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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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
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
一九一七年俄国工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之下，通过暴动夺取了政权，开始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尝试，这在地球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这可以被认为是人类自主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可歌可泣、艰辛努力、影响巨大的第一次，是人类自觉的开端，从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但是，掌握政权的政党和政治领导人并没有珍惜这一历史的机遇，他们并没有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作为农业社会的反叛者，他们并没有经过现代性的完整启蒙，就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制度设计和创造，结果，他们在封建时代的专制和等级观念驱使下，选择一种更落后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之下，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权力的有效约束，于是很快变成政治领导人的独裁，社会蜕变为一套政教合一的新的等级制。
苏联在资本主义阵营的重重包围与攻击下，曾经一度走向了军事上的辉煌，但是，70年后，主动地向资本主义投降。
两种制度竞争的结果，暴露了社会主义本身的致命缺陷：
计划经济的低效率，政治不民主导致决策的错误或者政治政策的反复动荡耗散社会的发展要素，权力缺乏制约导致无法控制的腐败、权力奴役和政治迫害，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积极性普遍受挫，从而整个社会趋于全面溃败和破产。
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制度失败，既有理论上的缺陷，也有实践上、技术操作上的失误。
一.理论与实践的悖谬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发现所总结的“历史发展规律”，并非其宣称的那样必然和等同真理，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盲人摸象摸到的社会规则的局部。
把一个历史阶段形成的理论当成不可怀疑的真理，这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护政治意识形态的绝对地位，走向了神话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走向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在权力垄断的格局之下，权力意志可以轻易凌驾于政治信仰之上，即使当权者背叛了曾经公开宣誓的誓言，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被强行规定为马克思主义，一些所谓社会主义政权很快蜕变为一种新的等级制度、政党专制，但仍然以社会主义为幌子，从北朝鲜、越南，斯里兰卡到卡扎菲政权，国家名称都贴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标签，但其制度实质却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
这种现象在中世纪欧洲曾经相当普遍，很多教会组织以上帝无限仁慈的名义，奴役和剥削信徒。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理论体系本身存在问题，实践者不得不做变通。
当一个建筑施工队面对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设计图纸之时，按照图纸不可能成功，自己又没有修正图纸的能力，但这个自私的施工队不愿意放弃自己业已获得的承建地位，最终是霸王硬上弓，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重新解释理论，设计图纸，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他们的唯一权威地位，就必然选择神化他们自己，拒绝理性的怀疑和质疑。
他们不能从理性上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一定会选择用暴力维护他们的正统和统治地位。
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历史”的核心理论，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演绎结构。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就必然产生。
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生产关系”实质上不是指生产中的人际关系，而是经济关系，是在生产过程形成的生产组织关系和资源与利益的分配关系，其中的核心是所有制形态，这种生产关系是一种政治性、制度性关系。
上述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本身是一种非实证的嫁接。
生产力是一种技术性结构，而生产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政治结构，这两种结构肯定会相互作用，但是，我们更多地看到，是政治结构制约着生产力，而生产力不一定就可以决定政治结构。
比如，在某些地区，即使拥有先进的核武器和登月航天技术，其政治结构依然可以是专制性质的，依然可以产生一种奴役性质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
马克思等人分析社会结构演化，勾勒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演化序列，这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观察结论，相应的制度的形成，并非由生产力决定。
比如，在近代，相对文明的欧洲人把落后的非洲黑人虏掠到美洲做奴隶，这发生在资本主义时代。
奴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种族主义性质的等级制。
那些在战争中失败的种族部落或者个人，被迫成为奴隶；官府往往也可能把一些犯人罚为奴隶，在中国古代，由于女性被认为比男人低贱，所以，女人也常常被当作奴隶买卖，即使在当代社会，也有报道说，还有人把非洲女性带到美洲去做家仆。
在封建-等级制时代，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当然有的地方也具有人生依附关系，即农奴本身是农奴主的私人财产。
从人生依附到雇佣关系，体现了底层人身份的上升，中国的农民还享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的权利，这种进步，也不是因为生产力的缘故，而在于社会政治对人的权利的认定，来自所谓的社会意识形态。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契约化，在财富越来越依赖知识与智力的时代，雇佣工人同资本家的身份也开始模糊。
这种生产关系的演化趋势，是人与人之间从强制向契约、由依附向平等的变化，在根本上说，生产越是依靠人的知识和智力，就越需要有效调动人的积极性，从而必须充分尊重人的权利。
在近代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工商业城邦的兴起，是由于奴隶的逃亡，重新聚集，也就是说，是新的生产关系的诞生，导致新的生产力的形成。
奴隶制的终结，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因为奴隶的反抗逃跑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地主或者资本家不得不雇佣一般平民来建立新的生产合作关系。
在欧洲经历了中世纪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积累之后，城市开始发展，工商业的城市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
新的阶层对封建等级制的反对，关键还在于利益冲突，封建贵族和官僚阶层按照身份和权力分配社会资源的模式同工商业力量通过市场平等地配置社会资源之间构成了利益冲突。
多方冲突的最终胜利方，只能是道德占据优势并且更符合社会功利增长的那一方。
在近代社会，先进民族对原始落后民族的征服，以及现代理念的传播，导致一些原始社会组织很快过度到市场制度，这种制度的变化，不是生产力带来，而是制度的直接引进，这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改变，不需要生产力支撑也可以发生，这实际上轻易就证伪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制度从农业社会的俄罗斯和中国直接出现，同样就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现象。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者从掌握政权开始，就实行权力的垄断性、等级性安排，用专横的制度体系屏蔽所有的质疑，制度以扭曲理论的方式演化，但得不到纠正，特权势力也不想纠正，这就必然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虚伪，才可能掩饰这种扭曲。
执政者通过非正当手段或程序窃取政权，只能采取高压手段，压制那些坚持传统程序正义的人和那些因为僭越者的出现而被剥夺了权力和权利的人，这种现象在古代被称为僭主政治；而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者则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僭越者，建立起来的是观念的僭主政治，在政治信仰和逻辑上同马克思主义发生背离，但又必须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因为当初吸引民众追随的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种种幸福生活，这样一来，僭主政治集团必须同时采取严厉的社会管制和舆论管制。
柏拉图洞察到圣明君主的独裁统治可以带来最好的社会秩序，形成最为强大的社会共同体，但他也明智地指出，这种专制一旦蜕变为僭主政治，就会逆转为最为恶劣的社会制度。
现代政治表明，恰恰是民主制度才是避免僭主政治的唯一途径。
历史的发展，都可以归结为观念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其核心是制度进步。
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是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科学、法律观念和制度的发展。
制度就是社会的组织结构，制度的进步依靠设计制度的知识、理念和建构制度技术的发展。
在古代社会，科学技术是自发、偶然的生成和积累，自然条件、掠夺性民族战争则是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相反，阶级斗争只会破坏生产，导致社会积累的财富被用于人类的自相残杀，它虽是经常性的社会现象，却不是推动性的力量。
阶级斗争并不是解放人（人类）的合理合法的手段。
而且，阶级斗争并不能消灭阶级本身，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每一次阶级斗争，仅仅是实现了改朝换代，基本的社会制度结构丝毫也没有受到动摇，所以，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轮回与循环，而且，这种政治上改朝换代的代价是周期性战乱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延缓社会文明的积累进程。
古代社会的法律观念进化缓慢，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存方式的落后，农业生产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土地为核心的自然资源，土地的配置则受制于暴力和暴力建立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需要通过一个社会权力结构去维护，而这个权力结构本身依靠联合的暴力来建立，从而形成权力的垄断，在利益最大化的权力逻辑之下，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制度，形成金字塔的等级结构。
于是，古代社会的进化动力，主要来自生产技术的偶然性积累，为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提供契机。
为什么中国农业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在古希腊很早就开始工商业文明？
其原因在于古希腊独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航运条件刺激了商业和海外掠夺的发展，加上地中海式气候提供了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农业生产活动没有构成当地居民的主要任务，通过海外掠夺和商业，形成了极大的财富，从而带来富裕的城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工商业的生产模式。
而中国这样的大陆地区，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在等级模式的政治奴役之下，民众普遍贫困，很难有剩余消费能力，从而无法支撑商业活动，周边民众也是普遍贫困，掠夺战争的战利品也仅仅是不能搬走的土地，从而只能延续农业生产的方式。
近代历史产生的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的观念，则是工商业的生产方式驱动的。
这些观念一旦产生，就可以反过来推动生产方式和制度的变革。
社会主义的观念，则是庞大的劳工阶层在极端恶劣的生产生活处境之下，渴望自由和富裕的心灵投射。
他们在当时无法找到合理的解放路径，而把获得工厂支配权作为解放路径。
但显然，任何一个传统企业总是需要大量辛苦劳作的普通劳动者和少量管理者，这是企业的技术性结构决定了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里，也要面临管理者和普通劳动者的分工。
20世纪的历史证明，科技进步是解放不自由和贫困处境的根本性力量。
科技进步使机器解放越来越多体力性劳动，现代企业里面的科研和技术人员比重越来越大，企业劳动者的自由越来越多，而收入越来越高。
这就是说，技术进步，劳动素质的提高，才是获得自由解放的正当途径，而不是暴力革命。
即使工人赶走了资本家之后，他们还是要在内部竞争中产生企业的管理人员与被管理者的分工，还是要担当生产系统中的工具角色，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由于没有民主机制，理论家的乌托邦设计很快落空，因为企业的管理权，企业利润的分配权，很快落在没有权力制衡的官僚体系之中，工人仍然遭遇制度性剥削，而且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制。
按照前面章节提出的“工资=劳动力效用×需求量/供给量”的公式，劳动者改善自身处境的合理途径，就是提高自身的劳动力效用，通过学习、培训把自己变成优秀的技术人员、创意人员、管理者或者销售者，就可以获得更高报酬，更多外界尊重，更快地积累财富；有了足够的积蓄，可以去做最想做的事情，获得自主与自由的基础。
这是最合理的改变命运的途径，而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也应该有帮助底层劳动者提高劳动素质和能力的制度安排。
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认识到，血缘继承制度才是阶级产生的原因。
在一个最初平均的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下，由于个人能力、人生态度和外部机遇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个人和家庭之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分化，这种分化是自然而必然的分化，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但是，当这种分化通过血缘继承制度，把上一辈自然形成的正当的不平等传递和固化到第二代，第二代之间的竞争就不在同一个起点上，再加上个人之间本来就存在能力、人生态度和机遇上的差异，就会继续扩大已经形成的不平等，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必然产生贫富贵贱的两极分化，成为界限分明而稳固的阶层，即阶级。
即使通过暴力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回到平均主义的起点，在血缘继承制度之下，仍将重新积累新的阶级分化。
历史又将轮回。
虽然公有制的设想意在消除这类历史的轮回，但是，只要血缘继承制度存在，不平等的积累也必然产生。
社会不公的根源的核心因素是暴力主宰，另一因素就在血缘继承制度，血缘继承制度是私有制的一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
要让政治家意识到血缘继承制度上的问题，还需要一种哲学层面上的思想解放：
人在本质上不是DNA控制的存在，而是意识存在、有信仰的存在，血缘关系和家庭血缘继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DNA所影响和设计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从唯物主义立场肯定人是历史（作为进步的历史）的创造者，却没有区分是什么样的人创造了历史，也未能明确说明是如何创造了历史。
人创造历史的进步不是通过战争去创造的，而是通过自发或者主动的科技积累、制度改进。
在漫长的自发历史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生命活动中，仅仅扮演了重复的、为简单肉体生存而延续的生命角色，并没有推动历史的作用，只有少数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者以及社会制度的改革者，才真正创造了历史的进步内涵。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所作出的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论断也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不是日益激化而是日益消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的内部战争就基本上终止了，而是两大阵营的冷战。
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也没有上升，现在的冲突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同传统专制社会的冲突，以及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和种族主义性质的冲突——这是人类最古老的两大冲突。
生产力确实是社会结构中的关键性力量，但生产力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则会制约生产力。
落后的、不公平的生产关系会导致人的积极性受到抑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为了获得发展，将会产生挣脱各种政治束缚的力量，从而起到间接改良社会政治的作用。
比如，工商业的生产方式带来科技革命，使财富的来源建立在技术性生产活动中，从而决定性地宣告依靠暴力和等级秩序配置利益模式的终结，推动了民主制度的生成。
而解放生产力，也确实需要制度的变革。
生产力的主体的是人，是人的能力，所以生产力的解放实质上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的前提，就是要让所有的人成为权利平等公民，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空间，这首先就需要政治制度上消除权力垄断，实现民主，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公平的社会资源配置制度，比如消除血缘继承制度。
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首先解决政治民主问题，那么，人的解放就成为空谈，无权民众必然遭受权力的奴役和剥削，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注定堕落成为奴役性质的制度现实。
资本主义问题的核心确实在于私有制，私有制导致人类的资源为私人目的所消耗，人类的命运被绑架在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竞争社会之中。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进，就只能是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上推动经济民主，并用人类主义的理念重新设计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
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手段异化了目的，连基本的政治民主都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在比资本主义制度等而下之的政治制度基础上建立理想社会，结果就只能是沙上聚塔，南辕北辙。
一个同理论背道而驰的实践要取得成功，那是相当的困难，就好比我们要建设一栋前所未有的现代化的大厦，却没有按照设计图纸去建造，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除非实践者比理论家更高明。
但很明显，那些实践者主要是那些工人农民出身的军人，是社会教育水平相对低下的群体。
他们无视设计图纸，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这需要怎样的天才才可能实现？
实际上，他们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幌子的封建等级制度，只不过苏联没有出现最高权力的血缘世袭，仅仅是权力的终身制，从而避免了向传统封建王权的回归，但由于这种机制带来的权力竞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使其政治更加黑暗和残酷。
实践和理论发生矛盾，呈现的就是由本人命名的观念的僭主政治，为了避免民众质疑，必然禁止批评和质疑，这就导致思想的进一步僵化。
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行专制之实，必然导致政治上指鹿为马，上层建筑成为败坏社会诚信的最大根源。
既然理论上不成立，这样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是暴力武装的胜利。
胜利了的暴力当仁不让地把马克思的理论作为自己合法性依据，但实际上，却不得不背离他们表面上信奉的真理，并通过控制舆论来维护其政治话语解释权。
在实施对社会的统治过程中，也不得不实施言论管制来消弥其理论和行为之间的紧张。
当争论被禁止，把马列宁主义宣布为真理同基督教教会把把基督教教义宣布为真理一样，只能依靠迷信和强权——强制性服从和强制性教育。
理性上的危机也导致了实践者很难以开放的姿态进行制度建设，而是采取独断的方式实行权力垄断。
所谓权力垄断，就是权力不向社会所有成员开放，没有竞选和普选，暗箱操作，民众无权监督和批评，社会权力由掌权者通过军队、警察和监狱实施垄断，不允许社会公众染指。
这种权力垄断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私有制，同单纯的经济私有制比较起来，更容易带来不公平，因为权力天然具有的扩张性，必然进一步侵入经济、文化、精神的各个层面。
既然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权力垄断，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理想，从一开始就成为虚妄。
很明显，政治权力这一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按照私有制的格局设置，就意味着这样的制度比资本主义落后，毕竟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实现了民主，其实也就是一种公有。
而政治权力的垄断必然膨胀到经济领域，导致经济资源配置按照权力意志配置，形成经济制度上的私有制。
这种权力私有制是一种等级分配模式的私有制，资源按照权力大小等级配置，所以，首都总是最繁华的城市，然后是省会、市一路下来。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竞争的胜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苏联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并进一步发生难以抑制的蜕变，如果给蜕变了的社会主义做一个性质界定，它的特征是：
政治专制+经济等级制+政教合一，蜕变为一种具有现代伪装的封建制度，普通民众从人身到精神都依附于权力集团，社会的思想、文化、教育都受到权力意志的钳制。
这一制度同封建皇权相比，由于权力难以世袭，权力的更替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导致各级官员的短期行为，这样的制度很容易动荡乃至因为权力斗争而发生种种冲突。
但由于普通民众权利一直被压抑，相对一盘散沙的民众，政治势力一直努力保持暴力的绝对优势，即使权力内讧经常发生，也难有普通民众伸张权利重建制度的机会和空间。
在这里还要顺便指出，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性预言虽然得到印证，但并非真知灼见，因为历史的真实情况，不是从公有制通向奴役，而是一开始就从剥夺和奴役通向更大奴役和最终的破产，公有制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苏联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是一个“专制-等级制”的制度形态，一开始就是是权力垄断和奴役。
这哪里是社会主义者所期待的公有制呢？
实际上是典型的私有制，而且是远比资本主义落后的私有制。
但是，因为当权者牢牢掌握了政治话语权，从而依然堂而皇之地宣称他们是最进步的社会制度。
二.权力垄断+政教合一
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失败，关键在于没有建立民主政治，这是最根本的失败。
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有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保障相对完整，市场经济的分配也相对公平，这样的政体很难产生不共戴天的敌人，更难吸引知识分子群体参与对抗，所以难以酿成打规模的暴力对抗。
而在那些从等级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地区，人们既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而是承受生产力低下的早期资本主义工厂的艰辛和强制），同时遭受到传统等级制度的奴役，结果社会矛盾尖锐，冲突频繁，革命意识炽热，暴力也很容易掌握那些渴望富裕并迫切希望解除压迫的群众。
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主张红色恐怖的布尔什维克党处于相对应的白色恐怖之下，姑且承认它的成员主体是那些要求民主、自由、尊严、平等的正义者、被压迫者，这决定了这个组织的主体是纯洁的、进步的、具有正义感的而且是富有牺牲精神的群体。
这样一个群体也能够得到社会上被压迫、被奴役者和正义者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在那些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地方取得胜利也有着具体历史的必然性；取得胜利后，由这样的群体来执政也是当之无愧的——即使是通过选举也会是这样的。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样的暴力革命，仅仅发生在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
但是，成了执政者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政治。
当然，布尔什维克党人从来不承认他们建立的制度没有民主。
他们不承认，其实只能表明他们的虚伪。
民主内涵之一，是权力由民众授予，必须有真正的民选；民主内涵之二，权力需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开放的公共舆论和社会组织的制约，这就要求有不受权力管制的舆论和自由登记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是权力本身的相互制约，如果政治格局形成权力一家独大，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横，这样的绝对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和蛮横。
苏联政权的形成最初来自于武装暴动，暴力武装的胜利当然具有一定民意的基础，或者是民意的反映或选择，但是，这不是民主制度的产物，缺乏程序正义就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
暴力取得的政权需要用民主的制度手段来进行重新确认，以建立和平理性的合法性基础。
而且，民主的完整内涵，不仅仅在于开放民选的权力来源，还在于民众具有对权力的监督权和重新选择的权利。
但是，掌握政权的官僚群体并没有推动民主进程，他们进一步把由暴力获得的权力垄断起来，拒绝民意审查和选择，在权力更替的时候，拒绝公开的选举，拒绝实行竞争性质的差额选举，而是实行权力集团的内定，暗箱操作。
他们这样做，既出于不自信，也出于自私。
这些人在骨子里贪婪自私，而且极度虚伪。
明明强奸民意，却又利用完全控制了的舆论把自己标榜为为公仆，明明是大肆攫取了本该属于民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却唱着为人民服务的高调。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当时苏联这一新型社会的政治制度就可以看出，执政党实际上拥有社会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巨大权力，但这一权力是暴力的选择，始终没有体现为民主程序的选择，最终，这一权力很快演变成了垄断性权力。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党人是以消灭剥削、反帝（反市场私有制）反封建（反专制、等级制）为目标的，但在革命胜利后，虽然经过暴力的专政手段消除了“剥削”阶级，并从舆论上肯定了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却没有建立起民主的的政治制度，暴力胜利者的专制代替了皇帝的专制。
这种专制实质上也属于私有制，而且，它产生权力剥削和精神奴役，最终是权力的剥削制度代替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制度。
带领民众反剥削反压迫的人，事实上成了更贪婪更有恃无恐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这仍然是传统暴力社会成王败寇的历史演绎，只不过这一次，披上了更为现代的外衣，他们不但有暴力，还有颇具迷惑性的“真理”，因此其奴役更为深重。
过去的奴役，或许只是肉身上的，现代奴役，则进一步上升到精神层面。
。
第一，不妨假定指挥战争获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代表了当时最为正义的社会信念，但是，这绝不表明他们就具有了管理、领导社会的能力和道德。
虽然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绝对建设不了政权，社会管理需要法律的、经济的、科技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
从常识来说，阶级斗争胜利之后，那些暴力革命者的历史使命就已经完成，他们理当凭其本身所有的专业能力从事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他们过去付出的牺牲和功劳，国家可以给予相应的奖金和荣誉。
但是，在事实上，从战场上下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和武装当仁不让地成了社会各个层面的领导者、决策者。
这种情况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他们是凭武力而不是和平的能力获得对社会的领导权的，这好比说一个三流诗人在战场上打仗打赢了，难道就可以成为领导诗歌界的领袖？
他们不是专家却霸占了本该专业人才拥有的职位。
为了平息公众的不平不满，他们只能独断独行、并排斥那些专家。
这实际上表明那些所谓的革命者、革命家，也是自私自利的。
他们如果真正是为社会大众谋福利，就应该把权力交还给人民，推行民主制度，让人民去作出选择；如果信任人民，也应该相信人民选择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这说明什么？
说明唯利是图不仅是资本家的本性，也同样是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本性，但资本家只图经济上的利益，布尔什维克党人还要图从政治、经济到精神文化领域的全方位的利益。
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而比无产阶级更先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罢了。
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也显然具有资产阶级的贪婪自私的本性，这种本性只不过被资产阶级压抑着罢了。
这种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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