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比较文学与20世纪西方文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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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比较文学与20世纪西方文论
20世纪的西方文化是以理论的空前发达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学领域也是如此。
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前所未有的相互渗透、相互启发和相互影响，造成各种文论派别竞相涌现，各领风骚几十年。
一方面，各种新观念、新方法、新探索都不约而同地在文学领域找到施展的天地，另一方面，不少文论家也自觉从其他学科获取养分，使得文学研究的方法和层面日益丰富。
这些新文论从70年代以来，纷纷涌入比较文学营地，对比较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新的“危机”论不断出现；同时，由于新文论的影响，比较文学的原有研究领域也发生了全面的深化与拓展，这些都造成了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
鉴于新文论的派别过于繁杂，具体研究更是头绪万千，我们无法、也无力对此一一加以介绍，只能略加阐述。
接受美学、原型理论和心理学文论因在前面章节中有所叙述，故此处不再讨论。
第一节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
一泛理论，还是比较文学?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前任主席吉列斯比教授在他原拟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深圳年会（1985年）上讲演的文章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大的文化范围内出现了五个不断加深的趋势，即：
加速打破了文学理论甚至某些批评实践的国界；文学史的声望严重衰落；反对作家传记研究以及只重文本研究的做法；文学研究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滚滚地接近文学哲学研究的发展总趋势。
（美）吉列斯比.西方比较研究的新趋势.董存、孙景尧译.杨周翰校.见：
孙景尧编.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桂林：
漓江出版社，1987.2这里的“文学哲学”一词显然是指20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在这篇报告中，吉列斯比加以介绍的也全部是这种理论。
70年代以来，五花八门的新文论纷纷在各种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登场亮相，时至今日，已造成严重的“喧宾夺主”的局面。
在不少人心目中，比较文学不仅变成一个陈旧过时的学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倡导新文论研究的比较文学家在批评韦勒克等人的态度与表现上，正好与40年前韦勒克等人攻击法国学派的做法如出一辙），而且，各种新文论还在大学课堂上居于支配地位，使得比较文学系在国别语文系面前无法保持以往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从而在规范化建设上削弱了它的存在基础，有的学校，如美国的罗切斯特大学和伊里诺斯大学甚至打算取消比较文学系。
新文论对比较文学的冲击与挑战，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仅仅在“空间”上将比较文学压在自己的“冰山”之下，即不是仅仅在数量上和课程设置上占居优势，更重要的是，它在内在品格、研究旨趣和致知方法等方面已与早期的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
首先，新文论大都业已自成体系，并独立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文本之外。
在这些文论家那里，文学理论和批评不是依附于文本的次要存在，而是与作家的创作同样重要并具有独立品格的另一种创造。
新文论非但无须具体文本的检验，相反还是检验文本是“可读”（lisible）还是“不可读”（illisible）的依据。
（法）巴特.S/Z（1970）.转引自：
（美）阿布拉姆斯著.文学术语汇纂.美国：
HRW出版公司，1988.247这样，文本意义的赋予者就不再是传统所认为的作家和文本，而是批评家和读者。
在很多情况下，文本成了文论家随意截取的对象，文学自身的整体特征被严重地忽视了。
其次，由于新文论的始作俑者大都并非文学理论家，而是具有各种别的身份（如胡塞尔之于现象学，伽达默尔之于解释学，列维—施特劳斯之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荣格之于原型理论，等等），新文论因此大都较为注重文学的“外部”因素，而对文学的“内部”因素则较为淡漠（按：
我们是在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上使用“外部”和“内部”的说法）。
即使是文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新文论派别，也多半从其他学科吸收了大量养分，如俄国形式主义之于语言学，巴赫金对话理论之于音乐，姚斯、易瑟尔的接受美学之于哲学，等等。
新文论关注文学“外部”的特征对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推波逐澜的作用。
第三，由于传统文学研究以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的做法已遭到普遍遗弃，读者成为新文论关注的中心和文本意义的施予者，因此，客观、普遍的文本原初意义也同时遭到否定，因为每一个读者都先天地受制于自己的“偏见”或“成见”，无法赋予文本以本真、不变的意义。
评价文本的标准，连同文本意义的评价本身一起滑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
第四，有的新文论的确如韦勒克等人所指责的，拒绝作为文本的道德审判官，对文本的好与坏进行价值评估，从而使文学理论与批评沉溺于各种可能的文字游戏和结构组合，“科学的”分析成了新文论家所追求的目标。
由于上述特点，对于新文论本身的研究被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称为“泛理论”。
很显然，泛理论对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僭越：
第一，它使得超越国界、语界或文化界限的要求不再是必需的条件了；第二，它使得“比较”一词成为累赘；第三，它使得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色彩大大淡化，研究的内容不再关注文本自身的内在关联，而是更着重从抽象到抽象的“玄学”演绎或者进行纯粹的“语境化”，使文学文本成为“文化研究”的试验对象。
如果把新文论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阵营，那么，比较文学的学科规范就必须加以重新审视。
这样一来，20世纪西方文论在比较文学中的归属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新文论研究到底是一种泛理论呢，还是本质上属于比较文学?
目前学界对它的态度大抵不外乎三种情况：
一是表示否定和拒绝，代表人物有比较文学耆宿韦勒克、雷马克等人；二是持全盘接纳的立场，代表人物有佛克玛、迈纳、吉列斯比等人；三是将新文论视为比较文学的方法和工具，但它本身不属于比较文学研究。
这种观点在我国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
我国比较文学界一般对新文论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主要原因是：
第一，20世纪西方文论滋生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不能普遍适用于非西方的文化与文学；第二，这些文论天然地带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因素，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同时也就意味着对非西方文化与文学特点的忽视；第三，有些新文论已自成一体，游离于文学文本之外，对于它们的研究会使比较文学不成其为“文学”研究。
然而，无视新文论对比较文学的影响或者有意抗拒这种影响，这对新文论是不公正的，而拒绝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新文论研究的倡导者佛克玛、迈纳和吉列斯比还先后担任了最近三届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说明这种研究在比较文学界的地位是非同小可的。
我们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化解”派别众多、观点各异的20世纪西方文论，将“危机”变成“转机”，从而推进比较文学研究的全面深化：
一是将新文论研究本身纳入比较文学领域，这首先是因为20世纪的西方文论具有一个世界化的文化背景，而且大都体现了这个世界化时代的文化与文学研究特点，这是它与19世纪文论的重要区别；其次，理论的天性就在于寻找共同“文心”，至于这些“文心”是否具有普适性，症结在于研究者个人，而不在于理论研究本身。
再次，20世纪西方文论不同于19世纪文论的另一个表征是，前者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说，我们可以把新文论分别纳入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研究之中，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文化等等。
这样，在对两种西方文论进行语境化的同时，也应该有所区别地加以对待。
不过，由于新文论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西方特征，因此，我们认为，在将其纳入比较文学营垒的时候，也应该提出一些要求，即新文论研究的落脚点必须最终落实到文学之上以及新文论研究者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能够将多种文论体系收揽一怀，互为参照。
“化解”新文论的另一方面就是吸取它的诸种观念和方法，促进比较文学已有研究领域的深入开展，这一点我们另作阐述。
二新文论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化
正如不少学者所谈到的，新文论在数量上使得各种比较文学的学术讨论“玄学化”了，但它对于比较文学的影响并不仅仅囿于新文论自身，而是经过不少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得原有的研究领域也日益“理论化”了，从而造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普遍深化。
在影响研究领域，从六七十年代开始，人们普遍抛弃了仅仅从外部清理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的表层事实及其“经过线路”的做法，而把目光转向对于影响原因的深层开掘，所运用的方法与手段则基本上来自20世纪西方文论。
其中，成果较为显著的有：
运用接受美学的观念和方法来重新审视文学“影响”与“接受”的关系，使得传统影响研究对事实联系进行单向清理的局面被根本改变。
人们认识到，影响的放送者与接受者其实处于一种双向互动的状态，共同决定影响的内涵与表现。
例如，屠格涅夫对郁达夫有重大影响，而对老舍、许地山则作用甚微，这一现象正说明影响的发生不仅受制于放送者，而且还决定于接受者；运用发生认识论原理并结合总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来探讨文学“影响”的发生学原因，从文化—心理层面来展现作家主体在文化碰撞中吸纳、拒斥或综合外来文学因素时的复杂表现；运用系统论的思想来探讨中西美学理论间的转型机制，使得影响的发生不仅在外部现象上一目了然，而且还在内在脉络上有章可循；运用符号学和接受美学来研究“异国形象”在接受国的流传、反响和变异，反观接受国的文化特征以及“影响”的发生规律；……总之，这些研究尝试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人手，一起造成了影响研究领域的全面深化与拓展。
在平行研究领域，人们普遍抛弃了在文学间进行表层比附和罗列同异的做法，而代之以各种全新的视角。
例如，在中西比较诗学领域，不少学者一方面进一步对中西诗学体系进行了求同索异的发掘和梳理，出版了一些很有份量的著作，另一方面，又借鉴新文论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中西诗学的相互阐发，如运用解释学的观念来重新诂释中西文学的意义生成方式，运用“解释的循环”来激活古代中国文论的内涵和特点，运用话语理论来探索中西诗学对话的共同中介，等等。
此外，在中外诗歌、中外小说、中外戏剧等研究领域，不少学者能够自觉从不同方面撷取新文论的方法作为切人点，从而为深入研究中外文学的复杂关系及其内在规律，开辟了许多新的空间。
在阐发研究领域，人们对新文论的运用更加显著和普遍。
如有人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来重新诠释薛仁贵——薛丁山——柳迎春的三角冲突，有人用新批评的细读法来研究杜甫《秋兴》的语言结构特征，有人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主题……尽管有的研究（特别是早期的此类研究）脱离了文化传统等其他因素来应用西方文论，从而在结论上显得有些生硬牵强，但是大多数研究仍然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阐发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形成时间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叶，从二三十年代开始编撰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实大都是用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整合”中国文学与文论，从而使后者的固有特点未能得到充分显示和表达。
有鉴于此，80年代以来，我国不少学者才提出“双向阐发”的观点，试图以此来补救单向阐发的偏颇与片面。
在跨学科研究领域，新文论的影响与启发同样表现得十分显著，如前所述，大多数新文论本身就是文学与其他学科交互作用下的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新文论是其他学科知识在文学领域的贯彻和应用，这样，新文论实际上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引入了许多新的内容。
总之，新文论对比较文学的已有领域所造成的深化与突破是十分全面的，这是它对比较文学学科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第二节比较文学与语言学文论
比较文学与语言学文论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可以说，20世纪杰出的比较文学学者、文艺理论家无不精通语言学文论，而且，语言学文论的书籍也是琳琅满目，如卡勒的《结构主义》、《预设与互文性》，杰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克里丝蒂娃的《诗学语言的革命》，托多罗夫的《文学和所指》、《话语的风格》，让·托马斯的《话语产品的语言学》，布伦菲尔德的《文体学与文学理论》，斯丹尼的《如何同奥斯汀和塞尔以言语行事：
言语行为理论和文学批评》，等等。
这些作品大大丰富了文学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
在探讨本章时，我们有必要对“语言”做出系统和层次的描述，从而更好地说明语言学和文论的问题。
下面我们用一个图表来加以说明。
CommunicationHumancommunicationLanguageSpeech尽管上图更具有语言学的色彩，但它能从某个侧面说明我们要论证的东西。
在传统的语言研究上，speech代替的是个性言语的产品，是一个完成的产品。
而language则指的是语言，代表一个语言系统，一个人对语言的掌握能力可在其中得以体现。
到了第三级，人类交际，其含义就十分宽广，它不仅包含文字的、声音的，还包含表情的，乃至一切能以符号表达言语意义的东西，如面部表情、一朵鲜花、一组画面等等。
在所有这些因素中，语境又是极为重要的，任何交际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得到体现。
这些等级反映了20世纪语言研究的多层次和发展趋势，也从不同侧面影响了世界文论的走向及比较文学的追求。
在探讨语言行为和语言符号的作用时，有几位语言学家对当今文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早在19世纪，洪堡特就对语言作过精彩的论述。
他认为：
从实质上看，语言是较为稳定的，然而在每一瞬间又是短暂的，即使是文字对它的保存也不过是一种不完全的、木乃伊似的存放，它需要人们在行动的朗读中加以形象化。
语言本身不是作品，而是一种能力。
它真正的定义必须表达出生成性，因为它是永远在重复之中的精神劳动。
洪堡特指出，语言可与一庞大组织相比较，该组织中的每一部分与另一部分，所有的部分与整体，处于一种大体可辨的关系之中。
洪堡特区分了语言与话语。
他认为语言作为其产品的总体，是与每次所讲的话有区别的。
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而每个人都有一种特写的语言，因此人们必须研究每个人实际所说的言语和说话方式。
洪堡特还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他被认为是19世纪世界语言哲学和理论哲学的创始人，对20世纪的语言学影响颇大。
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是20世纪极为重要的思想家，索绪尔以二分法对语言学研究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区分。
例如，他区分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强调研究前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他认为，语言基本上是共时的，没有共时就谈不上有历时，这一方法与传统的语言研究背道而驰，在方法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对共时语言的研究中，他把语言看作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并进一步区分了语言和言语。
前者是社会心理的实体，而后者则是个人的行为。
这后来被英国语言学家进一步阐述为：
前者是语言能力，后者是语言的实际表达。
这二者的区分使现代语言学根本不同于以言语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语言学。
索绪尔还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是由有各种关系的成分构成的系统，其关系可分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这两种关系说明了符号与符号结构，组成了一个符号系统。
除上述三对概念外，索绪尔还区分了“所指”和“能指”。
这是一个符号实体的两方面，它涉及内容与表达、意义与形式、事物与名称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阐明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性。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重大的，这在我们后来要谈的语言学文论中可以体现出来。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铭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
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逊可谓在语言学与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他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进行了发展，对语言的功能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这一分析具有辩证的和动态的、历史的和进化的、目的论和现实的、普遍性和美学的特点。
他是这样来区分结构主义和结构分析的：
前者是一种哲学，根据这种哲学，构成“系列”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这些物体间的关系；后者指的是对一系列事物特有关系的描述，语言发展规律历史地朝向一个目的，其次序只能是与系统的规律相符合。
语言的发展之所以是目的论和现实的，是因为它依赖于语言使用者追求的受自我调节规律支配的多种功能。
语言目的论结构与语言的区分特征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超越或创造，而且还是心理上的现实。
他把“不变”与“变化”，“普遍”与“特殊”结合起来，认为蕴含普遍现象是“变化”的不变规律。
他根据一般符号学原理，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以及比勒的语言哲学、信息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语言功能模式。
论述这些功能需要精确地考查所有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交际中的构成要素：
发话人需要将信息传给受话人；信息要起作用，就需要一个它所指向的环境，而这一环境又必须是受话人可以知的，能用言语表述的；交际需要语码，这语码必须是发话人和受话人所完全或部分共有的；最后，交际还需要接触，即发话与受话人之间的物理上的或心理上的联系，使双方进入并进而进行交际。
雅各布逊用下图来表述由上述六种因素所决定的六种功能：
语境（参照性功能）信息（诗性功能）发话人（表情功能）受话人（意动功能）接触（交往功能）语码（无语言功能）
指向发话人的是表情功能，目标是直接表达说话者对他正在说的事情的态度。
表情功能在某种程度上给话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层次上增添风趣。
语言的表情功能可传递明显的信息，如可指示愤怒或讥讽的态度。
言语的纯“表情”层可体现于感叹词。
英语中yes的不同发音［ｊｓ］［ｊｓ］传递的是不同的信息。
指向受话人的是意动功能，在语法上的纯表现是呼唤词和祈使语气动词。
这两类词与其它名词性、动词性范畴在句法、形法上乃至音位上都有区别。
指向语境的是参照性功能，其主要任务是传达无数的信息。
指向接触的是交往功能，其目的是建立、维持或中断交际，表现形式可以有仪式化的俗套语或寒暄。
如两个陌生人在等公共汽车，其中一个可能说“今天天气还不错”，以此打破尴尬的局面。
又如某人在检查渠道是否畅通时说：
“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或吸引听话者注意时说“你在听吗?
”。
此功能是能说话的鸟类与人类交流时唯一共有的功能，也是幼儿首先习得的语言功能。
指向信息的是诗性功能，即为信息而集中注意力于信息上。
要富有成效地研究诗性功能就得与语言的一般问题相联系，反之，要详尽地研究语言，就得全面考虑其诗性功能。
将诗性功能的范围缩小为诗歌或将诗歌局限于诗性功能的企图都是错误的，这样做就使问题简单化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
指向语码的是元语言功能，即用来谈论言语代码本身而不是语言外的东西。
元语言的运作是实现言语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要发话人和／或受话人需要查看他们是否在使用共同的语码，言语就发挥元语言功能。
在任何特定语言的实际语料中固定地使用元语言的替换，为描写和分析词汇意义、语法意义提供了基础。
元语言的运用在儿童学习母语并最后掌握母语的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没有元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进一步学会各种语言是不可能的。
元语言崩溃是言语障碍的实质。
可以说，把元语言作为语言学最深入的问题加以研究乃是当务之急。
我们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任何言语信息在选择和组合构成时都要求特定的语码，因而暗含着一系列潜在的元语言运作。
上述图解中，意义并非一个从发话人通向受话人的稳定不变的实体。
相反，语言的六因素在传递过程中永远不会处于平衡状态，总是有占支配地位的因素。
在某一情况下，其中一种因素可能居支配地位，而情况发生变化时，另一种因素又会居支配地位，这是语言本质使然。
罗选民.传统与革新：
语言学家雅各布逊.见：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1.5～6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20
一诗学的语言：
俄国形式主义
诗学的语言思想源于俄国形式主义，到罗曼·雅各布逊发展到顶峰。
在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看来，文学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是它与其它事物的差异。
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动作还是言谈都可能因其太为我们所熟悉而深入无意识领域，如步行，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反之，舞蹈，一种被感知的步行，能唤起我们对其步伐的注意，因为它具有新颖感，它对于步行来说，是一种陌生化。
他进而指出：
语言也有同样的情况。
日常言谈中，字音是无意识发出的，犹如从机器中抛出的一块块巧克力，其目的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传达信息，其表达形式可以明白易懂。
艺术语言则不然。
它们对实用语言进行阻挠，歪曲，变形，使得普通词语在诗歌中变得分外注目，异常突出，这就是“陌生化”。
文学可以更新我们对生活和经验的感觉，把我们熟悉的事物“陌生化”。
杰弗森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包华富等译.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6波莫斯卡等.语言、诗歌与诗学.穆通出版公司，1987.98雅各布逊.文选第二卷.穆通出版公司，1971.217雅各布逊.对话录.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3.116
二梦的语言：
精神分析学
精神分析家们认为，文学作品的目的和做梦的目的一样，都是为隐秘地满足人们潜在意识中的在幼儿时期遭到禁止的欲望。
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诗人与幻想》一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
他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归纳：
（1）作家创作的动因是幻想，是受到压抑的愿望在无意识中的实现；
（2）作家的创作总是对过去的，特别是儿童时期受压抑的体验的回忆；（3）每部作品都有一场幻想，其中的主角归根到底是“自我”。
因此，通过详细研究文本的各种作用，就可从中了解到创作者的心理。
由此，作品的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成为了批评家所讨论的中心问题。
心理分析与语言的相关性则可以从它本身的语言性和对拟语言结构的研究上体现出来。
首先，心理分析学本身是一种“讲述疗法”。
这种讲述正是语言性的，即一种凭借“文本”而展开的对话活动。
其次，心理分析学的对象“梦”并不单纯梦见视觉意象，而总是“梦见”词语，即一种以“化装”形式暂时隐蔽起来的无意识活动；最后，梦虽然伴随或包含语言活动，但它比一般语言的活动“更多”和更复杂。
要揭示这种复杂性，还得从语言中寻找，这就是心理分析学所谓的“拟语言”。
它像语言一样有自己的结构和语法。
梦的语言结构与语法，正是心理分析家所致力求索的。
拉康根据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传统的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新的审视。
他认为本能性潜意识并不先于语言，潜意识是语言的产物，它同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潜意识只是语言对愿望加以组织的结果。
他重视的不是作者要表达的意义，而是读者在文本中发掘作者的意义。
潜意识也是一个完整的语言结构，这是拉康对弗洛伊德学说的重大发展。
王一川.语言的乌托邦.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59参见：
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85
三文本的颠覆：
解构主义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评是以逻各斯中心这一概念作为突破口的。
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词既泛指一切以某种外在的参照点为“中心”的思想形式，也专指“逻各斯”（词语）中心理论。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对西方经典美学所据以建立的形而上学基础一种更加激烈的批判。
因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总是假定语言从属于它以外的某种不变的存在和观念本质，如生命力、真理、先验性、意识等等，这无疑把语言从属于理性，把形式从属于内容。
德里达认为，这种重观念而轻语言媒介的形而上学传统必须摧毁，而代之以语言本身的重要地位。
恰好是这样一来，在结构中主要或次要的对立关系的传统价值意义就可被颠倒过来，如言谈与书写、存在与非存在、发声与沉默、名与实、本质与表象、所指与能指等。
从此，解构主义就可以根据这一理论而专注于能指符号的研究，而无须顾及语言系统之外的实际世界。
对结构主义批评理论起到解构作用的还有一位学者，从保加利亚移居法国的朱丽娅·克里丝蒂娃。
她关注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意义，即主体在语言中的位置。
她从特定的语境中去考察意义的构成及其受社会结构的制约作用，提出了“互文性”的观点。
所谓“互文性”指的是本文不是孤立的，而是由它以前的本文遗迹或记忆而形成的。
互文性宛如一张文本的网络，从此而产生的语义成分总是超越本文而指向先前本文，同时又维系着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本。
传统即是创新，创新也是传统，文学从本质上是一种改写，这是互文性给人们的启示。
四对话的喧声：
语言中心模式
语言中心模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学派，由一批在20年代初自俄国形式主义运动末期起开始活动的苏联学者组成的。
他们在文艺思想上既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物质中介，人们依靠它而在社会中相互影响。
意识形态是由语言以语言符号的形成而构成的。
在巴赫金的研究中，语言的单位不是单个的讲话或句子成分，而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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