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结构和人格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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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官僚制官员是由一名上级或通过非人格化竞赛的习惯做法任命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
在官僚制中，通过选举假定可表达选民意愿的较高级的官员（如公民团体或董事会）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选举较高级的官员是为了对组织的目标发生影响，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技术程序是由稳定的官僚制工作人员执行的。
在基本上不存在有可能压缩组织规模的扰乱人心的因素的情况下，大多数官僚制的公职包含着长期任职的希望。
官僚制最大限度地提供了职业保证。
为任期、退休金、逐步增长薪金、系统化的晋升提供保证的职能，可以保证官员不顾沉重的压力忠心履行自己的责任。
官僚制的主要功绩是与重视精确性、速度、专家管理、连续性、自行处理权和最高的投入利润联系在一起的技术效率，这是一种接近于完全消除人格化的关系和非理性的考虑（敌意、忧虑、情感纠缠等等）的结构。
随着官僚化程度的提高，人本身受到他与生产工具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的高度控制，所有看到这一点的人已变得越来越清楚。
这种情况似乎不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一种得到所有人承认的，与他们的思想认识不一样的不可扭转的事实。
官僚化很容易地使过去模糊、暗淡的事情变得清晰可辨。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要想工作必须受人雇佣。
因为一个人要想工作，必须要有工具和设备。
而工具和设备只有在私人的或公共的官僚制组织中才能得到，这种趋势正在口益发展。
因此，一个要想生活，就必须去工作，要想工作，就必须接触到工具，就必须被官僚组织雇佣。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正像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军队中官僚化使杀伤工具完全独立出来一样，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共产主义企业（中世纪发展而来的一种类型）中，官僚化使个人和生产工具分离开。
典型的情况是，工人不再自己拥有工具，士兵也不再是自己拥有武器。
在这个特殊的意义上说，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工人，有的是蓝领工人，有的是白领工人，有的是流动工人。
例如，新型的科学工作者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像科学家是和他的技术设备“分离的”一物理学家一般来说毕竟自己不能拥有一台回旋加速器。
如果他想进行研究，必须被某个拥有实验室设备的官僚制组织所雇用。
官僚制组织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几乎完全避免对其技术进行公开讨论。
这种秘密并不仅仅限于公共的官僚制组织或私人的官僚制组织，防止私人的经济竞争对手或国外的和潜在的怀有敌意的政治集团得到有价值的信息被认为是必要的。
虽然不是人们经常所说的间谍活动，但是，在私人企业或国家企业的经济制度中，既使没有经过复杂的组织，这类活动也是很普遍的。
如果必须对所有制定决策和政策的基础材料公开进行保护的话，有关成本的数字、客户名单、新的技术程序、生产计划——所有这一切都典型地被看作是私人经济的官僚制组织可能会暴露出去的最基本的秘密。
官僚制的职能失调问题
在这些对官僚制组织轮廓鲜明地描述中，强调了它的积极的方面和职能，但是几乎完全忽视了这种结构的内部压力和限制。
但是，“令人讨厌的杂种”已经成为官僚的一种称号这样一种事实使我们想到，有充分证据表明，公众着重看待的是官僚制的缺陷。
运用维布伦（Veblen）的“训练造成的无能"
、杜威（Dewey）的“职业精神病”或沃诺特（Warnotte）的“专业畸形”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转过头来研究官僚制的否定方面。
训练造成的无能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
一个人的能力不适当地起作用或在其活动方面存在着盲点。
在训练和技能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虽然过去运用得很成功，但是，“在一种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不适当的反应。
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如果在运用技能方面缺少适当的灵活性，或多或少将会导致严重的适应不良。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用伯克（Burke）在仓前空场进行的试验来说明，（在这个试验中），小鸡很容易产生条件反射，把钟声当作一种喂食的信号。
但是，在把小鸡集合起来准备屠宰时，同样的钟声可用来召集受过训练的小鸡走上它们的灭亡之路。
一般说来，如果一个人在新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过去训练的做法，而不认为有“重要的”不同，那么这种非常合理的训练可能会使他采用一种错误的程序。
而且，用伯克的一句几乎是重复模仿的话来说：
“当人们正在适应一种不适应的适应时，他们可能是不适应的”，他们受过的训练可能会造成一种无能。
杜威提出的“职业精神病”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一种观察。
由于人们日复一日地进行常规工作的结果，他们形成了特殊的偏好、反感、歧视和侧重点。
（杜威使用的精神病一词是指一种明显的思想特性。
）这些精神病是通过人们任职的特殊组织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形成的。
维布伦和杜威的概念都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矛盾心理。
任何行动都可以从它们所要实现的目标或它们所不能实现的目标来考虑。
韦伯在其论述中，几乎完全关心的是官僚制结构所要实现的目标：
精确性、可靠性和效率。
我们可以根据矛盾心理提供的另一个角度考察这同一种结构，组织想要实现这些目标有什么限制？
由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原因，官僚制结构不断地对官员施加压力，使他们是“有条理的、谨慎的和守纪律的”。
如果官僚制组织想要成功地运行，它必须使人们的行为达到高度的可靠性，使人们高度遵从规定好的行为达到高度的可靠性，使人们高度遵从规定好的行为样式。
因此，纪律是非常重要的，像在军队中一样，它在宗教或经济领域的官僚制组织中也得到了高度发展。
只有在理想的行为样式有强烈感情支持的时候，纪律才是有效的。
这种感情使人们终于职守，对其权力和能力有敏锐的辨别力，有条理地完成各种事务性活动。
社会结构的效力最终取决于激励群体的参加者有正确的态度和适当的情感。
正如我们可以了解到的一样，官僚制在反复灌输和强化这些情感方面有明确的安排。
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现象，为了保证纪律起见（个人反应方面的必要的可靠性），这些情感往往比技术本身的需要更强烈。
可以说，在促使官僚遵守规定的义务时，这些情感施加的压力承受限度（防止过高估计）有同样的意义。
但是，强调这一点有可能使情感从组织的“目的”转到组织规则所要求的某些行为细节上。
坚持这些规则的要求最初被看作是一种手段，但是渐渐地转变成目的本身。
当“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变成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时，会发生“目标移位”的类似的过程。
无论在任何情境中，人们很容易把纪律解释为遵守规定。
人们不把它看作是旨在实现具体目标的一种看法，而逐渐把它变成一种官僚在组织中生活的直接价值。
由于原有目标移位的结果，强调纪律会发展成为一种僵化的做法，并且缺少做出调整的能力。
形式主义私人经济的官僚制组织可能会暴露出去的最基本的秘密。
但是，“令人讨厌的杂种”已经成为官僚的一种称号这样一种事实使我们想到，有充
分证据表明，公众着重看待的是官僚制的缺陷。
、杜威（Dewey）的“职业精神病”或沃落特（Warnotte）的“专业畸形”的概念，可以帮助沃洛特（Warnotte）的“专业畸形”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转过头来研究官僚制的否定方面。
训练造成的否定方面。
一个人的能力不适当地起作用或在其活动方面存在着盲点。
在训练和技能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虽然过去运用的很成功，但是，“在一种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不适当的反应。
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如果在运用技能方面缺少适当的灵活性，或多或少将会导致严重的适应不良。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用伯克（Burke）在仓前空场进行的实验来说明，（在这个试验中），小鸡很容易产生条件反射，把钟声当作一种喂食的信号。
但足，把小鸡走上它们的灭亡之路。
一般说来，如果一个人在新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过去训练可能会使他采用一种错误的程序。
而不认为有“重要的”不同，那么这种非常合理的训练可能会使用他采用一种错误的程序。
而且，用伯克的一句几乎是重复模仿的话来说：
“当人们正在适应一种不适应时，他们可能是不适应的”，他们受过的训练可能会造成一种无能。
我们可以根据矛盾心理提供的另一个角度考察这同一种结构。
组织想要实现这些目标有什么限制？
如果官僚制组织想要成功地运行，它必须使人们的行为达到高度的可靠性，使人们高度遵从规定好的行为样式。
因此，纪律是非常重要的，像在军队中一样，它在宗教或经济领域的官僚制组织中也得到了高度发展。
只有在理想的行为样式有强烈的感情支持的时候，纪律才是有效的。
这种感情使人们忠于职守，对其权力和能力有敏锐的辨别力，有条理地完成各种事务性活动。
社会结构的效力最终取决于激励群体的参加者有正确的态度和适当的情感。
正如我们可以了解到的一样，官僚制在反复灌输和强化这些情感方面有明确的安排。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观察到一种现象，为了保证纪律起见（个人反应方面的必要的可靠性），这些情感往往比技术本身的需要更强烈。
可以说，在促使官僚遵守规定的义务时，这些情感施
加的压力存在一种安全界限，它和工程师设计桥梁支柱时增加的压力承受限度（防止过高估计）有同样的意义。
但是，强调这一点有可能使情感从组织的“目的”转到组织规则所要求的某些行为细节上。
坚持这些规则的要求最初被看作是一种手段，但是渐渐地转变成目的本身。
当“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变成一种终极性的价值'
'
时，会发生“目标移位'
的类似的过程。
无论在任何情境中，人们很容易把纪律解释为遵守规定。
人们不把它看作是旨在实现具体目标的一种作法，而逐渐把它变成一种官僚在组织中生活的直接价值。
由于原有目标移位的结果，强调纪律会发展成为一种僵化的做法，并且缺少迅速做出调整的能力。
形式主义,甚至仪式主义，造成的结果是毫无异议地坚决要求一丝不苟地坚持形式化的程序。
夸大一点说，在偏重于关心遵守规定的地方，会出现干扰实现组织目标的情况，我们已经很熟悉这种情况中官员们表现出的技术主义或公事程序繁琐拖拉的现象。
这种目标移位过程的最后产物是官僚制的行家，他们从不忽略约束其行动的每一个个别规定，因此不能对其客户提供帮助。
海军上将伯德的飞行员伯恩特•巴尔肯飞越南极时遇到的可怜的困境，是严格按照权限和咬文嚼字地坚持规定产生这种结果的一个十分恰当的例子。
“按照劳工部的规定，伯恩特•巴尔肯……不能领取他的公民证。
巴尔肯是一名挪威人，他在1927年提出了申请。
据认为，虽然有下列情况，他不符合在美国连续居住五年的条件。
他随伯德将军的南极远航离开了美国，虽然他是在悬挂美国国旗的船上，并且是美国远征队的重要成员。
他所到达的地方由于是美国人考察和占据的，因而美国人提出了领土要求，这个地方叫‘小美国”
入籍管理局的人解释说，‘小美国’是美国领土的假定不能作为根据。
这是一个没有得到承认的、容易引起国际争端的地方。
在该局的管辖范围内，巴尔肯是离开了美国，从技术方面考虑不符合入籍法。
过分强调遵从的结构性原因
包括“训练造成的无能’等在内的这些不适当的趋势，明显的是由于结构性的原因产生的。
对这一过程可做一个简要说明。
（1）有效的官僚制取决于反应的可靠性和严格遵守规定。
（2）遵守规定本身倾向于转化为绝对的事情，不再被认为是相对于一组目的而言。
（3）那些制订一般规定的人没有明确认识到，这种情况有碍于迅速适应特殊条件。
（4）因此，正是那些在一般情况下有助于提高效率的因素，在特殊情况下反而引起效率降低。
那些没有从这些规定对其本身来说所具有的意义上超脱出来的群体成员，很少能够充分认识到这种不适当性。
严格说来，这些规定最终成为一种符号性的规定，而不是一种功利性的规定。
到目前为上，我们仅仅把有利于严格的纪律的固有情感，作为一种论据或一种假设来对待。
但是，官僚制结构的显著特点显然是有利于产生这些情感的。
官僚的官场生涯是按照一种有等级的职'
业设计的，通过资历、津贴、逐步增加的薪金等组织中的晋升方法，所有的一切都旨在刺激他们用纪律约束行动并遵守法定的规定。
官僚不言而喻地被寄以某种期望.主要是使他们的思想、感觉和行动适合于这种职业的发展前景。
但是，正是这些增加了遵从的可能性的方法，也容易使他们过分关心严格地坚持规定，这样容易导致胆怯、保守主义和技术主义。
手段（规定）的巨大的符号意义造成了从目标转向手段的情感移位。
官僚制结构的另一个待点也往往产生同样的结果。
官员们有一种与所有一起工作的人命运相同的感觉。
他们享有同样的利益，特别是因为在按照资历晋升时，他们相对来说很少有什么竞争。
因此，群体中的侵犯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一般认为这种安排对官僚制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这种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集体精神和非正式的组织是一种典型的现象，它们常常使全体人员保护他们牢固防守的利益，而不为顾客和选举产生的上级官员提供帮助。
正如洛厄尔总统在报告中提出的那样，如果官僚们认为他们的地位没有得到新当选的官员的适当承认，他们将对其隐瞒详细的信息，让他出错并让他对此负责。
如果他想要完全处于支配地位，因而伤害了官僚们自我完整性的情感，则会有数量庞大、个人签字招架不开的文件纷至沓来，留待他一个人批阅。
这说明存在着防御性的非正式的组织，每当对群体的完整性出现威胁时，往往会出现这种组织。
人们很容易仅仅把官僚们的这种阻力看作是既得利益造成的结果，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不正确的。
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任何新的制度，这种新制度将取消或者至少使他们从现行体制中得到的各种好处变得不确定。
这无疑是官僚们反对变革的部分原因，但是，还有另一个过程可能是更重要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官僚制的官员们有效地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有一种职业骄傲不是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它是一种人们熟悉的形式。
根据萨瑟兰写的《专业窃贼》一书判断，甚至可以在小偷当中发现这种形式。
尽管有危险，这些小偷们却为有一种让人们害怕“拍拍左屁股"
（偷左前方裤兜中的钱）的名声感到高兴。
休斯（Hughes）在一篇有启发性的论文中，关于各种类型的分工运用了“世俗的”和“神圣的”两种概念。
等级制度和特权地位的“神圣不可侵犯”，与我们社会中日益发展的职业分化的现实主义形成鲜明对照。
但是，正如我们的论述所指出的，在特殊职业和特殊组织中可能会出现“神圣化的过程”（被看作是与世俗化的过程相对应的过程）。
即是说，通过情感形成过程、情绪与官僚制象征和地位的依赖关系以及有效地介入能力和权力的领域，发展除了某些特权，这些特权本身涉及到对道德合法性的态度。
它们是由于重视自身的权力建立起来的，不再被看作仅仅是促进行政管理的技术手段。
人们可以注意到一种趋势，最初是出于技术方面的原因采用的某些官僚制的规范，已经变得僵化和神圣不可侵犯。
正像德克海姆所说的那样,它们只是表面看来是世俗的。
德克海姆论述了坚持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加强组织团结的态度和价值观，在这种论述中，他已经接触到了这个普遍过程。
主要关系与从属关系
官僚制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组织中关系的非人格化，它也对官僚由于训练造成的无能有影响。
官僚的人格类型是非人格化规范的核心，这种趋势以及从一般的抽象的规定的支配作用发展而来的绝对化趋势，往往会造成官僚与公众或顾客联系方面的冲突。
因为官员们将个人关系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依赖于绝对化，常会忽视个别情况的特殊性。
但是，认为自己的问题有特殊性的顾客，常常反对这种绝对化的处理。
已定型的行为不能适应紧急出现的个别问题，非人格化的处理事务——对顾客来说常有很重要的个人意义——引起顾客对官僚“骄傲自大”和“目中无人”的指责。
因此，在格林威治劳工介绍所，正在寻求得到保险金的失业工人为此非常愤恨，他认为“受到办事员们非人格化的、经常非常粗鲁甚至非常苛刻的对待……某些人对办事员的傲慢态度愤愤不平。
”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来自于官僚制结构的与公众发生冲突的来源。
在某种程度上说，不管在等级制度中是什么职位，官僚都是以代表整个组织的权力和声望的身份行动的。
他的官方角色被授予了明确的权力，这常常会产生一种实际表现出来的盛气凌人的态度，官僚本人在等级制度中的职位及他与公众相比所处的地位可能会增强这种态度。
对顾客来说，提出抗议或者求助于其他官员都不会有什么效果，或者还会受到前面提到过的集体精神的坚决抵制，这种精神把官员们结成为一个或多或少团结一致的群体。
在私人企业中，这种冲突来源可能会被降低到最小限度，因为在竞争制度中，顾客可以转向其它组织做生意，借此表示他的抗议。
但是，对于有垄断性质的公共组织来说，不可能找到这种替代物，而且，在这种情况中，由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会加大冲突的紧张状态。
人们认为政府官员们是“人民公仆”，而实际上，他们常常是高人一等，而且，人们还极少能够转向其它机构得到必要的服务，来缓解紧张状态。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紧张状态是由于官僚和顾客相互地位之间的混乱状态造成的，顾客可能会认为在社会地位方面自己优于此时正处于支配地位的官员。
因此，在官员和顾客之间的关系方面，一个结构性的来源在于，当顾客希望有个人方面的、人格化的考虑时，却由于受到正规的、非人格化的对待而感受到任力。
一般认为，这种冲突是由于采用不适当的冲突来自于一种颠倒的情境，即发生在官僚制结构所要求的非人格化关系取代了人格化关系的时候。
这种类型的冲突可以论述如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官僚制组织被组成为一个从属的、正式的群体。
在这种按照社会期望组织起来的网络中，规范化的反应是靠群体成员们情感性的态度维持的。
因此，整个群体的方向都趋向于非人格化的、从属的规范，他们已经和这些合法的规定结合为一体，任何不遵从这些规范的表现都将造成和这些人的对抗。
如果在这种结构中用人格化的处理方法取代非人格化的处理方法将会遭到普遍的反对，并且会出现贪污受贿、偏袒、裙带关系、拍马屁等现象，这显然是情感受到伤害的表现。
在要求建立官僚制结构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到实际上自发产生怨恨情绪的影响。
官僚制是一种为了完成某种活动而建立起来的从属的群体结构，按照主要的群体标准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这些活动。
因此，与这些正规化的规范相抵触的行为就成为从情感上受到反对的对象。
这种情况形成了一种职能性的重要防御机制，它的形成是为了抵制危及社会需要的各种活动绩效的趋势。
当然，这种反应不是经过理性决定为了完成这种职能而精确设计的措施。
确切地说，从个人对情境的解释方面看，这些怨恨仅仅是反对那些违反职业规定者的“不忠”而作出的直接反应。
但是，尽管有这种主观的参照系，这些反应重申了坚持正规化的、从属关系的必要性，有助于防止发生官僚制结构被人格化的关系取代而瓦解的现象，并因此起到了一种维持官僚制结构基本因素的作用。
这种类型的冲突一般可看作是在对从属的群体态度有制度上的需要时，干扰了主要的群体态度。
这就好像是在从个人方面要求有人格化的处理方法时，常常从非人格化方面的相互作用产生出官僚与顾客的冲突。
有待研究的问题
在西方社会中，正出现一种日益增强的官僚化趋势，韦伯很早以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趋势，但是，这并不是社会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这一领域的唯一原因。
对官僚制和人格的相互作用进行的经验性的研究，特别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结构。
有大量的问题吸引着我们的注意。
各种官僚制组织（私人企业、公共服务部门、准法律性的政治机构、宗教团体）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和改变各种人格类型？
因为支配倾向和顺从被认为是人格特性，尽管它们在不同的刺激性情境中有变异性。
官僚制是选择有顺从倾向的人格，还是选择有支配倾向的人格？
因为各种研究已经证明，这些特性可以被改变。
担任官僚制的公职是否往往会增强支配倾向？
各种聘用制度（即恩赐官职或进行包含专业知识、一般智力、实际经验等内容的公开竞争）是否会选择不同的人格类型？
根据资历晋升能否降低竞争力起的忧虑和提高行政效率？
一种内容详细、充分体现包含情感因素在内的官僚制准则的考试制度，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都是有启发性的。
行政人员的决策一般采用匿名形式，是否会将这种象征威望的范围限制在一个规定的很窄的内部圈子中？
是否存在一种官僚们进行不同联合的应当特别注意的趋势？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其变动范围似乎只是受到可以理解的具体数据的限制。
在研究社会组织和人格形成的相互依赖性的同时研究宗教、教育、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官僚制，将成为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的一种途径。
沿着这条途径，对具体结构进行职能方面的分析，可以帮助社会学家们建立起“所罗门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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