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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化研究

∙赵敬侯迁都邯郸诸问题 

∙

∙作者：

孙继民

∙简介：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条称“赵始都邯郸”。

对于这个记载，历代学者多未提出异议，但也存在不同意见，或认为赵成侯时期始都邯郸，或认为赵肃侯时期始都邯郸。

对此，我们在《关于战国赵都城的几个问题》一节已经论证并得出结论：

赵敬侯迁都邯郸无庸置疑。

下面，我们再围绕与敬侯迁都邯郸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正于大家。

∙六、赵敬侯迁都邯郸诸问题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条称“赵始都邯郸”。

对于这个记载，历代学者多未提出异议，但也存在不同意见，或认为赵成侯时期始都邯郸，或认为赵肃侯时期始都邯郸。

对此，我们在《关于战国赵都城的几个问题》一节已经论证并得出结论：

赵敬侯迁都邯郸无庸置疑。

下面，我们再围绕与敬侯迁都邯郸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正于大家。

（一）自何地迁都邯郸

   赵简子、赵襄子时期的赵国政治中心在晋阳，赵敬侯以后在邯郸。

但襄子以后都城在何地，有何变化，自何地迁往邯郸，众说纷纭，意见不一。

《史记·赵世家》称赵献侯时都中牟。

但献侯一度被桓子赶走，桓子自立于代（今河北蔚县），一年之后就死了，国人复迎立献侯。

复辟之后的献侯是还居住中牟还是因袭于代，史无明文。

《赵世家》记赵烈侯曾责成相国（当时应称相邦）公仲连赐给郑人歌者田地，公仲连没有遵命，“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连终不与，乃称疾不朝。

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

相国和议政的朝廷都不在代，说明献侯复辟后的都城不在代。

《汉书·地理志》赵国邯郸县条说：

“赵敬侯自中牟徙此”。

《水经注·#（左水右曾）水》亦称：

沫水“东北流，迳中牟县故城，昔赵献侯自耿都此”。

河南郡中牟条又说：

“赵献侯自耿徙此”。

据此，赵献侯自耿迁都于中牟，又自中牟迁都于邯郸。

但《元和郡县志》卷一五磁州邯郸县却说：

“赵敬侯自立晋阳，始都邯郸”。

认为自晋阳迁至邯郸。

《元和郡县志》成书较晚，恐不可信，结合《史记·赵世家》和《汉书·地理志》，自中牟迁都邯郸比较可信（作为赵都的中牟并非西汉河南郡的中牟县，而是位于邯郸东南黄河北岸之间，详见《河北学刊》1986年所刊《战国赵都中牟琐见》和本书第二编。

）。

   根据以上诸节及本文研究，赵都迁移的顺序应是晋阳一一耿（邢）一一中牟（其中一年桓子立都于代）一一邯郸。

（二）赵都邯郸城的营建

   长期以来，多认为战国时期的邯郸城就是位于今市区西南的赵王城。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五邯郸条：

   邯郸城，（邯郸）县西南二

（一）十里。

春秋时卫邑，后属晋。

……志云：

旧城俗呼赵王城，雉堞犹存。

清嘉庆《一统志》卷三二广平府邯郸故城条称：

“邯郸故城在今邯郸县西南”。

民国本《邯郸县志》卷三《地理志》故城条：

   在今城西南八里许，俗呼为赵王城，今基址仅存，耕为民田。

然面积较今城大数倍，中有土埠，特高，俗传为殿廷之所，今犹呼为龙台云。

世传赵敬侯自中牟徙邯郸时居此。

   1940年，日本侵略军占领邯郸期间，曾组成以日人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小林知生、三木文雄、关野雄、岛田正郎，岛村孝三郎和中国人姚鉴、贾惠定为成员的邯郸调查团，从8月下旬起，对赵王城及梳妆楼、插箭岭等进行了为期一月的调查和发掘。

1954年，将这次调查和发掘的结果整理成文，发表了名为《邯郸》和副标题为《中国河北邯郸县赵都城址的发掘》一书。

在书中作者也认为赵王城即战国时期的赵都城。

   与上述观点不同，也有认为今市区所在就是战国时期的邯郸城。

乾隆本《邯郸县志》卷二《舆地志》古迹条称：

“旧志云赵都城当以今城之有丛台者为是，若世所传则赵有二都城矣”。

此处所谓“今城”指的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之前的邯郸县城，亦即今邯郸市区的城里一带。

从这条资料看，乾隆以前的旧县志曾主张赵都城即今市区的城里。

   实际上以上二说均不能成立。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对赵都王陵区、战国贵族墓葬区、汉代贵族墓葬区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和局部发掘工作。

60年代，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和邯郸市赵王城文物保管所联合对“赵王城”进行了全面调查钻探。

70年代初期，配合市内“人防”工程，考古工作者又对市区地表以下的战国及汉代文化层进行了大规模调查钻探。

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查、发掘和钻探，终于弄清了战国邯郸城的确切位置、规模和布局，揭开了罩在赵都邯郸城上的一层神秘面纱，从而得知战国邯郸是由作为官城的“赵王城”和作为廓城的“大北城”两大部分构成，原来被人认定为赵都城的“赵王城”或今市区的城里只不过各是战国邯郸城的一部分而已。

   作为战国赵都的邯郸城何时开始营建，史籍没有记载，推测应在赵敬侯元年（前386）或稍后。

我们知道，赵敬侯之前的赵候是他的叔父赵武公。

武公在位13年，如果武公在位时已开始营建邯郸城，不大可能在敬侯即位之初就恰巧建成并遂行迁都。

敬侯的父亲是赵烈侯，烈侯死后，传位于弟武公（即敬侯的叔父），是兄弟传位。

武公在位期间，未见赵国有什么重大政治变故，但他死后不久就接连发生了两大事件，一是“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一是“（赵）朝作乱，出奔魏”（均见《史记·赵世家》）。

请注意，《史记·赵世家》对赵敬侯即位的行文不同寻常，颇值得玩味。

通常情况，在记述传位、续位时往往作“某某卒，某某立”，而对赵敬侯则作“赵复立烈侯太子章”。

似乎敬侯即位本非武公初衷，而是群臣或宗室拥立。

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又引发出了“赵朝作乱”。

赵朝是武公之子，如果不是敬侯，理应由这位赵朝继承其父侯位，可以肯定赵朝作乱旨在同敬侯争夺侯位。

《史记·赵世家》记载极其简略，赵朝作乱既缀于笔端，想必是当时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由此推知赵国统治集团内部可能围绕着侯位继承问题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变乱。

当时赵国的都城尚在中牟（或晋阳），而迁都邯郸又是在赵朝作乱之后，因此进一步推测赵朝之乱不仅导致了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危机，可能也使中牟（或晋阳）这一自春秋以来的名都大邑遭到破坏。

都城中牟（或晋阳）的破坏恐怕是赵国君臣决定迁都邯郸的直接原因。

总而言之，战国邯郸城的营建应在赵敬侯元年（前386）或稍后。

（三）迁都邯郸的历史必然性

   迁都邯郸是邯郸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赵国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赵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迁都邯郸是赵国战略方针转变的需要。

赵简子、赵襄子时期，赵氏面临的主要敌人是晋国内部的公室以及可能成为潜在敌手的其他新贵族，赵氏发展的目标主要是夺取公室及其他贵族领地，换言之，赵氏的战略方针主要是通过同晋国内部新贵族的斗争扩大自己的疆域。

赵简子时期六卿灭祁氏和羊舌氏，四卿灭范氏和中行氏，赵襄子时期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可以说是这个战略方针的具体实施。

而赵都晋阳正是适应了这一战略方针的需要。

晋阳距其他贵族封邑较远，是赵氏稳定可靠的后方，所以每当危急时，赵简子、赵襄子的最后退路都是晋阳。

赵氏也的确是凭借晋阳挫败了最强大的对手智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晋国内部新旧贵族之间的斗争宣告结束，也标志着赵国正式加入了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

形势的改变，要求赵国必须制订一个以参与兼并战争，逐鹿中原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方针。

但要实施这一方针，就需要选择一个靠近中原，便于发展，拥有一定经济物质基础和优越地理位置的城市作为都城，因此迁都耿、中牟，最后定都邯郸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邯郸具备了成为都城的物质基础。

我们知道，春秋后期邯郸已是赵国东部地区的重要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推测邯郸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城市设施，城市人口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前500年，卫国曾贡赵氏500家于邯郸，如果以一家5口计算就有2500人，邯郸一次就能容纳安置500家，说明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都相当可观。

而且，邯郸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部，周围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传统的重要农业产区。

这样一种经济条件，使得赵国初年的邯郸已经可以提供各种手工业和农业产品，提供各种商业服务，具备了作为赵国政治中心的经济物质基础。

再次，邯郸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

恰好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同时又处于太行山八陉之一的滏口陉东连南北大道的交汇点。

这里背靠太行山，南临漳河水，地理位置重要，交通发达。

且靠近中原，邻接齐、魏，是“四战之地”，更是赵国积极进取中原，争衡天下，威胁齐魏的理想出发地和后勤供应基地，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战略地位。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曾领兵北击叛将陈豨，“至邯郸，喜曰：

（陈）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知其无能为也”（见《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

）。

这虽是西汉初年事，同样能说明战国时期邯郸地位的重要。

（本文原是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邯郸简史》的一节，收入本书时有增删修改。

作者孙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