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义之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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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义之三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义之三

 

  

 

 

 

 

 

 

 

   

 

 

 

 

 

由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主要体现为个人层面的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与人类的文明价值相通,更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价值观。

挖掘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价值的重要前提。

只有正确把握和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爱国”释义

“爱国”即爱自己的祖国,是对自己所生活的国家的人民、文化、习俗的一种依恋和认同的感情。

爱国是民族主义感情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对自己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共同体认同的基础上的。

《共产党宣言》中说:

“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是不公平的社会,因此,无产阶级不负有“爱国”的责任。

也就是说,“爱国”只有建立在国家是全体人民平等共有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梁启超《爱国论》说:

“国者何?

积民而成也。

国政者何?

民自治其事也。

爱国者何?

民自爱其身也。

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

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

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

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爱国必须以民权的保证为前提。

英国思想家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说:

“在我看来,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们自己的利益。

”这些论述,都强调的是国家必须是一些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人的共同体。

从严格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应该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而共产主义者应该体现的是国际主义精神。

以“爱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体现民族性情怀和世界性立场结合的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轴心时代,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形态是“大同”世界。

《礼记·礼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大同时代,人无私心私利,也没有国家,自然不需要产生“爱国”观念。

《道德经》说“小国寡民”时期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胠箧》载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栖氏、神农氏等“至德之世”,“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道家思想家虽然有“小国”“国”之名,但这个时期人与人之间不发生利害关系,实际上不会有“国家”的概念。

《战国策·西周》载,“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

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

游腾谓楚王曰:

‘昔智伯欲伐厹由,遗之大钟,载以广车,因随入以兵,厹由卒亡,无备故也。

桓公伐蔡也,号言伐楚,其实袭蔡。

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惧焉,以蔡、厹由戒之。

故使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也。

周君岂能无爱国哉?

恐一日之亡国,而忧大王。

’楚王乃悦”。

这是传世文献中最早出现“爱国”的地方。

“周君岂能无爱国哉”的主体是西周君,而西周君之所以“爱国”,是因为西周是他自己的领地。

《易传·系辞上》说:

“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

”《易传·序卦》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太极时期无中生有,产生了阴阳、天地,然后依次有万物、人类、父子、君臣、礼义。

《礼记·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中国早期国家观念的产生,是伴随着“天下为家”的社会进程的。

先秦原始儒家的国家理念,与欧洲近代文明以来的社会契约论观点完全一致。

《论语·尧曰》载,尧命舜曰: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大同时代领导人的责任就是率领国家机器为人民服务,如果领导人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人也就失去了当领导人的资格。

《孟子·尽心下》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

”社稷即国,孟子认为,君主不仁,威胁国家的生存,则应更换君主,如果天降惩罚,民不聊生,则国家就失去了生存的合法性。

周朝的社会制度是“天下为家”的体制,不过周朝早期的领导人却强调他们之所以担任领导职务,就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荀悦在《前汉纪》中讨论西周封建制度时,也是着重强调周朝的社会根基在一心为民。

荀悦说:

“昔者圣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为,所以为民也。

不得专其权利与天下同之,唯义而已,无所私焉。

封建诸侯,各世其位,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

于是为置贤卿大夫,考绩黜陟,使有分土而无分民,而王者总其一统,以御其政。

故有暴乱于其国者,则民叛于下,王诛加于上,是以计利虑害,劝赏畏威,各兢其力而无乱心。

”这里的“亲民如子”“爱国如家”,说的是不能脱离人民而谈“爱国”。

周人封建诸侯,以诸侯之领地为“国”,以大夫的领地为“家”,建立了国家制度,但周天子所统领的地域仍为“天下”。

保家卫国的责任在士大夫阶层,而平民并不承担拱卫诸侯之国和大夫之家的责任。

《左传·庄公十年》载,公元前684年鲁国和齐国发生长勺之战,齐强鲁弱,平民曹刿欲为鲁国效力,其乡人阻止,说: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乡人认为战争是鲁国士大夫的事情,与平民无关。

《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说:

“《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华夏和夷狄不是种族的区别,而是文明的差异。

《史记·秦本纪》说大费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历书》说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史记·魏世家》说周同姓毕公高“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受周封建以德治国则为华夏,不受封建则为夷狄。

《尚书·商书·说命下》说:

“四海之内,咸仰朕德。

”《礼记·乐记》说:

“敬四海之内,”又说“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

”《论语·颜渊》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孟子·滕文公下》说:

“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

”《孟子·告子下》说:

“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

”上古圣贤之所以能放眼四海,是与他们胸怀天下苍生的文化情怀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上古圣贤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我们今天所谓的“爱国”,在中国古代,实际上体现为“爱天下”之意。

而“爱天下”,就是要尊重文明的成果。

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区别“亡国”与“亡天下”,认为“亡国”是家天下君臣自己的事情,而“亡天下”是社会大倒退,是要“率兽食人”,一切文明人和热爱文明的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从汉初到唐代,学者们都把屈原看作“正道直行”的忠烈贞洁之士,到了南宋,朱熹则把屈原和“爱国”结合在一起,以寄托他对南宋因外族入侵而面临的文明危机的忧虑。

《楚辞集注序》说屈原有“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九歌注》说屈原“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楚辞辩证·九歌》说屈原“寄吾区区忠君爱国之意”。

屈原关心楚国命运,并坚决地同楚国的君主及权贵等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最终自杀殉国。

屈原之“爱国”,当然源于他作为楚国王室成员,是楚国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

楚国君臣腐败贪腐,其生死存亡对楚国普通人民来说毫无意义。

但是,秦灭楚后的实践说明秦国的统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同样,南宋的统治者也多乏善可陈,不过,威胁南宋生存的鞑靼人是比秦人更为野蛮的侵略者,朱熹无疑早已经预见到了南宋灭亡以后中国所面临的人道主义灾难,才赋予了屈原行为全新的意义。

“爱国”建立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某国的“爱”就意味着对某国的“不爱”或者“恨”,所以,“爱国”也就极容易走向歧途。

马克思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因此,如果强调让被压迫者“爱国”,就等于让被压迫者永远无条件地接受压迫而不知反抗。

列宁曾经说:

“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也正因此,只有和正义结合的“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

爱国思想与帝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专制主义、种族主义这些背离人类文明和公平正义的邪恶思想是天然的敌人,如果任由这样的思想披上“爱国”的外衣,那么不是“爱国”,而是“害国”了。

王弼注《周易·同人·上九》曰:

“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

不能大通,则各私其党而求利焉。

楚人亡弓,不能亡楚。

爱国愈甚,益为它灾。

是以同人不弘刚健之爻,皆至用师也。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

“案《孔子家语·弟子好生篇》云,楚昭王出游,亡乌号之弓,左右请求之。

王曰:

‘楚人亡弓,楚得之,又何求焉。

’孔子闻之曰:

‘惜乎!

其志不大也。

不曰人亡弓,人得之,何必楚也。

’昭王名轸,哀六年,吴伐陈,楚救陈,在城父卒,此爱国而致它灾也。

引此者,证同人不弘皆至用师矣。

”楚昭王以“楚人亡弓而楚得之”体现了楚国财富楚国所有的小共同体境界,而孔子改为“人亡弓而人得之”,则体现了人类大共同体的大同境界。

“爱国愈甚,益为它灾”直接与“用师”联系在一起,就是为了防止在“爱国”的旗帜下发动侵略战争,破坏和平。

《墨子·兼爱上》认为诸侯之攻伐皆由于不相爱,不能“视人国若其国”。

《论语·尧曰》说: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这是为了反对为一己之私利而兴兵灭国。

《论语·泰伯》说: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孔子赞扬周文王,说的不仅是周文王恪守臣道,而是赞扬他不为建立周王朝而兴兵。

至商纣王无道已甚,不灭不足以解民于倒悬,武王伐纣,则是诛独夫民贼。

《孟子·梁惠王下》说: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周文王不灭商,周武王灭商,之所以都体现了“爱国”情怀,就在于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二“敬业”释义

“敬业”即热爱自己的职业,力求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

人类文明的每一个细小进步,无不是敬业的果实。

以敬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强调职业没有贵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树立职业的神圣感,在自己的岗位上,牢记责任,发挥创造性。

要在不平凡的职位上立足平凡,在平凡的岗位上发现价值。

《礼记·学记》中有“敬业乐群”一句,《朱子语类》卷八十七说:

“敬业,是知得此是合当如此做。

”朱希旦在《礼记集解》中引朱熹说:

“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

”梁启超曾著《敬业与乐业》一文,认为“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

……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

这叫作职业的神圣”。

梁启超认为,敬业就是把事情做到“圆满”,“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同一价值;我信得过我当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你们当军人的打胜一支压境的敌军同一价值”。

梁启超在论述“敬业”的时候,还把“忠”与“敬”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梁启超对孔子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深刻把握。

《白虎通义》卷二“社稷”说人有“五常之性”,卷八“五经”说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五常之中,虽未及“忠”,但五常无不包含有敬业之义,又尤以“信”最近“忠”。

“忠”是尽己之道,尽己在于恪守诚信。

《易传·乾文言》说:

“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忠信诚实,即“进德修业”之道,也就是“敬业”。

敬业就是忠于业,信于业。

因此,忠信和“敬”密切关联。

《论语·子张》载,子张问行,孔子说: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言忠信,行笃敬”互文见义,即说言行应该忠信笃敬,笃敬也即忠信。

孔子认为,言行忠信笃敬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底线,也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底线,是具有普适性价值的。

一切人都不可须臾违背此一原则,如果违背此一原则,一个人无论到哪里都寸步难行。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行各业都涌现出无数敬业的典范人物。

也正因为有无数的敬业人群贡献了智慧和汗水,我们的祖先才可能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并不断延续这一文明。

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黄帝时医药学家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是中医的奠基人,中国人把医术称为“岐黄”或“岐黄之术”,就是为了表彰岐伯的杰出贡献。

《吴越春秋》载,春秋时吴国人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以铸铁剑,三月不成,其妻镆铘“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最终铸成了名剑“干将”与“镆铘”。

因为有干将、镆铘这样的铸剑师,吴国的宝剑才能名闻遐迩。

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鲁国的公输班(鲁班)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工匠,被后代从事土木行业的人奉为祖师,他发明了木工所用钻、铲子、刨子、曲尺、墨斗等工具,《墨子》一书记载鲁班还曾帮助楚国制造云梯,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后因墨子疾行十日十夜至楚国郢都,才阻止了楚王发动战争。

春秋时期的神医秦缓博学多识,善于通过望色、听声诊病,并兼长各科,医术炉火纯青,被尊称为“神医扁鹊”。

战国末期秦国的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时兴修的都江堰,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的防洪和灌溉作用。

李冰热爱水利事业,最后在兴修水利工程中病逝。

中国古代的医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敬业故事很多,中国古代的学者的敬业则表现为严谨笃学、实事求是。

《汉书·景十三王传》曰:

“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颜师古释“实事求是”云:

“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即追求真理,不说假话、空话、大话,不文过饰非。

《论语·为政》之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实事求是。

这一点,又以汉代学者最有代表性。

汉代学者博习亲师,虚心向学,不受年龄、性别、贵贱、贫富之分。

伏生九十余,晁错为大臣,有诏从受《春秋》,两人教与学都尽心尽力。

马融曾从女学者班昭受读《汉书》。

郑玄师马融,马融门徒多,郑玄竟然三年见不到老师。

郑玄遭党锢之祸,在流亡之中,先后为《礼》《毛诗》《论语》《周易》作注。

服虔欲注《春秋》,投崔烈门下,为其门人做饭,以旁听教授。

董仲舒治《春秋》,珍惜时间,三年不窥园。

匡衡勤学,因生活困难,“庸作”以供资用。

夏侯胜与黄霸同系狱当死,黄霸听说夏侯胜长于治《尚书》,从而学之,生死置之度外。

王充家贫,常至书肆阅所卖书。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学者的好学是对学问的执着,而不仅仅是为了求得进身之阶,所以更是弥足珍贵。

《论语·学而》孔子说: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敬事而信”是孔子对治理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要求。

因此,敬业不仅仅局限于工农商学兵,国家公务人员更应该是敬业的典范。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见“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深感有社会责任,于是,“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时播百穀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黄帝除暴安良,选贤授能,“劳勤心力”,“未尝宁居”,无疑是五帝时代贤君敬业的典范。

《史记·夏本纪》载,夏禹任治水官,“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

卑宫室,致费于沟淢”,足迹遍九州,导九山,导九川,终于完成治水大业,而受到人民的拥戴。

所谓“声教讫于四海”,“天下于是太平治”。

夏禹是贤臣敬业的典范。

《论语·为政》孔子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颜渊》载子张问政,孔子说: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季康子问政,孔子说: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子路》载,子路问政,孔子说:

“先之,劳之。

”请益,孔子说:

“无倦。

”孔子认为,领导人的敬业,就是要做到两点:

第一,先天下之忧而忧,吃苦在前;第二,坚持不懈地实践吃苦在前的原则。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有《保训》一篇,是周文王病重后告诫周武王的政治嘱托,其核心内容,一是要武王学习虞舜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不违背百姓的意愿;二是要学习舜和商汤五世祖上甲微的谨慎不懈。

而这两条,与孔子之言“先之劳之”和“无倦”完全契合。

《史记·周本纪》载,后稷儿时以种植麻、菽为游戏,而且对种植业颇有心得,“麻、菽美”。

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

后稷是一个敬业的农民,更是一位敬业的管理农业生产的农官。

《国语·周语一》载,后稷之子不窋失官后,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

周文王、周武王则“勤恤民隐而除其害”。

史载周文王为了国务,“日中昃不暇食”。

而周公为了迎接贤人来访,食不及下咽,吐脯于手,握迎宾客。

曹操作诗说:

“周公吐脯,天下归心”就是赞扬周公的敬业精神。

《史记·殷本纪》载,夏桀无道,“为虐政淫荒”,商汤说: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史记·周本纪》载,商纣王造炮格之刑虐民,周文王“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格之刑”。

周武王见商纣王无道已盛,说:

“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

”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不忍见百姓受夏桀和商纣王的迫害,兴竿而起,讨伐暴君,解民于倒悬,从道不从君,也是大臣敬业的题中之意。

《史记·殷本纪》载,商汤之子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伊尹遂放太甲居桐宫三年,及太甲“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史记·周本纪》载,周成王年少,周公摄政七年,及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并不断告诫成王“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如“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

其民皆可诛”。

《礼记·泰伯》引孔子高足曾子说: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

君子人也!

”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商汤、伊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以天下为己任,除暴安良,同时又不谋私利,受君之托,忠君之事,教育嗣君,不避灾难,正体现了敬业的精神。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载,晏婴说君臣之道:

“士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争其不义。

故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

”《史记·管晏列传》说晏婴“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

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

晏婴始终不忘宰相的责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也是敬业。

无论什么职业,敬业都不仅以勤奋为唯一评价标准,而是要求过程的勤奋与目标和结果的正当联系在一起。

孔子要求领导人“敬事而信”之外,还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说好大喜功、铺张浪费的“折腾”并不是敬业。

《论语·雍也》载孔子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宪问》载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一切敬业也都需要用“济众”的标准来衡量,不能“安人”,不能“安百姓”就是乱作为。

因此,有些时候,“无为”也是一种敬业的态度。

《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为齐丞相,“问所以安集百姓”,及代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选择“重厚长者”为丞相史,不用“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

并对汉惠帝说:

“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曹参追求法治基础上的无为,对我们理解“敬业”的丰富性,无疑有启示意义。

三“诚信”释义

《说文解字·言部》说:

“信,诚也。

从人从言,会意。

”又说:

“成,信也。

从言成声。

”《尔雅·释诂》说:

“诚,信也。

”《白虎通·情性》说:

“信者,诚也。

专一不移也。

”“诚信”即真诚、诚实、守信。

《礼记·中庸》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说: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

思诚者,人之道也。

”诚是天道的特点,而人道以追求诚为目标。

虽然诚、信二字可以互训,不过“诚”的语义侧重点在真诚、诚实,立足于心正与心诚。

《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说:

“以其实有,故谓之诚。

”这是诚实。

贾谊在《新书·道术》中说:

“志操精果谓之诚,反诚为殆。

”志操精果即志操诚信,精即诚,果即信。

“信”的语义侧重点则更多强调实践承诺,即注重言与行的统一,其含义则包含诚实、守信、信任等。

《墨子·经上》说:

“信,言合于意也。

”这是诚实。

贾谊在《新书·道术》中曰:

“期果言当谓之信,反信为慢。

”《法言·重黎》载,或问信,扬雄回到说:

“不食其言。

”这是守信。

《国语·晋语二》说:

“定身以行事谓之信。

”定身即安身。

《礼记·经解》曰:

“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

”是说领导人急民所急,想民所想,人民不需要刻意追逐,即可得到他们所需要的。

这是信任。

《周易·系辞上》说,“人之所助者,信也”,“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周易·乾卦传》说:

“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君子进德修业,离不开“诚”“信”二字。

《周易·坎卦·彖传》说:

“行险而不失其信。

”即处险境也不能背离诚信。

《周易·杂卦》说:

“《中孚》,信也。

”《中孚》是专门讨论信的卦。

《周易·序卦》说:

“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中孚卦·彖传》曰:

“孚乃化邦也。

豚鱼吉,信及豚鱼也。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孚即信,信可教化邦国。

信以利正,是应乎天道的。

《孟子·离娄上》说:

“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

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

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

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

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礼记·中庸》也有相同的表述,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诚信是一切人与人、国家与人民、国家与国家相处的基本底线。

《论语·子张》载,孔子之言“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笃即诚,即诚实。

一个社会只有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人与人、国与民、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诚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左传·文公二年》说:

“祀,国之大事也。

”《左传·成公三年》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重视祭祀即重视社稷。

《尚书·商书·太甲下》说:

“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

”《礼记·曲礼上》说:

“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礼记·檀弓上》曰丧葬“必诚必信”,《礼记·祭统》说: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

”又说,“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身致其诚信。

……此祭之道也”。

这是说祭祀必须建立在对鬼神的真诚的敬仰的基础上,即祭祀必须出于诚心。

《论语·八佾》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是说祭祀祖先就好比祖先活着一样,祭祀神祇就像神祇在现场一样,祭祀者应该有发自内心地对祖先和神祇的敬畏。

《周礼·春官宗伯》说:

“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

”《礼记·礼器》说君子之于礼“致其敬而诚若,有美而文而诚若”,《礼记·郊特牲》说祭祀要有“贵诚之义也”,“贵诚也”,又说婚礼“币必诚,辞无不腆。

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妇德也”。

这些论述,都是强调礼必须出于诚与诚信。

《论语·八佾》载,子游问孝,孔子说: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孔子说:

“色难。

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孔子强调敬与色,就是说孝必须是发自内心地尊敬和热爱。

《礼记·大学》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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