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八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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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八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专题八
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经验
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了解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内容。
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认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教学重点：
（1）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历史经验。
（3）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意义。
教学难点：
（1）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间，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之中，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2）如何正确地历史地把握当今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教学中突出的难点。
教学时数：
4学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上一章我们就讲过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过渡性社会。
第一节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近代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中介和桥梁。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存在着斗争，但是社会主义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由于社会主义的因素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加上有利的国际形势，就决定了它将不断增长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社会。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征
为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首先对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科学分析。
早在1936-1937年间，毛泽东在阅读苏联《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一书时，就深谋远虑地注意到列宁、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论述，产生了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基本想法。
1948年9月，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发言中，刘少奇在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后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即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或者说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私人资本家的矛盾。
同年9月15日，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一文，也在系统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在上述思想探索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及这次全会的决议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科学分析了建国初期的中国国情。
第一，强调要以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作为观察、处理革命时期及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国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经济相当落后，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工业占10%，农业占90%左右。
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
还有一个事实是，在占旧中国经济10%左右的现代性工商业经济中，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80%，占全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集中了价值100亿美元至20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
在没收这些官僚资本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就是新中国的家底。
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奠定了基石，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直接相通的。
第二，分析了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理论。
毛泽东指出：
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但它却极为集中，最大和最主要的资本集中在大中城市，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
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这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占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参加或保持中立的立场。
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于国民经济不是有害而是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城乡资本主义将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诸方面受到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同的、恰如其分而又有伸缩性的政策限制。
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即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但必须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
必须组织各种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合作社领导机关、专门从事合作社事业。
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
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还有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革命胜利过程中逐步产生的国家经济同私人资本合作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去改造私人资本主义。
其中包括在政府无力经营的情况下，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将公营工矿业租给私人资本经营或由私人资本集股经营，等等。
根据以上分析，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包含的五种主要的经济成分是：
国营经济，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并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中指出：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矛盾，即新民主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
在这种矛盾状态下的斗争，特别是在这个矛盾中的长期的经济竞争，将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的发展前途。
无产阶级在现阶段与资产阶级进行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不能忽略同资产阶级的联合的一面，所要限制的是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生产。
政治上的独立要求有经济上的独立作为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和刘少奇指出：
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就等于完全解决了中国独立自主的问题。
只有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经济上完全可以摆脱对外国的依赖了，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仅不可以削弱，而且必须加强。
努力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使其过渡到社会主义，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与此同时，建国后由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日益突出起来，如何认识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及其与工人阶级矛盾的性质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从理论上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过渡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
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接受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一面。
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也具有两重性，既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相互敌对的对抗性关系，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即在中国所处的具体条件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共同合作、利益一致的一面。
这些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建国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为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正确制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具体的理论依据。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呢？
毛泽东前后有两种不同的考虑。
在1952年9月以前，毛泽东认为先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这个阶段也许十几年，也许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年。
毛泽东把这个阶段称之为“铲地基”；经过比较长阶段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很远的将来”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起房子”，搞社会主义。
概括起来，最初的设想大致有这么几个内容：
关于过渡的时间，认为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一般估计大约为15年至20年时间；关于过渡的条件，认为只有先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才能实现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关于过渡的步骤和方式，最初设想是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然后一举消灭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经过三年的奋斗，到1952年，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许多经验，积累了在土改完成后的农村开展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
党对社会主义改造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党中央原来的设想发生了部分的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的想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认为不是十年或二十年以后再讲转变、过渡，而是现在开始就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他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比作“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
他在讲话中提到，现在开始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随着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加，一步一步地逐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等到十年或二十年以后再采取突变的方针向社会主义过渡。
可见，这时毛泽东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不再是长期搞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问题了。
于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转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此进行了正式讨论，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第一次做了比较完整的阐述，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
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总纲。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这个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
“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既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
一方面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成分，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有决定意义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要求把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支持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一化”和“三改”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辨证统一。
因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
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项历史任务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即通过进行经济、文化等建设，实现现代化，使中国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被突出地提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议事日程上了。
而进行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首先就是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无非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究竟走哪一条路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
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
因此，这条道路，中国走不得。
第一，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本来很脆弱。
由于它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就仍然不能摆脱对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
第二，资本主义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大量有人身自由、但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存在。
这个条件的创设，意味着中国社会将要发生剧烈的两极分化。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社会就会不稳定，我们的建设事业也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充分发展的另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大量货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
在中国的条件下，少数人要积聚起大量的资本来建设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那将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搞资本积累，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加紧剥削工人；一个是让小生产者自发分化。
这样的办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正是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解决、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中国的繁荣富强问题，中共中央在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到1952年土地改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全国财政实现了统一，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52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
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
各项社会改革也不断顺利地向前推进，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级国家政权得到巩固，朝鲜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原来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估计在一段时间内打不起来。
所有这些国内国际情况的新变化，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在条件已经初步具备的基础上，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不失时机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把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作为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也是无可非议的。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的可能性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民主改革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威信空前提高，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家已经有了相当强大、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且在建国初期的条件下，国营企业大多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职工在国营企业中主人翁意识强、生活稳定、劳动热情高涨。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相对于其他经济成分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
经过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奋斗，我们已经掌握了重要的工矿企业、铁路、银行等同民经济的命脉，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在质上也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国营经济已占主导地位，到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增加到56%，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额的60%，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已居于相对强大的地位。
为开展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第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愈来愈不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并且暴露出与大规模国家建设要求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建国初期私人资本的几次投机活动（银元大战、米棉之战）以及私营工商业中相当严重的“五毒”（行贿、偷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现象，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本性。
毛泽东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无政府状态同国家大规模的有计划经济建设及其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
而且，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为前提的，因此，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必然受到限制。
再加上当时私营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国营工业企业，也适应不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合理调整式商业的过程中，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供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这些本来主要是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困难而采取的措施，不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有效的利用和限制，也很自然地加深了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
国家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成为以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
经过调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私营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场出现初步繁荣景象；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等。
在实践上证明了调整改造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正确性，证明了共产党的治国能力。
第三，在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为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具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在一些老解放区大力推广农业互助组，并着手组织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
党总结这些经验，认为这些互助合作形式是帮助贫苦农民战胜自然灾害、克服困难、增加生产避免农村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引导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适当形式。
实际上也可以称作是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
同时，中国广大而又极为分散落后的仍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个体农业，在发展生产方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根本无力进行机械化，不可能照搬“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发展模式，也适应不了国家工业化大规模经济建设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
与个体农业相比，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增产一般比较明显。
这也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四，计划经济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能较快地实现国家工业化。
实现国家工业化，推动民族的繁荣富强，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新中国的建立，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垮了封建势力，没收了官僚资本，从而扫清了中国工业化和富民强国道路上的障碍。
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尽快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呢？
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也因此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第五，“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五反”斗争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产生了在“三反”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意向。
中共中央后来在总结“三反”时曾经指出：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即1952年的“三反”、“五反”斗争，已经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
在此以前，三年经济恢复的过程中，私人资本主义对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家大量订货，国内市场扩张，在政治上也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从而使私营工商业在抗美援朝的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们便开始想同国营工商业平起平坐，在利润上平分秋色。
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拉拢、腐蚀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有的不法奸商甚至在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上做文章，将失效药品供应前线，使许多战士的生命受到威胁，其犯罪活动恶劣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因此，要顺利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六，初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意识形态基础。
建国初期，党较早地进行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社会改造工作。
思想文化改造工作的主要方针，一是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洋奴买办思想等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敌对意识形态，尤其深入地批判肃清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长期进行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反共宣传，在配合彻底消灭三大敌人残余势力，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为确立新民主主义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二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慎重对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人民，教育改造资本家，鼓励他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后，从国际环境看，当时国际上东西方正在冷战，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采取仇视态度，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遏制和侵略政策。
1950年的朝鲜战争，使中国与西方本来就很紧张的关系更趋紧张。
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获得什么援助，而且连正常的贸易交往都不可能。
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为独立而战的民族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援助中国。
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也别无选择。
当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又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新中国仍然面临严重的战争威胁，这要求我们必须争取时间，集中力量加快工业化建设，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
同时，在两大制度对比方面，20世纪5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很不景气，社会主义却正生机勃勃，从一个国家到一个阵营，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巨大优越性。
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初步成功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客观上具有巨大的示范和鼓舞作用。
这也是推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促使中国人民在50年代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历史经验
一、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一）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的私有制是劳动者的私有制，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的，因此，对他们手中的生产资料不能用剥夺的方法。
他们认为对待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我国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走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把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第一，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
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广大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农业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这种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二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当时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如果任其自发地发展下去，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
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农民这两方面的积极性，提出一方面不能挫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提倡组织起来，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党在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使农业能够由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变为合作经济，使农民逐步摆贫困状况而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
这样，在土地改革后，党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这实际上成为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准备。
第二，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合作道路。
毛泽东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农民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对他们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只能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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