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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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之以炒肉片、炒鸡蛋。
文人们胃口大开，满饱肚肠。
二萧军头炮大走调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
开始有些冷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
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
丁玲马上附和着说：
“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萧军在开会前曾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一再挽留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
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
其中说到：
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
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
……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
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
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延安时期的文章话语尽如其人，文气逼人，桀骜不驯，多有词不达意，词不尽意之感。
多用省略号以示无尽，多破折号以作解释，多冒号以为说明，多独字句以作果敢刚毅语。
他是延安文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位与即将归于一统的政党社论话语格格不入者。
加之，他是被尊为现代孔圣人的鲁迅先生之弟子，与毛泽东有通天之交。
更有甚者，是情急之处，每每以兵刃相见，似乎只有角斗厮杀才足以发泄心中的大恨与大爱。
所有这些，使他与一般人之间的交流争论都成了困难。
此刻发言，显然是跑题走调之论。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
其他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者，但都难以对话。
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
“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
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据胡乔木晚年回忆，第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庆祝斗争胜利。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给以回击。
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的人发表意见。
鲁艺音乐系教师向隅，发言批评周扬有宗派主义，说自己提交入党申请已经有三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
坐在一边的周扬没有应答。
何其芳发言中说：
“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
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
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
”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6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
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
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
“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第一天大会发言的还有李伯钊、丁玲、艾青等人，何其芳之见却渐成主流。
三有人陶醉《小放牛》5月16日的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
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
会议开始发言还是比较和平的，笑声不断。
长期带领“民众剧团”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的负责人柯仲平，介绍该团坚持走通俗化道路，在边区巡回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
在延安文艺界热衷演大戏，“关门提高”受到批评的舆论环境里，他颇为得意地说：
“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
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
老百姓却很喜欢。
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并送给很多慰问品。
你们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们剧团？
怎么找呢？
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
”柯仲平曾经参加过“创造社”、“狂飙社”演剧活动，到延安后倡导街头朗诵诗，喜欢喝酒，留着一把大胡子，讲话嗓门很大，时常陶醉在酒的微醺与诗的沉醉境界里。
他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逗引得会场上许多人都哈哈大笑。
毛泽东也乐了，插了一句：
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
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接着，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
他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前辈欧阳予倩之嗣子，上次会议没有发言，当时既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又感到自己懂得太少，水平太低，在这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文化名人面前，没有勇气发言。
开完会回到自己住的窑洞，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鼓起了勇气，他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见写了出来，寄给了毛泽东。
“大概是建议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动员作家艺术家们到实际斗争中去，到抗日的前线上去。
”没几天，他接到毛泽东的回信，正文只有一句话七个字：
“你的意见是对的。
”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于是，这次会议就大胆地举手发言了。
他发言介绍前线战士和敌后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
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即俱乐部）。
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甚至发两份光。
初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却更多。
”所以，他提出：
“前线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
这样多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
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欧阳山尊1938年4月随上海救亡演剧队一队经山西、西安到延安，在“抗大”学习后，调任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长期在前线工作。
发言中他还说：
“有一些人在部队里搞文艺工作不安心，感到到头来也只是个排级干部。
我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干部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
鲁迅和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
要注意的倒是如何满足群众的要求，如何把工作做好的问题。
”他说话当中感到很紧张，也很激动，虽然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发言之后还是发现自己手上都出了汗。
不过，毛泽东对欧阳山尊的发言频频点头微笑，显然感到很满意。
四长篇大论被“轰”下台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
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
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
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
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
此前，他在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动员过他申请入党，但他拒绝了，他表示自己个性太强，与贵党的组织纪律性难于相容，还是在党外自在些。
对于这种具有挑衅性的话，还是胡乔木针锋相对。
因为有过上次的交锋，并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他这次更侃侃而谈：
“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
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接着胡乔木这么一说，曾经留学苏联，在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长征到陕北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编辑部主任，这时在中宣部工作的吴亮平也站起来，驳斥萧军的观点。
他讲的时间长一点，赞同萧军观点的人就打断他的发言：
“你不要在那里讲课了，这里不是课堂！
”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吵声不断。
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
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
因此，他主张普及与提高来个分工，像文工团、演出队，去做普及工作；像鲁艺这样的学府，能不能主要去做提高的工作呢？
此前，1940年元旦前后，毛泽东数次约见张庚，提议延安也应当上演一些国统区作家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并要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把戏演好。
这样，延安戏剧舞台上才出现中外古今的“大戏”，鲁艺教学体制步入正轨，由原来的6个月改制为3年，系科在原来的戏剧、音乐、美术基础上，增设文学系。
毛泽东为该校废除旧题校名“鲁迅艺术学院”，重新题写校名“鲁迅艺术文学院”。
现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又指责这是“洋教条”、“关门提高”，张庚心里不能理解，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位被“轰”下去的发言人，是欧阳山。
他当时的工作单位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看到大家争吵得不可开交，觉得自己有责任阐述到底什么是文学艺术，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等等，应当正本清源，讲讲清楚，避免不必要的无谓争吵，有效的讨论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大家站在一个认识平台上进行交流。
于是，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拉开了阵势道：
“写什么，怎么写，首先要明确文学艺术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
”接着，他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讲起，谈到文学现实主义、阶级性、形象性、典型性等一系列问题。
开始人们还静静地听着，慢慢地会场上就出现了窃窃私语。
大约占了近一个小时后，就有人高声喊道：
“主席，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
”“他大概是怕我们中央的同志不了解文学概论，来上课的。
”这么一叫，会场上顿然就揭开了锅，欧阳山也就中止了发言。
第二次会议开了一整天，大家的意见不管是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讲完之后，也没有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是做到了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自己来讨论解决，不带任何强逼的性质，发扬艺术民主，大家心情特别舒畅。
即使被“轰”下去，也没有怨言。
五“投降”“缴械”成主流第二次会议上，周扬有个发言，明确维护毛泽东的观点。
而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
吴奚如认为，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
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
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他刚从“皖南事变”的流血冲突中，历经艰险，突围逃难，回到延安，现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
稍后，他发表在1942年7月19－20日《解放日报》上的纪实小说《未了的旅程》，真实地记述了他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血战到底，冒险突围，从皖南经重庆到延安的艰难旅程。
小说的字里行间表露了他的上述观点。
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曾经是叶挺独立团成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
1930年代他在上海“左联”工作，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一度负责代表中共党组织与鲁迅联络。
1936年秋受命到西安，在张学良部队从事特科活动。
“西安事变”后，他到延安担任“抗大”一期教员。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和丁玲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他又受命到武汉出任周恩来秘书，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不久，他被调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再到新四军总部。
吴奚如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马上引起朱德的严厉批评。
参加会议的朱德一直坐主席台上旁听，吴奚如发言后，他站起来讲话，没有批评萧军，而是点着吴奚如的名字说：
“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意思是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此一时彼一时。
“西安事变”后，我们讲一切有利于抗日；现在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抗日。
朱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当时没有捉小辫子，吴奚如也没有反驳，也没有回话。
可是，整风运动中，继中央研究院批斗出“托派”王实味后，接着就在中央党校批斗出“特务”吴奚如，证据就是白纸黑字印在报纸上的小说。
从此，开始了在思想上发现敌人，在文学作品里发现特务，用政治眼光审查文学，用政治手段解决文学问题。
第三次会议期间，朱德还有一个讲话。
他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的发言说：
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
还说他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以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
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
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
“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
就拿我来说，也一样。
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
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
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
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
”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他说：
“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平时和蔼可亲的朱德，这次发言却颇有些疾言厉色。
发言的最后，他还说：
“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
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
有的同志说：
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
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
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这是用通俗的大白话，一语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
其直接的影响，一则文艺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走向工农兵大众；一则文艺家们思想转变，对知识分子进行洗心革面的人生改造。
六毛泽东口头答卷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也是下午开始的。
事先都知道毛泽东要做结论讲话，所以，这天下午会场上就爆满。
徐特立来晚了，没有座位，大家都让座给这位延安“五老”之一，可是他却坚辞不受，自己转到靠墙边的窗户，伸手一撑，身体跃起，很轻巧地坐到窗台上。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再摸出一截寸长的铅笔头，用舌头舔一舔铅笔尖，认真听讲记录。
整个下午继续发言讨论，罗烽赞成萧军观点，郑景康提出党对文艺工作还是不够重视。
下午发言讨论到朱德为止，吴印咸招呼大家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
前边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排长条板凳，中间再站上一排，一百余人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
没有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都可以。
在前排当中紧挨毛泽东右边的是鲁艺文工团演员田方，他当时回家对妻子于蓝讲：
“闭幕前宣布毛主席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
但是，很多同志都那么谦虚，不好意思靠近毛主席去坐。
我不怕，我就要坐在毛主席身旁！
”但毛泽东还是特别关心着丁玲。
他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
看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旁边，才放心地坐下，开玩笑地说：
“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现在的标准合影照片中，前排左起第二人的刘白羽，大个子，身量重，不小心一下子就把小马扎给压塌了，仰面朝天，引得大家一阵哄笑，眼光都转向他。
自己带相机站在一旁的郑景康，按下快门，抢拍下这个场面，留下座谈会合影照的另外一个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合影的104人并不一定就是会议全部代表。
会议正式代表名单，是毛泽东委托李伯钊、周扬一起拟订的，经中央同意后，发出正式请柬。
这些代表基本上都是参加革命，并且当时就已经比较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
但代表名单上的人没有都参加，一种情况是从前线赶回延安，路途上耽误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收到请柬，但拒绝参加，比如高长虹，他认为自己到延安是要放弃文学，研究经济的。
还有，名单上没有的人，自己跑去旁听了，正赶上第三次会议照相，就留下了身影，像方纪、郭小川就是。
会议先后分三次召开，有的人参加了前边的两次会，第三次会没有参加，合影时就没有，像吴亮平、吴奚如就是。
黄钢作为《解放日报》记者，参加了三次会议的全过程，并作了详细记录。
合影过后，大家吃晚饭，天气已经晚了。
毛泽东作“结论”讲话，是在晚饭后，考虑到人太多，临时将会议安排在小礼堂外边的空地上开。
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棍架成一个三角形的木架子，木架上悬挂着早已准备好的煤气灯。
银白色的灯光，把会议室外面的广场照得一片通明。
然后，毛泽东作结论报告。
据参加会议的姚时晓回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坐在自己窑洞前的石桌旁对讲话提纲作删改。
另据参加会议的罗工柳回忆，他个子小，当时就席地坐在临时放置的小讲桌旁边，听到毛泽东拿出提纲讲稿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
“哎呀，这个文章难做啊。
”作“结论”报告的时候，会场静悄悄的，一百多人似乎都在屏息倾听。
毛泽东依然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
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
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
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
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
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
题目就叫“结论”。
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
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
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这段话也没有写入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从中透露了召开这次座谈会，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此会议期间，有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
一是在第一次会议之前，即4月10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个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后来，因为博古忙于其他工作，未能参加座谈会筹备事宜，所以座谈会是以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召开的。
请柬上也就署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二是在第二次会议与第三次会议之间，即5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文艺座谈会的结论报告作了汇报。
会议同意毛泽东对于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偏向问题、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等意见。
此外，座谈会期间，博古组织《解放日报》特设“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分别在5月14日、15日、20日分三次刊出，选译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论文学》等经典文章，配合座谈会的召开，也为会议代表的讨论学习提供理论材料。
发表这一组文章的意义，就是要参照苏联的经验，将文学艺术当作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文艺界整风运动，使之成为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文本，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会议笔记，并参照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四位会场速记员轮班记录稿，整理而成，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审阅。
距离座谈会结束一年多以后，1943年10月19日，即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
同时，采用“通改报版”的办法，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32开本的铅印单行本。
次日，延安整风运动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就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
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
同年11月7日，中宣部做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示“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
并强调，《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其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
随之各解放区、国统区和香港等地共翻印出版有85种版本。
1953年4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作了266处修改，其中删掉原文92处，增补文字91处，文字修饰的83处。
（选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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