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论语译注》注释方法与注释原则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docx
《杨伯峻《论语译注》注释方法与注释原则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杨伯峻《论语译注》注释方法与注释原则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杨伯峻《论语译注》注释方法与注释原则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
杨伯峻《论语译注》注释方法与注释原则-汉语言文学论文-语言学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儒家经典经久不衰、永恒流淌的生命力,固然与其自身巨大的、思想、伦理、文化价值密切相关,无疑亦与其琳琅满目的注疏文本紧紧关联。
正是一代代博学鸿儒皓首穷经、爬罗剔抉,不断超越时代的差异,对接远古前贤的经典原意,才使得儒家学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纵观两千多年的《论语》诠释,大多笼罩在经学视域,落实到改制图新和科举仕进,催生出章句体、训诂体、义疏体、集注体等文本形态。
进入二十世纪,经过辛亥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末代被了,漫长的封建统治结束了,文言的正统地位亦被白话所,《论语》的注疏目标、方法、语体等必须做出与时俱进的调适和改进。
面对一个新的时代,杨伯峻敏锐地发现时代的变化、制度的新生、语体的转变,传统学术无疑需要作出适应时代发展的嬗变和转型。
从古籍整理及文化传承的高度,他以《论语译注》为切入口,实践着他的学术追求和文化理想,将普及和提高作为《论语译注》的著述目标,大胆探索,打破常规,构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颖框架与图式。
杨伯峻《论语译注例言》第一条云:
在本书中,著者的企图是:
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
同时,有许多读者想藉自学的方式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本书也能起一些阶梯作用。
杨伯峻《论语译注》之主体无疑是译文和注释,且主体中的注释部分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注释直接为翻译服务,决定着翻译的质量和水平。
面对崭新的语体、语境,杨氏紧紧围绕普及与提高的著述目标,突破两千多年的注疏传统,积极探索适应建国后译注体文本形态的注释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注疏特点。
一
杨伯峻《论语译注》自觉改进传统注释方法。
经学文本不同于文学文本。
二者在文本形态、文本内容、文本价值、诠释目的等方面不同的特点,决定其不同的诠释手段和诠释方法。
两千多年的经学诠释实践,铸造了经学文本独具个性的诠释方法。
杨氏之注释在基本沿用传统注释方法时并不墨守僵化,能够自觉结合时代特点予以超越和突破。
经内互证。
杨氏对《论语》文本了然于心,注经时能够在经内左右逢源,信手拈来。
如《为政篇》第10章视其所以,察其所由,注所由时云:
由,由此行的意思。
《学而篇第一》的小大由之,《雍也篇第六》的行不由径,《泰伯篇第八》的民可使由之的由都如此解。
所由是指所从由的道路,因此我用方式方法来译述。
又如《里仁篇》第26章子游曰:
事君数,斯辱矣,注数时云:
密,屡屡。
这里依上下文意译为烦琐。
《颜渊篇第十二》说:
子贡问友。
子曰: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也正是这个道理。
再如《卫灵公篇》第28章子曰: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注释必察焉时云:
《子路篇》有这样一段:
子贡问曰:
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
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曰:
未可也。
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可以和这段话互相发明。
经内互证,不但可以在理解经义时举一反三,互相发明,还可以为更直接透彻地理解经义提供支撑与佐证,增强说服力和可信性。
以经证经。
杨氏在经内互证时,还大量运用以他经证本经的方法。
如《为政篇》第3章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注格时云:
这个字的意义本来很多,在这里有把它解为来的,也有解为至的,还有解为正的,更有写作恪,解为敬的。
这些不同的讲解都未必符合孔子原意。
《礼记缁衣篇》:
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
这话可以看作孔子此言的最早注释,较为可信。
注释《为政篇》第8章色难时曰:
这句话有两说,一说是儿子侍奉父母时的容色。
《礼记祭义篇》说:
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可以做这两个字的注脚。
另一说是侍奉父母的容色,后汉的经学家包咸、马融都如此说。
但是,若原意是如此的话,应该说为侍色为难,不该简单地说为色难,因之我不采取。
《里仁篇》第25章注释子曰:
德不孤,必有邻时曰:
《易系辞上》说: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又《乾文言》说:
子曰: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这都可以作为德不孤的解释。
以经证经,充分说明了儒家原典的相互关联,增强了经义的权威性。
值得注意的是,杨氏之注释中除《子罕篇》第17章注不舍昼夜之舍时,认为《孟子离娄下》、《荀子宥坐篇》、《春秋繁露山川颂》之阐发,很难说是孔子本意外,其余凡以经证经时,盖尊奉经典,足见其尊经崇圣之倾向。
以史证经。
杨氏注释量运用《春秋》、《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和《荀子》、《韩非子》、《老子》等诸子著作及历代《论语》注疏成果阐述经义。
如注释《尧曰篇》第1章谨权量,审法度时曰:
权就是量轻重的衡量,量就是容量,度就是长度。
法度不是法律制度之意。
《史记秦始皇本纪》和秦权、秦量的刻辞中都有法度一词,都是指长度的分、寸、尺、丈、引而言。
所以谨权量,审法度两句只是齐一度量衡一个意思。
杨氏对史料十分熟悉,注释《宪问篇》第9章子西时考出,春秋时有三个子西。
一是郑国的公孙夏,二是楚国的斗宜申,三是楚国的公子申。
而文本中问及的当是公孙夏。
杨氏结合史书及有关注疏对孔门弟子的年龄做出了纠偏。
如樊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其小孔子三十六岁,而《孔子家语》作小四十六岁。
杨氏从《左传》哀公十一年所记载的樊迟的事考之,认为史记的三系亖（古四字）之误。
再如,颜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其小孔子三十岁,杨氏根据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和崔适《论语足征记》的考证以及《孔子家语》的记载,认为《史记》的三十应为四十之误,颜渊实比孔子小四十岁。
杨氏尽管沿用了传统的注释方法,但认真阅读审视其注释文字,却不难发现其在实践中的变化和突破。
一是有所选择,简洁明快。
即注释服务于翻译,服务于理解经义,并不盲目注释。
著者所注意的是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考证,目的是为理解经义提供方便,故在注释时不枝蔓、不铺垫、不饾饤,做到抓住重点,要点不烦。
二是围绕经文,指点经义。
即对理解经文的关键字词句加注后,常常回到段旨或章意予以指点或强调,引导读者加深对经义的理解。
如《子张篇》第18章对孟庄子注释后,直接指点章意这一章可以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结合来看。
注释《宪问篇》第1章克、伐、怨、不行焉,可以为仁矣?
时曰这句从形式上看应是肯定句,但从上下文看,实际应是疑问句,不过疑问只从说话者的语势来表示,不借助于别的表达形式而已。
最后强调这一段可以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互相发明。
再如,对《学而篇》人不知而不愠句注释后,特别指出这一句和《宪问篇》的君子病无能焉,不患人之不己知也的精神相同。
三是引白话注经。
在杨氏注释中,出现了不少耳目一新的口语俗话。
如所以这习字以讲为实习为好。
这种说法我嫌牵强,所以仍照一般的解释。
入室犹如今天的俗语到家。
我们说,这个人的学问到家了,正是表示他的学问极好。
不过这一省略,可把我们迷糊了。
杨氏的注文中,还融合了当时的新词。
如领导县长总管、主食、副食、面食,宫墙犹如今天的围墙等,皆通俗易懂,富有时代气息。
凡此探索,皆围绕不纠缠于考据的原则及普及与提高的目标。
二
杨伯峻《论语译注》坚持实事求是的注释原则。
首先,杨氏实事求是之原则,可从其追求经文原意得到最充分的证明。
如《为政篇》注思无邪时认为思无邪一语本是《诗经鲁颂駉篇》之文,孔子借它来评论所有诗篇。
思字在《駉篇》本是无义的语首词,孔子引用它却当思想解,自是断章取义。
最后指出俞樾《曲园杂纂说项》说这也是语辞,恐不合孔子原意。
又如注君子、小人时,认为孔子原意不得而知,指出汉代经师的注解（董仲舒）,不必过信。
杨氏认为,经学史上对《论语》词句的不同讲解,原因有二。
一方面是古今人物断章取义的结果。
断章取义固然实在难以避免,且亦不必这种做法,但切不可将其当做《论语》的本义。
另一方面,更有许多是由于解释《论语》者立意求高的结果。
杨氏举例证之:
金人王若虚在其所著《滹南遗老集》卷五中说: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或训焉为何,而属之下句。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或读不为否而属之上句（著者按:
当云另成一读）。
意圣人至谦,必不肯言人之莫己若;圣人至仁,必不贱畜而无所恤也。
义理之是非姑置勿论,且道世之为文者有如此语法乎?
故凡解经,其论虽高,而于文势语法不顺者亦未可遽从,况未高乎?
杨氏对上述意见非常同意,确立的注释方针是不炫博,不矜奇,对立意求高之论,一概不加论列。
充分体现出凿高之论,追求孔子原意的实事求是精神。
其次,杨氏实事求是之原则,亦可在对《论语》诠释歧见之态度中体现出来。
学术史上,因经典原意之难以企及,因六经注我之主观发挥,导致《论语》经文常常有两三种乃至十多种不同解释。
杨氏对于这些不同歧见,并不枝蔓罗列,而是精心筛选,做到能疑则疑,不能疑则存,当断则断,不能断则备。
如注《里仁篇》第1章里仁为美。
择不处仁,焉得知?
时云:
这一段话,究竟孔子是单纯地指择居而言呢,还是泛指,择邻、择业、择友等等都包括在内呢?
我们已经不敢肯定。
《述而篇》第31章注陈司败时,云:
人名。
有人说司败是官名,也有人说是人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今天已经无法知道。
对待歧见,不敢肯定处不大胆断定,无法知道时不妄加猜测。
有时,杨氏对有关异说采取兼采包容之态度。
如《为政篇》第8章注先生、弟子时云刘台拱《论语骈枝》云:
《论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谓门人。
言先生者二,皆谓年长者。
马融说:
先生谓父兄也。
亦通。
注《为政篇》第15章殆时,指出《论语》的殆有两个意义,即当疑惑解,当危险解。
认为这里两个意义都讲得过去。
对这些并不导致经义龃龉或乖戾的不同经解,实事求是地予以包容兼采,能够拓展经义空间。
此外,杨氏对不同歧见还采取呈现诸说、诸说取一说、诸说质疑一说、诸说的方式。
《乡党篇》第8章注变食时指出,变食的内容,古人有三种说法。
将三种关于变食的不同解释予以呈现后,未加评判,不作选择。
《微子篇》第7章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时,在丈人说自己、丈人责子路两说中从后说。
《宪问篇》第44章注阙党时案云:
顾氏（顾炎武）此说很对,并在括号内标明阎若璩《四书释地》的驳论不对。
《八佾篇》第1章注季氏时,认为《韩诗外传》、马融《注》等解释恐皆不足信。
《学而篇》第12章注有所不行句时,认为皇侃《义疏》的句读值得考虑,但把和解释为音乐,且将小大由之的之理解为礼,都觉牵强。
凡此等等,杨氏游刃于各种复杂的情境中,均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体现出不拘执、不僵化、不妄测的理性客观态度。
再次,杨氏实事求是之原则,还在其对朱熹《论语集注》的态度中得以昭示。
《论语译注》初成于1958年,由于历史之局限,杨氏认为朱熹他究竟是个唯心主义者,也有意地利用《论语》的注释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因之不少主观片面的说法。
而且,他那时的考据之学、训诂之学的水平远不及后代,所以必须纠正的地方很多。
更何况他这本书给后代的影响特别大,至今还有许多人积非成是,深信不疑。
因此,在某些关节处,杨氏对其错误说法,不能不稍加驳正。
以上引文均出自杨氏《论语译注例言》,从这些引言中似乎看出杨氏对朱注主要采取驳正态度,然从其实际注释看,则当非则非,当从则从。
如《学而篇》第1章注学而时习之时,赞同王肃解时为以时,即在一定的时候或在适当的时候的意思。
指出朱熹的《论语集注》把它解为时常,批评其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
然对《为政篇》第9章退而省其私理解,译文中为等他退回去自己研究,即颜回自己省私,注释中则点明朱熹的《集注》以为孔子退而省颜回的私,则见其日用动静语默之间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说也可通。
而注《里仁篇》第10章适莫时,先罗列了两种说法,均未采纳。
最后强调我则用朱熹《集注》的说法。
注《雍也篇》第2章简字时,指出《说苑》之说不妥,认为朱熹以为简之所以可,在于事不烦而民不扰,颇有道理。
杨氏甚至对朱熹有关解释加以补证,如注《学而篇》第13章复时,先引《左传》僖公九年荀息说:
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复言而爱身乎?
又哀公十六年叶公说:
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
这复言都是实践诺言之义。
在此基础上指出《论语》此义当同于此。
紧接着点明朱熹《集注》云:
复,践言也。
但未举论证,因之后代训诂家多有疑之者。
童第德先生为我举出《左传》为证,足补古今字书之所未及。
今考《论语译注》之所有注释,直接点明朱注者共21处。
其中明言从朱注者11处（含补朱注者2处）,备朱注者7处,非朱注者3处。
其主观命意与实践态势的疏离,盖由其不主一家、实事求是的胸襟决定。
三
杨伯峻《论语译注》重视诠释的论证和发现。
杨氏在《论语译注例言》中云:
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据,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的考证中提炼出来的。
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
结论固然简单,得来却不容易。
为便于读者查究,有时注明出处,有时略举参考书籍,有时也稍加论证。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杨氏凭借自身深厚的小学文献学修养,做到虽不纠缠于考据,却精于考据,且在穿越古今学者研究成果时能够稍加论证;杨氏缘于推陈出新的强烈驱动,追求从深入细致的考证中揭示规律,在爬梳剔抉的千虑中强调一得。
《论语》毕竟是远古时代的经典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语言的流变、语境的消失,由于汉语语言的丰富性、模糊性,常导致同一经文产生不同乃至相去甚远的解读。
注释时如何取舍?
如何判断?
杨氏不是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作出简要的分析论证,以增加说服力和可信性。
如《学而篇》注习,一般人把习解为温习,但在古书中,它还有实习、演习的意义,如《礼记射义》的习礼乐、习射。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
这一习字,更是演习的意思。
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生活密切结合。
像礼（包括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这些,尤其非演习、实习不可。
所以这习字以讲为实习为好。
同篇注人不知时云:
这一句,知下没有宾语,人家不知道什么呢?
当时因为有说话的实际语境,不需要说出便可以了解,所以未给说出。
这却给后人留下一个谜。
有人说,这一句是接上一句说的,从远方来的朋友向我求教,我告诉他,他还不懂,我却不怨恨。
这样,人不知是人家不知道我所讲述的了。
这种说法我嫌牵强,所以仍照一般的解释。
以上二例中,何以将习理解为实习?
何以认为知之宾语为我,而不是我所讲述的?
杨氏用简明的语言作了清晰的阐释,令人信服。
杨氏注解中不乏高屋建瓴之见解,时常从众多材料中进行总结性的揭示。
这一方面表现在其对古汉语词法、句法规律的深入了解、高度把握。
如注《为政篇》第19章错诸枉时云:
一般人把它解为废置,说是废置那些的人（把诸字解为众）。
这种解法和古汉语语法规律不相符。
注《述而篇》第11章子行三军时云:
行字古人用得很活,行军犹言行师。
《易经谦卦上六》云:
利用行师征邑国,又《复卦上六》:
用行师终有大败,行师似有出兵之意。
这种活用,一直到中古都如此。
注《学而篇》第6章仁时云:
仁即仁人,和《雍也篇》的井有仁焉的仁一样。
古代的词汇经常运用这样一种规律:
用某一具体人和事物的性质、特征甚至原料来代表那一具体的人和事物。
这些都是对古汉语语法规律的准确揭示。
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对《论语》经文的透彻理解和宏观把握。
如《论语》的君子有时指有位之人,有时指有德之人。
但有的地方究竟是指有位者,还是指有德者,很难分别。
《论语》的约字不外两个意义:
穷困,约束。
至于节俭的意义,虽然已见于荀子,却未必适用于这里。
《论语》中的士,有时指有一定修养的人,如士志于道的士。
有时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如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以谓士矣的士。
这样的解释启人心智,催人思索,有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之效应。
杨氏注经追求千虑之一得,时有独特之新见。
如关于《子罕篇》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句,《论语》文本中言利、命较少,然言仁最多,可为什么还说孔子罕言呢?
由此生出多种解释。
杨氏曰:
我则以为《论语》中讲仁虽多,但是一方面多半是和别人问答之词,另一方面,仁又是孔门的最高道德标准,正因为少谈,孔子偶一谈到,便有记载。
不能以记载的多便推论孔子谈得也多。
孔子平生所言,自然千万倍于《论语》所记载的,《论语》出现孔子论仁之处若用来和所有孔子平生之言相比,可能还是少的。
诸家之说未免对于《论语》一书过于拘泥,恐怕不与当时事实相符。
再如《颜渊篇》第5章之司马牛,自来的注释家都说这个司马牛就是宋国桓魋的兄弟,认为其事见于《左传》哀公十四年。
如何晏《论语注疏》引孔安国曰牛,宋人,弟子司马犁,牛兄桓魋将为乱,牛自宋来学,常忧惧,故孔子解之。
朱熹《论语集注》亦曰司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
现代学者蒋伯潜先生也认为司马牛,孔子弟子,就是宋国桓魋之弟。
但杨氏认为,孔子的学生司马牛和宋国桓魋的弟弟司马牛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难于混为一谈。
他指出:
第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既不说这一个司马牛是宋人,更没有把《左传》上司马牛的事情记载上去,太史公如果看到了这类史料而不采取,可见他是把两个司马牛作不同的人看待的。
第二,说《论语》的司马牛就是《左传》的司马牛者始于孔安国。
孔安国又说司马牛名犂,又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司马牛名耕的不同。
如果孔安国之言有所本,那么,原本就有两个司马牛,一个名耕,孔子弟子;一个名犂,桓魋之弟。
同样在注《公冶长篇》左丘明时,他明确道:
这一问题,经过很多人的研究,我则以为下面的两点结论是可以肯定的:
（甲）《国语》和《左传》的作者不是一人;（乙）两书都不可能是和孔子同时甚或较早于孔子的左丘明所作。
上述之见解,皆人所罕言,新颖独特。
这些新见,诚如杨先生所言结论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经历了细致深入的考证过程。
在具体的呈现形式上,有的是结论性的,较为概括;有的是推论性的,较为具体。
出于面向一般读者的对象考虑,杨氏注释中对考据过程较少罗列,但有时亦展示其通过具体史料深入考证之一得。
如注三归:
三归的解释还有:
（甲）国君一娶三女,管仲也娶了三国之女（《集解》引包咸说,皇侃《义疏》等）;（乙）三处家庭（俞樾《群经平议》）;（丙）地名,管仲的采邑（梁玉绳《瞥记》）;（丁）藏泉币的府库（武亿《群经义证》）。
我认为这些解释都不正确。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一《释三归》云:
此盖《管子》九府轻重之法,当就《管子》书求之。
《山至数篇》曰,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
三归之名,实本于此。
是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
桓公既霸,遂以赏管仲。
《汉书地理志》、《食货志》并云,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民,身在陪臣,而取三归。
其言较然明显。
《韩非子》云:
使子有三归之家,《说苑》作赏之市租。
三归之为市租,汉世儒者犹能明之,此一证也。
《晏子春秋》辞三归之赏,而云厚受赏以伤国民之义,其取之民无疑也,此又一证也。
这一说法很有道理。
我还再举两个间接证据。
甲:
《战国策》一说:
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
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
似亦以三归为市租。
乙: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令曰: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
亦以管仲不是清廉之士,当指三归。
杨氏先列出其他义解并加以,再从《养知书屋文集》、《汉书》考出三归之出处及义解,然后引《韩非子》、《说苑》证之,引《晏子春秋》再证。
仍然不肯罢休,又引《战国策》、《三国志》分别予以间接论证。
真可谓证据凿凿,波澜迭起,捭阖纵横,令人信服,对《论语》诵习提高者无疑具有范式意义。
杨氏之一得,果断、自信、富有创见,源于其丰厚的积累,深入的考据,精辟的论证。
四
综上可知,杨氏之注释紧紧围绕普及与提高之目标,采用了不同于古代的注释体例,不纠缠于考据,不炫博,不矜奇,不自是,不遗美,尊重传统,实事求是,且能有所发见。
杨伯峻独具一格的注释特点,源于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此从论语词典之一隅即可窥见。
杨氏幼时由祖父亲自授读古书,又先后师从其叔父杨树达和黄侃两位大家,文献学和语言学造诣很高,早在1936年就出版了著作《中国文法语文通解》,1956年又出版了《文言语法》。
在撰述《论语译注》之前,杨氏还曾经对《论语》的每一字、每一词做过研究,编著有论语词典一稿。
其意在尽可能地弄清《论语》本文每字每词的涵义,译注才有把握。
这样细致深入的准备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译注完稿后,采纳吕叔湘先生的建议,将其拟废弃的词典,加以整理附于译注之后。
其详于注释者,词典仅略言之;注释未备者,词典便补充之。
词典与注释交相为用,相辅相成,为读者阅读或研究《论语》及其中词的用法提供了方便。
杨氏花费大量心血编撰《论语》词典,使其十分熟悉《论语》词法、句法规律,在经文注释时能够融会贯通,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如注攻乎异端章之攻时云:
论语共用四次攻字,像《先进篇》的小子鸣鼓而攻之,《颜渊篇》的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的三个攻字都当攻击解,这里也不应例外。
很多人却把它解为治学的治。
再如,注《乡党篇》入公门,鞠躬如也时指出:
这鞠躬两字不能当曲身讲。
这是双声字,用以形容谨慎恭敬的样子。
《论语》所有□□如的区别词（区别词是形容词、副词的合称）,都不用动词结构。
这样的注释,比比皆是,既有微观的审察,又有宏观的结论,既有定量的统计,又有定性的分析。
其充满自信的论析、富有高度的断语,源自辛勤编制词典打下的基础,积淀的底气。
杨氏曾居家与其学生尝桔论道。
屈原《桔颂》中的桔当为南桔,古代湖南特产,俗称大红袍。
但由于几千年一贯制,品种退化,存在果小、味淡、籽多的缺点,已经面临淘汰的局面。
而当时流行的是蜜桔而非南桔,是引进的外来优良品种,它色泽橙黄或浅红,皮薄圆润、肉嫩无渣、汁多爽口、甜味浓郁,吃来沁人心脾,回味无穷。
杨由此引发感慨:
任何事物,都不应固守旧的东西,不思改进,抱残守阙,那是没有出路的;而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革故鼎新,学习外来好的东西,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才有广阔的前途。
桔子发展的历史是这样,我们办事情、做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咧!
是的,杨氏这种强烈的创新精神,驱使他在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全新的读者群时,不固守两千多年的《论语》注疏传统,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杨先生的实践及其成果,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挖掘与当代转型,对于今天的文化发展与文化繁荣,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无疑具有启迪意义和参照价值。
当然,由于时代、认识的局限,《论语译注》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但白璧微瑕,杨氏的《论语译注》依然被公认为当代的《论语》读本之一。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