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技术标准化研究的新视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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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技术标准化研究的新视角
文化研究-技术标准化研究的新视角
文化研究:
技术标准化研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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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技术标准化是现代社会鲜明的特征之一。
在既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中，技术标准呈现出“普遍”、“客观”或“公平”的面相，它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图腾，一种科学理性的象征。
本文针对既有研究进路的理论缺陷，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全新研究进路，并基于文化研究的理论特质，以RFID技术标准为例，尝试性地提出了基于文化研究视角的技术标准化研究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技术标准文化研究霸权主义
技术标准是对技术属性的某种界定，是技术产品的共同语言、技术参考、契约基础。
技术标准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人类社会很早就¨{现了技术标准，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就是一种技术标准化的行为。
随着启蒙主义运动的兴起和T业革命的勃发，技术标准逐渐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角落和每一制度层面，并演化为社会的一种普遍性逻辑。
一、从传统研究到文化研究
当谈到技术标准时，人们往往从经济学研究或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去分析和探讨。
经济学进路主要关注的是通过市场竞争如何形成事实标准以及标准相关的产权、贸易、市场等问题，主要采用技术经济史、技术管理、经济法、博弈论或演化经济学等研究方法。
社会学进路更多地利用STS（SelerlceTechnologyStudies）的研究视角，主要采用技术史、SST（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和ANT（Actor—NetworkThemy）等研究方法，以期说明技术标准是如何被建构的。
然而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给技术标准化研究积累了知识与洞见的同时，也给技术标准化构建了一种虚幻的假象。
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往往基于两方发达国家的立场，抑或假设技术标准是一种科学理性和进步合理的力量，因而技术标准展现给我们的是普遍的、客观的、公平的面相，甚至演化成一种图腾的力量。
技术标准变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图腾”：
技术标准（化）具有内存合理性，是一种科学与进步的象征，甚至成为一种普遍性与客观性的化身。
但是，技术标准的普遍性、客观性和公平性只是它呈现出来的美好的一面，我们不能因为它美好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的不合理之处或霸权主义的一面。
不少学者就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日本同志社三木光范教授激烈地批判了以科学、客观和普遍自居的现代度量标准米制体系，他认为米制体系并不符合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真正需要。
他进而指出当下技术标准的全球化不仅是去人性化的，而且也违背了自然性的要求。
冯（Feng）教授也通过转基因技术的案例提醒人们要清醒地认识技术标准具有霸权主义的一面。
他在转基因技术的案例中指出孟山都公司（Monsanto）正在推动一项来自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安全认可，如果它成功的话，那么它将拥有“全权委托”（CarteBlanche）的权力，将它的生物技术产品顺利地销售到全球各地。
可见，全面认识技术标准并不容易。
在当今技术标准在全球商业资本和政治逻辑的绞合作用下日益呈现出全球化、暗箱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传统研究进路愈来愈显得力不从心，它不足以揭示技术标准复杂的运行机制。
传统进路的不足召唤着新研究进路的诞生。
新进路力图将技术标准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以弥补传统进路的局限性，从而整体把握技术标准的真实本质及其复杂运行机制。
这种进路将技术标准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因而被称为文化研究进路。
文化研究进路强调对技术标准的理解需要参照其他价值。
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源自于西方语境下的技术标准往往并不是普遍价值的代表，它能洞察其背后隐藏着的两方利益集团的价值诉求，并强烈批评西方帝国主义把技术标准作为普遍价值和文化权威的霸权行为。
文化研究帮助我们揭开国际标准化制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权力”的面纱，能有力地揭示国际标准化制定过程中“权力”如何影响其他的弱势群体的行为，以及有利于人们认识特殊利益利用文化霸权潜移默化地影
调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温和的软力量进行支配的方式。
后殖民理论就是对这种新霸权主义的批判和抗争的理论。
后殖民理论的葛兰两关于“文化霸权”的论述是后殖民理论的学理基础之一。
葛兰西指出，“文化霸权”是以通过舆论宣传、意识形态灌输的手段，以实现既有秩序的“认同”而达到统治的隐蔽权力关系。
福柯的知识与权力、知识与话语的精辟分析也为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萨义德（Edwardw，Said）是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东方主义”的分析“开创了后殖民领域”，他不无裨益地指出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十九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
另外，文化研究是在特殊性的哲学立场上强调差异性和地方性。
文化研究是一种地方性的话语，反对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主张差异和复杂性。
文化研究是一种“边缘化”的视角，在地方性和局部性的立场上，揭示了局部的、地方的与全球的、普遍的之间的冲突，提供一种截然不同的洞察力和批判力。
基于特殊性哲学的文化研究类似于一门“差异文化政治学”。
在韦斯特（CornelWest）眼中，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以多样性和异样性的名义反抗单一性和一致性的普遍主义逻辑；依据具体性、个别性和特殊性去摈弃抽象性、笼统性和普遍性；通过突出偶然的、临时的、变数的、试探性的、活动的和变化的性质来进行历史化、具体化和多元化。
在这种差异性视野下，文化影响下的礼会制度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利的，相反，这种制度安排是出自于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社会阶级、种族群体、职业和男性群体的利益要求。
文化研究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品质使得它特别适合技术标准研究。
文化研究将技术标准放置于生活世界之中，让它自己讲述它的故事，从而不仅能把握技术标准的普遍、客观或公平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同时能揭示技术标准的不合理性或霸权主义的一面：
对于许多后发国家而言，技术标准并不是推动国际贸易，实现全球资本有效配置，促进全球经济分工与产业协作的工具，而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技术壁垒和产业壁垒；对于许多欠发达国家而言，技术标准不再是通过普遍化技术方案最大化推广商品，而仅仅是按照游戏规则支出大量的技术许可费；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标准并不意味着经济利益的更优配置，而是在不利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得到价值分配链的末端剩余。
可见，从某种角度而言，技术标准并没有使后发展国家技术落后的现状得到根本性的改观，不平等和贫穷也并没有得到消除，改变的只是不平等的方式以及差距的不断加剧与同化。
可以说，技术标准在文化研究中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型象，并还原了其原本的生态情景。
三、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技术标准化研究
相比于传统进路，技术标准的文化研究显得更有理论高度和分析的深度。
在新的视角巾，之前不L可见的一些特征将逐次浮现，之前尚未触及的-些话题也可以得到充分探讨。
在文化研究视角下，技术标准化研究的策略首先从多学科的背景展开，技术标准化作为一种文化活动，跳出了原有研究自然与社会的两元对立的局限，其关键就是利用描述的方式，展现技术标准化活动展开的自然和社会的情景，并基于地方性的视域揭示局部的、地方的与全球的、普遍的之间的冲突；其次，基于文化研究视角的技术标准化研究，需要把握技术标准化的整个生命周期，对技术标准的形成、演变、扩张直至消亡的生命周期的分析中，把握影响其演化的各种因素与力量；最后，基于文化研究的技术标准化研究，在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需要一种“介入”的力量——寻求地方性技术标准化的行动策略，即在技术标准化的生活世界中建构一个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全而支撑的行动者网络，并合理地利用建立利益转译机制、修辞手法等各种策略，为技术标准化提供一种思维方法、行动策略和反抗资源，并有效提升技术标准存在与演化的“合理性”、“合法性”的空间。
1，文化研究策略之一：
多学科背景下的作为文化活动的技术标准化
基于文化研究的视角，技术标准化是一种文化现象。
首先，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来看，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
一方面，技术必然地与文化纠缠在一起，密不可分。
技术是一种“精神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或“一种文化过程”。
技术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它的文化特征，它是文化的一种手段，甚至是“文化中活生生的一部分”。
其次，技术的存在、意义的赋予都表明了技术是一种文化活动：
①第一，技术不是根据它们本身而存在，而是与人和文化相联系才存在，人类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才与技术发生关系；②技术是在活动中即使用中才被赋予意义，技术活动过程的背景只是更大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③技术的意义取决于其活动背景，这也暗示着技术转移的成功与否与“文化迁移”的顺利与否直接相关，从而“对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技术的本质也必须结合西方文化的技术演进才能真正理解”。
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技术标准跳出了自然与社会的两元对立。
它告诉我们技术标准并不是纯粹自然的、科学的，我们不能仅仅从科学技术的层面理解它，使用它，而应该在更广阔的社会活动中使用它、理解它。
以RFID技术标准化为例，以此理解文化研究的视角是如何帮助我们洞察复杂的技术标准化行为。
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是当下全球最热门的技术之一，它已经广泛地应用到了军事国防、零售、交通物流、包装印刷、资产管理等各个领域，而且它潜在的全球市场非常庞大，并在不断地增长中。
在RFID技术标准制定领域，EPCGlobal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标准化组织之一，EPCGlobal不断地向ISO（同际标准化组织）施加影响，同时借助1SO的强大推广能力，力争使自己制定的标准成为广泛采用的国际标准。
在EPCGlobal影响下出台的国际RFID技术标准在欧美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在其社会活动中被赋予意义。
在欧美的文化情景中，通过RFID可以建构起一个“无处不在计算”（UbiquitousComputing）的社会（“Ubiqui—tous”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意是“神啊!
无处不在!
”）。
以零售巨头沃尔玛为首的企业首先推动的RFID的商业化运动，其最初的动机就是监视商品防止其丢失。
也正因为如此，欧美的不少消费者对于RFID和“无处不在计算”相当抵触，并组建了诸如“消费者反超市侵犯隐私组织”（CASPIAN），掀起了反对RFID侵犯隐私的抵抗运动。
然而，RFID技术标准在东方社会却体现出不同的技术诉求，同时又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
比如在日本，日本的神社信仰是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日本人并不畏惧神，并将“无处不在计算”的RFID技术想象为无处不在的神，编织了一个无缝隙的通讯网络，随时随地地帮助他们。
因此，日本更希望通过RFID技术的帮助，提高服务质量以及实现无处不在的通讯。
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坂村健指出，EPCGlobal的RFID技术及其标准完全是“美国式的思考方式”，对于“安全、安心为目的的技术情景并不合适”。
由此可见，当下在国际标准化舞台上发生的技术标准的博弈活动，我们不能将此仅仅理解为技术现象或经济现象，而是应该将之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的情景中加以考虑，进而进行“描述”，并基于地方性视域中揭示技术标准化在地方的、局部的与普遍的、全球的之间的张力，这就是基于文化研究视角的技术标准化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的策略或步骤。
2，文化研究策略之二：
在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分析技术标准的复杂演化过程
基于文化研究的视角，技术标准化是一个在复杂的生态环境中展开的特殊的科学技术活动。
这个生态环境是技术标准在其生命周期中演化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一个“生活世界”，一个包括物质环境、社会关系、以及各种知识的世界，技术标准化研究在描述技术标准的生存与演化的社会与自然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分析技术标准化的复杂的演化过程。
这个演化过程的分析，同样需要借助多学科的资源，关注不同事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交叉性，反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因素的分离，同时反对两者的同一化，主张在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弹性。
同样以RFID技术标准为例。
从对中国RFID技术标准化过程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技术标准演化过程的复杂性、曲折性与偶然性。
从2001年开始，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开始着手基于自主标准的新一代编码系统NPC的研究工作，2002年NPC实体运作公司中标公司以“全国产品统一代码管理中心”名义正式运营NPC标准项目，2003年2月，NPC正式成为中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但随着EPCGlobal于2004年向中国的渗透，NPC管理中心被撤销，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被叫停，NPC的运作实体中标公司被勒令停止工作，NPC标准体系最终陷入了全面瘫痪。
中国RFID技术标准的形塑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应该借助文化研究的视角将其放置于复杂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考量，在RFID技术标准的“生活世界”中进行观察。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物品编码中心技术部主任李建辉在接受《商务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讲到：
“虽然EPC在2003年11月才成立，但已经在美同经过多年的研发，并在实际商业需求的基础上经过无数次的测试和调整。
因此，从条形码可以顺利地过渡到EPC。
反过来看，NPC要与电子标签相结合，首先要有大量的基础研究，而且要有各种技术测试……NPC怎么样保证大多数企业都愿意放弃EPC而使用NPC呢?
如果让国内的企业放弃EPC而选择NPC，那么至少要保证NPC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系统，或者有技术上的先进性，但现在显然不是这样。
”
技术因素是形塑技术标准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虽看似具有客观理性、也具说服力。
然而，技术的因素也许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EPC体系与NPC体系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编码体系的竞争，两者编码的技术实现方式各异，在技术上并不能直接断言谁优谁劣。
时任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主任李忠海曾在内部会议上指出EPC体系取代NPC体系的原因：
“说到底还是个利益问题啊……条码每年有一点几个亿的收入……它是各个省的标准机构，是我们围家标准事业的救命稻草……因此技术监督局（指同家质监总局）把它看得很重，它们在两码服务过程当中得到了利益。
”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标准化研究院直属事业单位）是EPC在中国的唯一代理，因此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长期从EPC体系中获得不菲的稳定收益。
相对而言，由于NPC标准体系的运营实体并不是同家质监部门，质量监督部门从NPC标准上获得的收益并不如EPC标准体系那么可观。
一家NPC代理机构的广东代表处负责人曾对《商务周刊》记者讲到，NPC代码推广所遭遇的最大困难是来自各地质量监督部门的抵触。
中国RFID技术标准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不断演化过程。
以上案例只是选取了其中的片段进行了简单的描绘与分析，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技术标准是由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要素共同建构的产物，单一的技术的、或者社会的因素都无法决定技术标准的形成。
有鉴于此，当下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技术标准化活动，我们应该跳出静止的视域，而是借助文化研究的视角，存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中观察其如何与“生活世界”进行交互，从它的形成、演变、扩张直至消亡的整个演化过程中完整把握各种因素是如何形塑技术标准的，这就是基于文化研究视角的技术标准化研究的策略二。
3，文化研究策略之三：
在“介入”观指引下的技术标准化实践策略
基于文化研究的视角，技术标准是一种介入性活动，一种实践性活动，亦是一种策略性活动。
技术标准的执行或者说传播是地方性的知识向其他的地方扩展的一种现象，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过程，因而技术标准的传播过程也是技术对象和技术实践转移到新的实践情景中的过程。
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特殊的实践情景和旨趣相分离”。
究其实质，这个实践过程是对权力的巩固，使权力能够被拓展到新的网络中去。
基于文化研究的视角，标准化活动是一种策略性“介入”活动。
文化研究的使命是“使人们理解正存发生什么，提供思维方法、生存策略与反抗资源”，文化研究干预显示的最终目的是要构建或重构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
由此，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技术标准化研究的策略就是要求我们不仅仅去认识、批判技术标准化现象，更重要的是寻找技术标准化的具体实践策略，尤其是为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标准化路径提供实践指引与策略支持。
在文化研究的视角中，RFID技术标准的形成过程也是一种实践活动，一种策略性活动。
究其实质，EPC技术标准在中国的渗透，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向中国进行拓展的过程，是其巩固权力的一种行为。
这种行动策略也给中国RFID技术标准化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行动指引——编制行动者网络。
2005年11月，中国RFID产业联盟在北京正式成立。
中国RFID产业联盟的成立是中国RFID自主标准发展史上的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同自主标准开始意识到了必须突破孤立封闭式的发展路径。
除了经济上打造产业联盟，寻求政治上的支持也成为中国自主RFID技术标准化的行动策略。
在200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杨匡满等59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回复NPC推广应用工作的提议案。
2006年6月，中国15个部委联合制订的《中国RFID技术政策白皮书》的出台，白皮书指出，“要建立中国RFID技术自主创新体系，取得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2006年8月，信息产业部在递交给国务院的《信息产业部给国务院有关电子标签情况的汇报》中指出，“谁使用EPC标准，谁就把自己的信息资源控制权交给了EPCGlobal”。
2007年的全国政协会议，杨匡满等72位政协委员再次递交了《关于国家强制性标准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NPC）的推广应用工作必须立即恢复的再提议案》。
在这次关于NPC的第二次提议案中，签名代表联合提出，应该撤消关于废止了NPC国家标准的“国标委2005[29]号文”和所有限制NPC标准在我国推广实施的文件，尤其要撤消把中国NPC标准的施行工作交由美国EPC在华唯一代理——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统一管理的错误决定。
当欧美背景的EPC技术标准继续向中国渗透，当新的行动者（信息产业部、政协代表等）加入NPC自主标准的行动者网络之中，这意味着我国RFID技术标准的竞争还在持续进行中。
在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下，技术标准化是一个利益结盟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拓展相关节点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行动者网络之间的竞争过程。
谁的网络编织得更强壮且富有弹性，那么它的标准就更具有竞争力。
有鉴于此，文化研究的研究策略三就是为技术标准化寻找来自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全面支撑，不仅要合理利用各种科学技术资源作为必要的修辞手法，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多找朋友，而且要通过建构利益转译机制、打造产业链力量等策略多交盟友，进而打造一个强大的技术标准化的行动者网络。
由此可见，后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化竞争过程中，尤其需要文化研究新视角的关怀，在需求具体策略支持的指引下，打破发达国家所树立的种种门槛与壁垒，突破后发国家技术标准化的后发劣势，为国家利-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文化研究其实是一种哲学的立场，它拥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具有社会学的境界、政治学的视野、人类学的关怀。
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开放性、批判性、反抗性、地方性、差异性、实践性与策略性的理论品质能有效地弥补技术标准化既有进路的诸多缺陷。
本义尝试性地提出了文化研究新视角下，技术标准化研究的三个策略，在具体的自然和社会的情景中观察技术标准化，在地方性视域中分析其中的激烈冲突，在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中分析各种因素对其形塑和演化的影响，并最终提出技术标准化的新思维和行动策略，以期给当下技术标准化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和研究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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