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女性与南开的奥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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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国女性与南开的奥秘

一位外国女性与南开的奥秘

　　20世纪20年代，有一位身份奇特、见解深刻的外国女士，她对南开学校进行了深入地观察和精准的解析，然后给予极高评价，成为洞悉南开学校成功奥秘的人。

她的名字是露存。

　　露存究竟是一个什么多样的人呢？

以往学术界对她并不了解，对她的经历也并不十分清楚。

笔者最近在翻阅一本名为《心文》的著作时，对她才有所了解，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壹

　　据近代著名女报人、妇女运动领袖朱胡彬夏介绍，露存原籍波兰，长期在法国学习和生活。

她在巴黎大学虽然学习的是植物学，但是对语言文学却特别痴迷，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并有超凡的天赋和能力，熟练掌握并精通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等多国语言。

自从与来自中国的华通斋结婚之后，她便义无反顾地随丈夫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15年。

她不仅和丈夫生育了一子一女，而且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关心中国人民的疾苦，常常忧世愤俗，畅所欲言。

由于露存自幼生活在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因此对于中国政教风俗、人情心理的看法和议论，反而比中国人观察得更加仔细，得出的一些结论也更为公允，有些看法也比较透彻。

因此，朱胡彬夏与露存相识以后，便听她的言论，读她的著作，不禁为中国女同胞感到庆幸，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学习和效仿的样板。

“凡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女子，看到这样勤奋的女子，或许可以少一些自暴自弃，多一些自我振作，以便帮助百姓摆脱困厄，增加祖国的光荣。

天生我材必有用。

中国现在已经极其贫弱，凡是国民无论男女，都应当不计成败，努力各尽所能来拯救国家。

像露存女士这样的人，的确可以作为我们的模范。

”

　　透过朱胡彬夏的介绍，我们对露存的情况似乎可以略知一二。

那么露存又是怎样自我言说的呢？

她在为《心文》撰写的自序中写道：

　　我自从来到中国，就想以学校所学到的知识，贡献给这个维新的旧国度。

我抱着这个决心，跟随我的丈夫，从西方到了东方。

报效社会本来就有言与行两条途径。

行动的成效比较浅近，不如言论的影响来得久远。

言论最足以打动人心的莫如小说。

因此，我先写了《女博士》一书，后又写了《恋爱与义务》，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二本书还用中、英文分别刊行。

由于它们都受到读者的欢迎，我才想写第三本书来答谢大家。

　　为找寻华人自办事业的成绩究竟如何的答案，1923年10月露存趁着南开学校校庆纪念及其南开女中成立纪念大会的机会参观了整个学校。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旅行，由南开学校到天津市，汽车仅需行驶10分钟；乘坐火车从到京城，行驶超过3个小时。

然而就在这个地方，在她看来好像已经出了中国，又好像不在眼前的这个时代之中。

露存有点不敢相信，问自己“难道是真的在梦中吗？

”让她产生这种认知的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空气、精神和其他地方大不相同罢了”。

　　在露存的眼里，中国各地出现的混乱，就像刚刚经历一场狂风暴雨一样，庄稼花草，没有一样东西不被摧残。

只有一个地方超然于政治风潮之外，屹然不动，而且还天天进步，永无止境。

在自己的目力范围之内，她惊奇地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南开学校，也只有南开学校。

她甚至以为，这个经受住狂风暴雨考验的鲜花硕果，在世界上都罕见。

　　贰

　　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样，南开学校刚成立的时候，仅仅像一粒细粟，然而发芽滋长，终于开花结果，繁茂丰富。

露存不禁陷入沉思，到底是走上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南开学校才做到这一步的呢？

她觉得：

智与力是立国的根本，是一个民族用来抵抗其他民族的强大武器。

空洞的言辞、浮泛的学识都是没有益处的。

只有宏富而坚强的教育，培养出智力充足的人才，才是宝贵的。

露存看到南开学校朝气蓬勃的新青年，愈发感叹22年前老成持重的严范孙、王奎章等人功不可没。

　　饮水思源。

露存以为，创校之初，严范孙、王奎章每人每月二百两的捐款，作为个人而言不能说不大，况且连年累月，连续不断，经济负担是很重的。

可是，他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果敢、坚毅的精神，不是普通的社会公益慈善家可以等量齐观。

严范孙、王奎章是用一己之力，培养着国家民族的希望。

对此，露存由衷地发出感慨。

　　因为从京城赶到天津，是要出席南开学校校庆周年及其南开女中成立纪念大会，所以露存对各项纪念活动印象深刻。

在她看来，南开学校的校庆纪念开幕仪式，就与众不同，别开生面。

露存说：

　　开幕的礼节，我看得太多了，仪式大体相似。

达官贵人必定在邀请之列，其中也有人行善捐款，始摇铃，次演说，又继之以军乐。

演说无非是在成绩还未见到时就赞颂一番，军乐大体是由中国人来摆弄西洋乐器，演奏别国的音乐。

最终必定以照相来结束。

然后还要喝酒、饮茶以尽余兴。

此外就没有什么值得论述的了，只有散会而已。

这种老套，我已经屡见不鲜。

几度月圆月缺之后，要问这番轰轰烈烈的下文究竟如何，则有的说是奄奄一息，有的说是未生先死，还有的说生固偶然，死已长逝。

　　反观南开学校的纪念仪式，在开幕的时候，便不走寻常路。

露存记述道：

　　学生仅70多人，既没有娓娓动听的演说，也没有声振天地、有始无终的军乐，纪念照片当然也是有的，但只是寥寥几个人在一起照一下。

这几个人本来就是同心同德的，而且他们团结得就像铁链一样坚不可催。

今天偶尔有一两人断链撒手而去，那也只是虽身死而精神却长生不死，永世长存。

　　让露存更钦佩的是南开系列学校的总校长张伯苓说的一句话，“我只有一个头脑。

如果没有强健的肩膀，那么空有头脑又能有什么作为？

”作为一校之长的他并不贪功，而是把办学的成功归于喻鉴、华光霁、尹承纲、章辑五、孟琴襄、伉乃如、潘珍蕙、邱崇彦、张彭春等人的努力和贡献。

露存以为张伯苓的言行，不就是老子所说的“注重它的内容，不注重它的外表”，“质朴而不放肆，光亮而不耀眼”，“有所作为而不恃才傲物，取得成功而不退隐无为”这句话的意思吗？

做头脑的张伯苓校长把他的功劳归于臂膀，做臂膀的把他的功劳归于头脑，下面各级主管、主办人员也是这样。

南开学校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无是因?

樗?

是一个头脑、臂膀兼备的活人，并从细微、容易之处开始，所以才能成其大，成其难。

露存在比较中，进一步肯定了南开办学的成功：

事情无论大小难易，如果主事的人没有相当的才能，又不以全部精力始终投入其中，那么细小、容易的事情也都会没有一样能获得成功。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各地盛行的倾轧之风，在南开学校似乎也找不到踪迹。

在露存看来，倾轧的根源大体是为了争权夺利，而南开学校校长的义务多于权力。

翻看他的账簿，就会发现他的收入并不丰厚，还要为了学校的筹划建设煞费苦心。

既然无权可争，无利可夺，争夺不但没有益处反而只有害处。

这就是倾轧之风在南开学校得以避免的根本原因。

可谓风清而气正。

　　露存惊奇地发现：

南开学校教员、职工的酬劳并不多，中学大概从50到100多元，大学大概从80到200多元。

这种数目在诺大一个中国，在这样一个人人误以为豪富的中国，实在让人感到少之又少。

然而，它却是十足的现金，月月可以依靠的，使大家安居乐业，把全部的力量用在培养子弟的事业上。

当他们刚来的时候，早就知道要以教书育人为唯一职务，等到他们长期生活、工作下来，他们又知道误人子弟是最大的罪恶。

一切兼差的陋习，互相倾轧的坏风气，在别的地方屡见不鲜，在南开学校则始终不曾见到。

这又是通过什么办法达到的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露存对南开学校展开深度观察和分析：

兼差本来就是南开校规所禁止的；就是不禁止，也肯定没有人兼差。

　　这与其他别地方一般教员的精神状态形成巨大的反差。

露存分析道：

　　因为政府的贫穷已经到了末路，他们不得不四处奔走兼差。

一个地方没钱，或许还可以从第二个地方得到，第二个地方没钱，或许还可以从第三个地方得到，因此就必须在两个学校甚至三四个学校之间奔走。

当他兼差谋职还未成功时，他们当然需要结交应酬以便得到别人的赏识，等到他们谋职已经成功，他们仍然需要结交应酬以便取悦于人，这样不止一个地方，不止一个事后，无时无地不在结交应酬之中，工资的数目本来就不很多，而实际所获得的就更有限。

结果只剩得声衰力竭四个字。

精神和时间早已用尽，上课前自然没时间预备，上课时自然没东西可讲，到校必定迟到，离校必定早退。

这样一方面校长对他们不满意，另一方面学生又对他们不满意。

于是，他们既要争取校长的好感，又要争取学生的喜欢，责备首当其冲，而报酬却落在最后面。

虽说人人都喜欢领到高薪，妻子听到高兴，家人听到也高兴。

可是妻子、家人知道一家之主的辛苦吗？

忙于奔走，忙于结交应酬，苦于要工资，又苦于赊账或还账，劳苦已经达到极点了。

而校长、学生，还要在他们后面求全责备。

　　那么，其他地方的学校校长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他们地位更高，交际也更广，薪金的数目更大，而实际利益依然空空如也。

最为关键的是，他的地位全要看政局变化而定，如风中的火烛，如水中的浮萍，无时无刻看不到动摇的迹象。

手中简直必须常常拿着风雨表观测气候，明天有风或有雨，有雨如何避开它，有风又如何顺从它，日夜惶惶，在窥测风雨的这一办法中疲精劳神。

露存形象而客观地揭示出众多官立学校校长的窘况。

　　叁

　　至于南开学校的生活，大体上依靠私人的捐助。

因此，它不会被外界的险恶所拖累。

张伯苓校长引领着露存到各个厅堂参观，向她详细说明某舍为严氏最初所捐，某地为郑菊如先生所助，某地第一幢新校舍是靠徐菊人、严范孙、王奎章等人的巨款才造成的；军乐始于何时，乐器是严范孙、王奎章两先生所购；某舍是大学，是靠黎元洪总统、徐世昌总统的巨资以及李秀山督军的50万元造成的；某处是地矿科，是因李组绅先生提倡每年捐3万元而特设的；某处为科学馆，是靠美国罗氏基金团的15多万元，袁述之先母7万元、言仲远先夫人1000元得以建立的；此外，还有蔡虎臣、袁伯森、阎百川、陈秀峰、王子春、李炳麟、靳翼青、许静仁、金伯平、何庆成等人都先后捐助巨款。

拨助公款的还有卢木斋、陈小石、刘仲鲁、朱经田等人。

所有这些有捐资善举的人，有的?

活着，有的已经去世，但露存发觉学校中悬挂着他们的照片。

他们这些人不论是在铜像上，还是照片上的形象，似乎都面带笑容，欢乐无限。

露存推断他们快乐的原因是，为这些新一代青年人的智与力已经比上一代人有所提升，似乎已经收到脱胎换骨的奇效。

　　再说南开学校的学生，开始只有几个人，时间不长就迅速发展壮大到两千人。

更难能可贵的是，已经离校的学生都乐于回母校，和新生联络感情；已毕业或留洋归来的老学生也愿回母校助其一臂之力，新老学生、师兄弟之间的感情也仍然融洽，先后如出一辙。

校长对于新旧子弟以及教职员的殷勤，也无时不溢于言表，彼此俱为一体。

有互助的精神，有持久的精神，又有互相谅解的精神，这样就是想要一事无成，可以做得到吗？

南开学校培养的学生不仅有才能，而且还具备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在露存眼里，养成才能与陶铸精神谈何容易。

人不是都有才能的，人也不是都具备精神的，才能与精神又常常不相伴随。

所以世上的事，有的朝荣夕萎，有的方成旋败，也有的先败而后成。

孔子说：

“为政在人。

”成与败全系于人。

而人以才能和精神的高度统一为归宿，也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谈到南开学校，露存特别强调：

希望不要忽视这天然的公理。

她对南开学校的推崇溢于言表，也达到相当的深度。

　　露存从南开学校的发展中看到了前途和希望，进而提出中国人可以独立兴办事业，并取得成就的观点。

她常常听外国人说，中国人独立兴办的事业要是没有外国人帮助，十有八九不能成功，或成功而破费很大。

对此，露存并不赞成。

她明确指出：

看看南开，这种话就一点都不可信了。

南开的费用和成绩构成相当的比例是来自中国人自己，说到来自国外的帮助，200名教职员工中只有2名外籍教员。

照此看来，我们中国人独立兴办的事业，怎么会没有成就呢？

怎么会浪费呢？

虽然说近年来北京方面的学校十之八九不能令人满意，比较而言，外国人办的学校比中国人办的学校要好。

因此外国人的话也不是完全不对。

但是，露存态度坚决地表示：

我不为他们的话并非不对而高兴，我是为他们的话不能全信感到很高兴。

其中的关键在一个人字。

南开学校的成功既让她坚定了信心，也使她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于是，她在最后表达了这样的期望：

　　愿当今世上的人对这个字有一个深切的理解，产生一个重大的觉悟，得到这个关键就会事无不成，失去这个关键就会无事不败。

难道只是兴办学校才是这样吗？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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