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研究《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之十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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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研究《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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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参考资料
2013年12月6日
第60期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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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分析
----《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之十一
摘要：
本文对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产业非农化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领先和带动作用，而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而言，我国的城镇化明显滞后；城镇化滞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是非农就业不能充分转化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本应该通过非农产业发展成为城镇居民的人口，受到现有财税、土地、户籍、住房及社会保障福利等制度方面的限制，部分人群长期成为在城镇就业而居住在农村的“候鸟型”人群，削弱了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拉动力。
为此，本文提出三项建议：
一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城镇化发展动力；二是加强要素聚集，强化产业升级，提升工业化发展活力；三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工业化和城镇化互相依赖、互相作用，工业化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方式，将生产中心与商业贸易中心聚集于城镇，并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城镇成为人类的主要聚居区和社会活动中心。
可以说，工业化是城镇化的诱导，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如何定量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明确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影响机制，不但对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具有很重要作用，而且对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人口规模与地域规模不断扩大的一种自然的社会和历史过程。
城镇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镇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经济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通常选择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工业化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日益占居主导地位，一系列基本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从而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不断转变的过程。
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因此，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有三个方面的选择：
其一是通常直接使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即工业化率指标；其二，由于工业化同时是产业化的过程，因此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及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来反映工业化水平。
其三，由于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工业在促进和吸引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本文还采用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非农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两个指标，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重要参照系。
一、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率从1952年的12.5%提升到2012年的52.6%，工业化率从17.6%提升到38.5%。
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轨迹看，二者关系呈现先紧后松现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52-1960年第一个快速增长期
1952-1960年，我国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期，工业化率从17.6%提高到39%，城镇化率从12.5%提高到19.7%，均达到第一个峰值。
特别是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工业化率提高13.7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4.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水平比1952-1960年平均提高水平分别高出1.9和0.53个百分点。
但这种冒进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失衡埋下隐患，导致了工业的长时期调整和城镇发展的停滞。
（二）1961-1978年调整期
1961-1978年，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经历了一轮调整期。
工业化率在1962年和1968年再次跌至28.3%，1978年达到第二个高峰为44.1%。
城镇化率也由1960年的19.7%跌至1963年的16.8%和1972年的17.1%。
其间，城乡户籍制度、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政策措施，对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三）1979-至今，工业化稳定期和城镇化的加速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体系逐步完备，第三产业也快速发展，工业化进入了稳定发展期。
期间，工业化率基本稳定在40%左右。
以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进城为主要推动力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1979年的19.0%提升至2012年的52.6%，与非农产业的变动走势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图1全国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
陕西与全国的历程大致保持一致，2000年以后，陕西城镇化呈加速发展态势，特别是2011年以来开始实施的陕南、陕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采取向城镇靠拢方式，借助现有城镇较为完善的设施和就业便利，促进了城镇化发展。
2012年我省移民搬迁拉动全省城镇化率提高0.37个百分点。
同时启动的重点示范镇、旅游古镇建设及重点县城建设，成为陕西城镇化建设的另一有力助推器，拉动城镇化率提高0.11个百分点。
截止2012年，陕西城镇化率达到50.02%，比2011年提高2.72个百分点，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图2陕西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
二、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的测度
相关文献研究显示，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定量测度方法主要有：
一是利用皮尔森相关关系测定城镇化与工业化指标间的相关程度；二是利用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H.Chenery）和塞尔奎因（M.Syrquin）在《发展的型式：
1950-1970》中对城镇化和工业化阶段的关系判断标准进行测量；三是利用国际上常用的IU和NU比来测度城镇化和工业化关系。
以下将利用上述三种方法，对全国和陕西城镇化和工业化关系进行定量测度。
（一）城镇化与工业化相关关系
城镇化和工业化有着内在的联系。
工业化之所以对城镇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循环累积因果作用的结果。
根据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的经济规律所驱使，导致人口与资本不断向城市聚集，同时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加速城镇发展，从而使城镇化与工业化，乃至非农产业的关系，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
为了实证我国建国以来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分别运用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不同的指标，测算了不同时间段全国和陕西城镇化与工业化指标的皮尔森相关系数（见表1）。
从全国数据来看，表1显示：
（1）在每个时间段，非农产业增加值与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与城镇化相关度都高于工业和第二产业相关指标与城镇化的相关度。
（2）改革开放前，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拉动较为明显，1952-1977年城镇人口比重与工业增加值占比的相关系数高达0.757。
（3）1978-2012年二者相关度甚至为负。
（4）改革开放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非农就业占比与城镇化的相关度提高至0.9以上，高于工业增加值占比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与城镇化的相关度。
从陕西看，表1显示：
陕西省城镇人口占比与工业化的相关度要高于非农人口占比与工业化的相关系数。
表1全国和陕西城镇化与工业化指标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全国
陕西
城镇人口占比
城镇人口占比
非农人口占比
1952-2012年
1952-1977年
1978-2012年
2000-2012年
工业增加值占比
0.511
0.757
-0.034
0.947
0.878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0.591
0.734
0.329
0.911
0.847
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
0.924
0.783
0.949
0.891
0.811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0.828
0.276
0.901
0.944
0.984
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占比
0.939
0.375
0.978
0.986
0.936
（二）钱—塞“发展型式”的城镇化与工业化阶段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M.塞尔奎因在1975年提出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模型（简称钱-塞发展模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历程是一个由紧密到松弛的发展过程，发展之初的城镇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在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共同达到13%左右的水平以后，城镇化开始加速发展并明显超过工业化。
到工业化后期，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工业化对城镇化的贡献作用也由此开始表现为逐渐减弱的趋势。
2011年全国人均GDP美元为5447美元，城镇人口比重为51.27%，制造业占GDP比重为32.5%，工业劳动力份额为18.7%（2010年人口普查数），根据钱-塞“发展型式”判断，人均GDP处于钱—塞“发展型式”第6阶段向第7阶段过渡时期，工业化处于第6-7阶段，而城镇化处于第5-6阶段，特别是工业劳动力份额较为偏低，仅处于第3-4阶段，总体看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2011年陕西人均GDP换算为美元达5181美元，城镇人口比重为47.3%，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22.1%，工业劳动力份额为17%，根据钱-塞“发展型式”判断，陕西人均GDP较为超前，处于6-7阶段，基本与全国同步，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整体低于全国，工业化处于低3阶段向第4阶段过渡时期，城镇化接近第5阶段，工业劳动力份额偏低的特征与全国表现一致。
总体看，陕西工业化明显滞后于城镇化，但这结论是基于用制造业占比衡量工业化得出的，而陕西的工业结构是以能源化工为主，占到工业的六成，所以这个结论有待进一步论证。
表2钱—塞“发展型式”的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级次
人均GNP
（2011年美元）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制造业占GDP的比重（%）
工业劳动力份额（%）
1
小于875
12.8
12.5
7.8
2
875
22
14.9
9.1
3
1750
36.2
21.5
16.4
4
2625
43.9
25.1
20.6
5
3500
49
27.6
23.5
6
4375
52.7
29.4
25.8
7
7000
60.1
33.1
30.3
8
8750
63.4
34.7
32.5
9
大于8750
65.8
37.9
36.8
注：
1.表中人均GNP数据是将原表中1964年价的数据按照钱纳里、赛尔奎因结合分析师刘禹平计算的分阶段换算因子，计算出1964-2011年换算因子为8.75，进行了换算；2.资料来源:
H.钱纳里，M.塞尔昆.发展型式（1950-1970）.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68.
（三）基于IU与NU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对比关系
在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中，经常用到IU和NU这两个比率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展关系。
IU指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指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与城镇化率的比值。
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左右，可以认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如果IU比明显小于0.5，而NU比明显小于1.2，则说明不仅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几乎全部集中在城镇地区，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人口也集中在城镇地区。
这种情形说明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超前发展了，会出现过度城镇化的态势。
其表现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地区，而城镇地区又无充足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过度膨胀的城镇可能会出现大量贫民窟。
如果IU比明显大于0.5，而NU比明显大于1.2，则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这种情形说明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的发展是滞后了，表明城镇化发展不足。
图3基于IU与NU的全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
从全国看，IU比明显大于0.5，而NU比明显大于1.2，表明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而言，我国的城镇化比较滞后。
但分阶段而言，IU比逐步向0.5值趋近，NU比也在向1.2值趋近，说明城镇化进程加快，滞后的状况在逐步改善。
而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在逐渐改善。
从陕西看，2000年以来，尽管城镇化发展仍显滞后，但总体而言，陕西城镇化与工业化比较协调。
近年来，特别是“十一五”时期，工业快速发展，但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协调性有所下降。
2012年，陕西IU和NU分别为0.68和1.23。
表3陕西城镇化与工业化对比关系表
年份
I
N
U
IU
NU
2000
16.5
44.3
32.27
0.51
1.4
2001
16.7
44.3
33.62
0.50
1.3
2002
16.5
46.5
34.63
0.48
1.3
2003
19.0
47.9
35.54
0.54
1.3
2004
17.2
50.3
36.35
0.47
1.4
2005
18.6
51.6
37.24
0.50
1.4
2006
18.6
51.9
39.12
0.48
1.3
2007
19.6
53.7
40.61
0.48
1.3
2008
20.3
55.4
42.09
0.48
1.3
2009
23.5
57.5
43.49
0.54
1.3
2010
27.0
58.7
45.70
0.59
1.3
2011
28.4
60.0
47.30
0.60
1.3
2012
33.9
61.4
50.02
0.68
1.2
注：
表中I为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N为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之和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U为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IU=I/U；NU=N/U。
三、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基于上文相关分析结果，本文将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模型，采用城镇化率（CZH）、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FNCY）和非农就业占比（FNJY），测定城镇化和工业化相互间影响的具体数量关系，同时，分别考察产业非农化、就业非农化对城镇化是否具有动态的拉动效应，以及拉动作用的强弱。
时间序列选取1978-2012年，由于陕西相关数据的时间序列太短，不适合建模，所以只用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工业化对城镇化拉动是否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本文对自变量进行滞后0-5期的滞后分布处理。
由于线性滞后分布回归模型的构建，涉及多个滞后分布的自变量，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会有偏差，会产生过度拟合问题，因此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滞后变量的筛选和参数估计，提高纳入变量的显著性和模型的稳定性。
模型检验：
对每个模型均进行表明因变量与自变量相关关系的判定系数R2、拟合优度的F检验和参数的T检验，以及说明模型回归效果的残差平方根（RootMSE）检验，检验结果附在每个模型下方，参数T检验结果数值见系数下方括号中。
（一）产业非农化对城镇化的拉动
产业非农化与城镇化之间是相互依存和促进的关系，但是用产业非农化率来解释城镇化率的演变时，还应考虑城镇化率自身的传导效应。
现用1978-2012年的城镇化率CZH为因变量，分别用t，t-1，…t-5年的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FNCY和t-1年的城镇化率CZH为自变量，用逐步回归法估计的回归模型
（1）如下：
CZHt=-11.1672+0.9019CZHt-1+0.1955FNCYt-4
（0.2015）（0.0221）（0.0342）
R2=0.9995F=18389.55RM=0.19182
模型通过统计检验，从模型看，1978-2012年间，产业非农化率对城镇化率具有显著正向领先带动作用，领先期为4年。
（二）就业非农化对城镇化的拉动
就业非农化与城镇化之间也是相互依存和促进的关系，城镇化带来的就业问题，只能通过提高非农就业化率来解决，但是城镇化并不仅仅是就业非农化问题，因此构建经济计量模型时，除了用就业非农化率作为自变量外，还引入上年城镇化率作为自变量，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
现用1978-2012年的城镇化率CZH为因变量，分别用t，t-1，…t-5年的非农就业人员占比FNJY和t-1年的城镇化率CZH为自变量，用逐步回归法估计的回归模型
（2）如下：
CZHt=-1.5917+0.9512CZHt-1+0.0936FNJYt-3
（0.6958）（0.0257）（0.0315）
R2=0.9991F=9726.74RM=0.26369
模型通过统计检验，这意味着1978-2012年期间，就业非农化率对城镇化率具有显著正向领先作用，领先期为3年。
（三）产业非农化和就业非农化对城镇化的联合带动
以上两个模型表明产业非农化和就业非农化对城镇化率均具有明显正向领先带动作用，同时城镇化还具有自身发展规律和自传导效应，但在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第三产业占比会大幅提高，因此应该对产业非农化和就业非农化对城镇化的联合拉动进行拟合。
现用1978-2012年的城镇化率CZH为因变量，分别用t，t-1，…t-5年的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FNCY和非农就业人员占比FNJY和t-1年的城镇化率CZH为自变量，用逐步回归法估计的非农产业和非农就业联合带动城镇化的回归模型（3）如下：
CZHt=-11.1455+0.8644CZHt-1+0.1722FNCYt-4+0.0665FNJYt-3
（1.5470）（0.0198）（0.027）（0.0181）
R2=0.9997F=20802.22RM=0.14727
模型通过统计检验，拟合优度较高，从模型看，产业非农化和就业非农化对城镇化的联合拉动具有正向领先作用，领先期与模型
（1）和
（2）一致，只是拉动系数小于单独作用拉动系数。
从模型可以看出，产业非农化与就业非农化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相比，产业非农化具有更强的拉动作用。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单独就非农产业和非农就业对城镇化的拉动看，非农就业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为0.0936，相当于非农产0.1955的47.9%；二者联合拉动城镇化的模型显示，非农就业的拉动作用为0.0665，相当于非农产业0.1722的38.6%。
非农就业的回归系数均小于0.2，表明非农就业没有充分转化成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也是我国城镇化滞后工业化的重要原因。
结合回归系数来看，非农就业对城镇化的回归系数不足0.2，远低于非农产业对城镇化的0.9的回归系数，同时非农就业比重和非农产业比重与城镇化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78和0.949，非农就业比重与城镇化表现出更高的相关度，但回归系数却比较低。
这充分表明，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是非农就业不能充分转化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即本应该通过非农产业发展成为城镇居民的人口，在现有的财税、土地、户籍、住房及社会保障福利等制度方面的限制，使得部分人群不得不长期成为在城镇就业而居住在农村的“候鸟型”人群，削弱了工业对城镇化的拉动力。
四、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城镇化发展动力。
要尽快研究落实跨省农民工落户的成本分摊机制，推动重点人群的落户。
这不仅包括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家庭，也包括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
要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划分方式，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要着重围绕农民工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台相关方案。
要扩大农民社保覆盖率、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着力争取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二）加强要素聚集，强化产业升级，提升工业化发展活力。
要抓住我国经济转型、扩大内需的有利时机，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为依托，加大工作力度，积极争取在新一轮产业分工中，全面提高城镇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努力扩大中心城镇和镇域经济的总量。
培育发展各个城镇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骨干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用区域发展政策指导城镇空间布局、产业分工和资源配置，避免趋同发展、低水平竞争。
以新型工业为主导，以工业园区为支撑，加速产业集聚，调优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高附加值、无污染、低耗能、节水型工业，要大力发展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
（三）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
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加快二者深度融合，需要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积极探索统筹城乡发展新机制，以城乡互动发展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
统筹城乡是综合运用和合理配置城乡资源、有效激发城乡发展活力促进工业化、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合理配置资源，有效激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活力。
完善小城镇配套设施，做好城市交通建设规划，建立完善城市交通网络。
科学规划和建设教育、医疗、文化等公益设施，合理布局服务设施，城镇聚集、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全面提升新型城镇的综合承载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深度融合。
总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也是一项需要不断深入研究探索的重大课题。
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注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推进，稳步推进城镇化及工业化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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