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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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这本身就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克思主义结合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作了长期的努力，经历了曲折、反复的实践过程。
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铁的事实证明：
任何成功，都是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原则的结果；任何失败，又是违反这一原则所受到的必然惩罚。
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历程，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在今后的革命和建设中，防止重犯历史性的错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如何在这样的国家里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向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去摸索解决。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有个先天不足的弱点，就是在理论准备和国情研究都不够的情况下，客观形势已经迫使党要在面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强大压力下开展工人运动。
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工人运动的高潮，终于在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军阀势力镇压下遭到失败，转入低潮。
这就教育了全党：
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能单靠工人力量进行革命。
因而，在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上，作出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议。
这个决议的实施，扩大了党的影响，团结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发展了党的力量，推动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
不少共产党人开始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了。
从此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瞿秋白、任弼时等更加紧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和宣传，写了大量的文章。
同时，又有不少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如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同志深入工农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以及革命的领导等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深刻分析。
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要把马列主义的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探索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
于是，不少共产党人提出了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和保持党的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农民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指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封建军阀是当时革命的主要对象。
这些标志着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初步结合的正确观点，集中地反映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所通过的历史文件中。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既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的后期占据了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终于使我们党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也未能挽救大革命失败的命运。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指出：
那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对革命缺乏深刻的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分析是很深刻的。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尽管可以找出很多条，但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大革命失败后，党很快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如火如荼的武装暴动中，创立了工农红军，开辟了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方志敏、贺龙、刘志丹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光有武装斗争而无根据地是不行的。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军井冈山，及时地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树起了第一面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红旗。
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剩余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举行湘南起义，也有了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接着在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等广大地区，相继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
这是马列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并且终于找到了中国特有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
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又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探讨。
毛泽东同志说：
在这个阶段，我们党“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因而，革命力量发展了，红军力量壮大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白区的党恢复并且发展了，星星之火即将发展为燎原之势。
但是，小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使我们党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中，多次发生了左倾错误，其共同特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脱节。
最突出的就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全然不顾中国革命的特点，生搬硬套马列著作中的字句，原封不动地照抄外国革命经验，形成了一条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无所不包的完整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在艰苦环境中积累起来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白区的党损失94.6%，苏区的红军损失了90%。
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它教训了我们党：
空喊马列主义口号，照搬别国经验是不行的，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于是，在党和红军最困难最危机的时刻，全党觉悟了，撤销了王明一伙的领导职务。
毛泽东同志等重新参加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
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从此，我们党重新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上来。
红军长征胜利，党中央到达陕北，我们党才有条件冷静下来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刘少奇等许多领导同志做了深刻的理论上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
”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中，更对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作出了简单明确的科学概括：
“我们要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
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对全党进行的一次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中心的问题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教育全党党员和干部要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现状的研究中，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问题给予马列主义的理论说明。
整风学习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清了马列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达到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
毛泽东同志说：
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党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
这是我们党自成立到延安整风的二十二年来，努力奋斗的胜利成果。
早在一九四一年，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党校第一次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称为毛泽东思想，并且同时下了严格的定义，指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长期革命斗争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七大”通过的党章也作了严格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同志的论述和“七大”党章的规定，说明了两层意思：
第一，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独创而是全党流血牺牲所得来的智慧的结晶；第二，毛泽东思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东西，而只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
它的唯一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确有自己的科学体系，但这体系就是加添了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
当时所以把这体系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只是因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做的最好、贡献最大。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作了精致的分析，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他首先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特别是他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此外，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如何开展敌人统治区的地下斗争，如何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如何使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等方面，他也和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其他同志一起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所有这些，都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集体创作的党的文献中。
再加上当时正处于毛泽东同志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中国革命斗争需要有一个稳固的核心代表，因此，“七大”通过以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是势所必行、理所当然的!
但是，“七大”党章仍然严格地规定了它的科学含义。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七大”以后，全党团结在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不到五年时间，不但战胜了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者，而且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解放了全中国。
这就用铁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就必然战无不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列宁曾经说过：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
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结合起来”。
列宁还说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也“更重要”，并且说：
“归根到底，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才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泉源，才能是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
”列宁所说的第一个任务，我们已经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胜利地完成或基本完成了；但是，如何把列宁所说的第二个任务也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呢?
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实践，需要从头做起，作出新的摸索。
建国初期，我们党在情况极其复杂，经济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把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恢复了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准备了条件。
接着，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国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整套的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采取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等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逐步过渡形式，使广大个体农民比较顺利地组织起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理论，结合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统购代销、公私合营等稳步改造的步骤，胜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使命。
尽管我们在步骤上还未免过急，在方式、方法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伟大创造，我们的生产发展速度是快的，人民生活是不断改善的，社会的精神面貌是不断提高、意气风发的。
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强调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用无可否认的胜利的事实，向全国人庄严地宣告：
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结束”，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总之，我们党从“七大”到“八大”，从总的方面说来，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得很好的，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所创造。
如果我们坚定不移不受干扰地按照“八大”的路子走下去，我们的国家一定早就显示出更加伟大的活力，我们的人民定将更加振奋、团结和发挥出无穷的聪明才智。
但是，可惜的是；“八大”刚刚开过，我们却没有完全按照“八大”的决议执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
从一九五七年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十年徘徊”。
“十年徘徊”是一种现象，而它的本质，就是在建设时期，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建设的客观实际结合的问题，实际上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两种思想观点的反复的严重较量。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艰巨任务摆在我们党的面前。
在这方面，我们缺乏经验，仍然需要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继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此时，毛泽东同志曾经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说明了我国主要矛盾已是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这是继“八大”以来，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在国际上震慑于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在国内震慑于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夸大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从而在实际的指导工作上，却完全违反了曾经经过全党讨论而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作出的正确结论，开展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这不仅错误地转移了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挫伤了广大群众、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到了一九五八年，又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更离开了我国当时的客观可能性，只从主观愿望出现，抛弃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跃进，追求一时无法实现的钢铁、粮食高指标；在生产关系上急于变革、急于过渡，追求形式上的“一大二公”和企图在条件远未成熟的时候，早日过渡到廉价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由于这种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空想，在实际工作上当然就掀起了“命令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等歪风。
为时不久，我们党就察觉到了这些在指导思想和在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进行了必要斗争，同时，正在寻找积极的补救措施。
一九五九年秋召开的庐山会议，原本也是以纠正左的错误为专题的，党内许多领导同志其中也包括彭德怀同志在内，都是按照这个专题来作积极准备的。
彭德怀同志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明确地指出这是我们党犯了左倾错误，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但是，他的这个正确的批评竟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于是以左为正，以正为右，错误地在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不仅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扼杀了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而且在经济建设上越反越左，发展成左倾路线性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政府的乘机逼债，造成了建国以来罕见的“三年困难”，引起了全国性的经济混乱。
撇开天灾和苏联逼债这些外在因素，那我们就不能不说，这“三年困难”正是我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所遭到的惩罚。
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党不得不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申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经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同志的努力，党提出了缩短战线、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条例和措施。
一九六二年初，党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号召发扬民主和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这一切说明：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思想路线又在我们党内占了上风。
从而给我们带来了从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国又重新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
十分可惜的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努力纠正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左倾路线性错误时，没有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从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上加以正本清源，总结经验教训，因此，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
相反，左倾错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还在继续发展。
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错误的理论观点。
而在实际思想上又是把一切阶级斗争都说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对抗性的矛盾”。
这就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结论。
一九六三年又在这种左倾理论观点的指导下开展了“四清”运动，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十分错误的概念。
所有这些，既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完全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错误的理论观点，不仅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而且为以后更加严重、更加长期的全面性错误，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终于给林彪、江青这些反革命集团留下了篡党夺权的缺口，酿成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空前的历史大悲剧。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就党的领导来说，实际上是左倾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
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是彻底破坏了马列主义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以被随心所欲的解释；党内、国内的形势，可以被任意作出主观主义的判断；现代迷信横行，党内民主匿迹，法纪不行，理论混乱，阶级斗争被不恰当地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发展到“阶级斗争万能论”的地步，于是“文化大革命”便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和思想指导下开始了。
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阴谋家、野心家，正是利用了这种占了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颠倒敌我、是非、善恶、煽动所谓大民主，实际上运动群众，“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使我们的大好河山投入了血腥的恐怖之中，全国人民遭到了一场空前的大浩劫。
当然，即使在这样险恶的条件下，我们广大群众和干部，尤其是象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以及其他许多死去的和幸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仍然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斗争。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四五”运动，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强烈仇恨，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执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扫除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我们党为恢复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创造了政治前提。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党还来不及从政治、思想到组织路线上正本清原，许多错误的东西还不能正确的认识和纠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在经济建设上贪多求全，不切实际的现象仍十分严重。
在组织上大量的冤假错案迟迟不平，甚至“四人帮”时期混进党和国家机关负有罪责者，仍然窃据要津，用现代迷信和人为制造的禁区来禁锢人们的头脑，束缚人们的手脚，借以抵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继续推行左倾路线。
于是，许多党内外的有识之士，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呼声，这呼声响彻云霄，震撼大地。
真正使我们党重新回到马列主义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轨道上来，是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重新肯定了延安整风以来在全党建立起来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根据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整；在党内党外发扬了民主，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使我们的“四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伟大胜利。
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
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才是我们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才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唯一正确道路。
但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得好并非易事。
在结合的道路上经常会遇到种种障碍，会出现反复和斗争。
总结我们党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必须依靠集体力量。
革命的实践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靠全党努力，单靠一个人或少数人是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所以能够从不懂怎么结合到逐步懂得结合，从结合一点二点到紧密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就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贯彻了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力量，集中了集体的智慧的结果。
可以说，没有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没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可能，就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建国以来所有的成就，其中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前欣欣向荣的局面。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破坏，个人权力过于集中，严重压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路线也就越来越偏离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轨道，终于为混进党内的少数反革命野心家所利用，酿成了一场大浩劫。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个人的作用只有植根于群众之中，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行事，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对人类作出贡献；如果一旦离了集体的智慧和群众的力量，违反了客观规律，那么不管他有多大的智能，也必将一事无成，甚至一败涂地。
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局限有缺点和不足的，就是无产阶级领袖也不例外。
每一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阶级和社会关系之中，他的思想、作风和品德必然会受到时代影响和民族传统的薰陶，加上各人的出身、经历、受教育的程度、年龄、身体状况、环境等等的限制，因而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就难免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已有的经验出发，就难免产生主观片面性。
在我们中国这样落后的经济关系中，在长期的农村生活和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出伟大功勋的老一代，永远是国家的瑰宝，但是在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缺乏对大工业生产的了解和实践，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如果不努力在这方面补上一课，那么，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时候，往往会从落后的生产关系出发，如用小生产的平均思想去理解共产主义，或者从自己原有的书本知识和经验中去寻找答案，这样势必得出错误的结论。
因此，探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正确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发挥群众的力量，依靠集体的智慧。
二、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凡事必须从中国的具体特点出发。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不和各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只能是抽象的、僵死的，也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定要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弄清楚中国的特殊性。
如果对中国的特点一知半解，或者以想当然来代替客观实际，那是肯定不能把理论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它们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都是以主观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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