寺（今凤凰寺），形成了一个回回居住区。
因回族人多信仰伊斯兰教，所以过去中国人也将伊斯兰教称作回教、回回教、清真教。
明代杭州回教已取得了与佛教、道教同等的地位。
清代杭州的回教又有发展。
〔11〕
民国时期，杭州的回族人皆称为回回或穆斯林（教徒），在中国回教协会杭州分会和凤凰寺董事会等组织中，有商、政方面知名回族人士任职，在教内还举办公益和教育事业。
辛亥革命时，杭城回族人大约有四五百户人家，散居市区四隅，他们以杭州籍为多，也有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移居来杭谋生的。
他们在饮食方面学有手艺，以经营本轻易销的大饼业、面食店和牛羊肉摊等小商小贩为多。
但也有富豪巨商，如酱业大贾蒋苏庵（名国榜），他在西湖花港观鱼附近购置地产，建造亭台楼阁、水泥长桥，栽花养鱼，风景奇秀，名为蒋庄。
由于穆斯林的宗教习俗，杭州的穆斯林除了建立自己的清真寺以外，还建立自己的公共墓地——南园公墓，地址在清波门外聚景园，濒临西湖，墓地面积84亩。
1934年，因南园墓地年久湮没而无墓碑墓址可以稽可，同时累累坟冢已无隙地可以茔葬，又在西湖玉泉灵峰，建立永安公墓，占地99亩。
1955年南园公墓迁至杭州市郊的留下荆山岭，占地面积125亩，原址辟为柳浪闻莺公园。
杭州的穆斯林还广泛地在穆斯林中普及文化教育，除了进行传统的宗教教育外，还努力传授其他近代文化知识。
1920年，在原凤凰寺开办的回民文化班基础上创办了穆兴小学，校长为孙吉士，回汉男女学生兼收但回民子弟入学一律不收学费。
初办时为初级小学，以后添办高级，成为完全小学。
学校按照民国教育部门颁布的教育法规等实施管理和文化教育，每天仍保留一节阿文宗教课，凤凰寺内教长、阿訇分任宗教课。
办学经费从凤凰寺的房产收入中固定拨支。
为使穆兴小学的毕业生能继续升学，在1928年8月又创办了1所中学——穆兴初级中学，由穆兴小学校长孙吉士兼校长，借银洞桥丝织会馆为校舍，兼收非穆斯林子弟入学。
到1932年7月，有初中3个班，学生124人，教职员18人。
抗日战争时期，穆兴小学、中学均停办。
抗战胜利后，仅穆兴小学课程外，设两个复式班，学生中回民子弟居多数。
除小学课程外，还专设回文课。
伊斯兰教育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三大节日，此外还有“元旦”（伊斯兰教历纪元元旦为公历622年7月16日）、“盖德尔夜”、“登霄节”等其他节日。
民国时期杭州的穆斯林，习惯过的节日是开斋节、古尔邦节以及盖德尔夜。
每适节日，是凤凰寺最热闹的时光，杭城及其周边的萧山、余杭等地的穆斯林，男女老幼，熙熙攘攘齐赴凤凰寺参加团拜。
民国初年，杭州回族中有实权人士发起组织回教凤凰寺聚进会，后改为凤凰寺董事会。
抗日战争开始，杭州沦陷，凤凰寺一度遭到日军骚扰，董事会解散。
1948年秋，白崇禧以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的身份来杭指导，他建议成立中国回教协会杭州分会，于次年春成立。
成立后，会务无进展，实际仍由凤凰董事会出面操持，董事会一直延续到1950年冬，同年11月成立了杭州凤凰寺整理委员会筹备接替了董事会。
民国时期，杭城清真寺除著名的杭州凤凰寺外，还有板儿巷东寺、五奎巷寺及郭家河头西寺等。
民国时期，各教在杭州均有其悠久历史，相当之地位，其中又尤以僧道范围尤大。
单就僧道尼而言，在杭州市一隅，共有寺、观、庵、堂九百五十六所，人数4412人，占全市人口0.84%；土地9451亩，占全市面积2.68%。
再据公安人口调查，1927年僧尼道数，3398人，1928年3826人，1929年3374人，1930年为3778人，1931年4422人，1932年5月4412人，五年之间增加一千余人。
各教在寺、观、庵、塔数，教堂数，也均甚可观。
就1932年来看，杭市面积，共650方里，竟有寺院教堂986所，平均二方里便有三所，尚有房屋住宅不在其内。
各教徒众8705人，占全市人口1.54%。
僧道所有土地9415亩，占全市亩数2.68%。
〔14〕
二、香市与庙会〔15〕
杭州庙会与香市的日期一般都是菩萨的诞辰期，也有的是神的忌日。
庙会导源于古老的祭社活动。
庙会大多在当地的各色神庙中举行，以神庙的神灵偶像为祭祀中心，故又称“神会”，举凡祈雨、止雨、驱邪、除蝗、禳灾，春祈秋报均可成为举行庙会的借口。
民国时期的杭州由于经济的发展，各种庙寺的增建，因而香市、庙会盛行。
1.香市
香市是宗教信徒进香拜佛和经商者形成的集市。
民国时期的杭州，不仅有众多名僧，而且因为寺庙众多，在杭州还有一支庞大的烧香老太婆队伍，这是民国杭州固定不变的一道风景。
每到春天，沿湖环山的条条道路上满是朝山香客，约有几万人，她们都是来自嘉兴、湖州和苏南各地乡间的村姑蚕妇。
她们身背香袋，自带米饭、干粮，一群数十人乃至一两百人地结队而行。
杭州人把那些春天里成群结队来烧香拜佛的乡村妇女们，统称“烧香老太婆”。
直到今天，这道杭州特有的风景依旧。
早在唐宋时，西湖天竺、灵隐、昭庆、净慈等寺院都已有“香会”。
南宋建都杭州，历代皇帝都要御驾亲临各寺，烧香敬佛，抚台以下文武百官也要亲自拈香。
上行下效，四乡蚕农亦以杭州为天堂佛地，为祈蚕桑丰收，也都来“朝山进香”。
即使贫苦农家也要借贷典当，一年开春到杭州来烧香一次，村村户户，世世代代，相沿成俗，形成杭州的繁荣“春汛”。
元明时期，西湖香市已十分繁荣。
每年春香来临，全市商店坊肆都装潢门面，招徕顾客，还到各寺庙两廊、山门内外搭篷赶香市，一时形成“有屋则摊，无屋则敞，敞外有篷，篷外有摊”，各商铺店肆，鳞次栉比，不论丝绸簪耳、牙尺刀剪、糕点果品、香烛木鱼以及泥人玩具之类，琳琅满目，云集成市。
明人张岱在《西湖梦寻》中曾描述说：
“此时春暖，桃柳春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
”“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农历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尽于端午。
香客，北方以山东为多，南方以江浙的无锡、苏州和嘉兴、湖州一带为多。
《杭俗遗风》记载：
西湖香市可分“天竺香市”、“下乡香市”和“三山香市”三种，香客也各不相同。
其中以“天竺香市”为最早，因农历二月十九日为观音圣诞，“全城老的少的，丑的俏的，无不云集，途为之塞。
有忏会者，十八日晚即许出城，自茅家埠起，一路夜灯，至庙不绝。
”“下乡香市”，以苏常锡、杭嘉湖种桑养蚕各乡村村民男女为主，一乡一村，结伙成队，乘坐香船来杭，停泊于松木场、拱宸桥一带，多时达千百只，河道堵塞无隙。
有的以船为家，自带糕粽为食。
香期延续一个多月。
“三山香市”，三山即天竺山、小和山、法华山。
苏杭各地都有“香会”组织，由长者领队带路，数百十成群，肩挂黄香袋，腰系红带，头裹白巾，结伙而行，要在一天之内，来回百余里，烧遍三山之香，名叫“翻三山”。
至民国时期香市已成为固定节日，主要有吴山香市、天竺香市、昭庆香市和岳坟香市，还有钱王祠、灵隐寺、净慈寺、东岳庙等也有较大的香市。
其中以昭庆香市为最盛，据《两般秋雨庵随笔》载：
西湖昭庆寺山门前两廊设市……每逢香市，妇女填集如云。
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是天竺香市，有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三期观音圣诞，朝圣者绵延数里，游人摩肩接踵，繁盛的景观被列为“西湖十八景”之一。
其中又以春市最盛，“四处老少云集，途为之塞……，而游人往往不屑金钱，以示阔绰”，灵隐一带的茶楼、饭馆等，“莫不利市三倍”。
1925年后，环湖马路直达灵隐、天竺，并有汽车每日往返数十次，大大便利了香客的烧香和赶集。
其中，来自上海、南京的外地香客占了很大比例。
下乡香市的香客基本是苏州及杭嘉湖三府所属各乡村坐船来杭进香者，大小香船多泊于松木场，往往有数千条之多。
正月末二月初，香客们数十成群，肩挂黄袄，腰系红带，年纪稍轻者非乘舆即坐人力车。
杭城寺庙香火最盛者当推涌金门头金华将军庙，此外还有江干的资福庙、菜市桥的救命王庙、城隍山的城隍庙等，各寺附近摊贩林立，每至开香时节，人头攒动，生意红火，杭州的绸缎、龙井茶叶、张小泉剪刀、舒莲记扇子、孔凤春香粉等手工艺精品，均是外地香客来杭必购之物，还有香篮、果盒、木鱼、佛像、经书、素食等物品。
每年春秋二季，杭城游客络绎不绝，尤以春季香汛期间（每年阴历二月至五月），庙会、香市接踵而至，大批香客从四方云集，市场庙宇，特别热闹，“商品销售激增，商业极形发达，杭市商人有云‘三冬靠一春’，诚非虚语也”。
〔16〕当时有人感慨道，“连整个杭州的经济生命，都还叨这个香市的光呢。
要是没有这个香市，杭州的市面乃至市府的收入，都是不可想象的。
”〔17〕
2.庙会
吴山庙会是杭州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庙会之一。
为纪念春秋战国时吴国大夫伍子胥，建造第一座伍公庙以来，两千多年间寺庙庵观，日益增多，几乎遍及吴山境内的紫阳、云居、七宝、峨嵋等十多个大小山头和山麓，故有“吴山七十二庙”之说。
这些寺庙极为复杂，祭祀的民间神灵也众多纷纭。
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历史人物被塑造的神：
除“伍公庙”外，还有纪念明朝“铁面御史”周新的“城隍庙”；纪念南宋行刺奸臣秦桧的“施全庙”等。
神话传说之神：
有仓颉祠、月老殿、酒仙殿、禹神殿、药王庙；还有龙王庙、海神庙、雷神庙、风神庙、火神庙、太岁庙（祭祀六十甲子星宿）等。
儒、释、道三教供奉之神：
儒教的文昌庙等；释教的海会寺、宝月寺、七宝寺、宝成寺、仁寿庵等；道教的三茅观、通元观、三仙阁等。
吴山上不仅有杭州自立的寺庙，而且还有外地迁来的寺庙，如河南迁来的惠应庙，四川迁来的梓潼行祠等。
吴山庙会，四季不断，各有特色。
大年初一到正月十八，上山的多半是杭州的本地人，为的是辞旧迎新，求得一年好运；二、三月间，杭嘉湖一带香客纷纷涌进杭城，最后也要到吴山进香。
端午、立夏等岁时节日，各行各业休假，也都要上吴山赶庙会。
此外，各寺庙菩萨生日，都有庙会热闹一番。
民国以前和民国时期，吴山庙会，除烧香拜佛外，山上山下遍布算命、看相、测字摊。
还有卖字画、庙台戏、卖唱小曲、变戏法、耍杂技、卖花、斗鸟以及店家、小贩在寺庙四周和沿山路设摊卖物，人们赶庙会往往是“闻风而去，满载而归”。
特别是吴山脚下的清河坊一带的胡庆余堂、孔凤春、张允升、方裕和、状元楼等店家，生意特好。
此外，还有火神诞会（辛亥革命后，禁止城内唱庙台戏，火神诞会逐渐废除）、朱天会、元师庙会、胡公庙会、娘娘庙会、张大仙庙会、东岳庙会。
三、民间占卜〔18〕
1.求签
杭州多寺庙，庙庙有签书，民间盛行求签占卜。
凡是有求财、谋事、问病、求子、求学、求婚姻、求寿和消灾免祸，无不到寺庙求签，以求预知吉凶、祸福。
2.相面
俗称“看相”。
旧时，杭州吴山是看面相、看手相集中之处。
这种看相者，往往根据前来看面相、看手相人的衣着、相貌、言谈、举止、胖瘦、气色和手掌皮肤的粗细等等，揣测对方的身份、年龄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基本情况；并以看人说话、连吹带捧、又哄又骗等方式，推断对方当前的处境和未来的可能遭遇。
3.测字
测字也和相面一样靠迷信糊口，测字先生往往凭自己经验，察言观色，根据来测字者的喜、怒、忧、乐，将所测之字任意拼、拆、加、减笔划，并且随机应变，以套、哄、吓、诈等花招，随心所欲地解释字的意思。
4.算命
杭谚“富烧香，穷算命”。
旧时，吴山上到处划地设摊，算命者自挂“张铁嘴”、“李半仙”布幌。
操此业者，大都为瞎子，以算命糊口。
杭人称他们为“算命先生”、“瞎子先生”。
清末民初，算命生意首推上城猫儿桥的蔡阴镐最好。
蔡死后，猫儿桥一带比屋而营算命业者，不下十余家。
后来又以清波门荷花池头女瞎子最出名，每天以算三十命为限，一早候于门口者接踵排队，门庭若市，午后，有的人家以轿或车来接去算命。
一般瞎子算命，大都弹着弦子，敲着丁钹，走街穿巷，民国时也有寓旅馆开相面、算命馆的。
四、民间宗教信仰之影响
民国杭州民间宗教信仰的复兴对杭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旅游及慈善组织和慈善文化的兴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杭州繁盛的佛教文化，对杭州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佛教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及在杭州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杭州佛地既大，寺僧既多。
传统色彩的杭州文化很多都与佛界有了联系。
杭州文化的民间性的一面，很多涉及到寺庙、和尚、香客。
以杭州西湖为场景的民间故事里，传播最广、最是家喻户晓的《白蛇传》也是涉及到和尚的。
杭州的本地和尚济公的故事在杭州流传甚广，家喻户晓，很对平民百姓的口味。
杭人每遇强势压迫，常自称“杭铁头”的习性，与这济公故事大有关系。
依佛界观点看，济公式的和尚有点左道旁门，但在老百姓心目中他却是位英雄，深得人心，民国十三年杭人还为他重修了济公塔。
佛界在杭州的近代化进程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辛亥革命前，杭州一些佛门弟子出于“济世扶困”、“普渡众生”的愿望，同情并支持革命。
清宣统时，杭州南屏山下的白云庵成为浙江革命党人的主要秘密集会之地。
蔡元培、章太炎、秋瑾、王金发、马宗汉、陈伯平、陈英士、徐锡麟等人先后来此密商光复大计。
1913年，孙中山至白云庵，曾亲书“明禅达义”匾额，给予表彰〔19〕。
“明禅达义”，出家人所能得到的奖誉，莫过于此。
辛亥革命后，中国仍然处于国弱民穷的黑暗之中，“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不少佛学居士和佛门弟子以佛学思想为武器进行斗争，并想通过对佛教进行改革，使之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
章太炎、马一浮、丰子恺、夏丏尊等居士以及寄禅、太虚、弘一等法师均是杰出代表。
这些饱学之士和名僧在杭创办佛学组织，佛学刊物，成立佛学院，著书立说，为改革和振兴佛教殚精竭虑；他们从佛学中寻找和挖掘理论武器，使长期沉寂的佛教义学研究受到重视，佛学各宗在杭州重新活跃。
汉语系大乘佛教八大宗派除“三论宗”外，其他如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密宗、禅宗、净土宗，在杭州均有名家研究和弘扬；并且经过长期圆融贯通，逐渐趋同，大多奉行“禅净双修”。
在抗日战争中，杭州佛教界与全国人民一样同仇敌忾。
他们本着普渡众生，爱国爱教之旨，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民国年间杭州名僧辈出。
他们文化素养高，佛学造诣深，且汲取了中外新思想、新文化。
他们爱国爱教，或著书立说，讲经弘法；或建寺立庙，弘法扬善；或组织佛教团体，推动佛教发展；或创办佛教学校，培育僧才。
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为杭州佛教事业增光添彩。
2.对旅游的促进
由于从前并没有政府的文物管理机构，众寺庙（包括道院和回教清真寺等等）对于开发和保护杭州的风景、文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只因自古以来的和尚们种树、引泉、放生鱼虾，才有了今日的参天古木、清澈山泉、鸟语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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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杭州历来寺院众多，素食影响民间。
南宋作为京城的杭州，出现了不少素菜馆、素食面店，当时供应的素菜已十分丰富，《梦粱录》上列举有夺真鸡、两熟鱼、假炙鸭、假羊时件、假煎白肠等上百个品种。
素面有笋辣面、三鲜面等等。
清末民初，西湖四周素菜馆不下几十家。
除天竺、灵隐、虎跑、净慈、六和塔各寺院、房头办有斋堂、素食店外，市区著名素食店有功德林、素春斋、素香斋、素馨斋四家。
功德林历史悠久，为标准素食处。
1928年7月13日，著名文学家鲁迅来杭曾应友人邀请，在功德林晚餐，连平时反对素菜荤名的鲁迅，面对杭州一些著名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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